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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一张图胜过千言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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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图形表示的价值观体系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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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教授想要测试其有关人脑如何工作的理论时，他们经常会组织自己的学生作为志愿者，向他们提问——不过心理学家自己也经常承认，他们的学生都属于WEIRD群体。心理学术语WEIRD是西方（Western）、受过教育（Educated）、工业化（Industrialized）、富有（Rich）和民主派（Democratic）的首字母缩写；一言以蔽之，它是指完全准备好适应因达斯特里亚的那些人（讽世者甚至会说，大学的全部意义就是确保学生在毕业时体面地归属于WEIRD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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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近代史近30年，我最有体会的事情之一便是，学生们往往会觉得阿格拉里亚及其价值观很难理解，遑论热爱。相反，在这些WEIRD年轻人看来，觅食者及其价值观倒是颇有魅力。当然，世事总有例外；觅食者的行为有时很像野蛮人，而像古雅典这样的贸易城邦却能引起共鸣，至少在我们开始讨论奴隶制和对妇女的压迫之前，大体如此。但总体而言，我们在《尼萨》（人类学家玛乔丽·肖斯塔克所著的一位昆申人妇女的传记，在第二章提到过）一书中读到的那些觅食者很像我们会在监狱里碰到的人，而11世纪史诗《罗兰之歌》[31]中的人看起来更像是来自外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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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我在1996年有过一次特别有趣的经历。那是我在斯坦福任教第一年即将结束之时，我办了一次主题为古代和现代奴隶制的本科生研讨会。有一天在课堂上，得知几位学生的祖先——高祖（四世祖）或天祖（五世祖）——在美国南北战争前曾是南方各州的奴隶主。我的学生无一例外都认为奴隶制是邪恶的。但是，当我问到他们是否认为自己的亲戚在道德方面落后于时代时，他们大都看上去不大自在，而且就这个问题闪烁其词。随着讨论的扩大，班里的其他学生也提出了他们的解释。有些人认为，拥有奴隶的亲戚或许知道奴隶制是错的，因而他们都是伪君子。又或许奴隶制根本就没有错，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两种观点让同学们更不自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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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辩论本来就是学术性的，其结论不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但有时农耕者和化石燃料使用者会因为无法理解对方的价值观而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2012年10月9日，就在我开始最终形成本书的系列讲座之前一个星期，巴基斯坦西北地区的一个男人爬上一辆校车，问马拉拉·尤萨夫扎伊[32]是否在车上，然后拔出一把柯尔特45式手枪，对着这个16岁女孩的脸部扣动了扳机。塔利班的一名发言人说马拉拉的罪行是：“亲西方，抨击塔利班，还说奥巴马总统是她理想的领导人。”当时尤萨夫扎伊并没有死，塔利班发誓要再次刺杀她（还要杀了她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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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普林斯顿讲座之后，这次枪击事件被讨论了好几次。对于因达斯特里亚的WEIRD归化居民（我怀疑世上没有比普林斯顿更WEIRD的地方了）来说，这次刺杀企图的唯一解释，似乎是塔利班对其深刻的道德缺失感到心虚。女人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世界也需要受过教育的女人。尤萨夫扎伊的博客以及对塔利班禁止女孩上学的抗议，在那次袭击之前就已经让她成了一个女英雄。德斯蒙德·图图[33]大主教提名她为国际儿童和平奖的候选人，巴基斯坦致力于现代化的总理也授予她该国的国家青年和平奖。那次遇袭之后，尤萨夫扎伊成为诺贝尔和平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塔利班刺杀她的行为的确践踏了最高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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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塔利班的视角显然有云泥之别。他们关于阿格拉里亚价值观的强硬版本强调女性要服从，人要尊重神灵认可的政治权威，以及使用暴力是正义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尤萨夫扎伊似乎才是那个践踏最高价值观的人。持这种看法的可不只塔利班：2014年4~6月期间，正当我完成本章写作之时，宗教极端组织“博科圣地”[34]，（豪萨[35]语名称，大意是“西方教育是邪恶的”）在尼日利亚绑架了逾250名女学生。在2009年的一次采访中，该组织的创始人说，其使命是拒绝民主和现代教育（尤其是进化论和地球是圆的这些思想），实施宗教法，回归传统的性别角色。一个发言人说，被绑架的女孩们应该结婚而非上学，他还说，针对她们犯下的罪行，理应将其卖身为奴作为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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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章提到的阿格拉里亚世界中，人们很可能会认为塔利班和博科圣地很极端，乃至误入了歧途，却并非邪恶组织。一万年来，农业社会经常使用暴力来制止或惩罚对神圣秩序的公然对抗，其中很多可要比尤萨夫扎伊的行为轻得多。就连开明的雅典人也在公元前399年处死了苏格拉底，罪行是腐蚀年轻人和信仰本城不信仰的神灵。博科圣地和塔利班依照阿格拉里亚的规则行事，并依照相应的规则来解释公正、尊重和正派等经过生物演化的人类价值观。关于应该暴力惩罚想上学的女孩这一点，他们丝毫没有道德败坏的心虚，但他们的确落后于时代了——就像乔治先生一样，只不过乔治先生要温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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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需要塔利班式价值观的时代如今早已逝去。近两百年来，坚持阿格拉里亚价值观的社会几近灭绝，随着工业化的无情扩张，最后的抵抗者也会消亡。WEIRD将继承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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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本书第二章到第四章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能够解释我在1982年在阿西罗斯遭遇的文化冲击的，是自冰河期以来人类价值观的剧烈演变，推动这种演变的并不是生物变化（动物人在近15 000年来实际发生的变化很小），而是人类的能量获取体系的演变以及这些体系所要求的社会组织类型。不过，我还没有解释为何会发生这种能量、组织和价值观的剧烈共同演变，也没有提出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随着能量获取体系和组织结构的持续演变，人类价值观未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下一章会讨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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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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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他的《人口学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1798）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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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01—1985），俄裔美国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对经济发展不均衡状况随时间的变化规律进行研究，提出了“库兹涅茨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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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杰里米·格林伍德（Jeremy Greenwood），美国宏观经济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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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阿南特·塞沙德里（Ananth Seshadri），印裔美国经济学家，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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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穆罕默德·耶吕克奥卢（Mehmet Yorukoglu），土耳其中央银行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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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杰弗里·瓦夫罗（Geoffrey Wawro，1960— ），北得克萨斯大学军事史教授。他的重点研究领域是从法国大革命到当前的现当代军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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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史蒂夫·布鲁斯（Steve Bruce，1954— ），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社会学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爱丁堡皇家学会院士，在现代世界的宗教性质和宗教与政治的联系方面颇有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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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托马斯·雷恩巴勒（Thomas Rainsborough，1610—1648），英国内战时期的著名代表人物，也是（议会派）新模范军成员之间关于国会组成的普特尼辩论的主要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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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德国犹太人法理学家和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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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1953— ），塞尔维亚裔美国经济学家，曾任职世界银行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发展和贫富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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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法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他是最早支持效益主义和动物权利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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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02—1991），出生于波兰华沙的美国籍犹太裔小说家，使用意第绪语写作，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作品深刻描绘了波兰和美国的犹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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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特雷布林卡灭绝营（Treblinka），“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一个灭绝营，位于当时德战区波兰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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