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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的凝聚力并不单纯是商业上、策略上利己主义的后果。它在于杰出的“高端文化”的成就，一个古典的、文字的文明，其道德和哲学外观来源于儒家经典。也许与南北交融一样重要来塑造中华的，是文化精英中的儒家学说的确立，以及构筑一个帝国官僚政治的科举考试。一旦儒家学识和文字技巧（为科举考试要求撰写“八股文”）成为进入帝国官僚队伍的敲门砖，它们就在中华大地受到士大夫的热爱。有文学理想（以及官僚政治的抱负）的各省士绅学子对儒家学说的选择，是中国从一个半封建社会——权力由大地主行使——转变到一个农业帝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使之可能的是一个帝国体制，这个体制极少依赖于帝国中央的强制权力（这在如此巨大的一个国家里是一个不便的昂贵的选项），更多依赖于地方精英对帝国思想的文化上的忠诚，他们自己的声誉现在与帝国紧紧地捆在一起。作为一个在极大范围施行有效权力的准则，它令人惊讶地精巧和惊人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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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给人深刻印象的巨大规模、其城市的财富、其技师和手艺人的技巧、其消费品的质量（如丝、茶和瓷器）、其艺术和文化的精美以及儒家学说的思想感染力，在东亚和东南亚广受赞誉几乎一点都不奇怪。在朝鲜、日本和越南（直到公元939年的1000多年，它有一部分被当作中国的一个省统治），中国被当作文化成就和政治秩序的模范。中国商人也发展了广泛的贸易，把他们的商品带到东南亚。[48]中国船员的航海业和航行技术——包括首先使用磁铁指南针——堪与阿拉伯或欧洲的对手相比，若不是优于他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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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400年，对任何消息灵通的观察员来说，中国在旧大陆的杰出地位似乎不仅安全，而且可能变得更强。在明朝统治下，中国的附属于蒙古人及其横贯欧亚大陆的帝国野心决定性地破产了。明朝政府加强了皇帝对行省官僚的权威，在皇宫里用宦官来增强皇帝对抗士大夫官僚的阴谋诡计（以及保护其妃子的贞操），做出巨大努力来改善农业经济及水路系统。由此，在1405—1431年间，皇帝派遣宦官郑和大将军，进行七次到印度洋的惊人航海活动，来显示中国的海上力量。带着一支2000多人的威风凛凛的船队，郑和缓缓地航行，远到红海的吉达（Jeddah）和东非沿海，斯里兰卡（Sri Lanka）感受到中国人的存在，其不听话的统治者被带到北京。在欧洲人获得需要的航海诀窍发现进入南大西洋（及回来）的方法以前，中国做出姿态来显示其在东方海洋中的海上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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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耀眼的未来并没有成为现实。反之，15世纪早期将表明，尽管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它达到了海洋抱负的极限。直到清朝在18世纪中叶征服内亚，在东亚圈外并没有进展。在15世纪20年代突然放弃郑和的海洋冒险（1432年远航是一次事后想起的航行），标志着部分困境。明朝已经把蒙古驱逐出去，但不能消除他们造成的威胁。他们被迫贡献越来越多的资源到北部边疆——一份地理策略重负，其可见的部分是完成所谓的长城的欲望。背弃海上未来可能是对他们的士大夫官僚的让步（他们不喜欢宦官势力），但也是屈服于财政上的限制，屈服于王朝生存的至高无上的优先权。明朝的决定也许反映了一种更深的约束。明朝的原则是猛烈地拒绝蒙古元朝施加的内亚影响。它团结中华抵抗文化上的外来人，它确立中国文化的独占性。一个汉人和非汉人的“大中华”是与明朝的儒家君主梦想相抵触的。无限期防卫的宏大策略带来了文化封闭的逻辑结果。[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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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有着更进一步的变化，其影响还没有当代观察员能完全把握。中国历史的最大谜团是，为什么创立了世界上最大、最富庶商业经济的异常动力在1400年后似乎流走了？市场经济所需的中国在技术独创性和社会革新上的领导地位失去了。并不是中国而是西方加速走向并经历了工业革命。人们一直在激烈地讨论中国的经济轨迹问题。但是30多年前马克·埃尔文（Mark Elvin）提出的假说还没有被推翻。[50]埃尔文强调，中国在宋代取得了“中世纪经济革命”进步，但是他强烈主张当中国从明朝初年的经济衰退中（部分是大瘟疫的产品）恢复时，一种技术停滞形式已经开始。生产更多的产品，耕种更多土地，人口增长。但是早期的技术和组织革新背后的推动力消失了，并没有恢复。中国是量而非质的增长。埃尔文认为，部分理由是我们早已注意到的，即中国转向内陆；随着明朝放弃海洋，中国的外部接触减少。思想上，从对自然世界的系统调查转移开。并且从某方面说，这是耗竭新鲜土地的储备的事，以至于在满足生存需要后，越来越少的土地用在工业作物种植上（如棉花）。一股微妙的势力也在起作用。中国是其自身成功的牺牲品。正是其前工业经济的效率挫败了生产技术（甚至在19世纪，巨大的水路网使铁路似乎是多余的）的任何激进变革。本来可能推动其前进的地方性的短缺、瓶颈和障碍，可以从其他地区的资源得到解决，把中国巨大的内地市场联结起来。前工业中国达到了一种“高水平均衡”，一种经济成功的稳定水平。其不幸是没有刺激力来攀登得更高：高水平均衡成为一个陷阱。[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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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预测得太多。它在任何人注意到以前还有3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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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伊本·哈尔敦，参见Y.Lacoste，Ibn Khaldun (Paris，1969);Encylopaedia of Islam (Leide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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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权威性的研究见B.F.Manz，The Rise and Rule of Tamerlane (Cambridge，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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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强调横穿蒙古欧亚大陆的交流的最近研究，参见Thomas T.Allsen，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 (Cambridge，2001)；也可参见John Masson Smith，‘The Mongols and the Silk Road’，Silk Road Foundation Newsletter vol.1，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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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arl Marx，‘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 (1853)，重印于E.Kamenka (ed.)，The Portable Karl Marx (Harmondsworth，1983)，pp.33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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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列宁的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出版于1916年的Zu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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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这种思想流派的杰出概述，参见I.Wallerstein，Historical Capitalism (London，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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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Weber，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1922;英文版，London，1965)，p.270。韦伯也强调了种姓制度的影响和佛教知识界对革新的敌意。参见H.H.Girth and C.Wright Mills (eds.)，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 (pbk edn，London，1974)，第16、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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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对“亚”历史的杰出研究，参见V.Chaturvedi (ed.)，Mapping Subaltern Studies and the Postcolonial (London，2000)，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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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J.C.van Leur，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Essays in Asi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The Hague，1955)，p.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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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对范里乐的评论，参见J.Vogel，‘A Short Life in History’，in L.Blusse and F.Haastra (eds.)，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a Category in Asian History：van Leur in Retrospect (Aldershot，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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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Subrahmanyam，‘Connected Histories：Notes towards a Reconfigur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asia’，Modern Asian Studies 31,3 (1997)，pp.73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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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季风”和“干燥”亚洲的讨论，参见J.Gommans，‘Burma at the Frontier of South，East and Southeast Asia：A Geographic Perspective’，以及J.Gommans and J.Lerder (eds.)，The Maritime Frontier of Burma：Exploring Political，Cultural and Commercial Interac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World (Leiden，2002)，p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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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这种观点的强有力的评述参见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2000),“惊人相似的”术语就是由此而来。（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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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Said，Orientalism (London，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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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S.L.Eisenstadt，‘Multiple Modernites’，Daedalus 129，1 (2000)，p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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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有些作者宣称，种姓只是英国人强加的；一种更稳妥的观点把主要作用归因于印度本地人。至于极端的观点，参见N.Dirks，Caste of Mind (Princeto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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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T.Spearm，‘Neo-Tradtionalism and the Limits of Invention in British Colonial Africa’，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44 (2003)，pp.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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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参见下文第5章，并参见J.Belich，The New Zealand Wars (Auckland，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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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最初在他为皇家地理学会写作的文章里，题为‘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Geographical Journal 23，4 (1904)，pp.42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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