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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未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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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1世纪不断攀升的社会发展的保守预测（引自莫里斯，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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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拉斯科（Lascaux）洞窟壁画[15]到阁下阅读此书，社会发展在我的刻度尺上需要从4点左右上升到大约900点，但从2015~2103年，分数会再提高4 000点——相当于从冰河期以来上升分数的4倍以上，简直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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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能量获取从23万千卡/人/天跃升到超过100万，城市人口达到1.4亿（想象一下，把东京、墨西哥城、孟买、纽约、圣保罗、德里、上海和半个加尔各答合为一体），武器的发展使得现在的氢弹看起来像火绳枪，还有，很可能会有一场革命，改变了作为人类的意义所在。这张图表暗示着在接下来的100年，人性会发生更多的改变，人类价值观的变化将会超过此前10万年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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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听来夸张，那么请记住，近100年来我们身体发生的变化可算是已经超过了之前10万年的变化。从全球范围来看，当前的人类身高比此前任何时期普遍高4英寸[16]，寿命要长30年，体重高出50%。在罗马人或中国宋朝人看来，我们的世界多半像个魔法王国。各式各样的人通常都会利用科技来强身健体。地球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搞得到眼镜——这更不可思议了，而且在富国，激光外科手术让我们的视力变得完美，遗传外科手术则会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繁殖后代。300万人带着心脏起搏器四处走动，在2012年奥运会上，一位无腿男子参加了赛跑。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可以预期科技能够治好某些类型的失明，富国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将达到100岁，有实用价值的心灵感应将成为现实。科技发展源源不断地向生物学回馈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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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会把人类带向何方，速度有多快，谁也说不准。某些科技未来主义者预期，未来的这个世纪经历的进化跃进，在意义上和6亿年前从单细胞转变为多细胞生物不相上下，其中最有名的是谷歌公司的工程总监雷·库兹维尔（Ray Kurzweil）。他预计21世纪中叶不仅会出现能生成神经元级别人脑扫描图的强大扫描技术，还会出现性能强悍的超级计算机，足以让生物工程师把全球80亿~90亿人的扫描图全部上传并实时运行。库兹维尔认为这事实上相当于把全体人类合并为一个单一的超级生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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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维尔预计，最快到2045年，此类科技就会成为现实，但还有人比他更加乐观。主持人类大脑计划[17]的神经科学家亨利·马克拉姆[18]预测，在欧盟12亿欧元拨款的协助下，2020年前后，他就可以将人类与他们发明的机器合为一体。另一方面，很多批评家对此仍持怀疑态度。在2012年瑞士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一位不知其名的神经科学家在被问及马克拉姆的豪言时，直言不讳地告诉《自然》杂志：“那是胡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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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保险的做法可能就是两面下注了。神经科学家米格尔·尼科莱利[19]曾在2012年使用互联网把巴西的一只大鼠的脑子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只大鼠的脑子连接起来，让南美这只啮齿类动物移动北美大鼠的爪子，他认为库兹维尔的预言“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尼科莱利认为，扫描大脑并把它们在计算机平台上合并是不可能的。然而，他补充道，在大脑中嵌入微型计算机和互联网连接倒属可行，如此殊途同归，我们至少会取得库兹维尔预期的某些成果（分享思想、记忆和个性）。“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才能掌握正确的读心术，”2012年，扬·施努普（Jan Schnupp，在牛津大学担任神经科学讲座教授）对一家英国报纸如是说，不过“这只是时间问题，而非有无可能的问题……可以想象它在接下来的10年内就会变成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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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是为了证实此言，2014年1月，科学家们宣布日本神户的富士“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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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计算机成功模拟了人类大脑的活动，尽管试验仅限于大脑整个神经网络的1%的建模，并需要40分钟来计算人脑在1秒钟处理的问题。正如施努普所说，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然而，该项目的一位研究人员指出：“如果像‘京’超级计算机这样千万亿次级别的计算机如今能够描绘人脑网络的1%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应用百亿亿次级别的计算机就能做到单个神经细胞及其神经键水平上的全脑模拟，而百亿亿次级别的计算机很有希望在下一个10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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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预言家们以往的糟糕记录，所有这些预测结果可能都滑稽得不着边际，但如果要说2112年的人类和2012年坐在房间里听我主讲坦纳讲座的这些人明显属于同一种动物，这种预测可能就更不着边际了。如果能量获取继续飙升到100万千卡/人/天，那么，2112年后的人类——及其价值观——与我们的差别，将不会比我们与尼安德特人（及其价值观）的差别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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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都会应验的……当然，也可能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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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章提出了自冰河期以来的大转变——从觅食到农耕，再到化石燃料——发生的时间，是成功的社会达到其能量获取阶段所能实现的绝对极限，并实际参与了一场大自然的试验之时。在从觅食者转变为农夫时，这种情况发生了成千上万次，而在农耕者发现化石燃料时，则至少发生了5次（罗马、宋朝、莫卧儿王朝、清朝、早期现代欧洲）。人们未能革新其能量获取方式而陷入马尔萨斯式崩溃的实例自是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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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化石燃料是否和觅食及农耕一样，存在一个固有的绝对极限。近年来，这个问题引发了很大的政治争议，但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自1750年以来，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将1 000亿吨的碳排放到大气中，其中足有1/4是在2000~2010年排放的。2013年5月10日，大气中的碳含量一度达到百万分之四百的峰值，这是80万年来的最高水平。1910~1980年的平均气温上升了1.5℉[20]；史上最热的10年全都是在1998年之后；2014年更是气温最高的一年。如今人们仍在争论如果全球70亿人继续燃烧化石燃料并排放废物，会有什么后果（一条有关气候的罕见好消息声称，2002~2012年，全球平均气温实际上停止升高了），但压倒性多数的气候科学家认为，其结果不啻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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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每一次大崩溃（我们的史料可以回溯到4 000年之前，即公元前2200年左右阿卡德帝国和埃及古王国时期的崩溃）都有同样的5种力量牵扯其间：迁徙失控、国家失效、食物短缺、流行疾病，以及——尽管总是糅杂在其他因素之中，且作用大小无法预测——气候变化。就算是匆匆浏览一下新闻周刊都能看到，将我们送往世界末日的这5位骑师似乎个个蠢蠢欲动，准备在21世纪再次出场。对身处其间的人来说，过去的崩溃一般都恐怖至极，造成了数以百万的非正常死亡，生活标准下降，人类进入漫长的黑暗时代。罗马在公元后头几个世纪达到其能量获取的巅峰，此后过了1 000年，中国宋朝才再次与之平齐，又过了6个世纪，清朝、莫卧儿王朝和欧洲才三度达到相同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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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但21世纪的任何崩溃都会比这可怕得多。一方面，过去两万年来社会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自然界所进行试验的数目，这意味着我们如今基本上只有一个全球范围的试验，也只有一次成功的机会；再者，我们现在的失败方式是前所未有的。最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拥有核武器，而罗马人可没有。好消息是，如今全世界的核弹头数目只相当于1986年的1/20，但坏消息是，扩散的威胁已然失控，扩散以最快的速度沿着情报分析专家所称的“不稳定弧形地带”从中非直穿东亚。这一弧形地带聚集着世界上最贫困、治理最糟糕的国家，并可能比其他地区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我们如今尚不能乐观地预测，这个地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认为核战争是其最不坏的选择，何况只要强权国家还严重依赖这一地区的能量，我们就不能盲目乐观，说它们可以在——比方说——以色列和伊朗，印度和巴基斯坦，或者朝鲜及其打击范围内的任何国家之间的核冲突中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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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没有人知道这些可能性将会如何发展。但目前来看，我只需强调一点，即无论我们是飞腾至5 000点，还是崩溃于核冬天，21世纪的种种迹象都表明，能量获取和社会组织即将发生的改变，足以令现代人类进化成功以来的一切往事相形见绌。如果这的确是21世纪的现实，那么近两万年来的经验表明，人类价值观将发生同样天翻地覆的进化。一切自由化进程或许会进一步加速；或许还会走向反面。但无论发生什么，在2103年远未来临之前，我们不妨在表4–1中再加一列，即后化石燃料者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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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曾经开玩笑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怎么打，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在第四次大战中会用什么——石头。”科幻小说圈子里的人非常热衷的一个可能性是，战争让人类退回到觅食阶段，重拾那个时代的价值观。或者，如果技术未来主义者的说法更接近事实的话，所有的可能性都会出现。在极端情况下，思想观念的统一与能量获取方式的转变或许能让因达斯特里亚更加完美，产生一个真正没有内部障碍的世界，等级和暴力全都失去了意义。而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人类不均衡的技术进步会产生这样一个世界，某些后人类胜过未能进步的智人，其程度甚至比我们的祖先胜过尼安德特人还要彻底。然后，现有版本的人类就会步早期原始人的后尘而在地球上灭绝，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对于未来人类价值观的讨论也就无关紧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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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第一章里提到，我会把这个问题留给专家，让他们在第六章到第九章畅所欲言，讨论我为了解释自己1982年在阿西罗斯所经历的文化冲击并从中得到的启示，进行这种包罗万象、大笔挥洒的论证，是否有助于思考人类的价值观问题，不过在这里，我还需要再作一些简要的总结。因为我们和其他动物一样，所有的人类共享一套演化而成的核心价值观；公正、公平、爱、忠诚、自尊、体面，以及每个人都很珍视的一整套其他原则。但由于我们又和其他动物不同，近两万年来，我们还经历了文化上的演化，并在这个过程中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解读了这些生物进化的适应版本。我在本书中论证了能量获取的提高——其本身就是对于不断变化的环境和不断累积的知识的几乎必然的文化适应——施加了有利于不同种类的社会组织的选择压力。因此，随着人们从觅食转向农耕，他们发现阿格拉里亚是个比小型游群更好的生存机器[21]，而随着人们从农耕转向使用化石燃料，他们又发现因达斯特里亚是个比阿格拉里亚更好的生存机器。正像能量获取的上升对社会组织的演化施加了选择压力一样，社会组织的演化也对发生生物演化的人类核心价值观施加了选择压力。对于卡拉哈里沙漠的昆申人觅食者尼萨和希腊乡下的乔治先生，以及身处化石燃料加州的我来说，是非善恶的标准实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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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验层面的观察结果不一定意味着天下就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价值观，无论是从各种价值观必然会走向的终极目标，从实用性，或是定言令式[22]，或是差别原则[23]，似乎都可以整理出这样一套普适价值观。但在我看来，我通过论证尝试为“这些”道德准则找到某种经院哲学意义上的、“针尖上的天使”[24]的特质。认为人类价值观纯粹是生物进化的结果，无异于一种唯自然论；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纯粹的自然，大概现在还都是文盲，大多数人还会在30岁就死去，在21世纪的今天，这可不是什么好的生活基础。现实情况是，价值观无法从持有它们的人类所在的物质世界中分离出来。纵观历史，从觅食游群里的老家伙们到柏拉图和孟子，再到康德和罗尔斯[25]，道德哲学家的真正贡献，就是讨论哪种价值观（或是他们希望发挥作用的哪种价值观）最适宜其自身所处的能量获取阶段，而对于适合其他阶段的价值观没什么兴趣，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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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那也是个粗枝大叶的批评，拒绝赋予一个完整学科其应具备的普适性。但请允许我在论证的结尾加一个注脚，希望能有所平衡。就算我是对的，就算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道德的哲学化只不过罗列出何为因达斯特里亚模范公民的相互冲突的观点，并试图以此来阐释我们这个时代所需的思想观念，除此没有什么成就可言，那也比大多数经院学科的成就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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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1976— ），以色列历史学家，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2014），该书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4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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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约等于2.78℃（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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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布赖恩·费根（Brian Fagan，1936— ），英国人类学家，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人类学荣休教授，著有多部深受欢迎的考古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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