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02200 相形之下，现代早期的后半段（约1620年以后）常常被视为一个伊斯兰帝国和伊斯兰文化停滞和即将衰落的时代，其内向性和保守性无法与欧洲思想中的革新潮流相比。[119]因此非常容易匆忙得出结论，认为欧洲社会采用了物质进步所需的科学思想，把穆斯林邻居留在宗教泥潭里。事实上，相对于卑贱的手艺人，在欧洲的技术和商业生活中，在18世纪晚期前科学家的重要性最多是边缘性的。[120]无论如何，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某些迹象表明他们支持的伊斯兰大国和伊斯兰文化已经失去了前一个阶段的活力。商业衰落和1660年后荷兰征服东南亚的主要伊斯兰国家（孟加锡［Makassar］、万丹［Banten］和马他兰［Mataram］）是一个重要的挫折。在西非撒赫勒（Sahel），1591年桑海的陷落（具有讽刺性的是，落入摩洛哥人手中）开始了一个尼日尔河中游政治解体的漫长阶段，不利于伊斯兰的影响深入。[121]三个穆斯林大国中的每一个都经历了强劲的离心倾向，其后果将削弱抗击外部进攻的内在团结。但是，尽管如此，在18世纪中叶前，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在伊斯兰和欧洲社会的相对力量中，这些变化达到了一个不可逆的转变，而是达到了一个更微妙的全球均势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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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202 初看之下，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即伊斯兰国家和文化注定不可避免地倒退和日渐衰落。在1683年（当他们引人注目地没有占领维也纳）和1739年期间，奥斯曼遭受了重大领土丧失，逆转了16世纪把它们带到欧洲心脏的扩张进程。经过16年的战争后，在1699年的《卡洛维茨和约》上，苏丹被迫把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交给哈布斯堡皇帝。1716—1718年这两个帝国间战争再起，使奥斯曼为1718年的《帕萨洛维茨和约》（Peace of Passarowitz）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把瓦拉吉亚（Wallachhia）西部、腾斯法（Temesvar，现代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Timisoara］）的巴纳特（Banat，或“边疆地带”）和塞尔维亚交给维也纳，还有控制到多瑙河流域下游的门户的贝尔格莱德的边疆大堡。在上个世纪给土耳其士兵带来这么多胜利的军事锐气和高超的作战技巧，在对阵由新式操练法和由像蒙特库科利（Montecuccoli）将军或萨伏伊的尤金（Eugene of Savoy）王子率领的哈布斯堡军队时，似乎不那么奏效。从奥斯曼的观点来看，也许更糟的是1700年以后，他们在巴尔干-黑海地区不是面对一个敌人，而是面对两个敌人。面对着哈布斯堡和罗曼诺夫扩张的双重威胁，奥斯曼帝国失去了作为一个东南欧现代早期“超级大国”享有的特权地位，失去了享受着的超然于欧洲外交关系网的光荣孤立。到1740年，奥斯曼帝国生存的代价是更全面地参与欧洲国家体系，带着注定要承担的全部损失、风险和妥协。[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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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204 战场上和会议厅的失败，可以视为一个战败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模糊缺陷的表征。也许并不令人惊讶的是，1600年以后奥斯曼政治的“衰落”服从于一种热切的对历史的审察。领导阶层、政策和体系的弱点被随心所欲地归于一系列因素：苏丹及其继承人危险地退隐在后宫以及遮遮掩掩的充满阴谋的宫廷政治的增长；定额壮丁制度的放弃，该制度给苏丹政府和军队提供不受地方影响的忠诚的奴隶依附者官僚；穆斯林贵族对土耳其士兵军队和官僚的接管，这些贵族们对苏丹的权威满怀敌意，更关注重要官职任命权的利润；税收征集与行省政府的增长着的地方分权，给予地方贵族（ayan）和包税人越来越多的控制权。人们进而争论道，随着中央权威的衰退，地方的动乱和危险增加：岱（dey，外省总督）、马穆鲁克和反叛的代雷贝伊（derebey，“山谷贵族”）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武装扈从，并为外省权力的利益而厮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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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206 政治离散是由深深的经济倦怠促成的（继续这个主题）。尽管中转贸易对在地中海或近地中海的奥斯曼城市仍是重要的，但是海上贸易几乎完全转到了欧洲商人手里。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日益调整到生产原材料和欧洲市场需要的商品方面，尤其是棉花。对于欧洲制造业（如纺织业）依赖的趋势越来越强，手工业衰落了。更糟的是，奥斯曼帝国政府给了欧洲商人贸易特权，豁免其税收和关税，这种豁免权被广泛滥用。不再追求一种“重商主义”政策保护自己的生产者和商人，奥斯曼帝国似乎倔强地偏袒外国人的利益。[123]结果是把帝国暴露在越来越深的欧洲经济渗透中，侵蚀了手工业及其支持的城镇社区，并把帝国巴尔干化为一个经济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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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208 可以预见的是，这些“边缘化”的经典特征，一直被视为普遍的文化不适的组成部分。思想失败紧挨政治失利和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受强烈的经文保守主义的控制，这种保守主义被日益增长的穆斯林受教育阶级的政治优势所强化，学术活动对实验研究或外国思想系统研究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对欧洲的好奇仍是审慎的——据说是一种低端文化价值观的遗迹，它是欧洲人在奥斯曼帝国扩张时代所持有的价值观；也是语言困境的遗迹，它是欧洲多语言的文化加到奥斯曼学者身上的负担。[124]对欧洲地理的官方无知是可怕的：迟至18世纪70年代，奥斯曼帝国政府想象，俄国舰队已经通过中欧水路到达地中海。[125]没有手段或意愿让教育适应有实验精神和技术导向的新教学大纲，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幻想的逆水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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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210 所有这些构成了对奥斯曼失败的声声控诉。不过，它是建立在两个含糊其辞的假设上的。第一，奥斯曼生活的“落后”与欧洲的秩序与进步隐含的对照。但是，欧洲并不是一个一模一样的诗情画意的乡村和生机勃勃的城镇的景观，东欧和南欧是一个农奴制区域，有着周期性的饥馑，对农村叛乱的残酷镇压。在西班牙内陆、意大利南部或苏格兰高地的旅行，总是困难重重，常常充满危险。农村盗匪猖獗，尤其在受17世纪战争影响的地区。〖PS141.EPS;S-*3;Y-2*2,Y〗甚至在西欧，在巴黎100英里（约161千米）内的外省经济，仍是在活命与饥馑间听人摆布，其农业技术自中世纪以来几乎完全没有变化。[126]法国和英国政府对宗教的不宽容（以两个西欧国家为例），与奥斯曼帝国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第二，如奥斯曼历史学家最近指出的，奥斯曼帝国衰落的许多争论假设，奥斯曼帝国在扩张时代享有着集权高效统治，被后来岁月里的治理不善所毁坏。[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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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212 甚至当用战争利器测试来判断，到1740年，把奥斯曼帝国写成一个晚期衰退的例子也非显而易见。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但是在1793年的《贝尔格莱德条约》里，他们收复了他们在1718年的《帕萨洛维茨和约》中失去的东西，包括贝尔格莱德本身。奥斯曼军队展示了惊人的恢复能力，正如蒙特库科利——哈布斯堡将军中最有见识的一位——所警告过的。1711年，他们在（现代）罗马尼亚边境的普拉特（Pruth）战役中，迎头痛击彼得大帝领导的俄军。面对供应良好的、有着更多大炮和铺天盖地的骑兵队的奥斯曼军队，俄国入侵者（数量上劣势、迫切需要饲料和粮食）完全不知所措。他们交还亚速（Azov），彼得从战争中突然撤退。[128]在君士坦丁堡的苏丹政府（常常被称作土耳其宫廷［Porte］，以大臣办公室所在地的大门命名），继续管辖一个辽阔的地跨三大洲的帝国，它的欧洲“前沿”只是其地理政治上的包袱之一。但是，奥斯曼大体上成功守卫领土完整表明，与“衰落主义”历史想让我们相信的不同，奥斯曼社会更灵活、更有弹性和更有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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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214 其弹性部分地在于一个强有力的地理政治位置，其大多数持续到18世纪60年代。随着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丧失，奥斯曼帝国转而依靠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的物理屏障。收复贝尔格莱德（在1739年）恢复了他们在哈布斯堡欧洲和奥斯曼的巴尔干地区间的策略漏斗的控制。因为控制着黑海作为海上通道，奥斯曼帝国及其附属国克里米亚格来汗国（Crimean Girays），能够挫败俄国向黑海的推进——尽管沙皇死命地想占领皮里可普（Perekop）和亚速。一支横穿乌克兰大草原的大军的后勤供应的噩梦，意味着黑海仍是一个魔鬼奥斯曼世界——一笔无价之宝。总的来说，贝尔格莱德的堡垒、喀尔巴阡山的长城和黑海提供的内陆防线，成为确保奥斯曼帝国反击西方的柱石。强烈的文化防护进一步构筑了鸿沟。除了在巴尔干找到穆斯林社区外，奥斯曼帝国也能仰仗希腊东正教的忠诚，它们从天主教的奥地利的胜利中什么也得不到。在帝国的最为遥远最难防守的海上边疆北非，对天主教西班牙的恐惧与憎恨和经济上对海盗的依赖，保证了马格里布（Mahrib）省份对遥远的首都的忠贞不二。[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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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216 正是地缘政治的安全，才在1600年后真正容许政府的地方分权。城镇贵族在外省统治和收取税收（作为官方包税人）中起更大作用，现在显得不大像帝国瓦解为广泛的盗贼统治，更像是对外省新精英的适时承认，需要他们的合作来维持社会秩序和征收税款。[130]在阿拉伯省份和埃及，一个类似的发展模式把许多地方权力传递到开罗（Cairo）的世袭禁卫军和马穆鲁克手里。[131]从君士坦丁堡富裕的基督教精英中抽取的希腊“头领”（Phanariots）统治着罗马尼亚领土。在马格里布，享有广泛自治权的本地王朝在摩洛哥、阿尔及尔（Algiers）、突尼斯（Tunis）和的黎波里（Tripolis）建立。但是，直到1750年以后，几乎没有证据说明在君士坦丁堡的帝国中央已经失去了对这些地方集团的控制，它们的权威和合法性仍然依赖于对奥斯曼体制的忠诚。奥斯曼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抵抗外国干预和避免军事失败，维护至高无上的苏丹（daulat，苏丹的权威）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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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218 经济景观也不是一片无法缓解的愁云惨雾的场景。在欧洲的竞争下手工业衰退了，但是君士坦丁堡、伊兹密尔（Izmir）和开罗仍是商业大城市——就开罗来说，这是来自也门的新的巨额咖啡贸易的结果。[132]像棉花、羊毛和烟草的商品生产，至少给某些地区带来了新的繁荣昌盛，这在一大批宏伟建筑拔地而起中反映出来。[133]供应大多数消费者需要的国内贸易控制在当地人手中。[134]到1740年，在手工业生产或农业改进方面，奥斯曼帝国很明显比不上欧洲最繁荣昌盛的国家。它也缺乏把它变成一种沿着欧洲重商主义经典路线的民族国家或民族经济的途径。无论如何，出于偶然或有意，奥斯曼政府设计了一个惊人的成功方案，使帝国从17世纪中叶起面临的更为复杂的处境中生存下来。1739年以后，他们针对西方的策略性防御比前几十年看起来更为安全。他们学会了玩欧洲式的外交游戏，利用法国对哈布斯堡的反感来重获贝尔格莱德，“郁金香（Tulip）时代”的改革政策也许以辛辣的讽刺告终，但是奥斯曼统治者仍然能购买欧洲成熟的军事知识和技术，无须冒着一个更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可能招致的文化和社会动乱的风险。在“协定条约”（Capitulation）体系下他们给予外国商人的商业特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单方面优惠。他们鼓励对外贸易，他们分离外国商人，降低西方对穆斯林社会的拉力。它们的主权毫发未损，作为圣地（在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保护者、开罗的最高统治者、伊斯兰的文化和思想首都的毋庸置疑的地位，奥斯曼帝国能够在其异乎寻常体制的不同要素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一个坐落在欧洲侧翼的多民族帝国，在近东腹地的正统穆斯林的政治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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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220 在17世纪中叶，伊斯兰世界的最富裕最活跃的部分处于莫卧儿统治下。莫卧儿帝国的核心是北印度的“肥沃新月带”：从遥远的西北部伸展到孟加拉的中央平原和恒河（Genges）三角洲。其战略中心是德里“三角”，它控制着两条大河之间的通道，以及在喜马拉雅山麓（Himalayan）和德干高地间的100英里宽的“走廊”。1648年，莫卧儿帝国把首都从阿格拉（Agra）迁到沙贾汉纳巴德禁城（Shahjahanabad），这是在德里有意建筑的宫城，[135]反映了这个平原统治者能够攫取的巨额财富的一个丰功伟绩。到17世纪50年代，不计其数的贵族家庭聚集在帝国宫廷周围，这个新的帝国都市与巴黎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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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222 在现代早期世界史上，莫卧儿国家的崛起是一个关键因素。莫卧儿的统治统一和安定了北印度，它把印度的陆地贸易扩展到中亚内外，莫卧儿征服孟加拉加速了丛林和沼泽的农业开垦，[136]纺织品贸易沿恒河直达印度斯坦的内陆平原。[137]与“莫高（Mogor）”（葡萄牙人对莫卧儿统治区的称呼）的贸易，把欧洲商人吸引到印度西部的港口大城市苏拉特（Surat），从那儿的贸易商路北通德里东到阿格拉。阿克巴把中亚的武士贵族、伊朗的穆斯林经文抄写者和办事员（仍是伊斯兰世界的文化磁铁）、印度拉其普特（Rajput）武士和婆罗门学者融合成一个稳定的政治体系的技巧，有利于帝国的经济扩张。随着当地“王朝”土地所有者巩固其控制，榨取农业财富，他们增加了工业品和奢侈品的消费，鼓励了城镇或市场的建设。由于其庞大的人口（印度次大陆至少与同时代欧洲一样人口众多）、肥沃的农田和可得的原材料，印度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生产中心，向中东、西非及欧洲出口棉布。印度棉布的等级和质量及其相对廉价（据一份同时代报告估计，印度劳工成本是欧洲的1/7）[138]在欧洲市场上有着巨大的优势。到17世纪头10年中的后几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就放弃了买卖东方香料的旧迷恋，专事印度纺织品的进口和再销售[139]——来自孟加拉的纺织品日益增长，它将成为纺织业的主要中心和印度最富有活力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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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224 这样，印度商人和手艺人在国际贸易的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那是现代早期世纪里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缺乏详细的记录，除了那些由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公司保留的记录以外，似乎可能是印度与中东海上贸易的大部分——其最重要的市场——掌握在印度商人和船主的手里。[140]没有印度生产者的强劲回应，欧洲人获利如此丰厚的稠密海上贸易会是纤弱的。[141]这种积极参与扩展的国际贸易网的结果，是次大陆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接纳外国影响。确实，南印度的沿海地区是莫卧儿权威仅部分确立或从未完全确立的地区，但是北印度是莫卧儿帝国权力中心所在也是事实。在17世纪，在帝国的所有大城市里，都可以找到欧洲的商人、医生和手工业者。[142]欧洲炮兵在莫卧儿帝国军队服役。耶稣会传教士获准布道和使信徒皈依——尽管他们的努力似乎主要是指导漫游的欧洲人，[143]他们的少数信徒来自穷人或贱民。莫卧儿的趣味，尤其是文学方面，仍然珍视伊朗风格甚于其他。但是耶稣会士引进的宗教偶像和塑像，对莫卧儿艺术有着显著的影响。[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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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226 印度对伊朗和中亚的商业和文化的开放，对其辽阔半岛的海上势力的开放，与德干的崎岖难入相结合，可能是任何单个政权统一南亚失败的关键，没能行使像中国明朝实现的文化行政统一，甚至像莫卧儿帝国那样娴熟和世故的政权也不行。1565年，印度维查耶那加尔（Vijayanagar）崩溃后，穆斯林精英统治了南部的主要国家。但是降服德干的印度贵族的斗争及实行莫卧儿土地授予制度交换行政和军事服务的斗争，却激发了以马拉特（Maratha）地区为中心的萨塔拉（Satara）和普纳（Poona）一带的集中反抗。它由一位富裕的印度战士思佤吉（Sivaji）领导，据一位英国观察员约翰·莱斯卡利奥特牧师（Revd John L’Escaliot）判断，他是一个“中等身高……身材匀称……多疑的、神秘的、狡猾的、残酷的、背信弃义的”人。[145]16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孟买（Bombay）派遣了一个使节，去出席思佤吉在其赖里（Rairy）城堡的加冕典礼，在那里，他作为贵宾受到了印度国王的礼遇。[146]确实，到17世纪70年代，莫卧儿帝国对思佤吉的反叛足够恐惧，使奥朗则布（Aurangzeb）皇帝放弃在沙贾汉纳巴德的禁城，把他漫长的统治（1658—1707）的余下时间花在征服马拉特人（Marathas）的无穷无尽的流动战役中。奥朗则布在1690年取得了短暂的胜利（思佤吉死于1689年）。但是，到他1707年去世时，莫卧儿的权力已经被驱逐出印度西部[147]——一场最终在1719年的帝国布告中正式宣布的失败。奥朗则布的统治被后世的历史学家视为莫卧儿时代的顶点，把他的去世视为帝国瓦解的新的黑暗时代的标志，1765年后，印度的瓦解被英国的干涉所挽救。被马拉特人羞辱，不能制止统治权扩展到外省总督或萨巴达斯（subahdars），并受到在旁遮普（Punjab）崛起的锡克教（Sikhism）的挑战，莫卧儿的声誉最终被伊朗统治者纳迪尔汗（Nadir Shah）入侵所粉碎。确实，1739年纳迪尔的胜利是混乱的信号弹。马拉特人、阿富汗山区人（Rohilla）和平达里（Pindary）雇佣军以及小军阀的军队，蹂躏了北印度。在这种掠夺成性的风气中，贸易和农业一起衰落，经济衰退应和着政治解体。那么，1750年以后，在欧亚大陆大国中，莫卧儿印度第一个陷入欧洲控制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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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228 近年来，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印度前殖民史的过分简单的“黑色”版本已经被重写。莫卧儿晚期作为殖民统治的混乱序曲不再讲得通。印度的征服是一件更复杂的事，而非一个过度伸展帝国的注定的瓦解，不是有着高超政治技巧的欧洲统治者平定战乱的破碎山河。对于以1757年普拉西（Plassey）战役（英国殖民征服的开战借口）为结束的半个世纪的现实主义的评价，会强调印度人在建立新贸易网和新区域国家中的作用。正是这帮助引爆了在18世纪50年代出其不意地战胜他们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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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230 当然，在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初期的许多变化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扩展的贸易、增长的人口和发展的农业经济的影响。城市的繁荣和农村精英增多的财富，使地方势力不怎么乐意忍受来自德里的指示。马拉特人的叛乱就是这种征兆。马拉特联盟长久被当作一个掠夺成性的群体，他们把北部印度降到无政府状态。但是，在其崛起背后可以看见比一个掠夺者联盟更有趣的东西。马拉特的领土征服不是以烧焦地皮为标志的，而是以他们复杂的税收体系为标志的，税收量的记录被保存在普纳（现代普尼［Pune］）。[148]马拉特领导人的目标并不是普遍蹂躏，而是把莫卧儿的领土吸收到他们的“主权”范围内。他们的目标与其说是完全颠覆莫卧儿的权力，倒不如说是强迫移交，由此，他们急切寻求使他们的统治披上莫卧儿特许和命令的权威外衣。[149]一份最近的研究认为，马拉特冒险事业最好被视为崛起的印度新贵的抗争，在他们的首领领导下分享莫卧儿主权和税收，这些反映了新地主阶层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150]在莫卧儿领土的其他部分，我们看到一个类似模式，萨巴达斯试图放松对德里的控制作为他们处理当地权贵需求的部分努力。在孟加拉、阿瓦德（Awadh，今天的奥都［Oudh］）、海得拉巴（Hyderabad）和旁遮普（那儿衰退的贸易增强着锡克教），削弱德里的控制与其说意味着不知不觉地陷入混乱，不如说作为一个当地统治者建立国家的新阶段，他们急于表现为旧帝国体制的合法代表。[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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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232 可以理解，随着莫卧儿体制适应不同区域势力的需求，这种趋势或许会导致一个更分权的莫卧儿“共同体”。基于杰出军事权力的马拉特势力，或许会变成如莫卧儿帝国那样幅员辽阔。确实，两大颠覆势力相互作用使莫卧儿从“衰落”序曲步入革命。第一个是来自中亚的新一轮入侵的影响，这是印度新霸权的传统源头。1739年，一支庞大的莫卧儿军队在靠近德里的卡纳（Karnal）缴械投降。“莫卧儿帝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从灾难中逃脱的马拉特大使悲叹说，“伊朗帝国开始了。”[152]伊朗统治者纳迪尔汗随后占领德里（他骑着华丽的高头大马进入城市，而羞愧的皇帝则龟缩在封闭的轿子里），接着18世纪50年代的阿富汗人入侵，摧毁了莫卧儿的声誉，蹂躏了孟加拉与上印度（Upper India）之间的旧商路。印度河西部和喀布尔一带的莫卧儿心脏的重要部分被战败折磨。[153]1761年在巴尼伯特（Panipat）另一场战斗中，阿富汗人摧毁了马拉特军，杀死了联盟的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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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234 次大陆变迁的第二大来源，是海洋印度迅速整合进国际贸易中。在孟加拉，极快地把沼泽和森林变成粮田以及大量的棉纺织工人（也许100万人或更多），创造了一个特别富有活力的经济，其发展受到欧洲人用来支付购买棉布和丝的白银的滋养。在现代的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马德拉斯（Madras）以南的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沿海，在一个也是孟加拉湾和印度洋贸易活动交汇的地区，一个农业成功和纺织生产的类似模式创造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商业经济。[154]这里，与海滨印度的其他地方一样，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类型的商业资本主义，来赞助和管理纺织品和其他商品的生产、销售和分配。[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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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236 从16世纪头10年末起，许多欧洲人到印度来，在宫廷里和商业上碰运气。然而，印度海上贸易才是主要吸引力。到18世纪，欧洲的仓库（或“货栈”）和“代理处”（factories）星罗棋布于从苏拉特（Surat）到加尔各答的半岛沿海地带。有些如“钻石”皮特（Thomas Pitt）的欧洲人，作为“闯入者”来到印度，公然反抗特许公司的独占权。有些像“暹罗人（Siamese）”的怀特（Samuel White）变成了自由职业者。怀特于1676年抵达马德拉斯，但是不久他便穿过孟加拉湾，成功到了阿瑜陀（Ayudhya），然后到了暹罗（泰国）首都。他先在大象贸易中赚了钱——在成为国王的主要商业代理人前，从事通过海运把大象运过孟加拉湾到印度的危险生意。[156]但是大多数欧洲商人是公司的人。远程贸易、大型武装船只（“东印度人”）、滨海建筑群（有着武装守卫抗击其他欧洲人或骚动的本地人）的高昂成本，以及需要与地区统治者和莫卧儿帝国宫廷打交道的外交机构，早就使欧洲商人组织成联合股份公司。这些是现代公司的先驱（有股份持有人、董事会和管理机构），享有本国与印度间的直接贸易独占权。但是当然，它们外表的现代性并不意味着欧洲商人是开放经济和市场规则的先驱者。确实，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卖，他们被迫大量进口金银支付他们要购买的印度商品。他们的商业政策是压低价格、增加印度纺织品的数量，欧洲对此有着永不满足的需求。由此，竞争的欧洲公司（在1720年以后主要是英国和法国东印度公司）从事不间断的工作，诱使印度织工进入贸易城镇（如马德拉斯或本地治里［Pondicherry］），公司在这里建有自己的“代理处”，对织工和商人进行控制，以便调节棉布生产的价格、品种和质量。®[157]这把他们引入与当地统治者亲密的但常常是麻烦的关系中，当地统治者的财富与权力也依赖贸易的利润，依赖在商业与信贷之间变换的税收收益。到18世纪初，联合抵制或堵塞港口的威胁成了公司强大的外交筹码。不过，他们发现对定期造访的莫卧儿的特使谨慎有礼是明智的，他们小心翼翼地穿戴起莫卧儿长袍——因为穿戴起统治者赐予的长袍是象征性肯定他们的顺从与忠诚。[158]莫卧儿在1739年的失败对南亚送出了一轮冲击波。但是，1744年，当年轻的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在马德拉斯登陆时，任何一个欧洲公司（更不用说英国公司以及在马德拉斯的荒芜堡垒）会成为印度的领土势力的想法几乎是荒谬绝伦、毫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成为整个次大陆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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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238 在18世纪上半叶，南亚不应该被视为从停滞不前转向混乱的地区。在北部内陆地带，在马拉特人、莫卧儿人和异邦入侵者间的三方冲突，也是“士绅”群体与“战士”群体间的斗争，“士绅”努力在城镇、市场和定居农业区建立一个稳定持久的秩序，而“战士”是联结北印度和中亚的高原游牧民田园牧歌旧传统的组成部分。[159]漫长的莫卧儿和平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变化使这种冲突表面化。同样，在海上印度，商业扩张迅速地改变着经济和社会秩序，改变着印度内陆和外部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关系。那么这里正在形成一个双重革命：把南亚猛烈地扔进现代和殖民时代的一场“巧合”。但是，在1740年，只有最富于想象力的预言家会预言，那场革命的结果会是整个次大陆只被那些欧洲贸易者中的一个公司征服，那些商人似乎发现在印度气候中仅仅生存下来就常常是一个致命挑战。这就是死亡与疾病的赌博，以至于从欧洲到印度的一半人会在到达后的头一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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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240 1739年纳迪尔汗入侵北印度，18世纪50年代他以前的亲信艾哈迈德·沙赫·杜兰尼（Ahmad Shah Durrani，纳迪尔在1747年被谋杀）入侵北印度，并不仅仅是那类困扰印度平原几个世纪的随意的部落入侵。他们一起形成了帖木儿传统的帝国缔造的最后一次辉煌努力，在该进程中摧毁了莫卧儿帝国和萨非国家。萨非帝国是第一个牺牲品，它挤在西边奥斯曼主宰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和安那托里亚及向东向南伸展到现代阿富汗的赫拉特（Herat）和坎大哈（Kandahar）巨大的部落腹地之间，萨非伊朗一直代表一种艰巨的斗争，把城市和定居世界的权威强加到大草原和沙漠地区。奴隶军和官僚的主要雇用地格鲁吉亚面对奥斯曼和俄国的压力尤其脆弱不堪。[160]政治上，萨非帝国体系是一个突厥部落联盟与伊朗文人学者的危险混合物，但没有真正的融合发生。到1700年，这种不稳定的联盟逐渐处于日益增长的内外压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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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242 在实现有固定领土边疆的帝国方面，伊斯法罕（Isfahan）的萨非统治者并不比莫卧儿帝国更成功。他们赢得又失去了巴格达，他们对呼罗珊、赫拉特和坎大哈的城市及地区的占领从来没有稳当过。坎大哈在1629年被乌兹别克人（Uzbeks）征服，1634年被莫卧儿帝国占领，1650年被阿拔斯汗二世（Shah Abbas II）收复。在1709—1711年，萨非帝国把它丢给了南阿富汗领土上的主要部落吉尔扎伊人（Ghilzais）。1718—1719年，赫拉特和呼罗珊失守。1722年，吉尔扎伊人领袖默罕默德（Mahmud）在古尔纳巴德（Gulnabad）粉碎了萨非军队，占领伊斯法罕，夺取了被国王抛弃的孔雀宝座。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也许相互恐惧，匆忙去利用萨非的崩溃。彼得大帝占领了沿里海的德尔本特（Derbent）、拉什特（Resht）和巴库（Baku）。奥斯曼帝国攫取了第比利斯（Tiflis，1723年）、哈马丹（Hamadan）、埃里温（Erivan）、大不里士和大半个伊朗西部。在混乱的10年里，阿拔斯一世（Abbas I）的帝国遗产立刻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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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244 但是，在瓦解时刻，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出现来驱逐奥斯曼人、俄国人和吉尔扎伊人。要求继承萨非帝国的太美斯普（Tahmasp）为了自己的事业，雇用了一个出身低贱的呼罗珊军阀（一个前牧羊人）纳迪尔·库利（Nadir Kuli，1688—1747）。纳迪尔是一个有着拿破仑式才干和野心的将军。[161]他是个小心谨慎的战略家，但能熟练运用冲击策略和轻骑兵，对轻型大炮、操练和步枪的价值都很警觉。[162]到1730年，他重新征服了麦什特（Meshed）和赫拉特等城市，在默罕默多斯特（Mehmandost）摧毁了阿富汗部落，重占伊斯法罕和设拉子（Shiraz），给予一度获胜的吉尔扎伊人毁灭性的打击。到1735年，他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收复了第比利斯和埃里温，迫使俄国人交出马赞达兰（Mazanderan）、阿斯特拉巴（Astrabad）、吉兰（Gilan）、德尔本特和巴库。他于1736年自称“沙阿”。在1737—1738年，他占领坎大哈，次年占领莫卧儿的德里。喀布尔和印度河右岸被合并到他的新伊朗帝国里。1740年，纳迪尔把注意力转向布哈拉（Bukhara）和希瓦（Khiva）的乌兹别克人。然而，这种辉煌生涯被疯狂和残酷过早断送（也许被疾病影响而恶化），他在1747年被刺杀。但是，一个酷似纳迪尔的新帝国主义者出现了。其阿富汗佐僚之一的艾哈迈德·沙赫·杜兰尼（Ahmad Shah Durrani）从纳迪尔的印度和阿富汗征服中创造了一笔遗产。在其最强盛时，杜兰尼帝国从呼罗珊伸展到恒河，从阿姆河（Amu-Darya）伸展到阿曼海（Sea of Oman）。[163]直到在木尔坦（Multan，1818年）、克什米尔（Kashmir，1819年）和白沙瓦（Peshawar，1834年）败给英国，它才被压缩回阿富汗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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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246 它们主宰广阔的印度-伊朗边境半个世纪，对整个次大陆的政治有着这样地动山摇的影响，是什么支撑着这建立帝国的两大冒险？一个解释或许是，它们是反抗官僚定居国家——俄国人、萨非人和莫卧儿人——侵蚀的一种“部落反叛”的征兆。不过，冒险事业的持久和领袖们的帝国野心显示某些更深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争论道：纳迪尔和艾哈迈德·沙赫的生涯与商业走廊经济重要性的戏剧性上升相一致，这条走廊从北印度伸展到俄国以及更遥远地向西伸展到麦什特和伊朗。[164]南至现代卡拉奇（Karachi）的北印度，是刚刚由俄国白银购买力激活的贸易体系的组成部分。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新一轮的帝国缔造旨在控制该地区的商业财富，并受到进一步利用它的希望的刺激。人口过剩的长期趋势带来的游牧经济的社会紧张为它准备了前提条件。军事上，它利用了战术速度和策略移动的旧游牧优势，在骑兵战争中采用手枪，[165]在纳迪尔统治下，也用了大炮甚至海军力量。[166]从这种观点看，既不是纳迪尔也不是艾哈迈德·沙赫能够被描述成一个退回到野蛮时代的人。确实，他们是寻找新形式的国家缔造者。他们把帝国风格与部落政治的野蛮原则结合起来。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可能梦想的场景：一个走满洲道路的大伊朗帝国，其中游牧战士精英被转变成农业国家的世袭行政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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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248 事实并非如此。帝国项目失败了——也许因为其农业基础太过狭窄不能支持其规模；也许因为它仍然依赖的部落联盟内在的不稳定；也许因为外部的压力（并不只是英国在印度的推进）[167]给予向一个更稳定政府的重大转变的时间太少。无论如何，一份重要的遗产留下来了：1747年由艾哈迈德·沙赫首先组织的阿富汗国家以及卡扎尔的（Qajars）的阿夫沙尔（Afshar）王朝（一般称卡扎尔王朝，又称恺加王朝，1794—1925）统治下的伊朗的最终重组，这个王朝的统治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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