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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23 现将这些特征简要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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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25 1.单一全球市场的出现——不是为全部产品而是为最畅销的产品服务，也为提供资本、信贷和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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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27 2.国家间日益增强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它们在地理上可能非常遥远，但其利益（甚至非常小的国家的情况）变得全球化而非区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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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29 3.通过具有全球性组织的媒体深入渗透到大多数文化，它们的商业和文化信息（尤其是通过“品牌”语言）几乎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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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31 4.移民和大迁徙（被迫的或自由的）的巨大规模，创造着关系网与联结，它们挑战了19世纪的欧洲海外移民或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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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33 5.从“两极时代”（1945—1989）废墟中产生的单一“超级大国”，与所有其他国家关系上，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在世界现代史上无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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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35 6.中国和印度戏剧性地重现为制造业大国。巨大增长的世界产出和世界经济均势的转移，它们庞大人口（分别为13亿和10亿）的经济动员被比作19世纪巨大新土地的开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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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37 这份单子会引出一串问题。在一个全球化了的世界里，一个国家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卓尔不凡的权力？中印的经济复兴为什么是如此新近的事？为什么直到最近，西方国家（现在包括日本）在技术技艺和生活水平方面享有长期的领导地位？为什么西方化文化的产品（科学、医疗、文学、艺术）仍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享有崇高声誉？为什么国际上的国家体制及其法律和规范反映了欧洲政治统治的概念和实践？为什么领土形式是欧洲模式？20世纪晚期的全球化世界并不是全球自由市场的可预料结果，我们也不能从5个世纪前的世界状态推导出来。它是长期的、混乱的、接连不断暴力史的产品，是财富的突然逆转和意外失败的产品。其根源追溯到（广为相信的）“大发现时代”——确实，追溯到帖木儿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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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39 当然，世界历史的进程有着数不清和解释与争论不清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全球化的历史（和史前史）总是具有争议性的。既然全球化的大多数特征似乎与欧洲（后来是西方）优势的增长密切相关，那么它几乎不可能是别的。战斗阵线早就划定了。想象全球化世界的第一批人当中，包括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英国自由贸易者，他们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身上得到灵感。他们辩论道，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会使战争变得不可能。如果每个国家都依赖外国的供应商和顾客，那么相互依赖的网络将会牢不可破。在冲突环境中兴旺发达的战士贵族变得过时。通过商人的商业传播，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政府思想会变成全世界的思想。这种开明的利己主义使得全世界得益的乐观评论，受到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针砭。马克思坚持，或迟或早（他指望它是早些）工业资本主义会用商品淹没其市场。通过降低成本、把工资降到生存成本以下，它会挣扎一段时间。但是，当工人反抗——他们必须反抗——资本主义会内部崩溃，无产阶级起而统治。在斗争中，欧洲外的世界追赶上来。在他们对市场的渴望中，欧洲资本家注定要入侵亚洲（马克思的例子是印度），摧毁其前现代经济。印度织工为了兰开夏的利润只能破产，印度的村庄体系和社会秩序“与其说通过英国收税人的……战士的残酷干预而消失，不如说通过英国蒸汽机和英国的自由贸易而消失”。[4]这种摧毁工作的可取之处是其并非计划中的后果。它会给亚洲带来社会革命，没有这个革命（马克思如此暗示），世界其他地方不会达到其社会主义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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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41 马克思认为，一个全球经济会从欧洲的需求中成长起来。列宁（Lenin）认为，资本主义依赖于经济帝国主义，并预料其在全球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中垮台。[5]马克思和列宁的说法，半是历史半是预言，似乎是世界历史的钥匙。从20世纪20年代起，它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影响。它把欧洲经济扩张视为统治其余世界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但是，它没有创立起一个英国自由贸易者承诺的资产阶级乌托邦，反而分化了世界。以欧洲（及其美洲后裔）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工业地带越来越富裕，但是地球其余地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等依附地带却越来越贫困。资本家的财富和欧洲帝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强制实行不平等贸易。在非西方世界已经使用了“自由”贸易来摧毁老手工业，阻挡了工业增长，锁定当地经济来生产廉价原材料。确实，因为那些原材料比他们要支付的（争论这么继续说）工业商品廉价得多，所以除非用暴力摧毁“世界体系”这个源头，否则依附地带的贫穷和依赖只会变得更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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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43 对于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来说，这种全球化（尽管没有使用这个术语）的动机和意义的悲观主义观点，有时与对革命结果的惊人信念一起，超过了乐观主义者宣称的“现代化”（也就是说，西方社会结构的复制）为完全全球化经济的结果的命题。两种态度一致假设欧洲（或西方）是历史变迁的唯一真正源泉。双方都使用了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惊人洞察力（甚至更惊人的勤勉）。韦伯着迷于欧洲走过的不同于印度与中国的道路。马克思强调用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取代欧洲封建社会的社会革命，而韦伯则探索使欧洲“与众不同”的制度和信仰模式。资本主义在欧亚大陆的其他部分发展起来，但只有欧洲实现了向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支配地位。韦伯解释的中心思想是，现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实干家的理性心态。中国儒家（理性的但不活跃的）、伊斯兰教（活跃的但非理性的）和印度教（不活跃且非理性的）全都阻挡关键的联结。“亚洲非知识阶级的神秘的笃信迷信，没有通向一条理性的有条理的生命道路。”[7]但欧洲新教主义已经创造了（偶然的）产生突破的重要心理（以及制度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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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45 韦伯之坚持欧洲特殊性的原因，必须从鲜明的社会文化根据来解释。从20世纪20年代及以后，他的著作一经广为流传（及翻译），就激发了大量的著述。它对那些拒绝粗糙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有特别的吸引力，马克思主义认为欧洲的财富和成功有赖于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抢劫和掠夺。它鼓励探索那些使欧洲平衡木倒向生产投资和持续技术变迁的关键要素。它似乎证实这个信念（比韦伯古老得多），即欧洲社会有独一无二的活力，其他伟大文化无论多么宏大，都缺乏物质进步的重要因素。确实，在这个中心议题上，韦伯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的拥护者们想当然的观点并没有真正的差异。不论好歹，糟糕的动机或没有动机，欧洲激活了一个静止不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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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47 非常容易明白，为什么近几年来欧洲中心论的世界现代史受到了攻击。1945年以后，欧洲殖民帝国迅速崩溃，大量新民族国家产生了。每一个国家都需要置自身的进步于历史中心的历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英雄，他们面对欧洲文化自负进行他们的民族斗争。新的“民族主义”历史把欧洲的统治（或影响）描述成不公正和压抑的。欧洲的干涉不是把进步带到世界上停滞不前的地区，而是阻挡了当地已经在进行中的社会文化的进步。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亚”历史挖掘出许多前殖民地社会的结构，它揭示了强烈抵抗外来者控制的复杂的农民社区，他们的生活被施加殖民“秩序”的企图所打断，这种企图不是残酷的也是笨拙的。[8]“非殖民化史”鼓励了许多不同的社会、种族、宗教或文化团体从阴影中显露出来。在老的殖民记述中，欧洲人卓然而立，反对当地黑暗势力，现在看起来像卡通片：一幅多变现实的未完的粗略草图。非殖民化史描写和记录殖民地人民——教师、作家、商人、农民、移民和少数民族——的雄心壮志和计划。曾被自视为唯一“有活力”的欧洲人认作是“死气沉沉的世界”，现在被视为生机勃勃的世界。而且，（在这种新视野中）远非欧洲人施加自信的统治，而是忙于自己事务的当地人常常智胜和利用欧洲人，或只是漠视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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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49 这并不是历史学家的第一次争论，甚至殖民化的人民也有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自治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年轻的荷兰历史学家J.C.范里乐（J.C.van Leur，1908—1942）谴责了以欧洲人的目光（“从船的甲板上、堡垒的土墙、贸易据点的高高的回廊”）来描述印度尼西亚历史的著作，好像没有一个欧洲人的存在或他的煽动，那儿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似的。[9]范里乐在战争中被杀，他的思想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传到国际读者中。但他的著作对抨击欧洲中心论世界史的历史加上了一个关键的新尺度。它放弃了16世纪从海洋来的欧洲人改变了亚洲商业经济的看法。相反，亚洲人是巨大的海洋商业活动的先驱，连接了中国、日本、东南亚、印度、波斯湾、红海和东非，欧洲人是后来者。远非等待欧洲商人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an）的触摸，一个“全球”经济早已存在了。[10]如果全球经济的会合是世界现代史的支配议题，那么亚洲人起的作用（及其他非欧洲人）不容忽视。确实，“全球化”——在其更广泛的意义上——不能再被视为只是欧洲人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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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51 在最近20年里，范里乐原创的真知灼见更是得到了大大的拓展。全球流动的规模、大迁徙的增长、边疆的容易渗透的性质、大多数国家的有限力量、工业力量的新分布（尤其在亚洲），急剧地改变了我们的历史感和领悟力。至少目前来说，民族和国家历史著述，似乎不如追溯我们世界流动的渊源重要，包括商品与思想的狂热交流、其混合文化和易变的身份的追溯。作为回应，一种新全球史已经成长起来，其研究单元是区域或海洋、远程贸易、商人网络、漂泊学者的足迹、在文化与大陆间的迷信与信仰的传播。从这个层面看，旧世界历史的中心假设——欧亚间的强烈差异似乎不那么突出。取而代之，就在（老的著作中）欧洲与亚洲分流具有决定性的时候，一个商业和文化的“联结”链连接了现代早期欧亚大陆的大部分。世界帝国的观念、一种新“文化之旅”、千年的谣言和梦想，在西班牙（Spain）和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间的大片土地上流传。[11]较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贸易通道的位置，或在一个远程旅行者无需再穿越森林、丛林或沼泽的干旱地带的位置，在亚洲或欧洲的地理位置对文化变迁开始看起来不那么重要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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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53 一个类似的重点变迁可以在写作新“物质进步全球史”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中看到。像范里乐认为以下肤浅的结论是歪曲事实：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到达印度，欧洲激醒了一个似睡非睡的亚洲。稠密的贸易网早就联结了东非沿海和南中国海的港口和生产者。亚洲商人并不是欧洲接管的被动牺牲品。不管亚洲政府有什么缺陷，他们不只是欧洲传说中的掠夺成性的暴君，用严厉的税收和任意没收来摧毁贸易和农业。在亚洲不同地区存在市场经济，那儿的劳动分工、专门贸易和城市发展（如亚当·斯密描述过的增长特征）与欧洲发现的那些非常类似。尤其在中国，商业交换的规模、信贷的精细、技术的运用、生产额（特别是纺织业）揭示了其前工业经济至少与当代欧洲的一样有生机。确实，1800年前真正引人注目的并不是欧亚间鲜明的经济对照，而是正相反，一个“惊人相似的”欧亚大陆世界——包括欧洲地区和亚洲地区——至少在理论上能大跃进到工业时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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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55 同时，欧洲想当然的世界史中心论，受到来自不同地方的抨击。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起，一场由美籍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 American）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激发的思想运动，谴责欧洲的亚洲（扩展到其他地方）历史、民族志、文化经典著作是“东方学家的”梦想。根据赛义德所说，因刻板教条的天然属性，欧洲人的描述显得极为逊色，几乎总是贬损人格，并且顽固不化地试图把亚洲社会描述成懒散的、腐败的或堕落的，来作为一个积极的、出色的、进步欧洲的对立面。[14]数量巨大的著作印刷发行了，它们以精心设计的各种通俗画般的语言和内容，向欧洲读者传达了非西方（东方）世界的形象，含义一目了然。如果欧洲人的实地报道（不管是事实还是虚构）意在服务于别有用心的扩展欧洲霸权的目的，或即使无意识这么做的，那么除了反映欧洲人自己的恐惧和着迷外，并没有什么历史价值。欧洲与非欧洲的比较研究被无望地放弃了。甚至可以争论说（并且有些作家确实这么做了），历史自身是一项异化的事业，它强迫把过去的知识塞进（并服务于）欧洲发明的概念和范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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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57 极少明智的人接受这种极端后现代主义的逻辑结论——没有什么能被了解、所有的探究都没有希望。但是更广的观点站住了脚：欧洲人对世界其他部分的描述需要非常小心地译解。赛义德的批语是世界海上巨变的组成部分，一次有意识的“去欧洲中心论”或甚至“地方化”的尝试。欧洲对其他文化和人民的评论不应该再被视为“权威版本”对待，不管它们有多么全面或多有说服力。欧洲不应该被当作变迁的中心，或当作施加到非西方世界消极文明的代理人。也许最重要的是，不应该视欧洲的现代世界之路为自然的或“正常的”，这种标准总是被用于衡量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变迁。欧洲人塑造了他们自己类型的现代性，但是有其他的现代性——确实，有许多现代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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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59 欧洲扩张史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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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61 “非殖民化史”缩小了欧洲的规模。它使不假思索地假设欧洲社会是内在进步的或它们必然比欧亚大陆——或其他大陆——的人民更有效率要困难得多。如欧洲人对其余世界的观察一样，欧洲人对“进步”的定义失去了那种他们曾经拥有的无可置疑的权威。确实，一些现代作家拒绝不同文化间的任何比较的有效性（因为没有人能谙熟多种文化），奇怪地相信一个相当混乱的世界实际上是由明显的和原创的文化组成的。后殖民史对欧洲的影响持怀疑看法，对殖民统治曾经宣称的“改善”持更怀疑的看法。它视“殖民化的”历史为近视的、有偏见的，也许甚至是有欺骗性的历史，这种宣传主要是针对国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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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63 确实，更仔细的研究讽刺性地逆转了殖民主义者提出的事实和论据。远非拉着落后的人民走向欧洲型的现代性，殖民统治更像施加一种“反现代性”形态。印度的种姓制度标志着印度的落后。不过，英国统治者为了自己人的便利，与上层人士婆罗门（Brahmins）达成妥协，把种姓制度坚固地纳入一种行政体系（在人口普查中定型）。[16]在非洲殖民地，随着把家族和追随者重新发明为“部落”，主要把统治者作为他们祖传的领袖，而发生了类似进程。[17]这里，犹如在印度，一个政治交易被仔细包装为对当地传统的一种尊敬举措。在殖民历史版本中，种姓和部落被写成印度和非洲历史的无法追忆的特征。在帝国主义的宣传中，它们成了基因缺陷，使印度和非洲不可能自治。但是在“非殖民化史”中，欧洲的扩张似乎作为一个用虚伪传统方法重组非西方世界的巨大的阴谋，因此最好拿来仔细研究和利用其资源——无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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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65 在这些与其他基础上，世界在世界史中的位置现在看起来相当不同于几十年前写下的常见评论。但是，旨在“地方化”的欧洲历史仍留下许多东西要解释。欧洲国家是创造19世纪晚期“全球化”世界的主要力量。它们是把19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40年代的“现代世界”拧在一起的两大转变的主要力量。第一个转变是世界经济的形成，这并不仅仅是高价奢侈品的远程贸易，而且是产品、原材料和食物，伴随着人民和金钱的大批量全球交流。这是一场经济革命，主要由欧洲人操纵（并不总是很好），使其适合他们自己的专门利益。第二个转变与之紧密相连。欧洲统治的扩展通过公开的和隐蔽的方式，穿越非欧洲世界的巨大地带。这种扩展进程早在1800年前就在进行中，但在19世纪急剧加速。这些扩展中格外醒目的是，在非洲、东南亚、南太平洋及（此后）中东的殖民地分割；在北亚（由俄国）和南亚（由英国）建立帝国的大冒险；在中国，大部分沿海为外国所控制；以及在欧洲人占领的（通过人口帝国主义）美洲、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和部分中非南部。在非洲、中东、东南亚大部分、太平洋、澳大拉西亚以及美洲，它创造了当代世界国家结构的领土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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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67 由此，欧洲从事着双重扩张。第一个外在迹象是铁路和蒸汽船的普及，建设比原先的交通快得多和确定得多的巨大的联结网，能够把巨大的蒸汽产品倾销到曾经难以进入的地方。港口、火车站、电报线、仓库、银行、保险公司、商店、旅馆（像在开罗的谢拉顿饭店［Shepheard］和新加坡的莱佛士酒店［Raffles’］）、俱乐部甚至教堂，构成了欧洲商业帝国的全球网络，成为欧洲商人和贸易的自由通道，方便他们接近大批新消费者。第二个模式是领土扩张。它意味着需要堡垒和基地，以便能送战士和军舰去强制或征服。它意味着控制穿越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海洋商路的关键地带：埃及是典型的例证，1882年被英国占领。它意味着一种统治模式，由此，就可能随心所欲地把殖民区域的产品和收益转向为帝国服务。一旦他们的统治（Raj）就位，英国人向印度人征税以支付他们在亚洲保持军事力量（英国军队中的印度兵部队）的费用。欧洲的商业帝国及其领土帝国并非完全重合。但是，关于这种双重扩张的要点是其相互依赖性。领土帝国主义是一把大锤，它能砸开抵制自由贸易的市场，或（如在印度）征用当地资源来建筑欧洲商人需要的铁路和公路。它能承诺保护欧洲企业家，或（像在非洲常常发生的）把当地的土地和人力当作免费礼物送给他们。但是，它也依赖于欧洲能部署的技术的、工业的和金融的有利条件。当进入战争时这些可能是决定性的——蒸汽推动的军舰和上等军备，帮助英国打赢了1839—1842年在中国的第一场战役——尽管不是一成不变的或快捷的。[18]工业帝国主义的真正优势在于规模和速度。工业技术和资本供给允许欧洲人发动一系列闪电征服。他们能以极快的速度铺设铁路，跨越几百英里，从海上运来军队。他们能在一个新区域充满欧洲定居者，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其人口统计结果，使本地人一片迷茫，使其抵抗不能奏效。他们能把外国的环境完美无缺地改造为一个熟悉的欧洲风格的居住地：引进野生动物、鸟类、鱼、树木和花卉，以及作物和家畜。最重要的是，他们甚至能把全球最遥远的角落变成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地，如曾经只能在当地家里生产的奶油、肉类或乳酪。1880年以后，新西兰（New Zealand）沿海出现的有着污秽烟囱的偏僻的冷藏工厂就是工业殖民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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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69 认为欧洲人缺少同盟和助手的支持可能是错误的；相反，他们在重塑世界中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是，到1914年似乎完成了从一个欧亚大陆的“联结”世界到一个全球的帝国主义世界的变化。我们怎样解释这种异常变迁？尽管有大量藏书研究这个问题，但是还有许多不解之谜。1492年（当哥伦布穿越大西洋）和1498年（当达·伽马到达印度）的神奇日子可能标志着欧洲新时代的开始。但是前进的步伐充其量是不可持续的。在哥伦布（Columbus）初见陆地后3个世纪，北美大陆大部分地区仍然没有被欧洲人占领和实际探索。使达·伽马登陆的印度角落陷于欧洲统治下用了近300年（1792年英国吞并卡里卡特［Calicut］）。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了殖民热潮。不仅仅是欧洲扩张的时间，而且其形式和方向也需要更多的解释。为什么奥斯曼帝国和伊朗在印度之后还长久地保持自治，且印度在空间距离上还要遥远得多？为什么印度从属于殖民统治而中国尽管被束缚住了手脚但能保持其主权地位，并且日本到1914年成了殖民势力？如果工业资本主义是欧洲势力扩张的关键，那么为什么感觉其影响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跨越这么大世界、有着这么多样的后果？为什么欧洲自己的分化，如此毁灭性影响的周期性宣泄，对帝国主义的野心并不更具摧毁性？究竟什么应该被视为“欧洲”？为什么某些“非欧洲”部分比其他部分更成功地阻止欧洲接近，或更快地摆脱其控制？一旦欧洲帝国垮台，“欧洲制造的世界”还有多少东西留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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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71 要回答这些问题，采用某种不同于以前历史学家的方法似乎是明智的。四种基本假设构成了本书论点。第一是我们应该拒绝世界现代史进程中的线性变化思想，其间欧洲日益进步地上升到显著地位，然后作为“西方”的一部分衰落和再度兴起。用“共生期”来思考更有成效，那个时期世界不同部分的某些一般条件巧合，促进（或阻碍）贸易的扩大、帝国的扩展、思想的交流或人口的流动。其方式可能打破了世界不同地区的优势均衡，至少是暂时的。仅仅一个条件极少是决定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或许想做生意，但政府和统治者也还得同意允许自由的贸易——或任何贸易。政治和地缘政治是均衡的重要部分。战争的爆发及其无法预知的进程会粉碎一种均衡，实施另一种均衡。由此，19世纪晚期的贸易大扩展和它帮助促进的那种全球化，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戛然而止。1929年后，“反全球化”开始，带来灾难性后果。欧洲最初突破到一个在全球关系中的首要地位，被视为欧亚大陆革命的未料到的结果，而好过被视为沿着哥伦布足迹稳步前进的结果。地震和洪水是适当的比喻，而非河流或潮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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