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01410
1707501411
尽管有着嗜血暴君以及掠夺性征服的无可置疑的野蛮人的名声，但是，在欧亚大陆历史上，帖木儿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2]他的征服，是成吉思汗父子打造大蒙古帝国征服的一种回声，该帝国从现代伊朗一直伸展到中国，北至莫斯科。沿着欧亚大陆中部巨大的杂草丛生的大草原走廊，它鼓励了其间人员、贸易和思想的非凡流动，在一个经济普遍扩张时代，蒙古统治也许充当了商业和知识变迁的催化剂。[3]参见网址：http://www.silkroadfoundation.org/newsletter/volumeone numberone/mongols.html。蒙古人甚至允许西欧特使的访问，他盼望着建立一个反穆斯林联盟，赢得基督教徒皈依。但是，到14世纪初，维持一个大帝国联盟的努力几乎失败了。伊朗、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可汗”（Ilkhanate）统治者之间的毁灭性战争，及中国元朝的灭亡（到1368年），标志着统治欧亚大陆帝国的蒙古人试验的终结。
1707501412
1707501413
帖木儿的征服从某方面来说是努力恢复这个失去的帝国。但他的方法不同。他的大多数战争似乎主要旨在摧毁任何对手，控制巨大的欧亚大陆商路，他的帝国建立在这个利润的基础上。而且，他的权力围绕掌握“熟地”多于控制大草原：他的军队不仅由骑马的弓兵（典型的蒙古惯例）组成，而且有步兵、炮兵、重骑兵甚至大象兵团。他的统治制度是一种专制主义，其部落追随者的忠诚与城乡臣民的忠诚相制衡。帖木儿也宣称是“上帝的影子”（他的许多称号之一），对伊斯兰信仰的背叛者和不信奉者进行复仇。帖木儿进入他挑选的帝国首都、靠近其出生地的撒马尔罕（Samarkand），他倾倒出征服战利品，来装饰宣扬其帝国辉煌的纪念建筑物。“帖木儿模式”对横跨整个欧亚大陆中部的帝国思想有持久的影响。
1707501414
1707501415
尽管他的凶猛、他的军事天才和精明使部落政治适应其帝国目标，但是，帖木儿的体制在他死后便瓦解了。犹如他自己可能直觉地感受到的，不再可能从大草原来统治熟地，不再可能在蒙古军事力量的旧根基上建立一个欧亚大陆帝国。奥斯曼帝国、在埃及（Egypt）和叙利亚（Syria）的马穆鲁克（Mamluk）国家、北印度的穆斯林苏丹，以及最重要的中国，都太富于弹性，不能被他的雷霆之军所扫除。确实，在以下几个方面，帖木儿之死标志着全球史中的一个长时段的终结。第一，他的帝国是挑战欧亚大陆在远西（Far West）、欧亚中部和儒家的（Confucian）东亚国家之间分割的最后一次真正尝试。第二，他的政治试验及其最终失败，揭示权力开始从游牧帝国向定居国家的决定性转变。第三，帖木儿对欧亚大陆中部的附带破坏，以及部落社会继续对那儿施加不相称的影响，有助于（但愿逐渐地）旧大陆（Old World）牺牲中心地区向远西和远东（Far East）的倾斜。最后，他的死亡与他争取控制的东西方通道、现存的远距离贸易模式转变的第一个迹象相吻合。在他去世后几十年内，从撒马尔罕统治一个世界帝国成了天方夜谭。海上大发现改变了帝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学，为全球提供从海洋进入世界各地的新途径。新的世界秩序变得清晰可见需要三个世纪的时间。但帖木儿之后，没有新的世界征服者崛起主宰欧亚大陆，帖木儿的欧亚大陆不再包含几乎所有已知世界。
1707501416
1707501417
全球史
1707501418
1707501419
在本书中，我们在辽阔的历史场景中探究三个议题：第一是全球“联结”增长到了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强化形式。第二是欧洲力量（后来是“西方”）和帝国途径在这个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三是欧亚大陆许多其他国家和文化面对欧洲扩张表现出的韧性。每一个因素都在塑造世界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20世纪，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半统一的经济政治体系，一个共同活动场所，没有哪个国家、社会、经济或文化能完全超然物外。
1707501420
1707501421
不管主题怎么详尽或论题怎么模糊，人们书写历史来帮助解释我们现在的状况。当然，历史学家常常各说各的理，一个原因是对历史的终端产品——“现在”本质的不同看法。使事情更难的是，我们持续不断地改变我们对现在的看法，随着事情的展开“更新”我们的看法——我们以此来修正我们过去探讨过的问题。不过，至少目前人们已经广泛认识到，在许多重要方面，我们生活在一个与一代人以前相比——1980年前的世界完全不同的时代。直白地说，我们用总揽一切的术语总结最有影响的特点：“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听起来它像一种进程，但是我们常常用它来描述一种状态——经过一段变化后的终点站。所有的迹象表明，至少在经济关系方面，世界（在不同区域和大陆的财富和生产活动的分布）的变化速度很可能加快。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能用可辨别的形式描述“全球化世界”（现在全球化已经达到的阶段）的一般特征。无法意料的“现在”制造历史就是本书试图解释的东西。
1707501422
1707501423
现将这些特征简要总结如下：
1707501424
1707501425
1.单一全球市场的出现——不是为全部产品而是为最畅销的产品服务，也为提供资本、信贷和金融服务；
1707501426
1707501427
2.国家间日益增强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它们在地理上可能非常遥远，但其利益（甚至非常小的国家的情况）变得全球化而非区域化；
1707501428
1707501429
3.通过具有全球性组织的媒体深入渗透到大多数文化，它们的商业和文化信息（尤其是通过“品牌”语言）几乎密不可分；
1707501430
1707501431
4.移民和大迁徙（被迫的或自由的）的巨大规模，创造着关系网与联结，它们挑战了19世纪的欧洲海外移民或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影响；
1707501432
1707501433
5.从“两极时代”（1945—1989）废墟中产生的单一“超级大国”，与所有其他国家关系上，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在世界现代史上无出其右者；
1707501434
1707501435
6.中国和印度戏剧性地重现为制造业大国。巨大增长的世界产出和世界经济均势的转移，它们庞大人口（分别为13亿和10亿）的经济动员被比作19世纪巨大新土地的开辟。
1707501436
1707501437
这份单子会引出一串问题。在一个全球化了的世界里，一个国家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卓尔不凡的权力？中印的经济复兴为什么是如此新近的事？为什么直到最近，西方国家（现在包括日本）在技术技艺和生活水平方面享有长期的领导地位？为什么西方化文化的产品（科学、医疗、文学、艺术）仍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享有崇高声誉？为什么国际上的国家体制及其法律和规范反映了欧洲政治统治的概念和实践？为什么领土形式是欧洲模式？20世纪晚期的全球化世界并不是全球自由市场的可预料结果，我们也不能从5个世纪前的世界状态推导出来。它是长期的、混乱的、接连不断暴力史的产品，是财富的突然逆转和意外失败的产品。其根源追溯到（广为相信的）“大发现时代”——确实，追溯到帖木儿之死。
1707501438
1707501439
当然，世界历史的进程有着数不清和解释与争论不清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全球化的历史（和史前史）总是具有争议性的。既然全球化的大多数特征似乎与欧洲（后来是西方）优势的增长密切相关，那么它几乎不可能是别的。战斗阵线早就划定了。想象全球化世界的第一批人当中，包括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英国自由贸易者，他们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身上得到灵感。他们辩论道，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会使战争变得不可能。如果每个国家都依赖外国的供应商和顾客，那么相互依赖的网络将会牢不可破。在冲突环境中兴旺发达的战士贵族变得过时。通过商人的商业传播，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政府思想会变成全世界的思想。这种开明的利己主义使得全世界得益的乐观评论，受到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针砭。马克思坚持，或迟或早（他指望它是早些）工业资本主义会用商品淹没其市场。通过降低成本、把工资降到生存成本以下，它会挣扎一段时间。但是，当工人反抗——他们必须反抗——资本主义会内部崩溃，无产阶级起而统治。在斗争中，欧洲外的世界追赶上来。在他们对市场的渴望中，欧洲资本家注定要入侵亚洲（马克思的例子是印度），摧毁其前现代经济。印度织工为了兰开夏的利润只能破产，印度的村庄体系和社会秩序“与其说通过英国收税人的……战士的残酷干预而消失，不如说通过英国蒸汽机和英国的自由贸易而消失”。[4]这种摧毁工作的可取之处是其并非计划中的后果。它会给亚洲带来社会革命，没有这个革命（马克思如此暗示），世界其他地方不会达到其社会主义命运。
1707501440
1707501441
马克思认为，一个全球经济会从欧洲的需求中成长起来。列宁（Lenin）认为，资本主义依赖于经济帝国主义，并预料其在全球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中垮台。[5]马克思和列宁的说法，半是历史半是预言，似乎是世界历史的钥匙。从20世纪20年代起，它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影响。它把欧洲经济扩张视为统治其余世界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但是，它没有创立起一个英国自由贸易者承诺的资产阶级乌托邦，反而分化了世界。以欧洲（及其美洲后裔）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工业地带越来越富裕，但是地球其余地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等依附地带却越来越贫困。资本家的财富和欧洲帝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强制实行不平等贸易。在非西方世界已经使用了“自由”贸易来摧毁老手工业，阻挡了工业增长，锁定当地经济来生产廉价原材料。确实，因为那些原材料比他们要支付的（争论这么继续说）工业商品廉价得多，所以除非用暴力摧毁“世界体系”这个源头，否则依附地带的贫穷和依赖只会变得更糟。[6]
1707501442
1707501443
对于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来说，这种全球化（尽管没有使用这个术语）的动机和意义的悲观主义观点，有时与对革命结果的惊人信念一起，超过了乐观主义者宣称的“现代化”（也就是说，西方社会结构的复制）为完全全球化经济的结果的命题。两种态度一致假设欧洲（或西方）是历史变迁的唯一真正源泉。双方都使用了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惊人洞察力（甚至更惊人的勤勉）。韦伯着迷于欧洲走过的不同于印度与中国的道路。马克思强调用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取代欧洲封建社会的社会革命，而韦伯则探索使欧洲“与众不同”的制度和信仰模式。资本主义在欧亚大陆的其他部分发展起来，但只有欧洲实现了向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支配地位。韦伯解释的中心思想是，现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实干家的理性心态。中国儒家（理性的但不活跃的）、伊斯兰教（活跃的但非理性的）和印度教（不活跃且非理性的）全都阻挡关键的联结。“亚洲非知识阶级的神秘的笃信迷信，没有通向一条理性的有条理的生命道路。”[7]但欧洲新教主义已经创造了（偶然的）产生突破的重要心理（以及制度陷阱）。
1707501444
1707501445
韦伯之坚持欧洲特殊性的原因，必须从鲜明的社会文化根据来解释。从20世纪20年代及以后，他的著作一经广为流传（及翻译），就激发了大量的著述。它对那些拒绝粗糙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有特别的吸引力，马克思主义认为欧洲的财富和成功有赖于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抢劫和掠夺。它鼓励探索那些使欧洲平衡木倒向生产投资和持续技术变迁的关键要素。它似乎证实这个信念（比韦伯古老得多），即欧洲社会有独一无二的活力，其他伟大文化无论多么宏大，都缺乏物质进步的重要因素。确实，在这个中心议题上，韦伯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的拥护者们想当然的观点并没有真正的差异。不论好歹，糟糕的动机或没有动机，欧洲激活了一个静止不动的世界。
1707501446
1707501447
非常容易明白，为什么近几年来欧洲中心论的世界现代史受到了攻击。1945年以后，欧洲殖民帝国迅速崩溃，大量新民族国家产生了。每一个国家都需要置自身的进步于历史中心的历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英雄，他们面对欧洲文化自负进行他们的民族斗争。新的“民族主义”历史把欧洲的统治（或影响）描述成不公正和压抑的。欧洲的干涉不是把进步带到世界上停滞不前的地区，而是阻挡了当地已经在进行中的社会文化的进步。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亚”历史挖掘出许多前殖民地社会的结构，它揭示了强烈抵抗外来者控制的复杂的农民社区，他们的生活被施加殖民“秩序”的企图所打断，这种企图不是残酷的也是笨拙的。[8]“非殖民化史”鼓励了许多不同的社会、种族、宗教或文化团体从阴影中显露出来。在老的殖民记述中，欧洲人卓然而立，反对当地黑暗势力，现在看起来像卡通片：一幅多变现实的未完的粗略草图。非殖民化史描写和记录殖民地人民——教师、作家、商人、农民、移民和少数民族——的雄心壮志和计划。曾被自视为唯一“有活力”的欧洲人认作是“死气沉沉的世界”，现在被视为生机勃勃的世界。而且，（在这种新视野中）远非欧洲人施加自信的统治，而是忙于自己事务的当地人常常智胜和利用欧洲人，或只是漠视欧洲人。
1707501448
1707501449
这并不是历史学家的第一次争论，甚至殖民化的人民也有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自治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年轻的荷兰历史学家J.C.范里乐（J.C.van Leur，1908—1942）谴责了以欧洲人的目光（“从船的甲板上、堡垒的土墙、贸易据点的高高的回廊”）来描述印度尼西亚历史的著作，好像没有一个欧洲人的存在或他的煽动，那儿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似的。[9]范里乐在战争中被杀，他的思想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传到国际读者中。但他的著作对抨击欧洲中心论世界史的历史加上了一个关键的新尺度。它放弃了16世纪从海洋来的欧洲人改变了亚洲商业经济的看法。相反，亚洲人是巨大的海洋商业活动的先驱，连接了中国、日本、东南亚、印度、波斯湾、红海和东非，欧洲人是后来者。远非等待欧洲商人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an）的触摸，一个“全球”经济早已存在了。[10]如果全球经济的会合是世界现代史的支配议题，那么亚洲人起的作用（及其他非欧洲人）不容忽视。确实，“全球化”——在其更广泛的意义上——不能再被视为只是欧洲人的方案。
1707501450
1707501451
在最近20年里，范里乐原创的真知灼见更是得到了大大的拓展。全球流动的规模、大迁徙的增长、边疆的容易渗透的性质、大多数国家的有限力量、工业力量的新分布（尤其在亚洲），急剧地改变了我们的历史感和领悟力。至少目前来说，民族和国家历史著述，似乎不如追溯我们世界流动的渊源重要，包括商品与思想的狂热交流、其混合文化和易变的身份的追溯。作为回应，一种新全球史已经成长起来，其研究单元是区域或海洋、远程贸易、商人网络、漂泊学者的足迹、在文化与大陆间的迷信与信仰的传播。从这个层面看，旧世界历史的中心假设——欧亚间的强烈差异似乎不那么突出。取而代之，就在（老的著作中）欧洲与亚洲分流具有决定性的时候，一个商业和文化的“联结”链连接了现代早期欧亚大陆的大部分。世界帝国的观念、一种新“文化之旅”、千年的谣言和梦想，在西班牙（Spain）和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间的大片土地上流传。[11]较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贸易通道的位置，或在一个远程旅行者无需再穿越森林、丛林或沼泽的干旱地带的位置，在亚洲或欧洲的地理位置对文化变迁开始看起来不那么重要了。[12]
1707501452
1707501453
一个类似的重点变迁可以在写作新“物质进步全球史”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中看到。像范里乐认为以下肤浅的结论是歪曲事实：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到达印度，欧洲激醒了一个似睡非睡的亚洲。稠密的贸易网早就联结了东非沿海和南中国海的港口和生产者。亚洲商人并不是欧洲接管的被动牺牲品。不管亚洲政府有什么缺陷，他们不只是欧洲传说中的掠夺成性的暴君，用严厉的税收和任意没收来摧毁贸易和农业。在亚洲不同地区存在市场经济，那儿的劳动分工、专门贸易和城市发展（如亚当·斯密描述过的增长特征）与欧洲发现的那些非常类似。尤其在中国，商业交换的规模、信贷的精细、技术的运用、生产额（特别是纺织业）揭示了其前工业经济至少与当代欧洲的一样有生机。确实，1800年前真正引人注目的并不是欧亚间鲜明的经济对照，而是正相反，一个“惊人相似的”欧亚大陆世界——包括欧洲地区和亚洲地区——至少在理论上能大跃进到工业时代。[13]
1707501454
1707501455
同时，欧洲想当然的世界史中心论，受到来自不同地方的抨击。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起，一场由美籍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 American）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激发的思想运动，谴责欧洲的亚洲（扩展到其他地方）历史、民族志、文化经典著作是“东方学家的”梦想。根据赛义德所说，因刻板教条的天然属性，欧洲人的描述显得极为逊色，几乎总是贬损人格，并且顽固不化地试图把亚洲社会描述成懒散的、腐败的或堕落的，来作为一个积极的、出色的、进步欧洲的对立面。[14]数量巨大的著作印刷发行了，它们以精心设计的各种通俗画般的语言和内容，向欧洲读者传达了非西方（东方）世界的形象，含义一目了然。如果欧洲人的实地报道（不管是事实还是虚构）意在服务于别有用心的扩展欧洲霸权的目的，或即使无意识这么做的，那么除了反映欧洲人自己的恐惧和着迷外，并没有什么历史价值。欧洲与非欧洲的比较研究被无望地放弃了。甚至可以争论说（并且有些作家确实这么做了），历史自身是一项异化的事业，它强迫把过去的知识塞进（并服务于）欧洲发明的概念和范畴里。
1707501456
1707501457
极少明智的人接受这种极端后现代主义的逻辑结论——没有什么能被了解、所有的探究都没有希望。但是更广的观点站住了脚：欧洲人对世界其他部分的描述需要非常小心地译解。赛义德的批语是世界海上巨变的组成部分，一次有意识的“去欧洲中心论”或甚至“地方化”的尝试。欧洲对其他文化和人民的评论不应该再被视为“权威版本”对待，不管它们有多么全面或多有说服力。欧洲不应该被当作变迁的中心，或当作施加到非西方世界消极文明的代理人。也许最重要的是，不应该视欧洲的现代世界之路为自然的或“正常的”，这种标准总是被用于衡量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变迁。欧洲人塑造了他们自己类型的现代性，但是有其他的现代性——确实，有许多现代性。[15]
1707501458
1707501459
欧洲扩张史再思考
[
上一页 ]
[ :1.7075014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