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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18 欧亚均衡并不意味着和平。在1700—1750年期间，在欧洲国家间、欧洲人与土耳其人间、土耳其人与伊朗人之间发生了重大战争，还有在伊朗、阿富汗、马拉特和莫卧儿之间的战争。但是1750年以后，地缘政治场景发生了双重变革。欧亚大陆冲突的规模和强度变得大得多，它们对外围世界以外的“撞击”影响更为令人烦恼。原因仍是一个谜，但是部分答案也许可以在两个长期趋势的爆炸性聚合中找到。两者都与18世纪中叶的商业经济的加速相关。第一是确保和扩展价值日增的市场和贸易，并使其免于竞争对手或掠夺成性的侵入者伤害的压力。这种压力被亚洲商人和统治者感受到，被美洲商人和定居者感受到，也被欧洲君主大臣感受到。结果或许会是争夺土地和贸易的一阵短兵相接的战争。但是商业增长引发了一个更多在暗中发展的趋势的重要阶段。在18世纪的欧亚大陆，是财政力量和稳定决定了国家军事力量的规模。这并不仅仅是庞大的财政基础和收税的事。它也预先假定了公共官员与管理金融市场的集团间的密切（且互利的）关系，在金融市场上国家通常是最大的主顾。拥有很发达的金融体系，能够多快好省地动用资金，是维持一支忠诚和装备精良军队的关键。贸易的扩展由此直接贡献给制造战争的能力，并且金融财政资源成为军事财富的最终仲裁者。“一个金融体系……不断地改进，能够改变一个政府的地位，”对这两样都略知皮毛的弗雷德里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声称，“从最初的穷困，导致政府如此富裕，以至于能把其收入放在欧洲大国间的天平上。”[6]到1815年，伦敦政府的财政收入是他们100年前的先任的10倍。“财政军事国家”并不是自己创造了冲突与危机，但是通过改变统治成功的规则，它打开了新型国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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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20 在18世纪中叶欧亚大陆有两个地缘政治动荡中心。第一个在欧洲。欧洲紧张的直接原因似乎非常明显，大多数欧洲国家是天生的扩张主义者。在前工业时代，权力等于拥有土地及人口，或等于热带产品的贸易垄断及其光彩夺目的金银盈余的前景。王朝野心和相互怀疑增加了领土风险。在西欧，上个世纪的法国、西班牙、英国和荷兰的四方较量，已经提出了英国或法国是否会是大西洋欧洲的支配力量，有效控制了欧洲在美洲大西洋扩张的海上通道。欧洲对抗的另一大极是一个“内陆美洲”：东欧的辽阔边疆。[7]这个地区名义上由四个主权国家分享：俄国、奥地利、波兰和奥斯曼帝国。但是波兰和奥斯曼软弱的印象，加重了其强邻的土地渴望，滋生了它们的相互怀疑。直到18世纪50年代中叶，争吵不休的大陆的摇摇欲坠的稳定，主要是由欧洲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法国的优势来维持的。法国不再拥有路易十四（Louis XIV）统治下的全部霸权，但它仍是欧洲外交的仲裁者，它有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公共财政和欧洲最强大的军队。[8]与其伟大的文化声誉一起，一个发达的商业、一支威严的海军和最复杂的外交与知识机构，法国即使不能支配欧洲，也能指望它以保证其显著地位的方式斡旋大陆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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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22 这个目的是通过抑制和平衡的谨慎外交进行的。法国支持波兰的一个党派，来削弱俄国起初的优势以及罗曼诺夫沙皇的欧洲野心。法国联合普鲁士对奥地利施压，联合奥斯曼帝国挫败奥地利和俄国的扩张。在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的君主都是波旁[Bourbon]家族的）之间的波旁“同盟”旨在捍卫在地中海和意大利的现状。既然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的舰队总和常常超过了英国舰队，它也用来限制英国在大西洋海湾的海上前景。由此，法国的“保守”优势无意之中支撑了欧亚大陆和外围世界的更大规模的平衡。它有助于捍卫奥斯曼帝国抗击欧洲敌人的势不可当的联合，它抑制南亚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影响，它用由魁北克坚不可摧的堡垒控制的“印第安”外交，阻挡了从英国沿海定居殖民地进入北美内陆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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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24 法国体系范围广泛，但其负担也是沉重的。法国不得不做欧洲最大的军事国家，维持一支常备军，随时准备介入德意志事务，对抗奥地利或普鲁士。它不得不与英国海军竞争，保持大西洋的“平衡”，保护其在加勒比的殖民帝国，那儿宝贵的蔗糖殖民地挑战英国殖民地。法国也必须是一个地中海国家，在土伦（Toulon）有一支舰队来保护其在意大利的利益，保持奥斯曼帝国和奥地利在中东的平衡——奥地利是法国在欧洲的主要对手。维持这个海军、陆军和殖民权力的庞大设施，对波旁的君主政体以及它塑造的国家是一种持久的压力。1713年以后，路易十四部署的大军（40多万人）不得不削减到半数以下。到世纪中叶，问题成了法国的真正未来是在于大西洋贸易及其殖民地的增长（如港口南特［Nantes］、波尔多［Bordeaux］和拉罗舍尔［La Rochelle］的生计），还是在于保留和增强其大陆的地位——以及波旁国家的税收能否承受两者的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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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26 在18世纪50年代中叶，法国势力承诺的靠不住的稳定开始瓦解。法国“体系”在东西两面同时受到挑战。当法国军事力量达到旧制度的实用极限时，崛起的英国和俄国力量成为分裂性力量。俄国不能再被排除出欧洲；而英国的财政力量足够资助一支赢得战争的海军、两支美洲军队及其欧洲盟友要求的经济援助。结果是大陆和海洋战争，折断了波旁外交的脊梁。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摧毁了法国的优势，但没有什么东西取而代之。相反，它触发了一场地缘政治爆炸。随后的革命与战争年代持续了50多年，直到在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出现了一个新的实验性的五强“协商体制”（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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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28 不和谐的声音首先在法国的大西洋防御中出现。在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1740—1748）中，法国维持了整体地位，但是，在北美有明显的衰弱迹象。法国到美洲内陆的主要入口、守卫到圣劳伦斯（St Lawrence）海上通道的法国大堡路易斯堡（Louisburg），在英国海军的帮助下，被英属美洲殖民地军队占领。在战争结束时，英国人（他们被迫交还堡垒）在新斯科舍（Nova Scotia）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构筑了一个新基地。再往南，英国13个殖民地的商人为内陆美洲土著贸易而激烈竞争。较短的供应线（与法国对手的联结俄亥俄河流域与蒙特利尔和魁北克的弯弯曲曲的河流迷宫相比）、廉价的信贷和商品给了他们优势。到18世纪50年代早期，法国人十分担心，所以构筑了杜魁斯尼堡（Fort Duquesne，在现代匹茨堡所在地），确保对俄亥俄河流域部落的影响，把英国商人拒之门外。但是，来自英国殖民地边疆的压力也在增长。地图之战早已爆发，一份1755年的英国地图要求西至密西西比河的领土主权。商人、拓殖者、土地投机商甚至传教士都决心对法国的内陆主权展开竞争，[9]法国依靠与美洲土著表面上脆弱的同盟，以及依靠战士、牧师和法属加拿大丛林人的基本力量。在英国殖民地，那儿的民选殖民地议会和地方集团极为强大，[10]向西扩张似乎是逃避经济停滞的唯一出路，这是许多伦敦任命的总督共有的观点。刺探法国防卫较差的薄弱点成为一个无法抵御的诱惑。正是这些探险中的一个，年轻的弗吉尼亚测量员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点燃了一场大西洋战争的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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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30 华盛顿的冒险以灾难宣告结束。他的探险小队被法国及其美洲土著联盟包围，他的一些随员被杀，他被遣返弗吉尼亚。英法两国对这起边疆事件反应都很强烈。对法国人来说，它似乎证明英国打算重开对他们的内陆帝国及其在魁北克的司令部的战端，所以在次年（1755）法国人派遣了增援力量。但是，法国人加紧他们对内陆通道控制的尝试、构筑杜魁斯尼堡以及对华盛顿的处理，在伦敦眼里则被视为挑衅和威胁：对英国在北美大陆殖民地未来的一场直接挑战。结果，英国的“美洲”利益集团及其政治盟友发生了强烈的抗议。于是英国派遣了一支舰队，想赶在法国援军横渡大西洋之前拦截，但这个使命失败了。但随后的海军交火开启了一场新的大西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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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32 这样一场战争本身可能不会危及法国的总体地位。英国试图占领魁北克——法属北美的宏大堡垒——很可能像以前常发生的那样被挫败，并且英国人很可能因为对他们欧洲利益的威胁而仓皇失措。但是美洲的英法争端在东欧激起了第二场激变。1757年弗雷德里克大帝写道：“欧洲的骚动始于美洲……感谢我们这个世纪的治国才能，现在的世界上没有什么冲突，不管可能多么微不足道，它……不会威胁吞没整个基督教世界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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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34 问题的核心是政治肢解波兰，这个从波罗的海伸展到黑海的幅员辽阔、组织差劲的贵族共和国。波兰是法国东欧外交的钥匙，它的存在构成对普鲁士的限制，在法国的善意下巩固其独立，它抑制了奥地利，限制了俄国介入欧洲的能力。然而，到18世纪50年代，波兰选王成为俄国的傀儡——一种鼓励波兰贵族日增的反叛趋势。卷入波兰内讧纷争、重启其作为德意志大国的对奥地利的挑战，对普鲁士国王来说变成几乎无法抵御的诱惑。[12]他或许指望依赖其大盟友法国。但是，波旁政府决心保持东方现状，尤其是急于防止奥地利加入英法之争的老同盟英国一方。[13]这是18世纪的“外交革命”，一个与1939年8月的《苏德协定》（Nazi-Soviet pact）一样令同时代人震惊的事件。法奥同盟把欧洲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带到一起。它本该能够保障一个“保守的”和平，促进法国解决与英国的殖民地争端。相反，通过顽强抵抗和一系列漂亮的胜仗，弗雷德里克大帝使其敌对大国丢尽了脸。他所创立的军事官僚体制，被证明与疏远的法国和组织不良的奥地利相匹敌。弗雷德里克没能彻底获胜，但是，有着英国经济援助和英国对法国大西洋利益造成的损失，他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迫使敌人坐到谈判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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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36 现在，法国的首要地位真正地被分拆了。弗雷德里克在欧洲有自己的首要地位，而英国已经逐渐地集结起了它征服美洲的新法兰西的力量。在“胜利之年”的1759年，它赢得了大西洋的制海权，切断了加拿大的法军增援部队。9月——就在冬季来临、圣路易斯堡结冰、英国舰队不得不撤出前夕——沃尔夫（Wolf）将军占领了魁北克，这个法国在美洲大陆力量的要害。这（对法国来说）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打击。因为（尽管在1759—1760年的一次法军反攻中几乎失守）英国现在可以包抄美洲内陆的法国势力。并且，随着法国在大西洋势力危在旦夕，英国开始威胁其小伙伴西班牙，西属美洲帝国痛苦地暴露于英国的海军和陆军火力下。1782年是决定性的年份：英国占领了西属加勒比的直布罗陀（Gibraltar）——哈瓦那（Havana）。西班牙绝望地期盼和平，法国接近破产的边缘——确实，它从1759年开始拖欠贷款时就已经技术上破产了。俄国更换了阵营，一个新沙皇慑于弗雷德里克的阵势，放弃了对普鲁士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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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38 随着1763年而来的和平其实是精疲力竭的休战。法国人被从美洲大陆赶走，只保留了他们盛产蔗糖的加勒比岛屿以及靠近纽芬兰（Newfoundland）的渔业基地（圣皮埃尔［St Pierre］和密克隆［Miquelon］）。路易斯安那（Louisiana）归西班牙，西班牙的佛罗里达（Florida）归英国。但是，《巴黎和约》的真正决定是法国不再是欧洲的仲裁者，法国“体系”已经被打破。随后的30年见证了在欧亚大陆和外围世界旧地缘政治均衡的逐渐破坏，英国的强大不再受到抑制，在东欧和欧亚大陆中部，法国衰落的主要受益者是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1762—1796年在位）的俄国帝国主义。没有了旧有保护者的庇护，波兰共和国被分阶段地瓜分。第一次瓜分是1772年，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每个吞了一口。俄国的份额是东部的边境区。剩余的波兰现在事实上是傀儡国王史坦尼勒斯·波尼雅托夫斯基（Stanislaus Poniatowski，凯瑟琳大帝的情夫之一）统治下的俄国保护国。《波兰协定》使俄国放手完成其对奥斯曼的战争（1768—1774），获得了它梦寐以求的目标：在1774年，根据《库楚克—凯纳尔吉和约》（Treaty of Kuchuk Kainardji），获得黑海的稳固根据地赫尔松（Kherson）。1783年，它兼并了克里米亚半岛，使自己成为黑海北岸的主人。格里高利·波坦金（Grigori Potemkin，凯瑟琳大帝的宠臣和情人）作为“新俄国”的总督释放了强烈的能量。[14]对奥斯曼帝国的另一场战争（土耳其人徒然地想扭转其败局）带来了新一轮的奖赏。1793年敖德萨市（Odessa）奠基，行将成为这个新南方帝国的大都市。征服高加索，也许甚至征服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已经打开。这是俄国提升为一个全球大国的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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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40 英国扩张的进程则不那么英勇。英国人已经感受到战争压力，和解的压力很强。在金融紧缩的状态中，一个新美洲帝国的负担几乎是一件让人为难的事。承担那儿新义务的想法令人害怕，所以英国大臣急于安定他们的新征服地区，而不是发展它们。他们安抚了新魁北克省的法属加拿大人，拒绝成立由13个殖民地居民的有产者决定的民选议会。魁北克将要被当作一个军事殖民地来统治，以监督美洲中西部的法国旧领土。使美洲殖民者愤怒的是，沿着阿巴拉契亚山划了一条“公告线”。内陆远非美洲胜利的战利品，仍是“印第安”地区，它靠近美洲的殖民者，由为了和平以及财政经济利益的帝国官员管辖。好像这还不够似的，英国还决定迫使美洲殖民地居民支付帝国防卫的一些成本。殖民地居民将要支付帝国税——像臭名昭著的印花税。殖民地贸易受到更严密的控制，实施航海法禁止规避英国港口的外国贸易，并镇压广泛的走私贸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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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42 结局众所周知，殖民地人民反抗了。英国有着横穿大西洋的漫长不稳定的供应线，对一场无论如何困难重重的战争处置失当。[15]当英国殖民者没有能解决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时，他们的1763年的大西洋胜利变得日益脆弱。急于恢复大西洋均势的海上对手抓紧机会复仇，1778年，在殖民地战争开始后5年，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参与其中。英国人孤立无援、海上力量悬殊、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失去了大西洋控制权，这决定了他们在美洲的命运。1781年，他们在殖民地的主要军队在约克镇（Yorktown）缴械投降。尽管他们的海军失败被逆转——挫败了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希望——但是在1783年的《凡尔赛和约》（Peace of Versailles）中，英国被迫接受北美独立——尽管英国仍然控制着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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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44 表面看来，1763年英国的伟大胜利在仅仅20年的时间里就几乎完全逆转。但是，如果从全球范围看，我们能够发现英国白人殖民地居民社会成功反抗帝国主义控制，才真正是1763年“临时性”胜利的最终确认。现在，美洲内陆终于向大西洋海边的“新欧洲人”敞开了大门。战争一结束——甚至当它还在进行时——殖民地居民就开始竞相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美国”的最早的法令之一是1787年的《西北法令》（Northwest Ordinance），制定了领土扩张的计划。随着定居潮涌过俄亥俄河流域和老西南（今天的阿拉巴马[Alabama]和密西西比[Mississippi]），与当地土著的不可避免的摩擦触发了一系列的边疆战争。美洲土著四分五裂、没有枪炮、人数变少，被一步步赶向西部，他们留下的土地则被白人居民及其奴隶占领。到1830年，白人定居潮已经抵达和越过密西西比河。[16]50年后，在美洲大陆上一个“新欧洲”从均衡时代的挣扎着的殖民地中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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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46 在北美洲，外围世界的最富裕地区现在已经门户洞开，被欧洲人占领。但是1750年后，外围世界的最激烈的入侵发生在地球的另一边。在胜利的闪光中，带着其（全世界）优势的新奇感，英国海军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来绘制海洋图、风力图和洋流图：在大航海时代海洋权力的重要信息。其中一个被挑选来进行绘图探险的是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他在1759年攻克魁北克中作为一个熟练的航海家确立了名声。10年后，他领导了三次太平洋探险中的第一次航行，来观察金星（Venus）的运行，以及证明是否“可能在太平洋西南找到一块大陆或幅员辽阔的大片土地”。[17]随后，在他与夏威夷岛屿居民的冲突中死去前又进行了10年的探险。库克的报告（以及那些科学游客，如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的报告）引起了轰动。它揭示了一个浩瀚的太平洋世界，一个欧洲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的世界。作为一个热带伊甸园、一个休闲与天真无邪的天堂，这个大西洋岛屿的社会和文化冲击着欧洲公众。但是，库克的揭示不只是一种文化意义，他到现代加拿大的太平洋海边的航行，暗示了在北美皮毛产区与中国的奢侈品市场之间开辟新的贸易航线。然而，他的最伟大的发现在于南太平洋，库克戳穿了深入到世界之底的南方大陆的神话。反之，他精确地绘制了大陆岛屿澳大利亚的地图，在1770年8月22日，他宣告了其东部半壁山河的英国主权。他已经环航了新西兰。库克死后10年内，英国政府就已经在澳大利亚东部建立了第一个罪犯殖民地，也许部分地为了加紧对印度洋和中国之间的南海通道的控制。到18世纪90年代，欧洲和美洲捕鲸者、狩猎海豹者、商人、传教士、海滨流浪者开始大批抵达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太平洋岛屿。在一个对欧洲来说遥远的地区定居是缓慢的，受制于“距离暴君”和法国干涉的威胁。但是到19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的殖民化大势在漫游的羊群身上实现。1840年，英国移民抵达新西兰。第二个“新欧洲”（也许挑战美洲）正在形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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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48 1763年以后的30年是欧洲对世界领土资源的巨大扩展时期，尽管“新领土”的财富还更是期望中的而不是实际的。使这更有意义的是，它与欧亚旧大陆均势的同样重要的戏剧性变迁相一致，构成了19世纪欧洲优势的双重基础。这种变迁可以在伊斯兰世界、印度并且到19世纪30年代在东亚也能看到。在18世纪70—80年代的黑海北岸，俄国的到来（兵力）标志着一个重要阶段，一个向欧洲政治商业势力打开伊斯兰近东的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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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50 虽然在感受到全部后果以前有一段时间，但是失去克里米亚对奥斯曼帝国来说是一场战略上的灾难。直到那时黑海一直是一个土耳其内湖，奥斯曼帝国运输的组成部分。有着对其水域的垄断权，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守卫其帝国的北方通道。如彼得大帝早就发现的，没有了海上运输供应，俄国入侵奥斯曼巴尔干若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困难重重的。在黑海的另一边，没有海上支援，沿山脉西麓向高加索的推进甚至更为艰难。黑海是奥斯曼体系的海上盾牌，它缩短了奥斯曼帝国必须守卫抗击欧洲敌人的战略上的边疆。入侵准是通过西巴尔干——一片荒凉的地区，那儿的全部优势在于防御。它有效地把它们的大国对手减少到一个——哈布斯堡帝国，那个有着共同边境线的国家。它让奥斯曼帝国海军集中在地中海东部，能够守卫君士坦丁堡的通道爱琴海群岛（Aegean Islands），守卫埃及和黎凡特的海岸，无须担心遥远的欧洲海军力量——英国、法国、荷兰和西班牙。也许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感受到黑海的战略优势。它给予的安全感让奥斯曼帝国把权力向地方分散，这是18世纪其稳定团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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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52 随着海上北大门被关闭，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帝国政府经受住了18世纪早期的风暴。奥斯曼人作为帝国统治者的声誉受到猛烈冲击，但并没有崩溃。其作为欧洲外交的不择手段的（Machiavellian）游戏的同盟者的价值一直是真的。但是，18世纪80年代奥斯曼权力的基础被拔掉，后果被法国的衰落放大。在希腊和巴尔干北部的基督教社区开始了新的复苏。几乎不知不觉地，帝国开始从一个众所周知的军事大国（如果是被痛恨的），变成一片争议之地，一块巨大的领土猎物，全欧洲掠夺者开始虎视眈眈围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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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54 然而，这种成为“欧洲病夫”的转变，主要是1790年以后地缘政治革命第二个阶段的特征。但是，在此之前很久，在18世纪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动荡的伟大中心就察觉到这种影响。在上一章，我们看到18世纪50年代早期，一种“双重革命”如何在印度进行。莫卧儿帝国的旧壳正在噼啪作响，它曾为次大陆大部分地区提供了政治统一的框架。在帝国的内陆心脏，莫卧儿受到两面夹击。伊朗冒险家、随后阿富汗冒险家追随缔造帝国的内亚老传统，用内亚的“部落”人力资源来对农业平原进行其统治——正如此前莫卧儿人所做的那样（或清政府在中国所做的）。他们的目标可能会是控制北印度和中亚之间的商业活动，它仍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通道之一。他们的进攻与马拉特在印度东部的决定性推进同时发生：它是一个印度“绅士”国家的联盟，旨在把其统治和土地税收制度扩展到北印度平原的莫卧儿心脏地带。[18]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的压力下，莫卧儿帝国解体（或变化）为松散的政体，与抢夺领土、贸易和税收的新“亚帝国”共处。在海洋印度有着类似的威胁。这里，变革的代理人是商业经济和海外贸易的急剧扩展。新财富和新税收使这个地区的亚统治者从莫卧儿统治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使他们越来越不愿意支付他们的贡金。但是这种日益增长的自治是有代价的。可能的建国者得密切监督提供资金的商人和银行家——需要对欧洲集团十分警觉，他们已经加紧对印度海外贸易的控制。当欧洲人表现出要把他们的争端引进印度次大陆时，这就变得更为至关重要。他们相互厮杀的准备，把英国人和法国人变成本地军事力量，给一个反复无常的政治场景增加了一种爆炸性新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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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56 冲突的主要剧场在孟加拉找到，这里是最有生机的、最繁荣的沿海经济。这里，已经出现了大批量的棉纺织品生产来满足飙升的世界市场的需求。恒河及其三角洲的河边网络、在新近开垦的森林地带生长的食物，是对这种出口经济的重要补充。政治权力掌握在太守（subahdar）——以前的莫卧儿皇帝的总督——及其伙伴穆斯林权贵的手中：莫卧儿衰落的预期遗产受赠人。但是在这个新贵的世界里稳定是难以捉摸的。在1756年，太守或纳瓦比（nawab，地方行政长官）苏拉吉·道拉（Suraj ud-Daula）是一个神经过敏的人，他有着政治对手。如著名的贾加特·塞特（Jagat Seth）那样的印度商人和银行家的金融力量抑制了他的行动自由：他们管理租金和税收赖以生存的贸易。他们与欧洲商人密切联系，尤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在加尔各答设防的“代理处”密切相联——当时人的描述是“一座比德普特福德（Deptfort）和罗瑟希德（Rotherhithe）大的庞大的不规则建筑”[19]——及其不受纳瓦比控制的理论上的自由（有着皇帝的诏书）。当纳瓦比怀疑公司庇护那些反对他的人时，孟加拉的紧张不安的政治就陷入危机。东印度公司拒绝屈服带来了一场较量。[20]1756年6月，纳瓦比占领加尔各答，那些没有逃走的公司职员被投入监狱（著名的“黑洞事件”）。有一阵子，似乎这个行动发出了新南亚重商主义国家崛起的信号——一个能够自立的东方荷兰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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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58 苏拉吉·道拉的不幸在于公司有着报复的手段。它有一个强大的报复动机：加尔各答的失败使它付出了200多万英镑。6个月后，一支海军分遣舰队抵达恒河，带来罗伯特·克莱武率领的来自马德拉斯（Madras）的部队。克莱武迅速占领加尔各答，与急于推翻纳瓦比的持不同政见的权贵接触。在1757年6月克莱武在孟加拉首都附近的普拉西展示力量后，纳瓦比的军队崩溃，他的统治垮台。克莱武现在是造王之人，克莱武告诉他父亲：“一场几乎史无前例……的革命已经实现。”克莱武致父亲的信，1757年8月19日，in Ibid.，p.360。但是，克莱武不愿意确认公司在孟加拉的统治。他认为，“没有国家的帮助……如此巨大的统治权对一个商业公司来说可能是太过宏大的一个目标”。[21]反之，安排一个穆斯林贵族做新的纳瓦比似乎更为明智。这个试验失败了。公司雇员追求自己的私人贸易，拒绝承认纳瓦比的权威或支付他们应付的关税。到1764年，摩擦发展成武装冲突。在布克夏尔（Buxar）战役中，东印度公司的军队打败了纳瓦比及其同盟者阿瓦德（Awadh）的统治者。次年，公司掌握了孟加拉、比哈尔（Bihar）和奥里萨（Orissa）的行政权：现在，不是纳瓦比而是公司控制了税收和财政——“没有什么留给［纳瓦比］，只剩下名称和权威的影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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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60 这些事件令人目瞪口呆，但是在印度的革命远没有完成。克莱武自己担心公司力量已被使用到极限，抵制进军德里的想法。英国人并不是印度变化的唯一受益者，在次大陆的西部和中央，马拉特权力的坚持不懈的崛起似乎是一样令人难忘。1784年，正是马拉特人占领了德里。在南印度，海德拉巴和迈索尔展示了可以在莫卧儿衰落的残骸上建立新的国家。尤其是在迈索尔，一位走运的穆斯林战士海德尔·阿里（Haidar Ali）在1761年以后开始构建一个新型财政军事国家，其财政和军队远超过马德拉斯的公司。在他的儿子提普苏丹（Tipu Sultan，1783—1799年在位）统治下，这些变化还要大大地深化。国家实行贸易、资助造船、为一支有着炮兵和步兵的庞大常备军提供资金，他们的训练和战术与公司的军队一样“现代”。[23]海德尔和提普打着反击公司势力的摩擦战，几乎把它逼到财政崩溃的边缘。没有了它在孟加拉占领的资源，用这些资源把它的军队从1763年的18,000人增加到世纪末的15万多人，[24]没有了来自英国的海军和陆军援助，没有了印度银行家预支的贷款，公司会不会保留其在南印度的权力很值得怀疑。并且，尽管他们于1799年打败（并杀死了）提普，同样值得怀疑的是，如果并没有在第二阶段的欧洲冲突中取胜的话——关于这我们一会儿再说，英国是不是能迫使马拉特人承认他们的统治同样值得怀疑。确实，到18世纪90年代，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动荡的两个主要剧场几乎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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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62 然而，克莱武的孟加拉革命已经开始撬动欧亚大陆关系中一个更为惊人的转变。远在欧洲人进入印度洋之前，海上印度已经作为东亚贸易与中东和西方贸易之间的枢纽。在18世纪，欧洲人增加了他们与中国的贸易，尽管它被严格限制在对广东港口的短暂访问中。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对华贸易，主要携带贵金属到中国交换（主要是）茶叶，茶叶是英国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狂热消费品。但是，它缺乏扩大贸易、扩展更慷慨的信贷或以更诱人的商品吸引中国消费者的手段。孟加拉的征服解决了所有这三个问题。有着新的财政流量，公司能够支付中国消费者需要的印度产品——原棉、棉纺织品和鸦片——无须求诸白银和送更多的出口品到印度。但是，公司的手段只是故事的一个部分。越来越重要的是“私下贸易”，因对其有利而为公司容忍。一小支欧洲军队——在印度的公司雇用的战士和平民——利用这一机会从抢劫或特权贸易中发财（那些是“在东方发横财的欧洲人”，他们回到英国激起了许多敌意的评论）。他们获取收益的最赚钱的方式是投资运到中国的货物中。当货物被出售，挣的钱给公司（它掌握着购买茶叶的独占权），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伦敦换取现钱。既然禁止公司本身从事鸦片买卖，那么私下贸易也是鸦片销售的中介。用这种绕圈子的方式，孟加拉的征服打开了有着巨大的地缘政治后果的商业革命的道路。[25]随着其出口非常迅速地增长，中国华南的经济被越来越深地拖入到与英国和印度的三角贸易中，鱼中之王就要上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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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64 由此，欧洲和南亚的地缘政治变迁，为欧亚大陆不同地区之间、欧亚大陆与外围世界之间关系的巨大变革开辟了道路。在1790年后的第二个阶段，这种变革变得日益清晰，在18世纪晚期还模糊不清的全球秩序的新轮廓，取得了确切的形态。但是，这只是在欧洲政治的第二次喷发后才发生，一场新的全球战争解决了哪个大国会支配欧洲的问题，以及哪个会自由地走上世界大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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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66 这个危机是法国的革命促发的。波旁王朝变得日益脆弱。它缺乏大众支持；它的贵族和中产阶级同盟越来越不满；它的思想和文化声誉被哲学小册子的狂轰滥炸和早先流行作家的猛烈攻击所削弱。这在一个18世纪的王朝国家中并不是异乎寻常的弱点。“目前每个国家都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中”，1780年女沙皇凯瑟琳大帝写道。[26]导致波旁统治如此危险的，是法国在欧洲和世界上作为大保护人历史角色的同时崩溃。到18世纪80年代晚期，欧洲“大民族”已经丧失了其支配地位。对君主制的声誉来说，这真是糟透了。但是直接的危险是财政崩溃。经过一段短暂的和平后，1778年，法国联合英国的反叛的殖民地再次步入战争，以恢复其大西洋的地位，并扭转1763年的败绩。这是一场费钱的赌博，收获甚少，代价是债务的进一步累积。法国公共债务少于英国确凿无疑，但重要事实是它更难处理、更为昂贵。在法国革命前夕，仅仅支付利息就占据了国家一半的支出。[27]1789年，法国的声誉跌到最低点，其财政破产，君主制陷入了宪政改革的大旋涡，把有效的政治权力交给了自称的“第三等级”（Third Estate）的领袖，这个等级在6月份重组为“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随着财政混乱加深、社会秩序破坏，在奥地利领导下的外国保守国家的干涉危险日益逼近。对国王串通外国撕毁1891年宪法的担心，使法国的政治激进化。到1792年春，法国与奥地利交战。军事灾难与对入侵的普遍担心，摧毁了更为温和的改革者势力，并在1792年9月废除了君主制。[28]随着路易十六（Louis XVI）和玛丽·安东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在1793年1月被处决，法国的变革完成了。欧洲旧制度的柱石、王朝国家的原型，已经成为一个军事革命共和国，下决心输出其“人权”（Rights of Man）的颠覆性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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