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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有固定领土边疆的帝国方面，伊斯法罕（Isfahan）的萨非统治者并不比莫卧儿帝国更成功。他们赢得又失去了巴格达，他们对呼罗珊、赫拉特和坎大哈的城市及地区的占领从来没有稳当过。坎大哈在1629年被乌兹别克人（Uzbeks）征服，1634年被莫卧儿帝国占领，1650年被阿拔斯汗二世（Shah Abbas II）收复。在1709—1711年，萨非帝国把它丢给了南阿富汗领土上的主要部落吉尔扎伊人（Ghilzais）。1718—1719年，赫拉特和呼罗珊失守。1722年，吉尔扎伊人领袖默罕默德（Mahmud）在古尔纳巴德（Gulnabad）粉碎了萨非军队，占领伊斯法罕，夺取了被国王抛弃的孔雀宝座。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也许相互恐惧，匆忙去利用萨非的崩溃。彼得大帝占领了沿里海的德尔本特（Derbent）、拉什特（Resht）和巴库（Baku）。奥斯曼帝国攫取了第比利斯（Tiflis，1723年）、哈马丹（Hamadan）、埃里温（Erivan）、大不里士和大半个伊朗西部。在混乱的10年里，阿拔斯一世（Abbas I）的帝国遗产立刻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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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瓦解时刻，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出现来驱逐奥斯曼人、俄国人和吉尔扎伊人。要求继承萨非帝国的太美斯普（Tahmasp）为了自己的事业，雇用了一个出身低贱的呼罗珊军阀（一个前牧羊人）纳迪尔·库利（Nadir Kuli，1688—1747）。纳迪尔是一个有着拿破仑式才干和野心的将军。[161]他是个小心谨慎的战略家，但能熟练运用冲击策略和轻骑兵，对轻型大炮、操练和步枪的价值都很警觉。[162]到1730年，他重新征服了麦什特（Meshed）和赫拉特等城市，在默罕默多斯特（Mehmandost）摧毁了阿富汗部落，重占伊斯法罕和设拉子（Shiraz），给予一度获胜的吉尔扎伊人毁灭性的打击。到1735年，他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收复了第比利斯和埃里温，迫使俄国人交出马赞达兰（Mazanderan）、阿斯特拉巴（Astrabad）、吉兰（Gilan）、德尔本特和巴库。他于1736年自称“沙阿”。在1737—1738年，他占领坎大哈，次年占领莫卧儿的德里。喀布尔和印度河右岸被合并到他的新伊朗帝国里。1740年，纳迪尔把注意力转向布哈拉（Bukhara）和希瓦（Khiva）的乌兹别克人。然而，这种辉煌生涯被疯狂和残酷过早断送（也许被疾病影响而恶化），他在1747年被刺杀。但是，一个酷似纳迪尔的新帝国主义者出现了。其阿富汗佐僚之一的艾哈迈德·沙赫·杜兰尼（Ahmad Shah Durrani）从纳迪尔的印度和阿富汗征服中创造了一笔遗产。在其最强盛时，杜兰尼帝国从呼罗珊伸展到恒河，从阿姆河（Amu-Darya）伸展到阿曼海（Sea of Oman）。[163]直到在木尔坦（Multan，1818年）、克什米尔（Kashmir，1819年）和白沙瓦（Peshawar，1834年）败给英国，它才被压缩回阿富汗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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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主宰广阔的印度-伊朗边境半个世纪，对整个次大陆的政治有着这样地动山摇的影响，是什么支撑着这建立帝国的两大冒险？一个解释或许是，它们是反抗官僚定居国家——俄国人、萨非人和莫卧儿人——侵蚀的一种“部落反叛”的征兆。不过，冒险事业的持久和领袖们的帝国野心显示某些更深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争论道：纳迪尔和艾哈迈德·沙赫的生涯与商业走廊经济重要性的戏剧性上升相一致，这条走廊从北印度伸展到俄国以及更遥远地向西伸展到麦什特和伊朗。[164]南至现代卡拉奇（Karachi）的北印度，是刚刚由俄国白银购买力激活的贸易体系的组成部分。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新一轮的帝国缔造旨在控制该地区的商业财富，并受到进一步利用它的希望的刺激。人口过剩的长期趋势带来的游牧经济的社会紧张为它准备了前提条件。军事上，它利用了战术速度和策略移动的旧游牧优势，在骑兵战争中采用手枪，[165]在纳迪尔统治下，也用了大炮甚至海军力量。[166]从这种观点看，既不是纳迪尔也不是艾哈迈德·沙赫能够被描述成一个退回到野蛮时代的人。确实，他们是寻找新形式的国家缔造者。他们把帝国风格与部落政治的野蛮原则结合起来。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可能梦想的场景：一个走满洲道路的大伊朗帝国，其中游牧战士精英被转变成农业国家的世袭行政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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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并非如此。帝国项目失败了——也许因为其农业基础太过狭窄不能支持其规模；也许因为它仍然依赖的部落联盟内在的不稳定；也许因为外部的压力（并不只是英国在印度的推进）[167]给予向一个更稳定政府的重大转变的时间太少。无论如何，一份重要的遗产留下来了：1747年由艾哈迈德·沙赫首先组织的阿富汗国家以及卡扎尔的（Qajars）的阿夫沙尔（Afshar）王朝（一般称卡扎尔王朝，又称恺加王朝，1794—1925）统治下的伊朗的最终重组，这个王朝的统治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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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在欧亚大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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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常常倾向于把现代早期后半部分视为欧洲优势的宏大序曲，并去想象西北欧商业先进的“中心”国家支配全球经济的巨大胜利。事实上，对一个时期采取如此有决定论的观点几乎没有什么根据，这个时期的最显著的特征，是欧洲国家对大多数欧亚大陆国家施展有限的影响。从欧洲视野看，最有意义的变化并不是在欧洲与印度-伊斯兰世界或与东亚文明的关系中找到，而是在欧洲-大西洋的定居地、贸易和奴隶制的巨大区域的巩固中找到的：西非、巴西、秘鲁、墨西哥、加勒比海、北美洲东部的英法殖民地。尽管欧洲定居地的扩展相对缓慢，但是大约1650年以后建立的新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为欧洲出口品和船运创造了珍贵的新市场。美洲的异国情调的产品刺激了欧洲消费者的胃口，美洲的神奇壮观对欧洲的想象力有着类似的影响。很难夸大突然支配一个全“新大陆”在社会思想和文化上对迄今为止争战不休的次大陆的影响。作为一个知识、革新和经验的源泉，作为一个金银的珍贵储藏所，作为一个商业资本的雇用者，作为一个巨大通航区，到18世纪早期，其跨大西洋省份已经帮助欧洲成为旧大陆文明中最富庶和最有活力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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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应该对这种假设小心谨慎：这种财富和活力足以把欧洲国家更深地驱入欧亚大陆。正如我们看到的，除了在近东的部分地区，欧洲人在塑造亚洲新市场方面进展很小，除了少数有利地点外，其地理控制更小。欧洲国家在亚洲的伟大先锋、强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在1720年以后陷于行政管理和军事成本的重负中摇摇欲坠，蹒跚地进入赤字和“无利润增长”。相反，印度纺织品出口量威胁着淹没英国的棉纺织业，英国寻求保护关税的商业安全。欧洲的消费而非欧洲的生产，调节着欧洲、印度和中国的贸易。而且，如果印度人和中国人被欧洲的艺术和技术激起了兴趣，那么反方向的交流一样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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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可能会被这样的说法左右，说到1740年，在经济和社会机构的“现代性”方面，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相比，欧洲最繁荣的地区已经建立起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先导地位——一种迟早会转变成全球霸权形式的先导。毕竟，荷兰人开辟了“现代经济”，英国和法国跟随着它的足迹。这里应该可以看到经济现代性的一般特征：对商品和生产要素（包括土地与劳动力）“理性的自由和普遍的”市场；一种能够支持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农业生产规模；一个促进财产权和流动与契约自由的状态；技术水平和能支撑可持续发展的商业组织，丰富的物质文化和市场导向的消费行为的扩散。[168]不过，这些中没有任何一项能够把荷兰从18世纪的经济衰退中挽救出来。迅速发展没能预见到影响水质和农业的环境后果。城市化和人口流动打乱了婚姻模式，抑制了人口增长。随着贸易对手提高关税，高昂的生产成本和出口市场的丧失摧毁了制造业，驱使资本转向海内外的公共借贷——一种在世纪末被政治和外交危机毁灭的策略。总之，前工业现代性的荷兰试验夭折了，被现代早期欧洲的三个地方性因素摧折：趋向封闭市场和商业闭关自守的“重商主义”趋势——被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批驳的贸易抑制政策；前工业制造业的高昂成本，并与对农业增长的环境限制相结合；欧洲国家间财政体系冲突的严重后果。荷兰的经验显示，前工业现代性的局限不久也会被英国和法国感受到，在欧洲的经济类型能成功地开辟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及世界前，它需要一场技术的、政治的和地缘政治学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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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B.Brebner，The Explorers of North America (pbk edn，New York，1955)，p.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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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bid.，p.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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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bid.，p.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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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典的研究，参见J.Baker，History of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 (London，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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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J.C.Beaglehole，The Life of Captain James Cook (London，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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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R.Law，“‘Here is no resisting the country”：The Realities of Power in Afro-European Relations on the West African Slave Coast’，Itinerario.17，2 (1994)，pp.5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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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bandeirantes，参见C.R.Boxer，The Golden Age of Brazil 1695–1750 (London，1962)，pp.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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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N.Canny，Europeans on the Move (Oxford，1994)，p.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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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Jennings，The Invasion of America (pbk edn，London，1976)，pp.30，178–17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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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T.Burnard，‘European Migration to Jamaica，1655–1780’，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3rd Series.52，4 (1996)，pp.769–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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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Bailyn，Voyagers to the West (London，1986)，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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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Eltis，‘Free and Coerced Transatlantic Migration：Some Comparison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8，2 (1983)，pp.25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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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R.S.Dunn，Sugar and Slaves：The Rise of the Planter Class in the English West Indies 1624–1713 (Chapel Hill.NC，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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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P.R.P.Coelho and R.A.McGuire，‘African and European Bound Labour：The Bi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and Choice’，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7，1 (1997)，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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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B.Solow，‘Slavery and Colonization’，in B.Solow (ed.)，Slavery and the Rise of the Atlantic System (Cambridge，1991)，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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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I.Blanchard，Russia’s Age of Silver (London，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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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关于欧洲的蔗糖消费，S.Mintz，Sweetness and Power (pbk edn，London，1986)，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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