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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参见G.Muto，‘The Spanish System’，in R.J.Bonney (ed.)，Economic Systems and Sate Finance (Oxford，1995)，pp.246，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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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参见A.Peroton-Dumon，‘The Pirate and the Emperor’，in Tracy (ed.)，Political Economy of Merchant Empires，pp.19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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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D.F.Lach，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1：The Century of Discovery (Chicago，1964)，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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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A.R.Mitchell，‘The European Fisheries in Early Modern History’，in E.E.Rich and C.H.Wilson (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5：The Economic Organis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1977)，pp.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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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W.L.Schurz，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1939);H.Kamen，Spain’s Road to Empire：The Making of a World Power (London，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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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关于菲立普的“救世主帝国主义”，参见G.Parker，Grand Strategy，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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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关于美洲的影响，参见J.H.Elliott，‘Final Reflection’，in K.O.Kupperman (ed.)，America in European Consciousness 1493–1750 (Chapel Hill.NC，and London，1995)，p.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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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参见J.de Veries，The European Economy in the Age of Crisis 1600–1750 (pbk edn，Cambridge，1976)，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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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参见A.W.Crosby，The Columbian Exchange (Westport，Conn.，1972);A.J.R.Russell-Wood，A World on the Move (New York，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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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关于奥斯曼帝国对美洲的无动于衷，参见B.Lewis，Cultures in Conflict (Oxford，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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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 3.现代早期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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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北部英法殖民地的建立，英国人和荷兰人抵达东印度的贸易世界，标志着漫长16世纪的欧洲扩张达到顶点。但是，在17世纪20年代和18世纪40年代之间，欧洲人扩张的冲力大势已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现代早期欧洲的“优势大进军”在许多方面是一个视觉假象，是后见之明的骗人产物。即使在欧洲人闯入新大陆、入侵印度洋的时候，他们还在严阵以待对付得意洋洋的伊斯兰，他们在政治、军事和商业组织上的成就，与奥斯曼、萨非、莫卧儿、明朝或德川幕府的成就相当或相形见绌。国家缔造和文化创新，不仅仅是现代早期欧洲历史的显著特征，而且是欧亚大陆历史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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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是欧洲人对外围世界进行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推进，抓住了美洲的巨大新资源，打开了联结东南亚、印度、西非和美洲的远程贸易新通道。但是，我们不应该认为通过这些途径，他们已经创立了全球优势的基础，或准备包围、孤立和征服欧亚大陆的其他社会和文化。例如，完全不清楚的是：他们已经摆脱了对亚洲奢侈品的长期依赖；他们的组织技能——市民的或军事的——给了他们比其他欧亚大陆国家任何特别优势；他们的高雅文化比其他高雅文化产生了更大的物质收益，或给人智力上的优势；或自罗马时代晚期以来把他们囚禁于欧亚大陆远西的地理弱点，已经为海上运输和战争中的革新所决定性地克服。通过把旧欧洲扩大到一个新的欧洲-大西洋“世界”，西方已经获得了与伊斯兰世界或东亚一样多元和广阔的内陆腹地。在现代早期时代的后期，这种领土规模的巨大扩展也会带来内部转型，其证据要少得多。欧洲随后的优势通常归因于这种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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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与大发现和征服的戏剧性事件相比——直到17世纪初欧洲人都几乎没法接受其后果，该世纪或以后世纪是一个欧洲与欧洲以外世界间的关系更为缓慢变化的阶段。“地理大发现”的意外收获是不可重复的。在欧洲-大西洋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状况限制了进一步扩张的余地。欧洲海洋大国忙于大西洋的竞争，对亚洲的帝国缔造几乎毫无兴趣。同时，与许多后来评论的欧洲生机勃勃和亚洲停滞不前相比，伊斯兰世界和东亚国家表现得更为强劲有力。伊斯兰化文明的范围继续扩展。中华帝国权力的范围在18世纪上半叶达到顶峰。印度和中国制造品在西方的声誉达到极盛时期。从这个角度看，1757年后英国征服孟加拉前的一个半世纪，不仅仅是一个欧洲压倒了旧大陆的其余地方的“欧亚革命”的漫长前奏，而且是一个在欧亚主导社会与外围世界之间近乎均衡的阶段，在入侵的欧洲人与当地社会之间的几乎均衡的阶段。有疑问的是，这种竞争、合作和共存的全球模式会持续多久？它们是由旧大陆的地理扩张和紧密的经济依存所创造的；若有的话，那么是哪个社会能克服技术上、组织上和文化上的障碍达到一个更普遍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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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负的限度：在蛮荒世界的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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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欧洲人更专注于巩固他们对大西洋世界的占领，而非占有巨大的新领土。尽管有个别人不屈不挠，但是地理探险的范围总体上相对适度。地球的大片领土在欧洲人的地图上仍是空白——甚至在美洲，在那儿欧洲人之间的国际性竞争最为激烈。尽管哈德逊湾（Hudson’s Bay）的位置在1610年就为人所知，但只是到1682年，热内-罗贝·拉塞尔（Rene-Robert La Salle）才从蒙特利尔（Montreal）沿河全程航行到密西西比（Mississipi）河口。[1]直到1700年左右，人们还普遍认为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是个巨大的岛屿。[2]只是到18世纪40年代晚期，白令（Bering）的亚洲与美洲之间没有陆桥相通的确凿证据才为人所知。直到1750年以后人们还普遍认为，在哈德逊湾边缘的陆地顶端外有一块巨大的内陆“西海”（Western Sea）。[3]南美洲的地理更为人所知，但是直到19世纪，更遥远内陆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亚马孙古陆（Amazonia）和巴塔哥尼亚（Patagonia）仍是一个未被发现的地域。[4]在太平洋，直到18世纪60—70年代库克（Cook）的大航行，欧洲的地理思想仍然被一个大“南方大陆”——特拉澳斯特拉利斯（Terra Australis）——的奇迹所支配。[5]除奴隶商和其他商人光顾的沿海地带外，欧洲人对西非、东非和中非南部（South Central Africa）几乎没有直接知识。因此，1750年，人们仍然相信尼日尔河（Niger）从东非向西流经冈比亚和塞内加尔的河流抵达大西洋——赋予后两者不配享有的重要性——的一种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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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巨大的地理盲点，把欧洲在外围世界的活动减少到定居地、矿井和贸易据点，它们由费力贯通的一连串的通道相联结。更广泛的探险部分地被种种技术困难所阻挡：内陆旅行的巨额成本；以惊人的速度摧毁人力资本的气候与疾病；当地统治者不愿让间谍和外人进入，唯恐他们会侵害其毛皮或奴隶的重要独占权。在西非，欧洲商人小心翼翼地不冒犯当地统治者，这些统治者乐意用行为不端惩罚他们。他们也不能与统治者掌握的军队相抗衡——达荷美（Dahomey）的例子尤其如此，其战士配备了进口火炮。[6]除了极有限的国家资助外，通常是商业收益或新定居地的期望资助探险活动——一个使人误解的术语，它通常标志着通过当地线人给现存的贸易通道“绘制地图”。但是，经济或人口需求的推动力至多不过是间歇性的。17世纪90年代巴西的黄金热吸收了移民，鼓励圣保罗（Sao Paulo）的拓荒者到处漫游搜寻新发现。[7]但是，在西属美洲，欧洲移民的流入在1625年以后急剧减少。[8]北美的英国殖民化缓慢，直到17世纪70年代——科尔特斯在墨西哥登陆后一个半世纪——才在抵抗经济失败和印第安人的反攻中确保了大陆殖民地的安全。[9]到英属加勒比殖民地的移民生意兴旺，因为那儿的经济前景似乎更好。一份最近的研究说，在牙买加（Jamaica）的白人比英属北美大陆殖民地的白人要富裕10倍。但是亚热带的气候和疾病，当地的疾病和进口的疾病，索取了令人可怕的人头税。在1700—1750年期间，有3万到5万的欧洲移民到达牙买加，但是1752年，那儿的白人人口仅有1万。[10]1700年，在英属北美和加勒比殖民地也许有25万白人居民。[11]在大陆上推进的速度是缓慢的：直到18世纪50年代，无所不在的殖民地土地投机者及其在政府里的朋友们，才开始把他们的网撒过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s）。在新法兰西（魁北克）、阿卡迪亚（Acadia，今新斯科舍［Nova Scotia］）、路易斯安那（Louisiana），法国定居者的数量微不足道：到18世纪50年代也许有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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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世纪中叶，在西属、法属、英属和葡属美洲殖民地的欧洲裔居民总共在300万到400万之间，也许占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居民的5%。但是，跨大西洋到美洲的移民的绝大部分，当然并非生而自由的欧洲人，而是被奴役的非洲人。一份权威的估计认为，迟至1820年，4倍于欧洲人的非洲人到达了美洲——800万人左右，比较而言欧洲人是200万。[12]在亚热带的加勒比的死亡率也是空前的。像巴巴多斯（Barbados）一样的殖民地，最初依赖从英国来的契约劳工，在1670年以后迅速转变成奴隶制。[13]奴隶制对欧洲移民有着两个重大影响。奴隶制一旦引入，就窒息了种植园经济对欧洲体力劳动者的需求，并且通过非洲疾病的传播，也许增加了那些已经来到这里的欧洲人的死亡率。[14]但是，悖论在于通过促进那些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它最终创造了当地市场（食物、建筑材料和轻工产品），那些后来的欧洲人能赚钱的市场。因为只有集中在奴隶生产的少数亚热带商品上，新大陆的农业殖民地才能赚钱。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蔗糖生产位居第一，烟草远远地跟着，可可和巧克力位于第三。[15]但是，与秘鲁（越来越少）和墨西哥（越来越多）的银矿的重要性相比，即使蔗糖生产也显得苍白无力。白银仍是主要的美洲出口物，尽管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产量在下降，在1750年以后急剧逆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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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的蔗糖殖民地是欧洲扩张的奇异产物。赚钱的每一样东西——除了土地本身——是从外面带来的：资本、“管理”（欧洲种植园主和工头）、劳工（非洲奴隶）以及蔗糖植物本身，都是从加纳利群岛带到加勒比的。主人和奴隶一样，担忧无处不在：害怕受到欧洲对手的攻击；害怕奴隶起义；害怕遭受报复的或坏脾气白人的惩罚；害怕疾病；害怕风暴和台风的气候。在英属殖民地，如巴巴多斯、背风群岛（Leewards）和牙买加，种植园主假装还生活在英国。他们佩戴假发，身穿毛料，食用许多面包和肉类（大多数是在美洲腌制和运来的）；他们开怀畅饮，可能是口渴难耐，也可能为了忘却。直到18世纪，英属西印度群岛是真正的蛮荒西部。有个总督剪掉了一个抗拒其求欢的女性的头发；另一个总督谴责种植园主的“不自然和怪异的性欲”，在街头夜巡来约束他们的习惯。也许毫不奇怪的是，最后他被包围在他的宫殿里，在一场使用大炮的战斗中，被暴怒的市民杀死。他的继任者因偷窃教会银子而坐了牢。几乎不奇怪的是，当牙买加的首都皇家港（Port Royal）被1692年的地震和洪水所摧毁时，人们把这场灾难归咎于神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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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黄金（来自巴西）、蔗糖和烟草——能忍受远程运输成本的高价商品——是跨大西洋贸易的命脉。但是对提高欧洲经济的效率和生产率，它们的贡献仅是有限的和间接的。蔗糖和烟草是消费品，欧洲对其的需求迅速增长（就蔗糖而言，在1750年后增长得更为迅速）。[17]白银和黄金扩展了欧洲经济的货币化。然而，很多白银再出口到东方，以支付亚洲的纺织品、瓷器、丝、茶和香料费用：该时期荷兰和英国向印度出口的商品主要由“金银财宝”组成——白银和黄金。[18]美洲产品并没有为新工业或新技术提供基础：它们刺激了亚洲进口的需求。除了几个有利的场所和行业外，在这个具有商业法规的重商主义时代，美洲经济也不能提供一个有足够活力的出口市场，来催化欧洲的商业和制造业。在金银、蔗糖和烟草繁荣的美洲社区是一个重要的市场，18世纪英国对其出口惹人注目地摇摆不定。[19]但是加勒比种植园主不得不把他们的许多收入用于购买奴隶，[20]相当数量的美洲人口是由奴隶或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半奴隶劳工组成的。美洲土著印第安人人口的大部分是微不足道的或被边缘化的。在加勒比，货主、委托代理人和债权人的费用，以及向国内业主的汇款，蚕食着种植园的利润，减少本地需求。重商主义官僚机构的昂贵成本以及一大群贵族官吏和特权商人寡头，可能是这部分美洲意外之财的主要受益者。殖民地产品是欧洲内部贸易的有益补充：因为是一般必需品，它们有助于消除区域不平衡。[21]至少直到1750年，可能更为明智的做法是，把大西洋贸易世界视为商业旧体制的重要支柱，而不是视为最先进的欧洲经济的工业转型的一个强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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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欧洲与亚洲、美洲的海外贸易的模式，反映在“危机时代（Age of Crisis）”欧洲自身经济表现的不平衡。贯穿整个时期的根本问题是人口：人口停滞，并在17世纪因战争影响而恶化；在1700年后人口缓慢扩展。被剥夺了增长着的人口产生的额外需求，贸易失去活力。在欧洲大陆西部和南部的东欧粮食市场凋零，并且随着采用玉米和稻米作为自产替代品而更为减少。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农业生产率的任何普遍增长，直到19世纪饥馑仍是周期性威胁。离开河流和运河的内陆交通仍是不确定、缓慢和昂贵的。大约1750年前，也没有很多通过系统使用技术革新的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迹象——对于欧洲内外的消费者而言，这种规模当然不能显著降低商品的成本。大量的欧洲人，也许越来越多的欧洲人陷入农村的农奴体制的非流动性，这在东欧与俄罗斯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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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经济缓慢增长的漫长岁月里，要数北欧的海洋国家位置最好，增进其繁荣。廉价海上运输有助于使专业化和提高效率成为可能。[22]获得广泛多样的贸易商品，包括殖民地商品，让这些国家稠密的贸易网络的利益最大化——商品便捷交易和具有最大目的地数量的票据信用。结果，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是这些优势集中所在地的大型港口城市的崛起——伦敦、汉堡（Hamburg）和阿姆斯特丹（Armsterdam）。在1660—1690年期间，英国的商船队规模增长了2倍。[23]总体上，随着大城市——首都和大港口——以更小城市为代价而扩展，城市化加速。正是在新财富和新生活方式成长起来的地方，消费模式变化最快，对进口食物、药品、饮料、纺织品和日用品最为热衷。[24]也正是在这里，社会生活、劳工和休闲的商业化最为明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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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由于这些原因，把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变化视为一群商业的、海洋国家崛起而构成一个被欧洲和殖民地的“边缘”环绕的先进“中心”是颇为诱人的，权力、财富和技术专门知识的不同日益塑造了“边缘”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在“中心”国家之中，为商业和帝国的完全霸权正进行着进一步的斗争。[26]然而，尽管“海军强国”更成功地应付了这个时期的经济状况，但是，它们的力量和重要性不应该被后见之明夸大。它们的许多海外商业活动是有风险的和无利可图的，[27]如同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 Company）、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和荷兰西印度和东印度公司（Dutch West India and East India Company）所揭示的灾难一样。[28]欧洲外的商业竞争，以及堡垒、护航和重商主义规章相伴随的基础设施，加重了它们巨大的、有时是毁灭性的交易成本。[29]远程商业活动和军事行动是危险的，并且常常是无效的：尽管有海洋和财政优势，但英国和荷兰都不能完全轰开西班牙的美洲体系。海洋国家的财政设施极易受战争和政治动荡的影响：迟至1745—1746年，索要英国王位的斯图亚特（Stuart）入侵，查理亲王（Bonnie Prince Charlie）在伦敦创造了一场金融恐慌。尽管它们相对老练，有着制造业、商业网络和国家干预、控制的“重商主义”思想，但西北欧的海洋经济也没有享有对大陆腹地经济的明显优势。强调欧洲内陆国家成功抵抗“海洋国家”的支配会更好。在欧亚大陆或全球经济竞争的大舞台上，尽管成功地发展跨大西洋贸易，尽管成功地在美洲的不同欧洲人中找到消费者，但是，欧洲经济的海洋部分只是太过微小，在经济和人口能力上束缚太多，以至于不会在一个前工业时代渴望全球经济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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