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02150 在乌克兰的胜利对俄罗斯东向帝国主义特别重要。在1654年的《佩列斯拉夫尔条约》（Treaty of Pereslavl）签订后，沙皇享有与自治的“哥萨克领地”（Hetmanate）——位于波兰控制区边境外的半殖民区的乌克兰部分领土——的特殊关系。在哥萨克领地突然出现的拥有土地阶级——贵族（starshyna）阶级，担心波兰的进一步扩张，忧虑向南的动荡的哥萨克边疆，把莫斯科公国作为最有前途的社会秩序的模范。[70]面对剧烈分化的精英，像颇有魅力的哥萨克首领马日帕（Mazeppa）的乌克兰领导人，致力于通过与奥斯曼人、波兰人或瑞典人结盟来维持其自治地位注定是一件冒险之事。彼得对马日帕的决定性胜利，以及在1709年的波尔塔瓦战役（Battle of Poltava）中重创瑞典国王查理十二（Charles XII），标志着把乌克兰东部有效地吸收进帝国体系。它为殖民贵族提供了新鲜的土地，以及（在哥萨克人口中）有用的军事人力储备。作为俄罗斯向欧亚大陆帝国推进的一个阶段，获得乌克兰等于打开了通向黑海的道路，堪比英国在1757年后征服孟加拉（Ben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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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52 什么隐藏在庞大的帝国主义崛起背后？这个帝国主义现在已经在欧洲东翼创造了一个领土扩张的强大发动机——正如哲学家莱布尼茨（Leibniz）提心吊胆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北方的土耳其人”？俄国的扩大受到罗曼诺夫沙皇的担忧与野心的推动，他们娴熟地利用了对入侵的恐惧，利用了东正教会和贵族官僚中的混乱。1650年以后，沙皇体制增强了对教会和贵族的控制，废除了东正教的统治地位。根据欧洲模式和彼得“职官表”（Table of Ranks）（它正式规定了贵族地位与军事、官职等级的关联）的新常备军强调了君主的权力与权利。领土扩张和经济增长被成功地应用于中央集权。贵族的顺从部分是受到获得征服区的土地前景的保障，这是许多贵族财富的源泉，也是俄国乌克兰的哥萨克长期不满的一个原因。通过哥斯特（gosto）或官方商人，沙皇也控制和利用了内外贸易的有利可图的部分，包括食盐贸易，[71]同时彼得也建设了国家工厂和兵工厂来供应军队。最后，领土获得使帝国的可征税资源增长，使彼得财政收入增长3倍，而爱沙尼亚和乌克兰并入莫斯科公国，则使生产能力几乎翻番。[72]由此，与西班牙对新大陆的征服一样，俄国的扩张自足有余，而且为征服的横财所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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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54 即使如此，这只能是部分答案。17世纪的莫斯科公国也接受了欧洲其他地方的文化和思想影响。彼得在荷兰造船厂著名的隐姓埋名之旅，也是被早先沙皇采用欧洲大君主国官僚政治与外交方法的热情所促发的。俄国的统治者和教会从中欧的巴洛克式艺术和建筑汲取华丽的灵性思想，使它们适应本地传统。[73]东正教对天主教影响的担忧也引起了对希腊和拜占庭礼拜仪式的新兴趣，鼓励礼拜的更精致更严格控制形式。正是17世纪50—60年代的“俄国改革”（俄国逐步接受西方的启蒙思想——译者注），激起了与旧信仰者的分裂。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在于赋予崛起的俄国（相对于老莫斯科公国）文化声誉、文学资源和思想复杂性，来保持爱沙尼亚的德意志男爵、乌克兰的半波兰化贵族以及自己贵族的忠诚。另外的选择——退回到农村公社和习惯崇拜（旧信仰者的标志）的古俄罗斯传统——是与领土扩张、其他文化的吸收以及欧洲大国权利不相容的，对上面这些来说，存在着巨大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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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56 最后，与以前的沙皇一样，彼得大帝明白，沙皇政权的生存依赖欧洲国家体系的成员资格，依赖能用来保护的外交手段——犹如他同丹麦反对瑞典的有用的联盟。被波兰或瑞典逐出“政治欧洲”会是一场大灾难。这种担忧是强烈期盼采用西欧的行政、技术甚至男式服装的初衷：在地缘政治生存斗争中胜过欧洲邻邦。彼得的“象征性改革”意为给俄国带来政治改革极度紧迫的推动力。在1698年的欧洲之旅后，他强行禁止蓄胡须，亲自剪掉了贵族头面人物的大胡子。俄国的传统服装——宽松的长袍或土耳其长袍——也被禁止，强制推行“德国服装”。他指示宫廷侍女采用他在旅途中欣赏到的袒胸露背的衣服，尽管把女性牙齿涂黑的老习惯似乎比旧式女装的朴素存在得更长久一些。即使死了，彼得也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他躺在棺材里，按西方的风格，身穿深红色上衣，脚穿靴子和靴刺，胸前佩戴奖章，腰间佩带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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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58 彼得有着组织者和战略家的伟大天才，但他也得益于波兰政治体系的没有条理，得益于瑞典1700年左右资源的耗尽，得益于奥斯曼不愿在关键时刻介入反对他。B.H.Sumner，Peter the Great and the Emergence of Russia (London，1951)，pp.55,72.确实，支持俄国扩张的动力并不能在任何单一因素中找到，而是在1613年以后的岁月里有利境况的惊人组合中找到：社会秩序的巩固，其严酷的纪律反映了“军营”精神；[74]其对欧洲其他地方的文化创新的接受性；俄国处于欧洲与中东的进出口贸易中心之间的有利角色；[75]其开放的陆地边疆帮助了扩张和满足了贵族权力的崛起；其在“大草原外交”中的中心作用；以及地理战略财富，它在1710年以后把欧洲对手排除在黑海以北的整个欧亚大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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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60 东亚恢复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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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62 在西方看来，东亚史的最惊人特征是，在震撼了17世纪上半叶的动乱后退回到隔绝状态。在中国和日本，新政治秩序的确立导致了对内寻找政治巩固和文化巩固，导致了对外有意缩减外交和商业接触。乍看起来，东亚与欧洲之间显示了鲜明的对照，东亚在仇外外交的政治屏障背后是进入文化停滞和经济衰退，而欧洲则是文化开放、生机勃勃的海外贸易和竞争政治。人们容易得出结论，说1620年以后的漫长经济衰落对欧洲扩张的抑制只是一个“满载暂停”，它隐藏了在富有活力的西方和停滞不前的东方间扩大的差距，东方陷在其保守主义和内向性的困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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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64 在做出这样的判断前，我们需要仔细考察德川幕府和满洲（或清）王朝带来的巨变后果。两者都创立了持续250年左右的政治体制，两者都领导了这样一个阶段：快速的人口增长、广泛的农业拓殖、扩展的国内商业和新兴的书本的需求。我们应该质疑停滞和衰退的宏大叙述。我们也不应该急于假设，约1690年后中国非常有限地参与国际贸易，标志着融入一个欧洲“世界体系”的从属“边缘”。[76]确实，更仔细的观察可能显示，约1620年后东亚的重组，在强化东亚文明反对欧洲扩张的全部影响中起着重要作用。在1750年以后，这种欧洲扩张在欧洲以外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感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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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66 明朝在华北的逐渐崩溃，体现在1644年满洲人占领帝国的首都，名义上是一个新王朝的开始，正如满洲人自称的清王朝的开始。[77]不过，清帝国的真正缔造者是康熙（生于1654年，1662—1722年在位），他的长期统治对巩固清朝的统治，与阿克巴（Akbar）巩固莫卧儿人（Mughals）在印度的统治同样重要。在康熙登基时，一个稳定帝国统治的前景不妙。作为统治精英的满洲人，还没有从草原游牧社会的部落制度特征转型。[78]王朝继承的思想——对帝国统治的继续至关重要——对他们来说仍是天方夜谭。部落政治意味着对权力和势力的持续竞争，以及在主要部落和领导人之间分配（及再分配）掠夺来的财富和土地。它与儒家的帝国制度根本相左，这种制度在汉朝（前206—220）得到巩固，在明朝达到专制的顶点。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华南大部以及大部分的知识精英，仍然不肯与满洲统治者和解。正是这种状况以及他们原先依赖少数民族同盟来推翻明朝的抵抗，才迫使满洲统治者给予征服南部和西南省份的汉人将军广泛权力。确实，到17世纪70年代，这些将军中的三个——所谓“三藩”（Three Feudatories）——享有着实际上独立于北京的完全自治，并有着建立自己的王朝的诱人前景。雪上加霜的是，在内亚，满洲人面临着对他们权威的新威胁：卡尔梅克人（Kalmyks）、西藏（Tibet）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神权帝国，以及在贝加尔湖（baikal）以东以南地区的沙皇官员和俄国毛皮商。同时，在远眺中国南海的海上边疆，明朝统治的崩溃及海上贸易创造的机会，已经造成了海盗郑成功的贸易和私营状态，他似乎在难以攻克的台湾岛安然建立了基地。[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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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68 对满洲生存最直接的威胁是缺乏对华南的真正控制。预见到康熙削藩的决心，各藩在1673—1674年间公开反叛。“三藩”中最强大的吴三桂将军，轻蔑地提出与满洲人平分天下，只给清朝留下满洲与朝鲜（Korea）。[80]更真实的可能性是划长江而治，剥夺华北和帝国政府的重要粮仓，把北京政府降低到一个残缺国家的层次，战战兢兢地挣扎在内亚的侧翼地带。经过漫长的斗争，到17世纪80年代早期，康熙占了上风，部分是因为吴三桂在1678年去世（死于痢疾），[81]也许部分是因为藩王对南方的明朝忠臣和士大夫几乎没有吸引力，这些人宁要即使在满洲统治下的帝国延续性，也不要军阀统治。到1683年，康熙也成功地征服了郑成功的反叛国家，实施了20多年的清空沿海地带的政策[82]（剥夺反叛者的资源）现在能够被逆转了。同理，被严密限制的外国贸易再次放开。[83]在17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华南多多少少被平定，康熙得以转向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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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70 没有哪一个清朝皇帝会低估新的大草原挑战者重复满洲成功的第一步棋的危险：建立一个基于大草原与农业经济融合的边疆国家，而且强大到破坏少数民族的忠诚。在17世纪70年代，卡尔梅克统治者噶尔丹（Galdan）聚集起一个具有威胁的大草原帝国。他以其蒙古西面的发源地准噶尔（Dzungaria）为基地，征服了东土耳其斯坦（Turkestan）的绿洲与贸易城市。1688年，他侵入外蒙古（Outer Mongolia），端掉了到北京的交叉火力网。[84]同时，在蒙古北部边境和阿穆利亚（Amuria，满洲北部）的俄国人现身，对中国境内这些闯入者的有用联盟投下阴影。也许康熙是幸运的，这种内亚的双重挑战来得太晚了，以至于与中国内地的斗争错开了。但是，没有哪一个中国皇帝会对边境战争的身心压力有更好的准备。康熙是一个热情洋溢的猎手，宣称杀死了100多只老虎、几十只熊和豹子、近百只狼。他把追逐当作战争演习，他经常远巡边疆地区寻找娱乐和访问军队，这些给了他有关冲突战场的第一手知识，以及中国胜利所需要的策略和后勤的第一手知识。[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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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72 俄国人和满洲人最初都没有关于彼此力量或目标的多少知识。在17世纪50年代中期，莫斯科公国开始明白，神秘的东方君主“博格达汗”（Prince Bogdoy，指清朝皇帝——译者注）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统治者，必须像尊敬奥斯曼、伊朗或莫卧儿皇帝一样对待他。[86]俄国人一直指望满洲人会接受外交关系和贸易开放。通过在伏尔加河河口的阿斯特拉罕（Astrakhan），俄国与中亚和印度的商业早已在增长。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俄国人一直与卡尔梅克人和蒙古人定期交换大使。康熙乐意回避指导中国外交关系的死板礼节，非正式地召见俄国的使节，但他也决心从东亚驱逐俄国势力。1684年，他要求蒙古人停止与俄国人的贸易，1685年，他的军队占领了雅克萨（Albazin）这个黑龙江流域的俄国前哨。俄国人回来了，1688年噶尔丹征服外蒙古，用漫长的精疲力竭的边境战争威胁着北京。但是俄国-卡尔梅克联盟没有形成。1689年，在西伯利亚东南部的尼布楚（Nerchinsk），康熙的大军包围了俄国谈判者，迫使他们声明放弃满洲北面大片土地，这是俄国扩张的一次失败，直到1860年才逆转过来。1690年，清军在战斗中用大炮打败了噶尔丹。[87]6年后，在又一场令人震惊的败绩后，噶尔丹自杀了。虽然中国对内部完全统治的最终巩固以及对新疆或东土耳其斯坦的征服，在60年左右的时间中都没有全部完成，但是康熙在东亚大陆恢复了北京的权威。这个伟大胜利及随后的雍正（1723—1735年在位）和乾隆（1736—1795年在位）两朝统治的国内成就，从长期来说对其顽强地抵抗19世纪的欧洲外交和商业需求，都是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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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74 确实，这种伟大的策略性胜利，为中国历史上特别富有生机的时代打开了道路。雍正朝完成了从满洲带来的部落体制到明朝的生龙活虎的强化版专制主义的转变。由王侯控制的满洲“八旗”军在夺取政权中起了关键作用，现在归于皇帝控制或发给退休金，从而剥夺了王公贵族的指挥权。[88]这避免了在王朝继承时发生战争的危险。一个新的更灵活的军机处（Grand Council）取代议政王大臣会议（Grand Secretariat）和内阁机构成为决策中心。[89]第三个创新是“密折”（palace memorial）制度，鼓励收集外省总督行为不端的秘密信息。细心更新科举考试是康熙与汉人士绅和解的组成部分，这是帝国中心、行省官僚、士大夫和县令（知县）之间的重要纽带。衙门（或官府）是帝国政府的耳目。只要士绅渴望通过儒家经典科目的科举考试获取官职，同时中国被有城墙的城市统治着，有着极度忠诚的军队，那么叛乱便不可能扩散或持久。早期的皇帝也厉行节约，减轻税负，有着大量的税收盈余，并打败、恐吓或绥靖敌人。由此，清朝皇帝找到了使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宁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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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76 这是对经济进步和文化复兴有利的环境。据某些估计，在康熙的继承人统治下的1723—1796年期间，中国人口增长了三成。可耕地大量增加，在1650—1800年期间也许增加了一倍。Adshead，China，p.253.汉族定居者开拓了南方和西南的森林地带，国家修复了毁损的河道，开挖了新河道。[90]玉米（葡萄牙人带来）和山芋（在18世纪引进到福建）等新粮食作物补充了稻米；种植像茶叶、蓝靛和蔗糖的经济作物出口，在福建和广东等沿海省份尤其普遍。长江上游的边远省份湖南的政府官吏，用劝说、税收奖励和供应种子来推广两季作物。[91]18世纪的中国见证了农奴制的终结——它是由雍正皇帝废除的[92]——及买卖土地的新自由。商业城镇的数量稳步增长。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水路运输有利于大型商业城市的增长，乡村手艺人大规模地制造棉布。上海向远至800英里（约1287千米）外的内地输出纺织品，铁制品、丝和瓷器贸易额扩大。[93]这是一个复杂的商人经济，由私人钱庄发行纸币，信用是建立在由政府特许的食盐专卖品的基础上的。中国在国际商业中的份额也许相对微不足道，但是其内部贸易也许与当时欧洲的贸易一样大，若不是更大的话。[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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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78 但是，也许清朝统治的最显著特征，是它倡导了一个特别生机勃勃的文化复兴。康熙自己喜欢与耶稣会传教士在宫廷里交谈（他们的使命在王朝动荡中仍然生存下来），他甚至学习如何弹钢琴。但是，他拒绝中国与欧洲间的定期交往的想法。“中国与西方没有共同关注的事”是其干净利落的结论。[95]欢迎像耶稣会的西方人来，但是他们得留下来并学习儒家思想：他们不能指望随心所欲来去自由。当教皇写信要他送回罗马怀疑是异端的欧洲人时，康熙拒绝了——讽刺地加上一句，他乐意砍下他们的脑袋送回，好让教皇能够看到他们已经被“改造了”。[96]教皇的反应无人知晓。康熙主要关注的是中国文化。他和他的继承人赞助古典文献的收集与出版；康熙亲自主持了一部百科全书（康熙主持编纂过《康熙字典》和《古今图书集成》——译者注）的编纂。文化水平提高了，印刷品的数量不断增长以满足需要。[97]出版了小说、诗歌、历史、传记、地名词典、百科全书、文选和文物研究著作。这是一种上流社会的文化，宣扬儒家经典的价值观和传统：寻求社会内部及其与自然的和谐；等级制度和保持社会秩序与凝聚力的行为礼仪或规范的重要性（特别是代际间）；自我控制的需要和个人欲望的从属性。通过文献和艺术，通过对作为当地大众宗教焦点的官方“崇拜”和献祭的国家规定，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前所未有地广泛深入。[98]由此，中国的政治经济整合与日益增长的文化统一同步发展，这是在与西方的关系更紧张而后发生武力交锋前的最后时代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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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80 但是，清朝的成就是有限度的。在其伟大的水路体系之外，中国许多地方仍封闭在地方主义中，也许并不比当时欧洲大部分情况好多少。更为严重的是恢复约3个世纪前放弃的水师的努力失败。东南亚的中国商人和定居者无权得到帝国的保护，西属菲律宾（Philippine）残酷屠杀华人并没有得到北京政府的回应。[99]欧洲之着迷于中国——不论如何无知，如何消息不灵通——在中国的知识界没有任何对应的努力，这也许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他们沉迷于中国传统是一种包罗万象而又绵延不绝的虚骄之中。在某些方面，18世纪的中国甚至更显著地内向：1727年，雍正皇帝逆转了从蒙古时代起对基督教传教士的有限宽容。Peng Yoke，‘China and Europe：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in T.H.C.Lee，(ed.)，China and Europe：Images and Influence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Hong Kong，1991)，p.196.甚至当欧洲的思想输入时，它们似乎在中国背景中显得毫无用处或毫不相干。[100]绘画中的透视法理论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中国的艺术理论并非“没有”发明透视法：它排斥其为无用的单一固定透视图，而强调一个物体或景观可能观赏的多样化视角。[101]但是，也许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从科学技术变迁的观点看），是清朝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它把巨大的社会权力赋予官僚以及行会、家族或部落的共同体，它们在维持一个等级社会的纪律上起着关键作用。清朝统治也许给一个封闭的社会带来了额外的转折。毕竟，尽管它支持儒家文化，但它实际上还是“满洲统治”——“外来”家族以及少数追随者的帝国统治，他们通过居住地和婚姻法与汉族隔离开来。像世界历史上的其他殖民政体，清朝发现稳定的代价是与那些享有地方支配权的人结盟，小心规避社会或政治风险。因此，在1680年到1750年之间，清朝抓住统治的时机极为重要。在与西方紧密接触的前夜，中国特殊的政治轨道（仍然以与内亚的象征性关系为主导）推动它不是向一个大权独揽的东方专制主义（欧洲人想象的）——面对外部挑战可能会有急剧性变化，相反进一步走向一种“有限统治”，其中中央政府把几乎所有主动权都给予了地方势力（并且通常是保守的）。当18世纪中国的“经济奇迹”不再景气时，政治变革的幅度也就相应狭窄。[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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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82 像中国一样，在17和18世纪，日本经历了一个政治巩固和经济增长的非凡时期。幕府将军或摄政政府在德川将军家庭中世袭。被降低到象征性价值的帝国朝廷仍在旧首都京都，将军在京都也有一座辉煌的宫殿作定期访问之用。政治稳定的关键，是德川幕府对分治的日本各藩及对统治各藩的大名或贵族行使权力。军事统治为恶名昭彰的参觐交代（sankin kotai）制度所补充，它要求大名的妻子和孩子留住江户（Edo），并且大名自己每隔一年居住在那里。在江户时，大名被迫每月两次上将军府朝见，在城市内外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同时，世袭战士阶级武士（samurai）聚居在像姬路（Himeji）和名古屋（Nagoya）一样的领地城堡城市里，或到江户作为居住在那儿的大名的侍从。他们逐渐地转变为上流社会的侍从阶级，依赖于他们的家庭津贴，并日益受到儒家宣扬的君子思想的吸引，儒家的社会秩序的梦想对他们的新地位是一个有用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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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84 内部和平伴随着人口快速的增长，它从1600年的1200万增长到1721年的约3100万——一个有西欧人口大国法国的人口半数的数字。[103]日本有着相当的城市化，江户（约100万人）、京都（35万人）和大阪（36万人）用世界标准看都是大城市。1700年，江户的面积是伦敦的2倍。[104]在1600—1720年期间，耕地面积扩大了1倍。[105]日本有着大型精密的纺织业、五金业、陶器业和出版业的手工生产基地。[106]区域经济专门化增长，促进着国内贸易。大型商业企业家管理这种以大阪为中心的国内贸易。这是“日本的厨房”，有着良好的稻米市场，富饶的内陆腹地，与京都咫尺之遥，京都仍是日本的文化首都和制造业特别是丝织业的中心。与西欧相比，近代早期日本仍是一个“木质世界”，也许因为在一个地震区，木质建筑便于廉价迅速重建。日本的城市是铺天盖地的巨大低层木建筑。但是，来访的欧洲人毫不怀疑日本是一个发达的富裕的文明国度，他们急于与之展开贸易。[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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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86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1540—1640年期间，日本在东亚和东南亚贸易扩张中起着能动作用，这与欧洲人抵达该区域不谋而合。日本商人和海盗倭寇（wako）利用了日本、中国和东南亚间的三角贸易的新商业机会，而日本巨量的白银繁荣帮助了其商业扩张和支付外国进口商品。[108]根据某些估计，到1600年，日本出产世界白银的1/3[109].——这是欧洲为什么如此急于在那儿做生意的一个原因。日本的西南港口，尤其是长崎（Nagasaki）迅速发展，冒出了中国手艺人和生意人定居的“中国城”[110]——到1618年仅在长崎就有200个左右中国人。[111]然而，非常突出的是，幕府（在江户的德川政府）对这种扩展的对外贸易的态度是深为矛盾的。德川幕府是政权，它对遥远藩地的控制，很可能被无常的外部接触所危及。尤其是天主教被认为支持反叛与破坏力量遭到严厉迫害。在17世纪30—40年代，中国和荷兰贸易（荷兰是唯一准许的欧洲国家）被限制到长崎以及建造在港口里的人工岛出岛港上。中国漫长的动乱以及1661年以后关闭港口的合法贸易帮助扼杀了东亚的对外贸易。但是，1685年以后外贸复兴时，幕府对日本白银外流日益恐惧，并且在1688年禁止白银输出。在1698年后，日本在长崎的控制体系加强，更严密地监视商业和情报的动向。[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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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88 日本的“闭关锁国”，部分是由欧洲政府非常熟悉的“金银通货主义”恐惧所激发的，部分是由对地区超级大国中国的关系的不安所激发的。中国的东亚“世界体系”是对日本独立的一种否定。孤立主义是希望以断绝中日关系的办法，阻止清朝统治者入侵，这类入侵在4个世纪前（中国元朝——译者注）曾发生过，并在极危险的情况下被挫败了。但是，闭关锁国并不彻底，中国的思想和文化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并为德川幕府有意推动。中国是一个定居的、稳定的和君主国家的好榜样。中国文学艺术为上流社会定了调子：掌握汉语和中国画得到高度重视，[113]做出巨大努力来改造儒家学说适应日本的状况。由此，与其说长崎是一扇关闭的大门，不如说是一条狭窄的门户和一个收听站，好让幕府从到访的船只（要求船长书写“新闻报告”送到江户）收集情报，并通过它进口书籍。“兰学”（Dutch Knowledge）在日本武士、教师和专家学者中缓慢地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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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90 政治锁国体制并不意味着经济停滞。1600年以后，日本经济增长受到显著的双重革命的驱动。首先，随着大名和武士在城堡城镇的定居，政治体系创造了一个新的大型城市经济。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江户本身。参觐交代制给江户带来了几百个大名和家属，以及大批武士扈从。[114]到1700年，江户的100万人中有一半是武士扈从，居住在藩主大名的大宅里，它们几乎占了城市的3/4的区域。大名和武士一起构成了一个巨大精英集中地，消费着城市商人、手艺人和计日劳工的服务与制品。他们的购买力源于他们的领地收益，有时按类交纳并保存在沿着江户河边的大仓库里；并且有时一经禄米在大阪市场出售便汇寄现金，江户大多数食物都是从大阪来的。这种体系对国内贸易和银行业是一种强大的刺激，促进了一个为中心市场生产食物和制造品的大型整合经济。依次，都市精英消费者对他们领地收益的需要，是对农村领地生产力的一个鼓励。与大名在江户居住对应的是他们与外藩家园的定期来往。有时多达2000人的大名队伍，鼓励了客栈以及海陆定期交通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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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92 其次，这种精英消费模式并不依赖于外贸（在欧洲它依赖于外贸）。一旦外贸利润变得不那么丰厚，日本人便能够非常成功地实行重商主义的自足政策。例如，与英国不同，日本人有着自己的白银供应，无须通过贸易来获得通货根基——这个难题困扰着现代早期欧洲的经济学家。日本人也以高度原创的方式回应国内对奢侈品和新食物的需求。朝鲜制陶业在日本一直享有盛誉，在16世纪90年代丰臣秀吉侵朝后，朝鲜手艺人被带回日本，建立了一个本土制陶业。日本多样化的气候条件让新经济作物棉花、丝、烟草和蔗糖本土化。京都和大阪制造了丝绸和棉布，实现了蔗糖自给自足。渔业在17世纪也更为重要。在所有这些方面，日本人成功地利用了一个特别富庶和多样的自然环境，发展出一个富庶商业经济，这种商业经济堪与欧洲相比，但没有殖民主义的成本与风险。即使1720年以后，当经济增长受资源耗尽的制约，受到缺乏新土地的抑制，且人口停止增长，部分地由国家推动的一个更集约的农业“勤勉革命”（通过实验农场和进口中国植物），帮助保住了上个世纪的经济成就，捍卫了德川幕府将军所缔造的政治和社会统一。[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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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94 现代早期日本的经济活力及其随之转向“重商锁国”，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在东亚世界秩序中的地位的结果。中国力量的恢复和中国老外交传统的复苏，没有为日本在大陆的影响提供多少余地，而大陆不论从何种角度看都相对遥远（用欧洲标准）。对一个占优势的大陆文明的敬畏，与对其文化产品和社会价值观的强烈兴趣相结合：这是一个难以成功处理的关系。一旦日本白银短缺，一旦外国农产品的驯化切实可行，便有充分的理由在一个孤立的商业政策中寻找经济和社会稳定，而不是冒着海上扩张的极端风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人与英国人同时实行限制外国纺织品进口，但日本要成功得多。对日本稳定和独立的真正威胁，与其说在于外国思想或技术的渗透——它们都能被逐渐消化和本土化——不如说在于某些环境的或外部的冲击。经过一个世纪后，饥馑于18世纪20年代卷土重来，或许会摧毁经济体系或促进急剧变革。同样，在16世纪曾吞没了外来人的东亚世界秩序再度不稳，或许会打乱细心保卫的日本世界的完整。但是，在18世纪5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这种不祥前景的迹象。相反，在1759—1760年，随着清朝更深入地征服内亚，日本特别的地缘政治位置带来的优势似乎空前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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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96 压力下的伊斯兰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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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98 在现代早期的后半段（17世纪20年代到18世纪40年代），与东亚国家和文明相比，伊斯兰世界更多地暴露在欧洲的影响和竞争下。既然在15—17世纪之间，伊斯兰世界和欧洲都随着远程贸易的增长而扩展，因此在东南亚和非洲大西洋沿岸之间的不计其数的地方，欧洲士兵、水手、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都遭遇穆斯林对手。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在欧洲历史上被赞美为“地理大发现时代”，也目睹了三个伟大的穆斯林帝国的巩固：奥斯曼帝国、萨非帝国、莫卧儿帝国。1500年以后，随着该地区与印度和中东的商业联结的强化，它目睹了东南亚快速强劲的伊斯兰化浪潮，以及伊斯兰教作为贸易国家的宗教及其更为扩展的家族形式的吸引力。[116]自11世纪以来西非又一个巨大的伊斯兰势力范围，显示了从伊斯兰腹地流向南部和西部的宗教、文化和政治思想的持续活力：1468年后在尼日尔河中部的桑海（Songhay）帝国的崛起，在更东的像卡齐纳（Katsina）和卡诺（Kano）的豪萨（Hausa）国家[117]的伊斯兰的加强，以及在伊德里斯·阿娄马（Mai Idris Alawma，大约1571—1603年在位）[118]统治下的博尔努（Bornu）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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