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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假设是我们必须把欧洲的扩张时代坚定地放在其欧亚大陆的背景中。这意味着承认欧洲在与亚洲、北美洲和中东的其他旧大陆文明和国家的联结中的中心作用。当然，欧洲强制进入它在美洲、澳大拉西亚和南非创立的“外围世界（Outer World）”（这是从欧洲中心的立场所见的世界，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色彩的术语——译者注）和“新欧洲”（neo-Europes）的故事是关键篇章。没有美洲资源的开发、没有东北美洲和西北欧洲的商业整合构筑一个“大西洋”经济，那么根本不可能会在19世纪晚期创立一个最终的全球经济。但是美洲财富的难以置信的规模——一个多世纪的世界奇迹——不应该让我们分心。世界现代史的重心在欧亚大陆——在其伟大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困难重重的、冲突不止的、联结的和亲密的关系中，在从欧洲人的“远西”到亚洲人的“远东”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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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令人惊讶，这种“欧亚大陆”观的最强力的声明是一个世纪前由英国地理学家、帝国主义者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1861—1947）做出的。[19]当欧洲海军力量似乎主宰了世界之时，麦金德敏锐地提醒他的读者，“哥伦布时代”只是一个插曲。海洋对陆地作为旅行途径的优势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铁路的发明保证了这点。不久，世界事务中的支配势力，会转回到掌握欧亚大陆（麦金德所称的“世界岛”）、控制其“心脏地带”的国家手中。从这种中心位置，有着铁路网动员大量资源，一个欧亚大陆帝国能够把任何对手驱逐到世界的海洋边缘——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东南亚的岛屿和大洋洲（Oceania）的外围世界——甚至在那儿挑战它。无须追随麦金德的地缘政治观到其逻辑终点（毕竟他的目的是针砭爱德华时代英国的自满），尽管“心脏地带”的超级帝国的梦魇情景在纳粹和苏维埃帝国主义时代变得不那么牵强。今天我们也许比他更清晰地看到的，是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国家间的财富和权力的转移，以及这些国家进入全球经济和现代“世界体系”的不同条件，形成世界现代史的铁锤和铁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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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争辩说，欧洲吞并外围世界只是这种欧亚大陆史的一个部分，严重依赖于欧亚大陆的发展。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欧洲人发现自己处于与其他旧大陆帝国及其附属国的竞争中。大约从1870年以后，对中国人和日本人定居者的“和平入侵”的担忧，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北美洲的太平洋沿海的“白人”世界引起了种族恐慌。但是欧洲人在外围世界区域建立可行殖民地的成就，有赖于吸取或没收非欧洲的欧亚大陆的资源也是真的。印度的税收、士兵、商人和人力（常常是契约劳工的形式）帮助打开了东非、东南亚大陆的部分，以及对欧洲（在这个例子中是英国）企业来说远至斐济（Fiji）的太平洋岛屿。中国商人、矿工、手艺人在英属马来亚（Malaya）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现代印度尼西亚）变得一样重要。重要的事实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并不是作为中国和印度扩张的代理人，而是作为欧洲的扩张的辅助者和协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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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是我们需要非常仔细地想明白什么是“欧洲”。当欧洲最多不过是一个松散的争吵不休的“共同体”时，很显然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单元看待。由此，当我们谈论关于“欧洲主导”时，我们的真正含义是欧洲国家的集体主导，尤其是那些在海外贸易和海外帝国中最为活跃的国家的集体主导。部分困难是“欧洲”一词获得了至少三个不同的含义：一个地理空间，一个社会政治社区，以及一个文化项目。[20]写作欧洲的全球扩张，一个简单的方案是把大陆的西北角作为权力中心。英国、低地国家、法国北部、德国西部成为欧洲的“精华”，定下“欧洲的”经济文化现代性标准。解释欧洲的成功就是一件直截了当的事，就是研究代表性“核心国家”的力量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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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对欧洲在欧亚大陆上（或在全球史中）地位的长期考察，这种还原方法是非常迷惑人的——有四个不同理由。第一，西北部国家并不是能不管欧洲大陆其他地方事务的自由代理人——甚至在它们成为欧洲最富裕的部分以后。它们的财富和安全总是有赖于欧洲“国家体系”的普遍稳定。在中欧和东欧的骚动或整体权力均势的大混乱，会威胁它们的主权或带给它们飞来横财——在欧洲或欧洲以外。事实上，在本书覆盖的这个时期，欧洲没有一个部分取得对所有其他部分的持久优势。西北国家的商业繁荣，与远东帝国的军事和人口分量保持平衡。民族欧洲（在西方）可能鄙视帝国欧洲（在东方），但不得不忍受它。共存常常是爆炸性的。欧洲国家的争吵和冲突，在20世纪达到了可怕的顶点。在欧洲对世界其他地方施加主宰的集体能力上，这是一个持久的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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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过于狭窄的欧洲界定，是忽视俄国问题。长期的自由传统对俄国的欧洲证书持怀疑看法，视沙俄为一个“亚洲专制主义”国家，认为它太粗野、太贫穷，不能成为“我们的一员”。一些俄国思想家回赠这种“恭维”，坚持俄国是一个不同的（并且优越的）文明、一个未被不道德的欧洲工业主义污染的文明。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会把俄国视为在欧洲扩张中起开路先锋作用的边疆国家之一，犹如西班牙或哈布斯堡（Habsburg）帝国一样。[21]1815年以后，西欧国家在南亚大部分地区的最终支配权，是在与俄国的反复无常的不情愿的合作中实现的。俄国这个巨大内陆帝国，以内亚（Inner Asia，内亚原指欧亚大陆的内流河区域，属于地质水文学科的范畴。本书主要指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代巴比伦、古代埃及四大文明古国及古希腊、古罗马的中间地带，亦是丝绸之路的枢纽——译者注）为中心，逐渐吸收了北亚的大片土地。奥斯曼人、伊朗人、中国人和日本人面对英国人和法国人，以及后面紧跟着的俄国人。欧洲对亚洲的巨大（但是不完全）包围，是19世纪世界的伟大地缘政治事实。但是，对自由主义者和亲斯拉夫人（Slavophil）的伪学术观点来说，俄国扩张背后的“权力供给”事实上是其欧洲人的翻版：欧洲国家体系一流成员国的影响力；从俄国流出的经济能源整合进欧洲经济；俄国人从16世纪起享有的欧洲思想文化的一般源泉的知识通道。像其他欧洲人一样，俄国人宣称他们的征服是一种“文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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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有着强有力的论据和事实把我们的“欧洲”观念拓展到西方及东方。早已提到了大西洋经济的重要性。1500年以后，一个巨大的经济空间被商业性地并入欧洲，包括西非沿海、加勒比岛屿、北美沿海地区、墨西哥、秘鲁和滨海的巴西。这个主要的奴隶劳工地带，对欧洲后来工业化的确切贡献仍是有争议的，但可能并不大。[22]但重要一点是，到19世纪早期，可能甚至以前，这个大西洋世界的相当一部分不能再被视为欧洲的依附边缘。美国以纽约为龙头的“老东北”（Old Northeast），功能上是欧洲顶尖商业区域的组成部分。在开发其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农业区的内陆帝国中，它是一个活跃的伙伴，并且成为主导伙伴。到19世纪70年代，它在金融和工业上与欧洲最富裕的国家旗鼓相当。尽管美国的不同身份为其政治家和作家所大声宣告，而且害怕卷入欧洲争吵支配着其外交，但是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并不是冷淡或疏离的。在老东北和西北欧之间，商品、技术、思想、人员的交流极为频繁。在文化和技术层面，这是一种双向流动，有着强烈的相互影响。走走停停，进进退退，老欧洲与新欧洲被纳入一个更大的构建物——“西方”。这是一个反复无常的进程，美国资本主义的特别轨道——及其巨大的公司规模和进攻性的保护主义——有着强大影响。但它是对欧洲在欧亚大陆的地位以及对欧洲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的持久和变化的关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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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关于我们对帝国的理解。帝国常常被视为欧洲人的原罪，欧洲人腐化了一个清白无瑕的世界。当然，帝国真正的起源要古老得多，存在于人类社会几乎普遍的进程中。“做生意、物物交换和交流”是一种人类的特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年）中说。[23]斯密考虑的是物质商品：正是交换的习惯产生劳动分工——经济生活的真正基础。但他大可以把他的哲学真知灼见扩展到信息和思想的并行世界里去。信息、知识、信仰和思想的交流——有时跨越空前的距离——正是人类社会特有的，如同通过购买或物物交换获得有用的、有名的或富于异国情调的商品的渴望一样。两种交流都给它们带来后果。在一个快速武器稀缺或不知快速武器的社会里，廉价枪支的供给（用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能改变权力平衡，并解除针对人类或自然的庞大暴力圈的束缚。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改变了其皈依者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概念，改变了他们对邻居和统治者的忠诚概念。这些例子说明，在所有的历史时期中，商品和思想交流更大地搅乱了某些社会较其他社会的凝聚力，让他们觉得更易于在内部崩溃、为外人所接管。所以人类社会的第二习性，是在更广泛的规模上积聚权力：建立帝国。确实，在种族基础上形成自治国家的困难、抗拒文化或经济吸引的拉力（及军事力量的不同）是如此强大，帝国（这里不同的种族处在一个共同统治者下）是贯穿大多数历史的政治组织的默认模式。帝国权力通常是这条路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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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帝国是“正常的”，那么为什么欧洲人的实践引起了这样强烈的敌意，那种在大多数该主题的著作中仍然强烈反映出来的敌意？部分答案是这么多后殖民地国家政治合法性的需要，自然把帝国视为一种异国的、丑恶的和暴虐的力量。大约40年来，这种传统前所未有地强大。部分理由是对欧洲人缔造的帝国更为广泛的披露，远多于揭露内亚的（例如）蒙古人、奥斯曼土耳其人或中国人的帝国缔造，由此，受侵害的对象要大得多。但是，感觉强度也反映了这种信念（在大多数历史著述中表达的），欧洲人缔造的帝国与之有着质的区别。与传统的农业帝国仅仅聚敛土地和人民不同，欧洲帝国主义的首要特征是没收。没收土地来满足从事远程贸易的种植园和矿井的需要。被抓来的奴隶劳工服务同样的目的，把他们运送到万里之遥的地方。迫使当地人离开，他们的财产权被废弃，理由是他们没有好好地利用其土地。当地人和奴隶都（通过不同形式的安置）遭遇了其文化和身份的有效剥夺：使它们成为碎片，没有恢复他们对失去了的世界的希望，他们成为没有历史的人民。并且，在通过征服来剥夺被证明还不够的地方，欧洲殖民者转向他们的最后的补救：排斥、驱逐或清洗。“如果我们较真世界上发生了什么，”1835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在访问美国后写道，“我们几乎应该说，欧洲人之与人类其他种族，如同他自己之与低等动物：使他们充当下手为他所用，当他们不为他所用就毁灭他们。”[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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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欧洲版帝国（在欧洲以外实践着）的令人寒心的评论，似乎为美洲新大陆发生的事所充分确认，那儿的欧洲人（为在第2章讨论的原因）比在其他地方更自由地施行他们的意志。直到大约1800年，看起来好像一系列因素会阻止世界其他地方的类似模式。距离、疾病和人口统计会支撑更坚决的抵抗。甚至当欧洲人建立了他们的桥头堡，他们会被迫“克里奥尔化”，并与非洲-亚洲人保持社会文化和平共处。但这并没有发生。在19世纪，欧洲的扩张受到技术和文化变迁的强化。欧洲侵入和干预的能力在两个层面被改变了。欧洲人获得了在世界更多地方坚持其意志的手段——如果需要就使用武力。更惊人的事情发生在印度，他们把他们的统治直接加到被征服人民身上，收税、维持治安、制定法律。同时，欧洲中心的国际经济的增长，欧洲中心的拥有自己法律和规范的国际体系的扩展，通过欧洲拥有的媒介（像电报、邮件和蒸汽船服务）的欧洲思想的传播，在“宏观”层面创造了一个新环境。似乎是欧洲人控制了所有的交流渠道。在当地层面上，直到适应他们的方式，否则什么也流动不了。陷入这种困境之中，亚洲和非洲被殖民的民族将他们的处境比作在美洲的首批欧洲牺牲品的处境，几乎一点都不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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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我们将明白为什么这太悲观，至少在某些实例中。甚至超负荷运行的欧洲也需要当地的合作，并且付出代价。它所提供的某些东西迅速适应当地的“自强”，加强当地建设国家和文化的能力。有些与当地改革者的目标一致。有些殖民主义的最强烈的反对者的主张现在看起来不那么爱国，更像被取代的特权呐喊。不过，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似乎不大可能会对欧洲帝国缔造漠然处之，或采取一种非政治的看法。在世界上太多的地方，其影响太过新近而不能滑到“过去”——到那个我们会把事件当作对我们自己的事务只有间接影响的时间段。这或许是一个时代，一个在我们更冷静地把它作为世界历史中的一个阶段以前的时代——也许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而不是作为世界的一个部分的道德文化侵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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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需要弄清楚最后一个困难。谈论“现代”世界、描述使之像“现代化”的变化、把“现代性”当作在一个国家和社区的历史中的重大变化司空见惯。既然“现代”社会比他们的“前现代”社会大概更强烈地相互影响，那么我们称为全球化的相互交错进程常常被视为现代性的组成部分。由此现代化与欧洲扩张有着紧密且不安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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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代性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命题，需要小心对待。它的普通含义是基于成就大小。在政治上，其重要属性是一个有着明确边界的有组织的民族国家，一个有忠实官僚执行命令的井井有条的政府，一条代表公共舆论的有效途径，以及一部保护普通公民和鼓励“市民社会”成长的权利法典。在经济上，它意味着经由工业资本主义（及其社会和技术基础设施）的快速、渐增的经济增长的成就；个人财产权（作为一种必需的前提条件）的确立；科学知识的系统利用。在文化上，它隐含宗教和超自然与主流思想（通过世俗化和知识“围攻”）和社会行为的分离；知识的普及（通常通过一种本地语言而不是古典语言）；在一个“民族的”社区内的一种共同起源和身份的意识（常常基于语言）。在一个下决心趋向更高层面的“社会效率”的重大变化的社会中，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成为秩序、纪律、等级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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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容易明白，这些准则大多数其实是在欧洲应该发生之事的描述。欧洲变得现代；非欧洲仍是前现代——直到被欧洲现代化。结果常常是粗糙的两分法，把欧洲人视为与“传统”黏在一起的世界其他地方进步的一成不变的媒介。我们早已看到，这种观点难以辩护。还有三个其他难题：第一，现代性要素（如上面列出的）极少在一个社会内全部存在。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直到新近几乎都看不到它们。即使那些我们认为是现代性先驱者的国家也有着强烈的前现代特征。直到1863年，奴隶制在美国是合法的。维多利亚（Victorian）时代英国的统治阶级大体上是按出身挑选的，宗教仍是社会抱负和身份的中心。20世纪的美国是一个等级制社会，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或其后，其等级标志是肤色，把许多社会成员排斥于公民权和政治权之外。革命以后的法国把人权局限于男性，直到1945年女性获得选举权为止。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性的起点变得非常靠不住。纳粹德国是现代？或苏联是？有没有对现代性的客观检验标准？或“现代”只是针对我们偏爱的社会制度的标签？第二，普通现代性的一些关键特征，也能在远离欧洲的欧亚大陆的地方找到。中国是经典例子，中国发展出一个用美德挑选的“现代”官僚、一个商业化经济以及一个远在欧洲人之前的技术文化。中国是不是一个带着某些前现代遗存的现代国家？或反过来？在非西方世界终于采用西方风格的现代性也不是没有许多因地制宜的调整。如何看这些？是否有一种现代性，或是否有“许多现代性”？[25]第三，情况可能是这样，如中国的例子表明的，其他种类的现代性并没有因为它们的内在缺陷而注定失败。相反，似乎可能是（有些会说是显而易见的）欧洲的扩张部分地相当于有意地攻击了其他人民和国家的现代化冒险事业。也许并不是欧洲的现代性获得成功，而是其有组织的暴力的卓越能力获得成功。现代性是一个太有用的思想以至于无法抛开。但是，接受它作为模糊不清的抽象概念可能是明智的——作为一个社会文化模式的马马虎虎的核对表，支持在特定时刻的财富和权力的生产。然而，为了使这术语有用，应该阐明在更大的区域和全球联结中赶上的不同社区的相对成功，这在18世纪中期后急剧加速。现代并不是一种绝对状态，而是相对状态——甚至是一种竞争性状态。现代性的最好检验标准可能是在任何一个给定社会里，为了工作而能够动员资源和民众的程度，以及随着出现新需求或感到新压力而持续不断地调整的程度。原则上，许多不同的社会拥有这种能力。实际上，为着我们远没有完全明白的理由，在1750年后的几乎两个世纪，西北欧社会（以及它们的跨过大西洋的后代）动员最快，而且对动员产生的社会政治张力处理得最好。根据它们的利益塑造的遥远的帝国和一个全球经济是对它们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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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欧亚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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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9年前，对欧亚大陆的哪一个主要文明会最终取得全世界的主导地位，一位放眼世界的观察员可能罕有准确的线索。中国、欧亚大陆中部的伊斯兰王国、欧洲都达到了高度的社会政治组织和物质文化。它们都展示了领土扩张的显著能力。但每个都受内部分裂和缺点（以及后勤供应的距离）的抑制，无法实现对其他国家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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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大文明区域中，15世纪的欧洲在许多方面是新贵。自古典时期起（公元前300年到公元300年）以及更早时候，欧亚大陆西部的文化和财富群集于地中海（Mediterranean）东部和近东（Near East）的沿海、河谷地带。这是城邦国家和帝国的温床，那儿的农业和贸易最为先进、最为赚钱。越过阿尔卑斯山（Alps）的“外欧洲”（Outer Europe）的辽阔内陆腹地属未开化区域，是被南方和东方的文明国家探索、征服和殖民的区域。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高卢（Gallic）战役（前58—前50）是重要阶段，是被在罗马（Rome）霸权统治下的联合了东地中海和近东大部分（不是全部）的新权力所吞并的阶段。尽管他们渴望金银财宝、日常用品和奴隶人力，但是罗马人不能把整个欧洲纳入他们的帝国。他们反而分割了它，把“蛮族”挡在边疆防御工事外面，它从哈德良（Hadrian）长城延伸出去，沿着莱茵河（Rhine）和多瑙河（Danube）到巴尔干（Balkan）的伊利里亚（Illyria）。在防线以外的区域太遥远、太难控制、太贫穷，对帝国的征服努力得不偿失，他们的重心仍然牢牢地稳定在地中海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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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5世纪，面临着来自欧洲东北边疆的连续不断的移民潮压力，罗马在西方的统治崩溃了。“文明世界”的中心向东南撤到拜占庭（Byzantium）（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来捍卫欧亚大陆西部的最富庶的区域。[26]在外欧洲，城镇萎缩到旧罗马大道的交叉点；社会和经济由农业主导，人们挣扎在生存水平上。只有在教士集会和统治者建立其商业中心的地方——远程奢侈品贸易的有许可证的仓库——才有任何都市生活的残余幸存下来。[27]在公元500—1000年之间的大部分时间，甚至欧洲曾经罗马化的部分也变得太贫穷、太难进入，以致地中海和近东的商人和统治者对此都没有太大的兴趣。公元600年以后，在欧亚大陆西部的帝国心脏自身受到伊斯兰崛起及其惊人速度的激烈震动，穆斯林军队以这样的速度横行于近东大部（包括伊朗）、埃及、北非和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拜占庭帝国、罗马的遗产受赠人退缩到其生存都可疑的地方。有一段时间，它看起来犹如整个地中海欧洲会被兼并成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查理曼（Charlemagne）在西方建立一个新罗马体制的企图，到843年失败。9世纪拜占庭帝国的令人惊讶的复兴，以及11世纪西欧封建秩序的逐渐巩固，标志着欧洲成为一个可行的、不同的世界文明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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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欧洲的双头性质有着深切的重要性。历史学家常常写道，好像现代欧洲起源于拜占庭帝国。事实上，它是由这些因素塑造的：欧洲东部（像马扎尔人［Magyars］和保加尔人［Bulgars］）的移民影响、文化进口（像近东的隐修制度）以及伊斯兰近东对皮毛和其他北方商品贪得无厌的商业刺激。[28]当那个需求受近东的干扰而减少时，感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参见R.Hodges and D.Whitehouse，Mahomet，Charleman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 (London，1983)。但是，在公元1000年之前的伊斯兰扩张顶峰，在保留一个基督教欧洲和界定其领域上，拜占庭帝国（罗马尼亚）及其伟大的堡垒首都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拜占庭的海军力量有助于阻挡穆斯林入侵意大利（西西里在9世纪初陷落），否则可能会把中世纪的西方赶过阿尔卑斯山。拜占庭的集权专制政府模式、军队和海军组织模式，激发了西欧的后罗马国家。[29]威尼斯（Venice）崛起为西方与东方贸易的巨大商业中心，与拜占庭的复兴密切相关；从文化上说，威尼斯实际上是君士坦丁堡大都市的一个前哨——如其建筑艺术揭示的那样。当然，到1400年，拜占庭帝国几乎破碎得一无所有：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到奥斯曼手里，是其长期衰退的戏剧性终曲。欧洲内部的均势很久以前移向拉丁语的西方，但是拜占庭的影响持续着。从奥斯曼统治下解放帝国的前臣民（基督教徒）成为一种欧洲狂热。一份甚至更强大的遗产是拜占庭与俄国的纽带，对俄国的中世纪国家来说，它充当了一块宗教和文化磁铁。[30]俄国向东向陆地的扩张（拜占庭帝国主义的终极表达），与西方向西向海洋的扩张一样深远地影响了欧亚大陆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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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丁语西方，不像在希腊的拜占庭，罗马帝国的持续性决定性地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鲜明的“法兰克人的”（Frankish）文化，部分来源于从拜占庭留传下来的罗马帝国的先例。但是，法兰克人世界的真正特别之处是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最简单的，它意味着以劳动换取贵族骑士阶级及其扈从的物质保护。它可能起源于大地主控制他们地区的自由，一旦帝国政府认输，税收也失去了，铸币经济急剧缩小。跟着查理曼短暂帝国的垮台的入侵时代（由匈牙利人［Hungarian］、北欧人［Norsemen］和穆斯林），可能增强了这种趋势。到公元1000年，领主体系硬化成一种义务和领主的复杂的结构，成为了剥削土地和劳工以产生军事力量的强大引擎——以骑士为典型形式。由此产生的领主单元及其重骑兵和加强要塞，成为从公元1000年开始的新一轮国家建设的建筑群。这并不是偶然的。在中欧和北欧复制的封建王国，是法兰克贵族及其助手征服和殖民化扩张进程的工具。这是针对穆斯林在西西里、希腊、塞浦路斯（Cyprus）、西班牙和巴勒斯坦（外籍的十字军王国）扩张边疆的大铁锤。易北河（Elbe）以东，则为农民移民潮、城镇和贸易的增长所巩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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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占庭和法兰克人的西方，正是世俗与宗教势力的融合，创立了一个有足够凝聚力的社会来抵挡帝国崩溃、蛮族入侵以及伊斯兰扩张的余震。在西方，教士是罗马崩溃后的政治传统中的主要宝库，他们向任何大型政府提供智囊。对统治者来说，他们提供了一个君权神授合法性的无价资源，以及君主般野心的广阔视野。教会提供了把新封建国家粘在一起所需要的大多数思想黏合剂：基督教化是公元1000年以后所有北欧东欧国家构建的基础。[32]每个地方，体制化的基督教强化巩固了团结和责任的联系。通过牧师、教区和各级主教，宗教认可与政治秩序紧密结合，远较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强烈得多。教会当局与国家间的亲密认同——中世纪欧洲最惹人注目的特性——给了其统治精英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社会控制深度。随着王朝国家的逐渐发展——一个到15世纪大为推进的进程，这些社会权力资源变得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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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兴加强了社会和政治凝聚力成就的基础。到14世纪，在广泛的经济和技术方面，欧洲与中国和伊斯兰近东达到了势均力敌。在公元1000年到大约1350年期间，有着长期的经济增长。人口增加了，荒地被拓殖，像铸犁（它能深耕）和水力磨粉机的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力。城镇扩展为商业和政府中心反映了经济生活日趋复杂：手工业和商业区的专门化；银行与信贷的扩展；合伙公司和会计学的新商业技术的运用。现在，商业客户网把北欧、东欧和巴尔干欧洲，与大西洋沿海和地中海的贸易联结起来了。[33]一个伟大的“双峡通道”从北意大利直抵低地国家：一条通道经过南部德意志并南下莱茵河；另一条北上罗纳河（Rhne）穿越法国北部到佛兰德斯（Flanders）。沿着这些通道，群集在两端的是中世纪西方的商业城市，而峡谷通道本身是一个提醒物，商业的惯性仍在交换产品，用北欧商品交换来自亚洲、近东和地中海的商品。正是这解释了威尼斯和热那亚（Genoa）的过早增长，以及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麓的德国港口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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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扩张在14世纪中叶的人口灾难中陷于停顿，一种叫作黑死病（Black Death）的欧亚大陆流行病使40%的人口丧命。直到15世纪缓慢地恢复，到这时，欧洲肯定不再是伊斯兰近东的落后内陆腹地。虽然欧洲人对欧亚大陆的其他部分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将要在近东贸易中起更大的作用。他们利用埃及和叙利亚（Syrian）的衰落，越来越多地出售自己的制造品（通常是棉布），为购买亚洲奢侈品、伊朗丝绸或叙利亚棉花筹集资金。[34]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的贸易仓库（fondachi）充满了从北非到克里米亚（Crimea）的海岸线。同时，向西去，开辟了新的海洋边疆。到13世纪中叶从穆斯林统治者手中重新征服西班牙，鼓励了在地中海与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nel）和北海之间固定航路的开辟。里斯本（Lisbon）、塞维尔（Seville）以及后来的加的斯（Cadiz）成了连接大西洋和地中海体系间的纽带。在哥伦布前很久，大西洋伊比利亚（Iberia）半岛成为一个海洋探险的出发点，一所先进的航海技术学校，以及航海先驱和热那亚的商人及有赖其信用的银行家之间最可能的会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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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400年，新欧洲已经成形：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松散联盟，有着共同高度的文化、大致类似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以及一个发达的区域内经济。在一个层面上是罗马与法兰克文化的巧妙融合，而在1400年以后政治上湮没无闻的拜占庭部分，确保了俄罗斯的持续归属（有时不管怎样脆弱）。但是，欧洲也由其与伊斯兰世界的紧张关系所塑造。在拉丁西方不少熟知的关于古典世界的智力生活，是西班牙的穆斯林学者遗传给它的。[35]穆斯林世界的商业生活比大多数欧洲的商业生活进步得多。名牌商品和豪华器皿及金银，向西流入欧洲，不是相反。没有这个富裕的邻居，西欧从向内破裂的经济中恢复会慢得多。但是这种依赖关系受到来自穆斯林侵略（尤其是在南欧）即将来临的危险感以及对穆斯林控制基督教圣地的刻骨仇恨所抵消——在十字军背后的情感燃料。把从穆斯林手中收复的土地再基督教化是一项费力的任务。无中生有的威胁和对内部敌人（通常是犹太人或异教徒）的普遍恐惧，创造了一种不安全和好斗的而非平静优越的外来文化观。被包围在伊斯兰、黑暗无边的大海以及北方的森林和冻土带之间，欧洲人不能假装住在一个祥和的“中央之国”，为附庸国所环绕，为城墙所保卫。尽管法兰克政治体系很成功，但是在东南欧不能向前推进防备14世纪穆斯林的进攻。通过与蒙古“世界征服者”的联盟而从侧翼包围伊斯兰的希望在1350年后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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