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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42 19世纪中叶的自由主义核心信仰，来源于对欧洲历史的这个可怕阶段的深思熟虑。需要政治机构来逃脱战争与革命的循环，来保卫国家避免受到大众骚动和专制新贵的影响。统治者必须更“正统”，他们需要更广泛的社区和集团的忠诚，他们的仆人和官员必须受到监督，最好受一个代表机构的监督。这就提出了谁应该代表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一个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居民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问题。自由主义的回答是这种观点的关键，是其政治理论的根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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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44 这是瑞士出生的法国人本杰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天才地描述的，其政治著作是对革命暴力和拿破仑暴政的强烈摒弃。贡斯当认为，普通人注定要抵御对他们私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干预，国家的专制行为摧毁了个人的任何信任，而这是所有社会和商业关系的基础。他区分了适当的（和狭窄的）权威领域和广泛的领域（现在会被称作“市民社会”），私人利益的自我控制应该普遍。他认为，第一，现代社会太复杂以至于政治上不能用旧式城邦国家的风格统治——许多早期作家（包括卢梭［Rousseau］）热衷的模式。多样性、多元化和地方主义是稳定和自由的秘密。第二，与行政者相应的立法者，应该从最不可能赞同专制权力扩大或受野心家煽动的人中招徕。政治应该是有产者的专利，他们会对“贫穷劳工”施加有益（并且受教育的）影响，有产者是公共利益的真正守护人。第三，让财产权和其他公民自由被大家接受的规则保护是必需的——这种思想隐含着法典编纂以及机构设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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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46 贡斯当对他的自由主义体系做了进一步的重要调整：它本身与社会进步相一致。任何形式的专制政府迟早要一刀切。不过，没有思想自由，所有社会注定停滞不前，因为思想的表达和交流是每个领域进步的途径。确实，没有思想的自由交流，政府自己几乎不知道走什么样的路。既不是贡斯当也不是追随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想提倡一种无政府思想。他们真正关注的是有教养的、开明的和有产者的思想自由。因为（或者他们这么假定的）正是那些人才是真正的政治民族、自由的捍卫者和改革的机械师。在这些人的监护下，公民社会将是自由而富有生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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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48 当然，围绕着这些信念引发了一片争议声。作为国家元首，世袭君主能否被信任，或者共和制是代议制政府的唯一安全形式？女性能不能成为国家政治的一部分，或她们“身体上的脆弱性”是一个决定性的障碍？难道商业和工业财富可被用于确认其所有者的政治德行，或者说这种德行只源于土地上的财富？宗教是自由思想的敌人还是社会道德的重要支柱？法律应该体现“国家的习俗”（并且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还是（如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信徒相信的）把社会从过去的“死胡同”中解放出来？接着也许有着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困扰自由主义的问题：“民族国家”的实现——共同的民族、语言和（有时）宗教身份——是不是自由机构运行良好的必要前提？那么，若是民族的追求与自由主义计划的中心原则相冲突——思想自由与政府权力的严格限制——又怎么样？民族主义是一个向前看的思想，或者是（除了在一些有利和“进步的”地方）一种落后和愚昧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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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50 作为这种吵吵嚷嚷的伴随物，在19世纪30—80年代间，这种自由主义计划的主要思想在大欧洲广泛传播。这并不是说它们被普遍一致地接受了。代议制政府主要在英国和法国扎下根来，尽管前者并非没有一种贵族特权的印度式全盛期，后者有革命和拿破仑热情的发作。在德意志国家普鲁士和奥地利，自由主义思想帮助其在1848年清扫了农奴制残余，在1866年和1870—1871年的战争中出现的两个中欧大国确立了代议制政府：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 Empire）。缔造于1860年的意大利新民族国家，有着民选的议会、有限君主制和世俗精神，代表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希望。对其批评者来说，19世纪40—60年代的新欧洲似乎是沉闷的、自私的、商业头脑的和大致物质主义的。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卡尔·马克思谴责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劳工的无情。对其他作家来说，他们的观点都是完美地自由主义的，“公共舆论”崛起成为国家生活中的构成势力，预示着将个人镇压在大众偏见的重压下。[10]巴塞尔（Basle）大学的精英之一、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痛惜“旧欧洲”的消失，谴责新欧洲的不反思、拘泥事实和官僚体制的精神，过于迷信必然的进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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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52 在许多欧洲自由主义者的眼中，俄国是自由主义幸福发展中的例外，沙皇君主制的专制主义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其影响所及的欧洲都是自由的敌人。但是甚至俄国也不能免除自由主义思想。对一个贵族中的势力团体来说，对拿破仑战争暴露了专制主义的缺陷，暴露了把帝国主义国家奠基在农民大众的忠诚上的紧迫性，农民的忠诚在1812年的可怕危机中拯救了国家。他们设想一个体制，其贵族阶级中有教养者和文明者会引导政府并把下属的农奴大众改造成一个忠诚的民族。当一个早熟改革尝试随着1825年“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起义失败（一个十二月党人领袖谢尔盖·沃尔孔斯基[Sergei Volkonsky]，一度曾是本杰明·贡斯当在巴黎沙龙的成员）而失败后，[12]新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开始了一个30年的反动体制时期。十二月党人的同情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退隐到俄国有悠久传统的礼教和隐喻文学中去，上流社会的检查和监督强化了，激进或革命团体的成员受到严厉惩罚。因属于一个社会主义团体，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在1849年被判处死刑——但在最后一刻改为西伯利亚流放监禁。但是，在政治表层下，把俄国改组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有着自己的民族文学、音乐和艺术的压力——取代旧等级社会，其中有教养的人说法语或德语，俄语是农民的土语——飞速地增长。其伟大的文学灵感是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1799—1837），其作品代表了用欧洲方式构想俄国的渴望，但这个俄国又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特性。同样的抱负处于托尔斯泰（Tolstoy）的《战争与和平》背后，该书原题为“十二月党人”，最终在1865年出版。[13]当俄国在克里米亚战败，新沙皇（尼古拉在1855年死去）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推行了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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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54 改革的中心是1861年2月颁令废除农奴制。农奴制已经成为落后的象征，受到了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惩罚。农奴获得解放，将其主人庄园里的土地给予他们，但村社（mir）有着公共保有权。作为重组农村社会的部分，一个选举的机构或地方自治组织（zemstvo）被创建起来，通过它让绅士阶层在当地起着活跃的和“改善的”作用。司法改革带来一个“现代欧洲司法体系”，[14]引进了陪审制，以及在农村引进治安法官（Justices of Peace）来宣传现代法律观念。[15]1863年的大学法令给了俄国教授与美国教授一样的自由。[16]检查制度松弛了，对个人自由的更严格的束缚解除了。1865年以后，在大街上抽烟甚至也合法了。在文学、音乐、自然科学、法律和政治理论上，俄国与欧洲其他地方越来越趋同，即使——用欧洲的风尚——许多俄国作家和艺术家强调他们本国传统的（也是一种英国习惯）审美特殊性和道德优越性。甚至驳斥“西化派”对欧洲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卑躬屈膝”为疏离和不敬神的所谓的“斯拉夫派”（Slavophiles），把俄国想象为一个基督教斯拉夫民族，其改革的精英会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对农民大众满怀同情。随着自由主义改革，有了报纸的发行、城市识字阶层的兴起（到19世纪60年代，圣彼得堡的识字率超过了55%）、[17]俄国文学的繁荣、俄国文化声誉鹊起以及在俄国与欧洲其他地方间的思想交流的急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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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56 当然，用许多标准来看，俄国仍是一个严重不自由的社会。它仍是一个独裁的官僚国家，收回批评的自由会与给予得一样快。但是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标志着沙皇认识到，如果俄国不想落到其他大国的后面，不想放弃自彼得大帝以来罗曼诺夫（Romanov）王朝关注的欧洲化目标，部分模仿欧洲自由主义者颂扬的自由是必要的。沙皇改革者和十二月党人自由主义再度确认俄国具有作为一个欧洲国家的权利，其历史作用是殖民化和文明化其巨大的“亚洲”腹地——俄国19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Vassilii Kliuchevskii）的宏大主题。[18]当亚历山大二世在国内“解放”农奴，其战士和外交官在东亚的黑龙江流域拓展帝国的边疆，进入到跨里海的中亚并非偶然。这是一个成功中的悖论。在欧洲扩张的俄国部分（这是非常大的一部分）是由欧洲自由主义富有活力的社会视野激活和促进的：其持续的进步感；其对经济自由的强调；它从西方自由和东方的“呆板划一”中得到的鲜明对照。不过，俄国的多民族本质、其社会纽带的脆弱与其薄弱的基础设施，持续不断地提醒我们，没有专制的“钢架结构（steel frame）”，宏大的帝国大厦在问题一露头时便可能会崩塌。似乎是，俄国会是一个自由主义模式的民族国家，或一个帝国，但不会是两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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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58 美国是这个自由世界的西翼，犹如俄国是其东翼。在普通的（和美国的）美洲史版本里，被强调的是美国对欧洲的孤立和疏离：不同的政治传统的打造；美洲“例外论”的形成。欧洲人陷在自己的历史里，注定要陷在王朝的、阶级的和民族斗争的后果中精疲力竭，直到痛苦混乱的终点。而美国人将自由创造他们自己的未来，没有旧大陆的不平等和对抗的锁链，放开手脚追求自由。在故事的后面，只是定居者神话的宏大版本：其版本可以在19世纪的大多数定居社会中找到，在20世纪的大多数“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中找到。美洲的现实更为平凡，美洲是大欧洲的西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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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60 当然，在理论上，美国有着某些特殊性。其宪法是1789—1815年大动荡前设计的，这场动荡是如此难以磨灭地标志着欧洲自由主义。对美洲行政权的广泛质疑，更多归功于18世纪英国的“乡间政党”传统，而不是贡斯当的自由主义。在欧洲人的眼中，美国几乎不是一个国家，它有着庞大的规模（甚至在兼并得克萨斯和1846—1848年的墨西哥战争带来的领土的巨大扩张前）以及极度的地方分权。它没有外交政策，没有值得一提的军队和海军（在1815年和内战期间），实际上也没有政府。英国人在1783年以后几乎控制了半个北美洲，它并不担心欧洲其他殖民者故意侵袭其占领的美洲领土。欧洲人对美国的平民主义有所困惑和惊慌——非常广泛的选举权（对白人）和普遍倾向民选官员，甚至是民选司法官员和审判官员。英国的激进派爱德华·吉本·威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谴责美国社会无根的流动性，它缺乏任何地方感、传统感或历史感，最重要的是粗俗化，（他认为）这在缺乏一个有闲的、有教养的精英来定调的社会里是不可避免的。“我看到一个民族没有纪念碑、没有历史、没有地方归属感……没有对出生地的任何热爱、没有爱国主义……”[19]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9世纪30年代访问过美国，他钦佩美国自治政府的惊人活力，但怀疑其平民主义是否最终与思想独立相配。[20]但是，美国民主的最自相矛盾的特征是对黑人奴隶制的容忍。这是1863年（当奴隶制被废除）前英美关系紧张的主要根源。它滋养了大西洋另一边的怀疑，即美国平民主义是欧洲自由主义的粗糙退化版：暴力、种族主义和不稳定。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T.B.Macaulay）认为，美国西部就像17世纪英国的荒蛮之地，其正义是由枪支和匕首支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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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62 当然，平民主义的缺陷也被美国人广泛注意。“辉格派”（Whig）政治家谴责“杰克逊主义”（Jacksonism）的躁动不安的扩张主义、不尊重与美洲土著的条约，其粗糙的田地均分、土地改革以及老东北的商业和金融机构的敌意。[21]在19世纪50年代，废奴主义的兴起和奴隶州与自由州之间为控制西部的竞争（这场斗争的爆发点在堪萨斯），创造了“自由土地”与“自由劳工”的新大众意识形态。在内战前夕，由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锻造的“共和党”同盟联合了东北和中西部抗击南部同盟，并摧毁了杰克逊主义的残余。随着北方在1865年的胜利，美国政治不再如此鲜明地不同于欧洲自由主义国家的模式。摧毁南部奴隶制，确认了作为工业和金融美国的心脏的老东北以及纽约这个巨大港口城市的卓尔不凡。华尔街（Wall Street）银行的崛起和金融权力向托拉斯（trust）和卡特尔（cartel）的集中，创造了有着巨大的政治社会影响的新大亨阶层。财阀政治——贵族的暴发户表兄——已经实现。在1865年以后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美国政治的腐败成了传奇。马克·吐温（Mark Twain）用讽刺的腔调说：“我们有着世界上最为昂贵的立法者。”同时，工业雇佣劳动的规模、大城市的迅速崛起、可辨别的工人阶级出现以及“自由”土地老边疆的逼近终点——迄今为止工业东部的社会张力的安全阀（在理论上）——达到了这个临界点，即尽管美国仍然不同于欧洲——更自由、更富裕、更安全——但是它面临的政治、社会问题若非类似也是堪可类比的。这种观点的回声，可以从美国对欧洲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的态度的逐渐改变中看出。美国“反帝国主义”根植于定居社区对帝国主义权威的普遍敌意中，根植于受中心都市的商人、银行家、船主和供应者剥削的担忧中。直到19世纪60年代，南方不满意英国的反奴隶制，因老东北与英国对美国大陆的商业和金融优势的激烈竞争，使得这一状况更加恶化。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老东北已经赢得了这场斗争，其精英培养着帝国主义态度，培养着一种他们的英国伙伴更赞成的社会精神特质。“大和解（great rapprochement）”的基础正在准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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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64 1830—1880年的50年里，广泛的差异分出了美国与俄国、英国与法国、德国与意大利的政治态度，否认这点会是鲁莽的。但是这些差异必须正确保持。尽管有源自地方传统和各自历史的变量，但是这个时期的惊人特征是大欧洲所有部分趋向一种“一般自由主义”的稳定聚合。益处是巨大的。1815年以后，19世纪欧洲逃脱了17世纪撕裂了欧洲的激烈的宗教纷争，逃脱了18世纪冲突迭起的宏伟的王朝美梦，以及20世纪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战争的恐怖命运。思想的聚合（迟疑、偏袒、吝啬）让大欧洲国家——一个到19世纪60年代扩展了北半球的“原西方”（proto-West）——的命运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和外围世界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照。它证实了它们的进步和活力意识——一般自由主义着力强调的——并突出了与亚洲的“停滞国家”的差距。它充满活力地给扩张主义大欧洲的全部无以计数的集团装备了一张“道路图”，几乎可以普遍地用这张图来解释、组织和为它们与非欧洲人民的关系辩护。“文明使命”（并不是皈依异教徒的使命）是一种自由主义信条，它迎合了（不管如何粗糙的形式）俄国的帝国官员，如同迎合了美国西部的边疆人一样。不同于欧洲扩张主义者以前传播的思想意识——十字军的帝国主义、重商主义、王朝专制主义——惊人地证明了一般自由主义对某些最少殖民化者的吸引力。其价值是或似乎是普世的：它们迎合了印度人、中国人、非洲人和阿拉伯精英分子，几乎与迎合了欧洲人一样。这是欧洲人的扩张性权力的一个令人震惊的、史无前例的第三个维度。它授予他们（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政治的更熟练的操作者）在非西方世界寻找同盟的更灵活的新武器，它有助于打开其他鼓吹关闭国门的社会，它是——或后来似乎使之愁眉不展的敌人——欧洲帝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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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66 走向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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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68 关于在19世纪中叶横扫世界的最强大的变化力量是欧洲前所未有地渗透亚洲、非洲、南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能力的观点还可以说很多。对更多地交换、寻找新市场、发现“新”产品和商品以及把世界商业吸引到一个以西方大港口城市——伦敦、利物浦、汉堡（Hamburg）、波尔多、马赛（Marseilles）和纽约——为中心的巨大网络的推动力，是19世纪60—80年代之间“世界经济”的逐渐形成背后的主要动力——一个单一的全球贸易体系。这是一个物价稳步上涨的时代，一个对原材料需求增长的时代，处于19世纪40年代萧条以后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叶的主要衰退之间。当然，世界广阔的领土仍然处于国际商业的拉力之外，因为它们太难进入、太贫穷或太隔绝，以至于不受外部世界的政治或宗教控制。“世界经济”的标志并不是国际贸易的无所不在，而是更古老的区域交换体系、价格与信贷的区域体系以及重商国家（就像给予东非海岸阿拉伯商人的如此财富与权力的重商主义国家）的区域等级体系被摧毁的方式。这不再仅仅是一个奢侈品问题了，到1880年，基本商品的成本（像粮食产品）是由世界市场的价格决定的。[22]信贷和商业投资的供应反映了国际需求，并不仅仅是地方需求的水平——这种变化可以从西方风格的商业银行扩展到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中看到。以西方为基地的船主、商人、银行家和保险家，在国际贸易中会取代当地的商人精英或使他们处于依附地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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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70 普遍和平和思想意识聚合的重要程度，是崛起的西方确认其经济优势并改造世界经济以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重要因素。但是第三个重要因素是欧洲国家间向经济整合的推进。没有这一点，就不再可能有国际贸易量和贸易额的巨幅增长。在1820—1913年间，贸易量增长了25倍，其中1840—1870年间有着最快的增长率。国际市场的更广泛整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可能，是因为西方自身已经成为单一经济空间。[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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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72 在这种说法背后的理由，我们稍后进行探讨。但是，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即使在世界贸易神速增长的阶段，正是西方国家的贸易量才是国际舞台的显著特征。在1876—1880年，欧洲和北美供应了国际贸易的76%的出口和77%的进口。®[25]在19世纪英国是一个更大的贸易国。在1850年、1860年和1880年，60%以上的英国贸易是与欧洲大陆和北美进行的，剩余的是在亚洲、非洲、南美洲和太平洋地区。[26]仅英美贸易一项就比与整个亚洲的贸易多20%：1880年，其从美国进口的价值等于英国与亚洲的整个贸易额。[27]这个模式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它部分可以由地理上的邻近来解释：如果英国人不与更近的邻国贸易会是奇怪的。不过，英国与隔海3000英里（约4828千米）远的美国贸易，比与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加起来的贸易还要多，尽管它们的人口和商业发展旗鼓相当。促进贸易和塑造商业关系模式的是专门化。最有利可图的部门的最大化生产是财富的发动机，但它需要贸易伙伴间的高度的相互依赖。使专门化可能的积极引擎是交流的速度、可靠和廉价。正是如此，大欧洲国家建立起对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和外围世界的决定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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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74 从19世纪30—40年代起，电报（携带着商业信息，尤其是价格）和蒸汽船（起初主要是运送邮件和旅客）的迅速普及，有助于使从密西西比河流域到乌拉尔山的广阔地区联成一体。通讯社随着电报崛起：从1835年起的哈佛斯社（Haves，以巴黎为基地）；1848年起纽约的联合社（Associated Press）；1851年起的伦敦路透社（Reuters）。[28]但是经济交往的最强有力的代理人无疑是铁路。随着铁路效率提高，它们刺激了其进入的区域。它们能降低多达80%的内陆运输成本（在没有水路的地方）。在那些因为陆上的大宗运输约20英里（约32千米）就消耗了所有利润、自给自足成习惯的地区，现在可以把产品运到更遥远的市场。相互依赖与专门化（经济增长的连体双胞胎）切实可行。由此，铁路里程成为经济整合及优势的真实指数。这里，西方和亚洲、非洲间的对照鲜明，悬殊巨大。1850年，当西方国家有2.4万英里（约3.86万千米）铁路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加起来只有不足250英里（约402千米）。[29]1860年，相应的铁路里程上升到6.5万英里（约10.46万千米）对1800英里（约2897千米）。甚至在1880年，当铁路建筑在英属印度势头正盛时，西方国家铁路仍然是（21万英里[约33.8万千米]）世界其他地方加起来的10倍多。大欧洲中最不发达的大国俄国，1870年（并且到1890年）有着比印度更长的铁路，而印度人口是俄国的3倍。1890年，在中国实际上没有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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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76 在西方国家间快速廉价运输货物的能力，堪与金融机构的创立相比拟。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出现，为远程贸易提供所需资金。在伦敦提供的信贷（“伦敦票”）成为国际贸易的一般通货。在伦敦与巴黎的银行（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在两地开设）成为提取外国贷款的中介——起初主要为欧洲和美国的政府，但是，到大约1860年日益成为私人企业的中介，尤其是铁路的中介。1856年以后，俄国政府转向外国投资者（主要是法国人）来资助改革者要求的现代化。开设了一个股票交易所，出现了商业银行。[30]在欧洲和北美洲外，这类金融关系似乎只能在某些有利的飞地出现，其商业关系特别强大；或像印度一样的殖民地，其金融体系是由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监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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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78 运输和金融的早熟发展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的世界贸易是在西方国家间进行的。但是还有第三个因素有助于使大欧洲成为世界最有商业生机的部分：对人力资本的回报。1830年以后，迁离欧洲的移民从涓涓细流逐渐增大，直到19世纪50年代成为汹涌的洪水。在1850—1880年期间，有800多万人离开了欧洲，几乎所有人都去了美国。这种大移民有着双重后果。其一，它释放了旧大陆的最糟糕的农业人口过剩，把其剩余人口转移到一个贫穷移民成为大规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区域。其二，把欧洲手工艺技术人才（既然不是所有的移民都是穷人）转移到一个特别有利的环境中，到19世纪80年代这里增长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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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80 正是美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模式，使它成为欧洲世界的如此宝贵的延伸部分。美国的最惊人的事实是其巨大的“自由”土地储备，等待着白人拓殖者和（在南方直到1865年）他们的黑人奴隶的流动大军开发。从其他主人手中（法国、墨西哥、美洲土著）用武力或购买获得这片土地的成本惊人低廉。对有着万世“粮仓”之称和需要极少投入和劳作（按欧亚大陆标准）来使之丰产的农业土地的收益如此之高，甚至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农业生产率比英国（资本密集型农业之乡）高50%、比欧洲大陆高3倍。[31]迅速占有这种土地战利品使大西洋喷涌出大批出口物，并支付了同样数量的进口物。1840年以后，美国出口的70%是对欧洲出口，60%的进口来自欧洲。[32]该贸易在欧洲最富裕区域——大西洋边缘的日益繁荣中起着重要作用。1860年，欧洲最富裕的国家英国与美国的贸易额，比英国与北欧或西欧最富裕的国家的贸易额都大。[33]正是从“大西洋欧洲”（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资本与技术，尤其是在工程技术方面的资本与技术，向东向南辐射到大陆其他地方。[34]但是，使美国的“意外之财”如此特别地眷顾欧洲的，是美国人自身能够对自己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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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82 理论上，如此巨大的农业边疆（土地成本以外）的开发，需要巨额投资（交通运输）、大批量工业品的供应（工具和消费品两者）以及精密的商业网，把信贷带给农夫，把商品带给市场。直到19世纪80年代的拉美经济史展示了一个“新国家”的发展会如何缓慢不确定。但是美国的故事全然不同。从独立初期起（确实，甚至在此之前），美国的商业生活——以费城、波士顿、纽约和查尔斯顿（Charleston）港口为中心——在复杂性和效率方面可与西欧对手相应数量的港口相比。革命以后，犹如革命前，美国商人维持了与英国贸易伙伴的非常密切的接触。在借贷方面他们与英国对手一样内行，新共和国的投机气氛可能传播了比在旧大陆更广的金融冒险习惯。结果，在需要建立一个现代经济的大量资本中（在1790—1850年间土地区域增长了3倍）有90%以上也许95%是由美国人自己提供的，尽管外国资本（主要是英国）在资助铁路中起着重要作用。[35]占据了（到1860年）2/3的进口和1/3的出口量的纽约发展为国家的第一大港，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商业都市，也创造了一个市场精英和（与银行的）金融权力的中心。到内战前夕，其人口已经增长到80多万人，开始挑战伦敦的规模。拥有自信的商人精英（包括像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 Belmont］的移民，他有着极好的海外关系），拥有伸入内陆腹地的运河和铁路，以及遍布大西洋的航线，纽约有着专家、信息和资源，来使国内投资最优化，从海外信贷获得最大效益。纽约城的崛起意味着一个庞大而活跃经济的商业金融需求大部分可以从内部提供。[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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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84 第二，尽管其经济是农业主导，但是美国并不是完全依赖欧洲制造业。一开始，它有着强大的工业能力，尽管直到19世纪60年代其大部分是工场而非工厂组织。甚至在1830年，美国制造业产出位居第二（与比利时和瑞士一道），低于英国但高于法国。[37]到185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约22%来自制造业和矿业（英国相应的数据是34%）。[38]包括新英格兰（New England）、纽约和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的老东北，成了一个美国的兰开夏（Lancashire）、约克夏（Yorkshire）和米德兰（Midlands）。它越来越多地服务于巨大的农业部分的需要（到1851年[39]在他的芝加哥工厂每年生产1000台收割机）[40]，并且服务于激增的人口的需要，这一数字从19世纪30年代的1500万增长到70年代的4400多万，相对越来越少地服务于英国和欧洲的工业能力。尽管英国从美国的进口从1854年的7700万英镑增长到1880年的1.07亿英镑，但对美国的出口增长缓慢，从2100万英镑增长到3100万英镑。[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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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86 现在应该可以看到美国对欧洲崛起为欧亚大陆主导、“大欧洲”向全球优势推进的宏大故事的重要性。传统上，美国一直不在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叙事内，只是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才进入这个舞台。事实上，美国的特殊发展道路极具影响力。尽管其农业边疆规模巨大，但美国的工业和金融能力使它成为大西洋“中心”的组成部分，这个中心推动着欧洲的扩张与整合。其贸易帮助大西洋伙伴致富，并没有消耗太多的可用资本。它的农业、矿业、水力和铁路技术的革新，容易传播到欧洲扩张的其他边疆去。电报是一项美国发明，其他三项在欧洲征服亚洲、非洲中起着并非不重要作用的设计也是美国的发明：左轮手枪（由塞缪尔·柯尔特［Samuel Colt］发明）、加特林机枪（Gatling）和马克沁重机枪（Maxim）。在通信与武器方面，美国的独创性对欧洲殖民技术的军械库增加甚多。但也许美国经济史的一个关键方面甚至更有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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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88 对几乎整个19世纪，原棉是美国的最大宗出口品，从1830年到1860年占了出口量的一半，迟至1913年仍占1/3以上。[42]1830年以后，随着佐治亚（Georgia）、阿拉巴马、密西西比“棉花王国”的形成，奴隶制种植园的产量惊人增长。棉花贸易是美国经济的润滑油、纽约商业崛起的秘密。棉花作物的最大市场是英国，是兰开夏的工厂。廉价、可靠和充沛的棉花供应和动力织布机的发明，使兰开夏成了世界的纺织厂，其产品在几乎每一个不受保护的市场有着高度的竞争力。棉纺织业是一把破城大槌，英国人用它首次攻克了亚洲市场——尽管在中国用鸦片作为其钢尖。一旦掠夺时代消退了，棉布商品的需求会把印度变成一笔巨大的经济财产。这是一个必须控制其自治倾向的市场，否则税收的流失也将伴随政治自治接踵而至。把印度控制在手，英国成了一个从苏伊士运河到上海的环绕整个印度洋边缘的最大的军事大国。“棉花王国”及其奴隶制、兰开夏工业和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由此被非同寻常的共生关系紧紧绑到一起。在这方面，如同在许多其他方面，不管他们的政治观点怎样“反殖民”，美国是欧洲扩张入亚洲和非洲的不可否认的隐姓埋名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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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90 大欧洲的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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