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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商业增长的标志，是1840年以后出现的欧亚间多多少少定期和迅速联通的通信网络。那一年，半岛和东方蒸汽航行公司（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P&A”）获得皇家特许状，获得伦敦与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之间的邮件垄断权。两年后，它获得了经营苏伊士、斯里兰卡（Sri Lanka）、马德里和加尔各答间邮件的权利；到1845年，其服务扩展到新加坡与中国。在19世纪60—70年代，印度和中国与欧洲电报相通。但最大的变化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它把到印度的航程缩短了几周，加速了邮件与旅客的运输，打破了一度分开欧洲与“东方世界”的屏障（心理的与地理的）。1902年，康拉德写道：“苏伊士地峡的穿透，像大坝的攻破，给东方洪水般的新船只、新人、新的贸易方法。”[47]欧洲的便捷惊醒了商人对主要海上商路外的荒郊野外的兴趣。一度是阿拉伯商人保留地的波斯湾和东非沿海，开始吸引以孟买为基地的英国商人的注意。[48]一个新的商业前线被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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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种繁华的经济活动会意味着欧洲在亚非统治的任何大扩张。以英国人为先导的欧洲人，需要租界、基地、防御据点和商业中心来进行贸易——诸如亚丁、新加坡、西贡市（Saigon）、香港、拉各斯（Lagos）或塞内加尔（Senegal）的圣路易斯（St Louis）。他们的商业活动和政治势力从这里和其他桥头堡扩散开去。条约被签订了——或被强加——来禁止奴隶贸易或消灭海盗。准护国主扶持顺从的统治者——常常有着模棱两可的或令人不满的结果。但是，直到19世纪80年代，没有什么帝国主义瓜分的一般策划似乎是值得向往的、必要或现实的。主要的例外可以在印度（那儿适用特殊条件）、靠近俄国里海省份的中亚地区、在非洲远西北和南端以及在东南亚找到。在东南亚，英国、法国和荷兰艰难地推进到马来亚半岛、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外围岛屿”。正是在19世纪80年代全球新状况中，这些“不确定帝国”的巨大扩张，触发了在1914年大战爆发前的西方优势的最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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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许多地方，大欧洲的边疆是模糊和不精确的——与非洲人和亚洲人相互影响的区域，而不是有意识合并的区域。不管是追求上帝还是财神，传教士和商人的边疆有赖于当地人的合作。但是它们并不是欧洲扩张的唯一或最重要的剧场。直到1880年以及此后很久，欧洲最有活力的边疆是人口统计意义上的——其殖民地边疆。这儿推进的规模惊人，1830年，在美国的白人定居者一直定居到密西西比河流域。到1880年，他们已经征服了或占据了几乎成为48个州的整个地区（除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在加拿大他们已经充满了东部的农田，考虑（证明是作了相当的推迟）推向大草原。在澳大利亚，到19世纪80年代，225万定居者已经占有了大多数能用于农业或养羊的土地，只留下一片巨大干燥的空荡荡的内陆。在1840年，在新西兰的定居几乎还没有开始，到1880年，除了北岛的毛里王国（Maoridom），大多数可用土地已经被占领。在所有这些地方，白人定居者的潮水驱赶了所有它之前的东西：移去或排除当地人口，把他们圈入“保留地”，常常摧毁他们的生计，使他们依靠白人的施舍。1880年后，只剩下4个地区留待欧洲人的大规模殖民：加拿大草原、阿根廷大草原、巴西南部的温暖地带以及西伯利亚。在第5个区域南部非洲被主要力量转变为一个“白人国家”，白人能够主导，但人太少不能排除黑人，或不能没有黑人劳动而生活。在第6个地中海非洲，欧洲定居地从头至尾（1830年到1962年）是法国军事力量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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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推进运动永久地改变了全球的经济地理、文化地理和政治地理。到世纪末，即使悲观的评论家也会认为世界的未来是欧洲人的。英国杰出的数据家罗伯特·吉芬爵士（Sir Robert Giffen）估计，1800年的“新”和“旧”欧洲的人口是1.7亿。到1880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4亿。相形之下，除了印度，“非欧洲种族已经停滞不前……文明的力量，作为反对那些黑人和黄种人种族的文明力量，事实上已经变得无法抵御”。[49]他认为，到2000年，“欧洲人”会达到15亿，而华人仅仅为4亿。吉芬太过夸张，但是大欧洲的人口爆炸真实不虚。不过，到1800年，除了北美洲东部的部分，大欧洲人土地占领几乎只是一系列空洞的权利，其实际定居只是一个梦想。这种定居为什么和怎么样发生？为什么这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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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口帝国主义的前提是，那么多欧洲人想离开家乡而且有自由这么做。直到1880年，大多数移民来自容易进入大西洋港口的地区并非偶然。但是，既然直到世纪晚期，极少移民来自法国或甚至来自西班牙，所以这并不是全部解释。推动人口迁徙的是他们在国内的生活预期以及国外的想象的机会。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不列颠岛一直是移民的主要来源，直到1914年是最大的来源。它们也是被工业化的社会经济变革影响的第一批和最重要的欧洲部分。在土地使用上的变化（像苏格兰边缘农场转变成羊群放牧场）驱使人们离开农业进入城镇——或国外。在英格兰一些地区，旧乡村工业的衰落有着类似的影响。没有小农场（如在法国）的巨大内陆腹地能够吸收失业者或就业不足者。极端的例子是爱尔兰，在那儿1845年可怕的生存危机杀死了大约200万人，驱使几百万人移民，有些到了英国本土。对那些迁徙的人来说，跨过城市英国继续他们的航程，到美洲（大多数）或澳大利亚（少数）相对容易些。海洋航线是平静的，没有法律障碍阻止移民。而且现在有了运输体系，能运载大量旅客来港口，快速廉价地把他们运过大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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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工业主义的物质后果推动人们迁徙，然后帮助他们这么做。工业主义的社会文化后果也起着作用。许多被连根拔起的人先在英国城市停留，如果城市状况不同，并且安全网更为坚韧，那么可能更多人会留下来。相反，从中成长起来的是一种流动的文化，受移民代理人、船运航线、移民会、土地公司和宗教热忱者的急切宣传所滋养，以及受印刷品的廉价散播的影响——工业主义的另一个后果。源于贫困和经济担忧的迁徙冲动，受到相信移民作为一种追求更好生活的手段刺激。受到一批移民“经纪人”（移民是一项生意）的巧妙夸大，这一美好的信念在社会想象中以惊人的速度扎下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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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移民并不仅仅是一件愿望和梦想之事，甚至也不是单程船票的廉价之事。许多移民的费用是由“先遣队”寄回国的汇款支付的。“移民链”对大量穷困移民旅行来说是（像现在的第三世界移民一样）唯一现实的道路。但是“移民链”也对选择的目的地、对那些先旅行的人的经济成功作出有利的报告。对1840年以后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对那些接受社会来说，接受移民并使其经济能够吸收他们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经济状况不利，国内的贫困会被国外的赤贫所代替（那儿的安全网更小），那么移民链就会断裂。一群降低工资拥入劳动市场的勤奋的移民的前途，不久就会把“老居民”转变为反对向新来者敞开大门。大迁徙可能会慢慢地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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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大多数移民的目的地，美国惊人的经济历史解释了大迁徙为什么成功。什么使美洲如此有吸引力？更要紧的是，什么使其经济有如此的吸收能力？其惊人的自然财富构成了解释的显而易见部分：巨大的肥沃土地储藏；大片的木材；铁、煤、铅、银、金的矿藏；通往内陆并运送它的产品的内河体系。但是，使美国有如此接受能力的并不是逐渐利用这些自然财富，而是他们维系一个市场经济的惊人速度。正是至关重要的速度，使美国人口的增长如此迅速，容纳了这么多欧洲人，而没有更多社会紧张迹象。使美国人口增加（通过自然增殖及移民）这么迅速，使大欧洲的这个边疆如此生机勃勃，是（再一次）工业主义的影响：美洲自身移植的工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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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到这一点在起作用。如果定居者不是保持孤立无援、无知以及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农民的话，那么大规模农业定居需要农具、社会组织和多种服务（至少金融服务）。如果这些需求是合适地“顾主化的”并且不是过于昂贵的话，那么这些需要必须在当地得到满足。犹如战斗的军队需要一支庞大的“后勤部队”用供给、才智和方向来为之服务，那么一批庞大的定居者需要一个附近的城镇“后备军”，提供农业装备、市场信息和文化舒适。没有这些，它就会迅速陷入停滞的泥潭。美国边疆的显著特征，与其说是向西移民的农民洪流，不如说是城镇如何迅速地追随着其足迹成长。总体上说，城镇规模发展的速度比人口增长的速度快。[50]城镇吸引着有工业技术的手艺人。在19世纪20—30年代，在西部新城市可以找到铸造厂、磨坊和精炼厂，它们忙于服务本地内陆地区。蒸汽动力仍处于早期阶段。远在1830年前，成百的蒸汽机就在西部装备起来，许多用于定期往返于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的蒸汽船上。有着机械和工业技术在手，无怪乎铁路扩展迅速，把工业运输的手段直接带到边疆地区。铁路和蒸汽船不仅把人带来，而且把人带向新的机遇，从而加速了工业化定居所依靠的人口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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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成功故事的更深根源——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可以在美洲享有的良好条件中找到（作为更大欧洲的一部分）。没有外部威胁就是一项，它使分权的“企业”文化而非一种规约官僚经济更容易维持。[51]跨大西洋贸易的殖民地遗产是另一项。两者一起使老东北成为一个欧洲规模的商业和工业区，并且在从大西洋欧洲最为先进地区引进与重新配置技术与熟练工人方面极度高效（部分是语言的原因）。由此，美洲边疆并不仅仅是旧大陆的纯依附者，它只需要（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少量的欧洲资本，它提高了进口商品和资本的国内技术、产出和机构的“附加值”，它是奠定其成功的新、旧欧洲的富有生机的融合。在欧洲定居地的最遥远的边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以看到同样的刺激力起作用，不过是在更为适度的规模上。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不那么丰富，两者都比美洲遥远得多，而距离成本很高。[52]它们缺乏1800年前美洲享有的先导，它们更多依赖欧洲的进口。但是在其他方面，它们利用同样的工业工具箱来驯服其陌生的居住环境。他们用无情的力量（常常通过火烧）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引进动植物，改造大地景观。人们嘲讽地说，一盒火柴就是先驱者最有用的工具。他们让环境适应欧洲社会甚至超过让他们自己适应欧洲社会。如果没有工业文明的物质和知识的装备，那么殖民活动进行得这么多这么快，在离开“国内”如此遥远的距离并以跟得上定居进程的规模的条件下，这是不可想象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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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故事中还有另一个重大相似性。边疆通常是一个稳步的、磨人的经济推进的场所，但它也常常是一个“热潮”的所在地：黄金热、白银热以及土地热。这是一个狂热的、追逐金钱投机的地方，更多是狂热而非经济估计的结果。这是工业流动文化的疯狂倾向，它有着重要的后果。狂热改变了定居扩张的方向和速度，创造了全新的出乎意料的推进线。人口影响会是令人震惊的。黄金的发现，使19世纪50年代的澳大利亚和60年代的新西兰的人口增加一倍。在美国，当1849年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央山谷发现黄金时，向大西洋挺进的农夫先驱者的西进汇成一股洪流，旧金山作为远西部的矿业都市繁荣昌盛。[54]其商业、金融和技术影响随后向太平洋沿海和远至内华达（Nevade）、犹他（Utah）、爱达荷（Idaho）的内陆辐射。[55]加利福尼亚的新财富加速了电报在1861年以及联合太平洋铁路（到1869年）的到来。当1858年在距拓殖边疆以西600英里（约966千米）的洛基山脉（Rockies）发现黄金时，在一年多时光有10万人拥入科罗拉多（Colorado）的土地。[56]当1863年在弗吉尼亚市发现黄金时，另一股满怀希望的大军向北奔向蒙大拿（Montana）：一年内就来了3万人。后果并不仅仅是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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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漠视了这些边疆史的一个重要影响：土著居民对迁徙或征服的抵抗。尽管有着细微的差别，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当地人的反抗大多被推到一边。1876年在小巨角（Little Big Horn）战役中的拉科他人（Lakota）对卡斯特（Custer）史诗般的胜利，或一年后在巨洞（Big Hole）的内兹佩尔塞（Nez Perce）的胜利并不重要。但是，为什么美洲土著、澳大利亚土著和新西兰毛里人的抵抗在40年或不到40年的时光里如此彻底地屈服？武器是部分答案，[57]尽管精细的军火也被当地人获得并产生良好的效果——在反抗卡斯特的军队中显然如此。在美洲大草原上，突然的环境变化（被商业偷猎者和来复枪摧毁的北美野牛群）摧毁了当地人生计和文化的大部分基础。但是，根本的基础是白人推进运动的疯狂速度：当地人几乎没有时间进行政治重组、社会的重新部署、形成广泛的联盟，或发展更有效的军事策略。这就是狂热如此重要的地方。白人并不是以稳定的速度推进，他们出其不意地蜂拥而来，为追求黄金、白银或土地而横跨千里。正是达科他（Dakota）的黄金热，把美洲土著从条约规定的土地上驱走，导致了卡斯特失败为标志的戏剧性前奏的最后一决雌雄。其他地方，投机性的狂热持续不断地剥夺当地人或使他们与无法抵抗的敌人发生冲突，这个敌人的数量、组织、资源、装备和运输体现了工业主义的标志。到19世纪70年代，在定居的温暖地带，欧洲人决定性地赢得了与时间的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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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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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方，证据就不那么清晰了。欧亚革命让欧洲人得以强制进入亚非世界，在1750年前他们在那儿至多有一个据点或一个“货栈”。随着新的技术、更多诱人的商品以及更好的信息日益展现，他们能够更自信地闯入内陆腹地。在合适的条件下，碍手的统治者及其军队能够被晾到一边、被买通或发给退休金——一个在印度次大陆走得最远的进程（理由下面讨论）。到19世纪30—40年代，欧洲人敲打着中国的大门，强制进入奥斯曼帝国做生意，渗透进伊朗的里海和波斯湾领域，在印度尼西亚推行基督教，甚至侦察日本。有计划地殖民化尼日尔河流域，一支入侵伊斯兰阿尔及尔（Algiers，一个辽阔的北非帝国的部分）的法国军队，以及英国冒险家詹姆士·布鲁克（James Brooke）赢得的婆罗洲（Borneo）上的一个私人帝国。1839年，英国占领了亚丁的无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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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有这种商业、政治和博爱行动主义的狂热，但是，直到19世纪80年代，有效的欧洲帝国主义对亚非国家和人民控制的强加，仍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在亚非大部分地区，1830—1880年间的岁月是一个“负荷停顿”，在（大多数）亚非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权力、财富、武器、流动性和信息的日益增长的差异达到顶点。只是那时，一种新的“世界经济”形式和一种新的“世界政治”体系结合起来，产生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正式、非正式），还有殖民主义的近乎普遍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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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欧洲控制的推进运动展示了犹豫的和不确定的周期性迹象。它有着充足的压力来进行更深的和更广的推进，来扩展欧洲势力的桥头堡。商人抱怨对贸易的束缚，传教士想拯救更多的灵魂，或拯救他们早已赢得的灵魂，战士要一个战备山头，水手期盼一个更深的锚地，殖民地总督声称一个更大的殖民地会意味着更廉价的统治。这些群体的每一个都指望国内的院外游说集团游说其政府干预或征服。每个都能应用自由贸易的诱人言辞、“文明的使命”、宗教职责、“帝国防御”或叛乱的威胁，来向媒体、议会或向公众舆论呼吁。有时，欧洲政府发现容易向这些要求屈服而非抵制它们。但是，如果一次军事失利或财政困难削弱了对推进政策的支持，他们也乐意收回成命。用事后诸葛亮的后见之明来看，这看起来像19世纪80年代的帝国主义全盛前的等待游戏。但是，对同时代人来说，亚非帝国的边界、规模、稳定性甚至触角似乎是投机的、可疑的和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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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最重要的理由是，这样的帝国成本会不会用其收益证明其合法性存在广泛怀疑。代价或许来自需要防备欧洲的对手。但是怀疑的直接因素，通常来自把欧洲的权威施加到决心抵抗的统治者和人民身上的困难。横跨亚非大部，负荷停顿的阶段是一个抵抗的时代。在北非马格里布（Maghrib），法国人努力征服阿尔及尔外的内陆腹地持续了几十年，尽管阿尔及尔本身被彻底改造为一个欧洲城市。在西非，总督费代尔布（Faidherbe）把法国人的势力推进到塞内加尔河流域和沿海地区。但是，1860年以后，扩张停止了，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恢复。[58]在黄金海岸（Gold Coast，现代的加纳），束手无策的英国沿海殖民地受到内陆阿散蒂（Ashanti）王国的威胁，以至于在19世纪60年代就设想过放弃。甚至在南非，那儿的布尔人（Boers）在1840年以后征服了高地草原内陆，一个真正的白人优势被推迟到19世纪80年代。德兰士瓦（Transvaal）共和国因1876年反佩迪人（Pedi）战争失败而崩溃，直到1879年的英国-祖鲁人战争，祖鲁人（Zulu）的“威胁”逼近英国纳塔尔（Natal）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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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许多地方，试图确认欧洲统治遭到了类似的遏制。在北高加索（现代切克尼亚［Chechnya］），在1864年“索卡西亚人”（Circassian）的抵抗被打败前，俄国人打了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只有那时，他们到中亚的路才打开。直到19世纪70—80年代，俄国的统治才逐渐到那儿。英国两度入侵阿富汗（Afghanistan）（1838—1842，1879—1880）夭折。缅甸王国在1826年和1852年把沿海省份输给了英国，但是其内陆国家幸存下来，直到1885年被推翻。在印度支那（Indochina），1858年法国介入来保护东京（Tonkin）[59]天主教，却以占领科钦支那（Cochin China，又称交趾支那，越南南部的旧称——译者注）（在湄公河［Mekong］三角洲）以及成为邻国柬埔寨（Cambodia）的名义保护者而告终。但是，对越南其他地区、老挝、柬埔寨的真正法国主权直到19世纪80—90年代才实现。在东南亚岛屿是一个类似的故事。荷兰人已经控制了爪哇和苏门答腊（Sumatra）大部。但是，在亚齐（Acheh，在苏门答腊北部）、巴厘（Bali）、东部婆罗洲、苏拉威西（Sulawesi）和伸向新几内亚（New Guinea）的岛屿链，他们的统治推迟到世纪末或甚至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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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使这种抵抗如此有效？通常不能排除所有欧洲势力（或试图这么做），但是它确实赶走了欧洲统治。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少许反对欧洲闯入者的抵抗获得成功，这些闯入者缺乏手段、人力和动机坚持下去。在面对欧洲入侵或进攻时，路途遥远和贫困可能是最好的防御，但是通常抵抗需要亚非国家和社会维持隔绝和凝聚的必要高度。事实上，许多国家在反对欧洲风格的殖民战争中装备惊人地好。殖民军队——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俄国人、美国人——有着某些优势。他们（或多或少）是职业军人。他们通常有着更强的火力，在可能从海上进入的地方，他们能够从天而降（像法国人1858年在越南的岘港［Da Nang］）出其不意地成功。有时，他们能利用他们的海军火力摧毁防御，如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对中国所做的那样。但是殖民战争受制于回报缩减律，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能够负担得起永无止境地让大量战士待在边疆地区。第一是成本太高，到处都需要他们。第二，在国外待得越久，越难确保他们的供应、保持他们的战斗力。贯穿19世纪，疾病继续报复在热带的欧洲部队的健康。第三，出其不意的缺陷通常是缺乏必要的聪明才智。亚非也许不知道欧洲要来，但是欧洲对将要遇到的事也所知甚少。对将要遇到的当地统治者、其力量、弱点、供应和人力计划所知甚少，一支入侵部队通常会变成盲人摸象。由此，这就是那么多殖民战役的模式：上演象征性的胜利——摧毁一座宫殿或焚烧首都——在虚张声势地撤退到沿海之前。约瑟夫·康拉德对法国征服的描述（在《黑暗的中心》［The Heart of Darkness］），漫无目标地“向大陆开火”[60]是对这种无目标暴力的讽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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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入侵的失败或封锁，突出了如果一个亚非国家想抵抗欧洲的统治所需要的东西。真正的关键是或多或少完整地保持国家自己的交通网，让人员、商品、思想和信息得以流动。只有最为原始贫困的社会并不需要或没有发展出这样的体系。如果统治者、精英和他们的城镇有食物和税收供应，如果不只是最地方化的政府要维持，如果经济提高到生存水平以上，那么这种体系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是必需的。最为重要的是，富裕强大的亚非国家（以及许多其他国家），依靠精巧的网络来收集和分配税收、食物、奢侈品和像食盐的生活必需品。统治者的声誉和统治的程度通常不怎么关乎领土之事，更关乎对贸易、税收和（有时）朝圣道路的控制之事。商品和金钱的流通支持了一个富裕的商人阶级，他们的自私的忠诚帮助支撑了政治体制。重要的是这种网络应该保留其内陆地带，一个“安全区”，在那儿无须面临外部竞争或冒混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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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0年以后能阻挡欧洲人的国家，是那些能够维持一个安全区的国家——一个足够大的内陆腹地来支撑政治统治的上层建筑。当然，大多数国家有着其他资源来增强他们的隔绝以反对欧洲外来人，拒绝他们几乎总是要依靠的合作者。也许最重要的是宗教。19世纪60年代，在湄公河，忠于儒家君主政体的官僚士大夫联合越南百姓抗击法国人。R.Ileto，‘Religion and Anti-Colonial Movements’，in N.Tarling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wast Asia，vol.2，pt I：From c.1800 to the 1930s (pbk edn，Cambridge，1999)，p.216.大众佛教帮助缅甸帝国打败了英国人的控制。在苏门答腊北方，亚齐抗击荷兰人的斗争，陷入了鼓励泛伊斯兰圣战的领导人手里，他们反对基督教入侵。伊斯兰信仰的有魅力的形式维持了对法国在北非和西非穆斯林土地上推进的抵抗。科普特（Coptic）基督教给予了埃塞俄比亚（Ethiopian）帝国一种牢固性抗击外来进攻，这显示出它的行政管理结构并非摇摇欲坠。在严酷的环境中，几乎任何形式的外部接触都会对社会凝聚力产生严重的威胁，合作的动机可能更弱了。按其本性来说，这样的地方通常对欧洲利益是边缘性的，除非他们处于到更富裕地区的道路上。[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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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安全区和一个网络是生存的两个必需品，那么它们也（潜在地）是财富的两大抵押品。如果欧洲人能够瓦解这个网络，他们就能够拆散这个国家，瓦解其最大部分的忠诚。如果他们能调动其蒸汽机运输的军火、工业消费品和廉价的信贷来打破把当地经济团结在一起的关联，那么其后果会像电线短路一样是爆炸性的。但是，在本地人国家，需要无情的行动来修复损害，不过，其“治愈”或许是如此迅速，以至于会颠覆政体和改变抵抗本身的性质。我们可能看到在1830—1880年的“中期”，这种进程在起作用。随着欧洲定居、商业和宗教范围日益广泛，与亚非国家的摩擦点注定要增加。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许多情况下，紧随其后的干涉并不是决定性的。但是通常，不管是意外还是有意，欧洲人能够用间接手段搞乱他们目标的政体。这在马来亚世界的海洋国家政体最为明显，其海上贸易（其财富和税收的首要资源）为西方竞争者横扫一空。对欧洲帝国主义来说，结局并非轻易取得的胜利。当统治者的权力瓦解时，他们一直压制的那些势力变得更为强大。如果统治者的网络有了漏洞，当地人或那些被挡在外面的社会掠夺者迅速移入。宗教狂热——像缅甸的佛教解放者——走私、海盗或猎奴（如在东非）可能变成新社会秩序的基础。它也许比旧制度更分权，它通常更仇外、更暴力。它使欧洲人面临不同种类的抵抗。它确认了他们对于亚非大部分地区是危险的和野蛮的怀疑。但最后，它只是太支离破碎太不稳定，以至于不能团结起来，抵制欧洲人把地区与地区、地方与地方联结起来加强控制，或者不能挫败欧洲人缔结的地方同盟。最后，一个纯本地化的抵抗能在细节上战胜它，或把它留在殖民地边缘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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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880年以后或甚至1900年以后，横跨亚非大部分地区，这种“尾声”才逐渐变得显而易见。同时，在所有那些欧洲人还没有办法打破当地网络取而代之的地方，帝国的前景看起来不妙。哲学家、旅行家温伍德·瑞德（Winwood Reade，1838—1875，英国历史学家、探险家、哲学家——译者注）认为，在西非大部分地区，某种形式的伊斯兰主权比欧洲统治更有可能。他写道：“如果土耳其人被驱逐出欧洲，他们可能会成为非洲的皇帝，这就文明利益而言会是一件幸运的事。”[62]探索湄公河的法国海军军官痛苦地写道，法国舆论对他所揭示的帝国美景“根本无动于衷”。[63]对神出鬼没的敌人进行无休止的“当地人战争”，而没有速胜的手段或对永久统治的本地支持，这对欧洲政府没有什么吸引力。他们可能特许从已经建立的桥头堡小幅推进，在击倒对手的打击中小试牛刀。但是，横跨亚非大部分地区，他们听凭土著大国幸存下来，被迫容忍小国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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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是最大的例外，也许是现代史上帝国主义的最为惊人的例子。到1820年，英国人已经成为次大陆的支配力量。到1856年，在叛乱前夕，他们已经征服了信德（Sind）、旁遮普，吞并了阿瓦德。他们似乎倾向于直接控制印度的每一个部分，包括那些王公承认其最高权威的土邦。不过，对印度的征服既不是迅速的也不是没有争议的。它是在一个萧条时代以沉重的代价获得的，其萧条部分是由对新殖民地臣民的税收重担引起的。它在伦敦不受欢迎，东印度公司（仍是英国权力在印度的体现）在压力下会破产的风险，唤醒了人们对18世纪80年代那种级别的议会危机的担忧。它在印度社会挑起的紧张最终在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Great Mutiny，大叛乱）中爆发出来。对许多英国激进派来说，印度是一个专制拖累，它腐蚀了英国政治，似乎注定会把英国拉到没完没了的亚洲战争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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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所有的反对存在，但扩张的气势几乎并没有动摇。伦敦咕哝几句，但是不敢否认活动过度的殖民地总督。当起义被镇压后，东印度公司丢了脸，英国政府取得了印度最高统治者的角色。这种心甘情愿的态度更为令人震惊，因为保卫印度反对北方和西方的对手的策略重负早已成为英国外交的摆脱不了的主要事务。在起义之后需要的军事重组使事情更糟糕。为了使起义“永不重演”，多达7万名英国士兵将永久驻扎在印度：每1名英国士兵还配2名印度士兵。这是英国军队的1/3到1/2——也许是起义前的士兵的3倍，对帝国其他地方进行军事防御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所以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为什么印度比几乎任何亚非地区都征服得更早更彻底？为什么英国愿意和能够承担其统治的极大风险和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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