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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第一个问题要回到印度的形势，印度经历一个双重革命和英国力量先在恒河下游建立起来时的形势。在那个双重革命中，北印度和中印度的名义上的统治者莫卧儿人，在内陆被先是由伊朗的“拿破仑”——纳迪尔沙领导、然后由其阿富汗遗产受赠人艾哈迈德·沙·杜兰尼（Ahmad Shah Durrani）领导的入侵而失去统治能力。几乎同时，沿海地区——最重要的是孟加拉最有活力的纺织经济——已经更依赖他们的外贸，与外国商人发生更多龃龉。当东印度公司伙同当地同盟者把孟加拉纳瓦比苏里加·乌德·杜拉（Suraj ud-Daula）甩到一边，并扶植一个傀儡统治者时，它不久就发现德里的旧帝国统治几乎崩溃了。到19世纪初，公司强制开辟了北上恒河的道路，占领德里，把莫卧儿人自己变成傀儡。既然对贸易的控制创造了各式费用，以及日益庞大的官僚创造的无数工作，像被称为公司仆人的官员，从权力的扩展中捞取了许多个人好处。公司国家摧毁了任何威胁其利益的统治者。这种言论不久就已司空见惯，把胜利归因于英国意志对印度本土的混乱和沉睡的胜利。事实上，英国权力的关键不是在印度的落后和懒散中找到，而是在其开放和便捷中找到的，以及在金融和商业生活的老练中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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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开放在几个方面帮助了英国。这是双重革命的部分原因。与中国不同，没有长城来阻挡中亚对印度斯坦平原的接近，外国商人也不能被限制在像广东一样的锁孔港口。对欧洲人来说，收集印度的知识要比获得中国的知识容易得多。对欧洲商人来说，应付印度对手的困难要少得多。印度的商业经济——18世纪世界纺织品贸易的中心——比中国的要更为外向型，其银行家和商人更少受其统治者的控制。在海洋印度，英国遇到的贸易状况，并不是一个向遥远的皇帝负责的敌意官僚体系。当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他们发现容易与海洋统治者的不服的臣民联合起来。他们有限的组织力量储备影响了当地人的大量投资，对他们来说，公司的贸易太有价值不能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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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本身几乎解释不了英国步入次大陆内陆的相对容易性。这里他们能利用印度现代早期“现代性”的三个其他益处。第一，印度大部分早就被一个信贷体系连贯起来了，它改变了次大陆的平衡。在他们的多场战争中，英国人能够把其贸易利润与印度银行家的金融服务结合起来，在军事失败的挫折中活下来，并比他们的敌人活得久。[64]第二，从孟加拉开始——最繁荣的地区——他们能够从历史悠久的土地税收体系中获得收入——“土地税”。他们能够支付扩充的军队的薪水，然后获得新税收来资助新的战争。这是一种自我推动的殖民主义，这在亚非的不发达地区几乎没用，在没有税收体系的非货币化的经济中毫无用处。第三，部分由于印度低地早已发展出职业种姓和职业雇佣军（相对照的是家族基础的忠诚和封建制度），它使公司容易雇用（犹如可能支付）一支忠诚于其外国主人的职业雇佣军。到1835年，孟加拉军队有着约64个“土兵”分队，公司的印度军队比整个英国国内外的军队还多得多。[65]有着这支常备军作为破城槌，公司能够推翻几乎最果敢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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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印度给欧洲入侵者提供了能够用于征服任务的资源。[66]由此，公司令人震惊地迅速创造自己的“安全区”，使自身成为一个印度的或“国家的”权力，用印度的条件与印度对手相争。它能使印度社会的流动为其所用。印度西部早就向外国商人精英敞开了大门，尤其是印度拜火教教徒，他们起源于伊朗并逐渐支配了孟买的西部港口城市。他们是公司“企业”的天然伙伴。在孟加拉，一个新的印度精英“受人尊敬的人”（bhadralok）迅速崛起，取代了穆斯林旧守卫，提供了公司统治者依仗的有教养的合作者。有着这样的同盟者，公司能够集合它所需要的本地网络来排挤——以及最终窒息——任何印度对手的贸易和税收。后果是把成本和风险平衡从英国——印度帝国的最终受益人——移开，移向合成的“英印”政体，这种政体首先在孟加拉的“桥头堡”出现。这是英印政府而非英国资助的征服战争。当伦敦派军来帮助时，公司付钱雇用他们——这是为什么与派到新西兰和南非的贫困殖民地的小部队相比，他们的使用价值在威斯敏斯特受到较少吝惜的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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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国的规模和财富有着另一种后果。从早期开始，对英国（尤其是苏格兰）那些能够赢得商业和行政或军队军官任务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黄金国。到19世纪30年代，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成为一支可怕的既得利益者，从公司的崛起中获益甚多。他们的著作和回忆录构成了英印神话的基础，其中印度对英国权力的向心性成为流行主题。最为惊人的是，一度被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痛责的印度征服的戏剧性奇迹，现在被功利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用来作为理性改革的宏大例证辩护。愚昧和迷信残骸被文明的现代性清扫一空。印度是一项工程，并不是一个弊端。确实，维多利亚中期英国的两个最强有力的作家急于敲响英国鼓，两人都领取公司的薪水，历史学家T.B.麦考莱（T.B.Macaulay）曾是公司印度政府的法律顾问，他的论克莱武（1840年）和沃伦·赫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841年）的文章，把他们描述成罗马传统的富有进取心的帝国缔造者。自由个人主义的预言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是公司伦敦总部的官员，在他的《代议制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1861年）里，强烈地捍卫英国统治为社会进步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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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势力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伦敦对公司的帝国主义如此宽容。也许犹如诉说一个事实，到19世纪40年代，印度已经成为贸易帝国的一笔主要财产。到1850年，近1.2万英国人居住在加尔各答和孟买的大港口城市。[67]1830年以后，英国对印度的出口继续超出对英属西印度群岛——帝国贸易的珍宝——的出口。用印度士兵来强制打开中国的港口，保护在东南亚的英国贸易。随着金蛋堆积，容易忘记鹅的健康。但是，1857年，在这个速度堆积的帝国缔造的张力爆发为一次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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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开始于德里东北约40英里（约64千米）的密拉特（Meerut）印度士兵的反叛，士兵反对使用动物油脂玷污的子弹。在这次起义后面的是孟加拉军队的印度军官中的广泛密谋。低薪、白人军官的低素质、掠夺的衰退、对高种姓军队被低种姓雇佣兵稀释的严重不满，把他们推向反叛。他们的目标是推翻英国统治，回归到印度统治者下服役。[68]但是起义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因为更大的不满从英国军事力量明显崩溃中受到鼓励。广泛的起义有着三种不同的抱怨。在旧莫卧儿帝国心脏地带的穆斯林精英中，莫卧儿皇帝下降的声誉——自1803年后是一个傀儡统治者——被广泛解释为对印度穆斯林的一种威胁，于是起义部分地成为穆斯林反抗异教的最高主权。当起义者在1857年5月挺进德里时，他们许诺莫卧儿的复兴。第二，对一些地方中心来说，英国在恒河流域统治的突然崩溃提供了一个重获他们输给了——或预期会输给——公司之手的权力的机会。在中印度高原的本地统治者中，阿瓦德邦特别真实，它在前一年被公司吞并。在康普耳邦（Kanpur），权力被那纳·萨希布（Nana Sahib）掌握，他梦想着恢复1818年被公司摧毁的马拉特人联盟。第三，公司土地税的分量及其调节土地所有权和头衔的努力，是对某些本地集团有利，但是使许多其他人痛苦不堪。结果是一场力量悬殊且出乎预料的农民起义。穿越整个北印度，这三个因素在合作反殖民的前线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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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英国统治是一个极为紧急的事件。公司面临漫长而费钱的再征服战争，并因外部危险和国内愤怒的政治批评而复杂化。大起义显示了在剩余的土邦王公中传播的危险迹象，他们的部队也起而反对他们的欧洲军官。实际上，尽管直到1859年，大起义在边远的山区和森林扰人不安，但是在心脏地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被摧毁了。1858年7月，阿瓦德已经被重新征服，到那年4月，英军已经有约9万名白人部队以及同样多的忠实的印度士兵，反击至多6万人的起义力量。[69]尽管他们起义的规模巨大，但是起义被四个重要弱点阻挠。第一，起义局限于北印度：它并没有传到（尽管有一些迹象）英国统治的中心地区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英国能够从这些“忠诚”地区抽调部队和供应，从国内获得支援。第二，英国人紧紧抓住起义区内的某些重要据点，包括阿格拉（Agra）和贝拿勒斯（Benares，现代瓦拉那西［Varanasi］），保持对他们的新省份旁遮普的控制（他们及时得到了电报警告）。旁遮普是至关重要的，从这儿来了（主要是印度的）于1857年9月再度占领德里的军队，摧毁了起义的唯一可信中心。第三，一旦英军大量回来，起义者之间的分裂，缺乏共同目标、意识形态或领导层，让一个区又一个区的抵抗崩溃。第四，起义军在英国人反攻前时间太少，不能摧毁公司的网络，代之以自己的网络。没有新莫卧儿国家能在北印度崛起：德里和勒克瑙（Lucknow）的起义部队甚至付不了印度兵的薪水。尽管当英国人消失时，许多印度显贵把宝押在起义者身上，当英国人再现时，他们有太多东西失去以至于不能艰苦奋斗。英国再征服的坚定残暴没有留下政治妥协的余地，这在对德里的洗劫和对穆斯林的驱逐中一目了然。[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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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起义的震动无疑深深地影响了英国人的印度帝国观。他们完全大吃一惊。起义闪电般扩展，几百个白人丧命，包括不少妇女儿童（在康普耳大屠杀中有200多人）。尽管有不计其数的印度人的忠诚和人性行动，一种不信任必然腐蚀着英印关系，种族感情变得更充满敌意，许多英国人相信，起义的根源是一种穆斯林阴谋：“印度兵仅仅是穆斯林手中的工具。”[71]英国统治依仗刀剑的看法成为时尚。[72]由此，起义恐慌从来没有离开过官员的头脑。英国统治变得更谨慎更保守，保卫印度反对来自内外进攻的帝国重任似乎更重了。不过，那有着巨额的补偿。1860年以后，随着铁路的普及，作为一个原材料的产地和英国最大出口品——棉纺织品的最大市场，印度发展快得多。如果说保卫印度的负担是沉重的，那么它没有花费英国纳税人一分钱。确实，1860年以后，英帝国2/3的常备军（总共约33万英军和印度兵）费用落在印度而非英国身上，印度的部队能够（并且是）被用于从马尔他（Malta）到上海的任何地方。随着1880年后亚非瓜分的速度加快，印度的地缘政治的及其经济的价值变成英国政策的一个原则，一个不确定的帝国变成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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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间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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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警告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其他地方接着什么会发生的话，在印度发生的事就是一个警告——欧洲人会带着他们的（商业的、文化的和军事的）新式武器到达其家园。亚非世界的统治者和精英们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发现自己处于竞赛中。他们得找到把他们松散的国家团结起来的办法；得增强文化凝聚力的情感；得鼓励更多贸易，抽取更多税收；而且他们得及时这么做。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面临一种两难处境。如果他们尝试用“欧洲的”方法“自强”——欧洲模式的军队、官僚、学校和技术——那么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他们极度需要的社会凝聚力或许会在与旧文化捍卫者——教师、僧侣、文人学者——的争议中土崩瓦解。政治统一的推动或许与现存大权在握的人相冲突，他们喜爱他们的外省自治。更多控制贸易或许激怒商人及其主顾。如果他们让更多的欧洲人作为商人、顾问和专家进入，他们也许遭遇一种强烈反冲，带来软弱甚至背叛的罪名。他们也不肯定这些被准许的入侵者不会伤害他们或成为分裂的源头。但是，如果他们试图排除他们，那么自强运动就会失去动力。更糟的是，他们或许在准备停当前就挑起一场进攻，带来一场大灾难。他们得立即进行两场比赛：一场在欧洲人大批到达前的自强比赛；一场在内部不同政见者毁灭所有成功希望前“改革”的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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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以外的欧亚大国中，中国（最重要的）和日本一直是最富裕、最强大、欧洲势力最不容易进入的国家。直到19世纪30年代，他们似乎对欧洲的进攻几乎刀枪不入。到1840年，中国的旧免疫力一去不复返，而日本的免疫力则正在消失。相反，两个国家都受到来自欧洲人的日益增长的压力，英国、俄国和美国领了头。他们要求自由进入东亚港口、自由与中国和日本商人做生意、结束旧外交礼节，在这种礼节下，西方人形同野蛮人，在文化上和政治上低于中国和日本。伴随这些要求的，有军事力量的展示和使用，有领土要求——海洋英国要沿海的适量的（尽管不是微不足道的）领土、陆地俄国要更大的领土。毫不奇怪，这种国际地位的创伤性改变对中国和日本有着深远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影响。到1880年，两国都经历了一系列的内部变革，被其改革者描述为“中兴”：中国的同治（共同统治）中兴，日本的明治（开明统治）维新。[73]两者都是内部压力和外部威胁的聚合结果。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它们的轨迹殊异，它们转变的规模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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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个感受到欧洲不满的分量。其诱因是中国与欧洲贸易的“广东制度”（洋行）的崩溃。在这种制度下，广东是唯一的港口，通过它的贸易——局限于紧密控制的中国商人（行）——是合法的。欧洲人（允许他们在码头上维持货栈——“洋行”）被禁止在城市里永久居住，在贸易季节结束时迁居澳门。1833年东印度公司垄断英国贸易体制结束，出售鸦片的“自由”英国商人的数量迅速增长——除了白银外，鸦片几乎是中国人唯一接受用来交换茶叶的商品——带来了一场危机。当中国当局为鸦片大量进入和支付它们的白银（中国货币的基础）外流所震惊，以及为受到所有外国商品必须经过广东规则的广泛嘲笑所震惊，中国当局试图重新加强控制，驱逐监督贸易的英国官员，没收走私鸦片，伦敦的喧嚣导致军事行动。1841年2月，皇家海军抵达广东海面，中国战船被摧毁，一支侵略军登陆广州。当中国人支吾其词时，另一支部队进入长江三角洲，占领上海，摧毁一支清朝部队，封锁了长江和大运河（中国内陆航运的大动脉）。到1842年8月，英军已经抵达帝国的南都南京，准备进攻。皇帝屈从了，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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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2年《南京条约》中，5个“通商口岸”向西方贸易打开大门，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允许欧洲人在开放港口派驻领事，旧的广东体制被自由贸易取代，以及允诺对外国进口商品征收不超过5%的关税。这是一个中国与西方间交往的旧关系的难以置信的逆转。但其重要性（在这个阶段）不应该被过分强调。对中国当局来说，条约是令人恼怒的，但它有着某些长处。外国人远离北京、不能自由旅行并且在领事裁判权下，在行政上与中国人仔细分开。[75]对一个有辽阔内陆的农业帝国来说，在遥远海滨的野蛮人的撕咬是一件麻烦事，能够被熟练的外交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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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条约并不是事情的结束，中国与欧洲间的不断摩擦接踵而来。到1854年，英国强烈要求修改条约，开放更多港口，让欧洲人自由进入内陆及拓宽贸易范围。1856年，中国人扣住一艘飘扬着英国国旗的船只“亚罗号”（Arrow），该事件成为第二轮军事行动的借口。当中国停止实施1858年同意的新条约时，一支英法远征军抵达天津，进军北京，焚烧了皇帝的夏宫（圆明园），为其损失报仇雪恨。第二个条约《北京条约》，开放更多港口，北至天津，深入长江，给了欧洲人（包括传教士）在中国内陆活动的权利。而且，中国外交优势的古老想象，因迫使皇帝允许欧洲外交官住在北京而伤痕累累。似乎是以羞辱的条件和至多作为二流国家，中国被迫整合进了欧洲的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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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思想的中国官僚士大夫和学者来说（中国官员是从最能干的古典学者中雇用来的），这些惊人的事件需要解释。他们的结论是坚定的。他们的方法失败了：需要急切的改革。得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应付野蛮人，需要系统地翻译和传播西方的知识，交通运输和通信必须改善。最重要的是，中国必须获得所需要的现代武器，来阻止西方几乎随心所欲进攻帝国战略要地的能力。士大夫改革家冯桂芬（1809—1874）抱怨道：“顾然屈于四国［俄、美、法和英］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76]但是，当冯桂芬写这个的时候，帝国受到内部危机的打击，它似乎比欧洲人强加的不时发作的压力远为危险。在19世纪50—60年代，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大片领土、一些最富庶最丰产的地区，处于起义者手中，贸易瘫痪了，切断了帝国的财政，预示着王朝合法性的源泉“天命”的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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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起义中最为严重的是太平天国起义。它始于有着千年预言家所憧憬的中国西南部，其说教结合了基督教的说教，把从传教士那里捡拾来的说教与受经济灾难压迫的农民的痛苦呐喊结合起来。洪秀全宣布自己是耶稣基督（Jesus Christ）的小弟，并于1851年宣布成立一个新王朝太平天国（Heavenly Kingdom of Great Peace），自立为天王。他发起运动并以惊人的速度招兵买马，成立一支农民军队，消灭清政府的孤立部队，横扫进帝国的长江腹地。到1853年初，义军已经占领了南京。然而，洪秀全的目标是取代清王朝。到1855年，他的部队已经抵达天津，似乎意在夺取帝国首都的最终奖赏。这是它的顶点。从此，他的军队被迫逐渐退回到长江流域，但其最终失败一直推迟到1864年，到洪秀全去世及南京陷落到清帝国部队手中。[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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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起义、横扫长江以北广大地区的直到1868年的捻军大起义、[78]在西部的回民起义（1862—1871），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急剧崩溃的征兆。这或许扎根于农业经济的困境，它受到1830年后一连串灾难的连续打击。18世纪，中国在农业生产上取得了惊人的增长。开垦新土地、更集约耕作旧农田，保持了食物供应与飞涨的人口的齐头并进，到1850年人口已达约4.3亿。商业化和内部商业的崛起使农民通过专门化和交换增加产出，白银供应的增长（随着外贸扩张）用大量金钱润滑了这种繁荣的前工业经济。[79]但是，远在1850年前，这些经济扩张的资源已经枯竭。随着鸦片进口扶摇直上，白银流入被大量外流代替：[80]也许自1700年以来的白银积累的一半在1820年后的几年内流失。[81]货币供应的急剧收缩迫使价格下降、榨干商业，新土地的供应不能再满足人口的压力。从旧土地上获得更多粮食的斗争达到了极限，可能触发了一种生态后冲力，导致森林退化、土壤侵蚀、河流淤塞和肥力下降。在华北中部，1855年黄河的改道是一场大规模的环境灾难。随着这多种挫折，社会紧张上升：在收税人和纳税人之间；在地主与佃农之间；原先繁华之地的本地人与新来者之间；在民族和宗教——少数民族与汉族人之间，汉族人在上个世纪的开垦运动中拥入了西部土地。努力维持秩序、收集田税、维护水路和管理粮仓的国家官员，面临不满的民众的日益增长的抵抗。在一个商业扩张时代，随着特许商人更多控制收税、保护水源和粮食朝贡制度——一种容易等同于官僚腐败的增长的变化——他们的权威和声誉早已被“私有化”削弱。太平天国为农民要求更多的土地，回到更节俭自足的年代并不偶然。它谴责鸦片使用也不偶然——一种招致西方商人及其政府强烈敌意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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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到1860年，统治清帝国的官僚士大夫灾难临头。他们的声誉和自信心受到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它在1858年的《瑷珲条约》［Treaty of Aigun］中占领了辽阔的黑龙江流域）要求的当头棒喝。他们国内的权威、支撑帝国统治整个上层建筑的财政收入，随着起义遍及中国的18个行省本身及边远省份而崩溃了。在这种绝望的处境下，他们的成就是惊人的，像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23—1901）一样的新将军遏制、挤压并且最终窒息了大起义。他们在外省招募了新型军队，装备了西式武器。他们动员了外省士绅充当这些新的地区力量的军官，他们对商业和外贸征收新税（通过西方管理的海关）。随着起义被镇压，曾国藩和李鸿章寻找“自强”中国的途径。他们鼓励科学技术的进口，建立两家大军火工厂生产现代武器，用补助金和独占权鼓励中国商人投资现代企业，尤其是造船业和开矿业。甚至有一次在西方购买一支现代海军、雇用欧洲军官的流产的尝试。在农村，与这些“现代化”努力相伴的，是推动在被起义破坏的土地上重新定居，修复水路，恢复官僚士大夫的权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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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艰苦努力不能实现的（也不是想要实现的）是把中国转变成一个西方模式的现代国家。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的局限性在1884年8月的奇耻大辱中被揭示出来，在对越南的争议中，法国战舰把中国新军舰（只是木质外壳的）炸得粉碎。[83]尽管国商合作或许能找到促进工业企业的途径，但是这远不是使其经济更普遍工业化的呐喊。19世纪中叶的农业危机与政治动荡相结合使得这个任务更为艰难。例如，没有希望围绕长江三角洲这个最繁荣的地区中心——其18世纪商业经济的心脏——建立一个新中国。它在太平天国起义中遭到严重破坏，太容易被西方渗透、为其所用。甚至人们或许可能争论道，“复兴”的真正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儒学国家的权威、节俭精神和社会准则，并非打破儒家模式。[84]但是，如果工业转变难倒了士大夫改革者，那么他们建立国家的重要性就不应该被低估。19世纪中叶的改革必须把相当的权力转移到行省和行省士绅手里。农村的复兴计划是帮助农民与乡绅统治者之间的不成文的协定恢复生机。但是，通过汉人渐渐取代满洲高官，士绅与帝国也绑得更紧：有着一个更统一的精英，中国逐渐变成更完全的汉人国家——尽管最近的研究表明，满洲的主导仍是争论的中心。[85]中国或许比不上欧洲国家的工业产出或现代火力，但是其文化和社会团结一直在增强，正好及时应对1890年后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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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欧洲国家也没能把中国变成一个仅仅半殖民地的边缘国家。通商口岸一直意味着作为进入中国经济的桥头堡，像印度模式一样对西方制造业打开大门。不过，尽管外贸扩展（对农业经济相当有益），但是中国商人抵制外国生意进入内陆经济。外国人被迫通过一个中间人买办来与中国顾客打交道。[86]在一个激烈竞争和不稳定的市场上，几乎没有易得的额外收入。转变很神速。到19世纪70年代，除了两个最大的外国商行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旧译渣甸洋行）[87]和太古洋行（Butterfield Swire）[88]外，其他的都歇业了，或为新进入者让了路。[89]与印度相比，中国（有着两倍的人口）是一个小得多和难得多的市场，消费着印度进口水平一半的商品。当19世纪80年代初冲突到来时，欧洲想象的商业黄金国好像几乎完全消失了。[90]但是，中国政治经济独立的真正检验还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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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50—60年代，日本以种种原因被认为会以甚至更极端的形式遭遇中国的命运。自从19世纪初，北太平洋的逐渐开放给围绕日本的海洋带来越来越多的俄国（其“蛮荒东方”只在日本以北几百英里）、英国和美国的船只。1853年，日本幕府将军提心吊胆地欢迎美国将军佩里（Commodore Perry），承认隔绝时代结束了。5年后，在1858年的“不平等条约”里，主要西方大国被授予类似的特权，那些1842年从中国敲诈勒索的特权。外国人在一系列“通商港口”（最重要的是横滨，靠近东京）自由往来和贸易，享有领事裁判权。这里，留出土地建设他们的办公室、仓库和居住区。除非以适度的税率，否则不允许日本征收关税，以鼓励“自由贸易”和西方制造品的扩散。旧有的闭关锁国一经打破，日本似乎比亚洲大陆上的庞大的大陆邻国更易受西方优势的伤害。其人口（约3200万）要少得多，尽管以欧洲条件远非可忽视的。其主要城市极度暴露在西方海军力量面前（日本没有海军）。俄国人已经入侵库页岛（Sakhalin，1806年他们第一次登陆），威胁人烟稀少的北海道岛——日本群岛的第二大岛。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随着内战在日本幕府将军和南部、西部的最强大的封臣间爆发，日本政治体系处于崩溃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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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大国大批到达（作为1856年联合强制中国的侧面表演），与自17世纪初起统治日本的幕府体制的危机相一致，并严重加深了危机。总是从最大最强的德川家族中挑选的将军，是天皇的总督，天皇尊严而无权地生活在京都宫廷里，离江户的政府所在地几天的行程。实际上，将军的权力是建立在无以计数的封臣形式的半自治“领地”（藩）及其家族统治者对他的权威的屈从上。藩需要对幕府支付税贡，他们的统治精英被迫每隔一年居住在江户的大名府里，作为人质以保证大名行为规规矩矩。最终，将军的控制依赖德川家族的忠诚和他的其他（防备外样大名）世袭封臣的支持上。[91]但是，幕府制度也从在武士阶层中流行的强调对皇帝忠诚的儒家特性中汲取力量，以及从广泛的商业整合中吸取力量，它把领地结合到一个以长崎和江户为中心的单一市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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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20—30年代，这种旧体制进入了一个特别紧张的阶段。其潜在原因可能是农业生产现在达到了环境的极限。清除森林和更集约的耕作不再能产生重要的收益：边缘农田极易受环境变化的伤害。[92]19世纪30年代的“天宝”（Tenpo）饥荒，在东北最为严重，影响了整个日本。藩的统治者被挤压在他们对江户的责任与他们的本地负担中，尤其是对武士精英的“禄米”，现在武士阶层已经大体上市民化为官僚阶层。在几个大藩，统治集团采取有力措施，恢复其债务偿付能力，废除债务，攻击垄断，鼓励新作物和制造业，屯积金银。[93]这些团体也展示了对外贸的日益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在萨摩藩（Satsuma，它在琉球［Ryukyus］的长长岛屿的尾巴，远远地伸向台湾，早就是与中国贸易的通道），在更系统地研究“兰学”——关于西方和西方文明的信息，它们通过出岛港的“钥匙孔”渗透进来，出岛港是长崎港内的荷兰人贸易地。同时，在西南的领导藩，长州藩（Choshu）和萨摩藩，敏锐地意识到西方干涉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对这种威胁它们接触得最多。到19世纪50年代，两者都购买现代枪支、大炮和蒸汽军舰，杂七杂八地试验西方冶金术以制造它们自己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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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注定了使它们与江户的幕府发生冲突。在幕府体系中的力量平衡变化着。面对外国压力，1858年的条约和将军的绥靖分裂和削弱了幕府，并使它面对“锁国”的仇外要求。幕府自身重新武装的努力是胆怯和优柔寡断的，但是它反对某些改革家敦促的向西方的全面开放，担心其思想意识声誉的崩溃。随着西方势力显得更加突出，其政治情绪变得焦虑和极端。长州和萨摩两藩在1863—1864年与西方交火，直接发现了其力量和弱点。随后的3年，内战加剧，长州藩和萨摩藩及其他藩联盟试图赢得天皇的支持反德川家族，而幕府反过来发动了讨伐长州的战争。[94]在藩的更大自治权要求与将军的决心重申其控制之间，不可能达成妥协。1866年，日本西南的重要家族形成了一个反将军联盟。到1868年1月，更好武装和更好领导的长州-萨摩军队，已经战胜了德川家族，把将军逼得“大政奉还”。为了填补真空，合法化他们的反抗，反叛领袖宣布恢复帝国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