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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许多地方，试图确认欧洲统治遭到了类似的遏制。在北高加索（现代切克尼亚［Chechnya］），在1864年“索卡西亚人”（Circassian）的抵抗被打败前，俄国人打了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只有那时，他们到中亚的路才打开。直到19世纪70—80年代，俄国的统治才逐渐到那儿。英国两度入侵阿富汗（Afghanistan）（1838—1842，1879—1880）夭折。缅甸王国在1826年和1852年把沿海省份输给了英国，但是其内陆国家幸存下来，直到1885年被推翻。在印度支那（Indochina），1858年法国介入来保护东京（Tonkin）[59]天主教，却以占领科钦支那（Cochin China，又称交趾支那，越南南部的旧称——译者注）（在湄公河［Mekong］三角洲）以及成为邻国柬埔寨（Cambodia）的名义保护者而告终。但是，对越南其他地区、老挝、柬埔寨的真正法国主权直到19世纪80—90年代才实现。在东南亚岛屿是一个类似的故事。荷兰人已经控制了爪哇和苏门答腊（Sumatra）大部。但是，在亚齐（Acheh，在苏门答腊北部）、巴厘（Bali）、东部婆罗洲、苏拉威西（Sulawesi）和伸向新几内亚（New Guinea）的岛屿链，他们的统治推迟到世纪末或甚至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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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使这种抵抗如此有效？通常不能排除所有欧洲势力（或试图这么做），但是它确实赶走了欧洲统治。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少许反对欧洲闯入者的抵抗获得成功，这些闯入者缺乏手段、人力和动机坚持下去。在面对欧洲入侵或进攻时，路途遥远和贫困可能是最好的防御，但是通常抵抗需要亚非国家和社会维持隔绝和凝聚的必要高度。事实上，许多国家在反对欧洲风格的殖民战争中装备惊人地好。殖民军队——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俄国人、美国人——有着某些优势。他们（或多或少）是职业军人。他们通常有着更强的火力，在可能从海上进入的地方，他们能够从天而降（像法国人1858年在越南的岘港［Da Nang］）出其不意地成功。有时，他们能利用他们的海军火力摧毁防御，如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对中国所做的那样。但是殖民战争受制于回报缩减律，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能够负担得起永无止境地让大量战士待在边疆地区。第一是成本太高，到处都需要他们。第二，在国外待得越久，越难确保他们的供应、保持他们的战斗力。贯穿19世纪，疾病继续报复在热带的欧洲部队的健康。第三，出其不意的缺陷通常是缺乏必要的聪明才智。亚非也许不知道欧洲要来，但是欧洲对将要遇到的事也所知甚少。对将要遇到的当地统治者、其力量、弱点、供应和人力计划所知甚少，一支入侵部队通常会变成盲人摸象。由此，这就是那么多殖民战役的模式：上演象征性的胜利——摧毁一座宫殿或焚烧首都——在虚张声势地撤退到沿海之前。约瑟夫·康拉德对法国征服的描述（在《黑暗的中心》［The Heart of Darkness］），漫无目标地“向大陆开火”[60]是对这种无目标暴力的讽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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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入侵的失败或封锁，突出了如果一个亚非国家想抵抗欧洲的统治所需要的东西。真正的关键是或多或少完整地保持国家自己的交通网，让人员、商品、思想和信息得以流动。只有最为原始贫困的社会并不需要或没有发展出这样的体系。如果统治者、精英和他们的城镇有食物和税收供应，如果不只是最地方化的政府要维持，如果经济提高到生存水平以上，那么这种体系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是必需的。最为重要的是，富裕强大的亚非国家（以及许多其他国家），依靠精巧的网络来收集和分配税收、食物、奢侈品和像食盐的生活必需品。统治者的声誉和统治的程度通常不怎么关乎领土之事，更关乎对贸易、税收和（有时）朝圣道路的控制之事。商品和金钱的流通支持了一个富裕的商人阶级，他们的自私的忠诚帮助支撑了政治体制。重要的是这种网络应该保留其内陆地带，一个“安全区”，在那儿无须面临外部竞争或冒混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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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0年以后能阻挡欧洲人的国家，是那些能够维持一个安全区的国家——一个足够大的内陆腹地来支撑政治统治的上层建筑。当然，大多数国家有着其他资源来增强他们的隔绝以反对欧洲外来人，拒绝他们几乎总是要依靠的合作者。也许最重要的是宗教。19世纪60年代，在湄公河，忠于儒家君主政体的官僚士大夫联合越南百姓抗击法国人。R.Ileto，‘Religion and Anti-Colonial Movements’，in N.Tarling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wast Asia，vol.2，pt I：From c.1800 to the 1930s (pbk edn，Cambridge，1999)，p.216.大众佛教帮助缅甸帝国打败了英国人的控制。在苏门答腊北方，亚齐抗击荷兰人的斗争，陷入了鼓励泛伊斯兰圣战的领导人手里，他们反对基督教入侵。伊斯兰信仰的有魅力的形式维持了对法国在北非和西非穆斯林土地上推进的抵抗。科普特（Coptic）基督教给予了埃塞俄比亚（Ethiopian）帝国一种牢固性抗击外来进攻，这显示出它的行政管理结构并非摇摇欲坠。在严酷的环境中，几乎任何形式的外部接触都会对社会凝聚力产生严重的威胁，合作的动机可能更弱了。按其本性来说，这样的地方通常对欧洲利益是边缘性的，除非他们处于到更富裕地区的道路上。[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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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安全区和一个网络是生存的两个必需品，那么它们也（潜在地）是财富的两大抵押品。如果欧洲人能够瓦解这个网络，他们就能够拆散这个国家，瓦解其最大部分的忠诚。如果他们能调动其蒸汽机运输的军火、工业消费品和廉价的信贷来打破把当地经济团结在一起的关联，那么其后果会像电线短路一样是爆炸性的。但是，在本地人国家，需要无情的行动来修复损害，不过，其“治愈”或许是如此迅速，以至于会颠覆政体和改变抵抗本身的性质。我们可能看到在1830—1880年的“中期”，这种进程在起作用。随着欧洲定居、商业和宗教范围日益广泛，与亚非国家的摩擦点注定要增加。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许多情况下，紧随其后的干涉并不是决定性的。但是通常，不管是意外还是有意，欧洲人能够用间接手段搞乱他们目标的政体。这在马来亚世界的海洋国家政体最为明显，其海上贸易（其财富和税收的首要资源）为西方竞争者横扫一空。对欧洲帝国主义来说，结局并非轻易取得的胜利。当统治者的权力瓦解时，他们一直压制的那些势力变得更为强大。如果统治者的网络有了漏洞，当地人或那些被挡在外面的社会掠夺者迅速移入。宗教狂热——像缅甸的佛教解放者——走私、海盗或猎奴（如在东非）可能变成新社会秩序的基础。它也许比旧制度更分权，它通常更仇外、更暴力。它使欧洲人面临不同种类的抵抗。它确认了他们对于亚非大部分地区是危险的和野蛮的怀疑。但最后，它只是太支离破碎太不稳定，以至于不能团结起来，抵制欧洲人把地区与地区、地方与地方联结起来加强控制，或者不能挫败欧洲人缔结的地方同盟。最后，一个纯本地化的抵抗能在细节上战胜它，或把它留在殖民地边缘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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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880年以后或甚至1900年以后，横跨亚非大部分地区，这种“尾声”才逐渐变得显而易见。同时，在所有那些欧洲人还没有办法打破当地网络取而代之的地方，帝国的前景看起来不妙。哲学家、旅行家温伍德·瑞德（Winwood Reade，1838—1875，英国历史学家、探险家、哲学家——译者注）认为，在西非大部分地区，某种形式的伊斯兰主权比欧洲统治更有可能。他写道：“如果土耳其人被驱逐出欧洲，他们可能会成为非洲的皇帝，这就文明利益而言会是一件幸运的事。”[62]探索湄公河的法国海军军官痛苦地写道，法国舆论对他所揭示的帝国美景“根本无动于衷”。[63]对神出鬼没的敌人进行无休止的“当地人战争”，而没有速胜的手段或对永久统治的本地支持，这对欧洲政府没有什么吸引力。他们可能特许从已经建立的桥头堡小幅推进，在击倒对手的打击中小试牛刀。但是，横跨亚非大部分地区，他们听凭土著大国幸存下来，被迫容忍小国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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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是最大的例外，也许是现代史上帝国主义的最为惊人的例子。到1820年，英国人已经成为次大陆的支配力量。到1856年，在叛乱前夕，他们已经征服了信德（Sind）、旁遮普，吞并了阿瓦德。他们似乎倾向于直接控制印度的每一个部分，包括那些王公承认其最高权威的土邦。不过，对印度的征服既不是迅速的也不是没有争议的。它是在一个萧条时代以沉重的代价获得的，其萧条部分是由对新殖民地臣民的税收重担引起的。它在伦敦不受欢迎，东印度公司（仍是英国权力在印度的体现）在压力下会破产的风险，唤醒了人们对18世纪80年代那种级别的议会危机的担忧。它在印度社会挑起的紧张最终在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Great Mutiny，大叛乱）中爆发出来。对许多英国激进派来说，印度是一个专制拖累，它腐蚀了英国政治，似乎注定会把英国拉到没完没了的亚洲战争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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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所有的反对存在，但扩张的气势几乎并没有动摇。伦敦咕哝几句，但是不敢否认活动过度的殖民地总督。当起义被镇压后，东印度公司丢了脸，英国政府取得了印度最高统治者的角色。这种心甘情愿的态度更为令人震惊，因为保卫印度反对北方和西方的对手的策略重负早已成为英国外交的摆脱不了的主要事务。在起义之后需要的军事重组使事情更糟糕。为了使起义“永不重演”，多达7万名英国士兵将永久驻扎在印度：每1名英国士兵还配2名印度士兵。这是英国军队的1/3到1/2——也许是起义前的士兵的3倍，对帝国其他地方进行军事防御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所以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为什么印度比几乎任何亚非地区都征服得更早更彻底？为什么英国愿意和能够承担其统治的极大风险和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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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第一个问题要回到印度的形势，印度经历一个双重革命和英国力量先在恒河下游建立起来时的形势。在那个双重革命中，北印度和中印度的名义上的统治者莫卧儿人，在内陆被先是由伊朗的“拿破仑”——纳迪尔沙领导、然后由其阿富汗遗产受赠人艾哈迈德·沙·杜兰尼（Ahmad Shah Durrani）领导的入侵而失去统治能力。几乎同时，沿海地区——最重要的是孟加拉最有活力的纺织经济——已经更依赖他们的外贸，与外国商人发生更多龃龉。当东印度公司伙同当地同盟者把孟加拉纳瓦比苏里加·乌德·杜拉（Suraj ud-Daula）甩到一边，并扶植一个傀儡统治者时，它不久就发现德里的旧帝国统治几乎崩溃了。到19世纪初，公司强制开辟了北上恒河的道路，占领德里，把莫卧儿人自己变成傀儡。既然对贸易的控制创造了各式费用，以及日益庞大的官僚创造的无数工作，像被称为公司仆人的官员，从权力的扩展中捞取了许多个人好处。公司国家摧毁了任何威胁其利益的统治者。这种言论不久就已司空见惯，把胜利归因于英国意志对印度本土的混乱和沉睡的胜利。事实上，英国权力的关键不是在印度的落后和懒散中找到，而是在其开放和便捷中找到的，以及在金融和商业生活的老练中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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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开放在几个方面帮助了英国。这是双重革命的部分原因。与中国不同，没有长城来阻挡中亚对印度斯坦平原的接近，外国商人也不能被限制在像广东一样的锁孔港口。对欧洲人来说，收集印度的知识要比获得中国的知识容易得多。对欧洲商人来说，应付印度对手的困难要少得多。印度的商业经济——18世纪世界纺织品贸易的中心——比中国的要更为外向型，其银行家和商人更少受其统治者的控制。在海洋印度，英国遇到的贸易状况，并不是一个向遥远的皇帝负责的敌意官僚体系。当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他们发现容易与海洋统治者的不服的臣民联合起来。他们有限的组织力量储备影响了当地人的大量投资，对他们来说，公司的贸易太有价值不能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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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本身几乎解释不了英国步入次大陆内陆的相对容易性。这里他们能利用印度现代早期“现代性”的三个其他益处。第一，印度大部分早就被一个信贷体系连贯起来了，它改变了次大陆的平衡。在他们的多场战争中，英国人能够把其贸易利润与印度银行家的金融服务结合起来，在军事失败的挫折中活下来，并比他们的敌人活得久。[64]第二，从孟加拉开始——最繁荣的地区——他们能够从历史悠久的土地税收体系中获得收入——“土地税”。他们能够支付扩充的军队的薪水，然后获得新税收来资助新的战争。这是一种自我推动的殖民主义，这在亚非的不发达地区几乎没用，在没有税收体系的非货币化的经济中毫无用处。第三，部分由于印度低地早已发展出职业种姓和职业雇佣军（相对照的是家族基础的忠诚和封建制度），它使公司容易雇用（犹如可能支付）一支忠诚于其外国主人的职业雇佣军。到1835年，孟加拉军队有着约64个“土兵”分队，公司的印度军队比整个英国国内外的军队还多得多。[65]有着这支常备军作为破城槌，公司能够推翻几乎最果敢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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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印度给欧洲入侵者提供了能够用于征服任务的资源。[66]由此，公司令人震惊地迅速创造自己的“安全区”，使自身成为一个印度的或“国家的”权力，用印度的条件与印度对手相争。它能使印度社会的流动为其所用。印度西部早就向外国商人精英敞开了大门，尤其是印度拜火教教徒，他们起源于伊朗并逐渐支配了孟买的西部港口城市。他们是公司“企业”的天然伙伴。在孟加拉，一个新的印度精英“受人尊敬的人”（bhadralok）迅速崛起，取代了穆斯林旧守卫，提供了公司统治者依仗的有教养的合作者。有着这样的同盟者，公司能够集合它所需要的本地网络来排挤——以及最终窒息——任何印度对手的贸易和税收。后果是把成本和风险平衡从英国——印度帝国的最终受益人——移开，移向合成的“英印”政体，这种政体首先在孟加拉的“桥头堡”出现。这是英印政府而非英国资助的征服战争。当伦敦派军来帮助时，公司付钱雇用他们——这是为什么与派到新西兰和南非的贫困殖民地的小部队相比，他们的使用价值在威斯敏斯特受到较少吝惜的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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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国的规模和财富有着另一种后果。从早期开始，对英国（尤其是苏格兰）那些能够赢得商业和行政或军队军官任务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黄金国。到19世纪30年代，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成为一支可怕的既得利益者，从公司的崛起中获益甚多。他们的著作和回忆录构成了英印神话的基础，其中印度对英国权力的向心性成为流行主题。最为惊人的是，一度被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痛责的印度征服的戏剧性奇迹，现在被功利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用来作为理性改革的宏大例证辩护。愚昧和迷信残骸被文明的现代性清扫一空。印度是一项工程，并不是一个弊端。确实，维多利亚中期英国的两个最强有力的作家急于敲响英国鼓，两人都领取公司的薪水，历史学家T.B.麦考莱（T.B.Macaulay）曾是公司印度政府的法律顾问，他的论克莱武（1840年）和沃伦·赫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841年）的文章，把他们描述成罗马传统的富有进取心的帝国缔造者。自由个人主义的预言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是公司伦敦总部的官员，在他的《代议制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1861年）里，强烈地捍卫英国统治为社会进步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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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势力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伦敦对公司的帝国主义如此宽容。也许犹如诉说一个事实，到19世纪40年代，印度已经成为贸易帝国的一笔主要财产。到1850年，近1.2万英国人居住在加尔各答和孟买的大港口城市。[67]1830年以后，英国对印度的出口继续超出对英属西印度群岛——帝国贸易的珍宝——的出口。用印度士兵来强制打开中国的港口，保护在东南亚的英国贸易。随着金蛋堆积，容易忘记鹅的健康。但是，1857年，在这个速度堆积的帝国缔造的张力爆发为一次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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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开始于德里东北约40英里（约64千米）的密拉特（Meerut）印度士兵的反叛，士兵反对使用动物油脂玷污的子弹。在这次起义后面的是孟加拉军队的印度军官中的广泛密谋。低薪、白人军官的低素质、掠夺的衰退、对高种姓军队被低种姓雇佣兵稀释的严重不满，把他们推向反叛。他们的目标是推翻英国统治，回归到印度统治者下服役。[68]但是起义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因为更大的不满从英国军事力量明显崩溃中受到鼓励。广泛的起义有着三种不同的抱怨。在旧莫卧儿帝国心脏地带的穆斯林精英中，莫卧儿皇帝下降的声誉——自1803年后是一个傀儡统治者——被广泛解释为对印度穆斯林的一种威胁，于是起义部分地成为穆斯林反抗异教的最高主权。当起义者在1857年5月挺进德里时，他们许诺莫卧儿的复兴。第二，对一些地方中心来说，英国在恒河流域统治的突然崩溃提供了一个重获他们输给了——或预期会输给——公司之手的权力的机会。在中印度高原的本地统治者中，阿瓦德邦特别真实，它在前一年被公司吞并。在康普耳邦（Kanpur），权力被那纳·萨希布（Nana Sahib）掌握，他梦想着恢复1818年被公司摧毁的马拉特人联盟。第三，公司土地税的分量及其调节土地所有权和头衔的努力，是对某些本地集团有利，但是使许多其他人痛苦不堪。结果是一场力量悬殊且出乎预料的农民起义。穿越整个北印度，这三个因素在合作反殖民的前线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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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英国统治是一个极为紧急的事件。公司面临漫长而费钱的再征服战争，并因外部危险和国内愤怒的政治批评而复杂化。大起义显示了在剩余的土邦王公中传播的危险迹象，他们的部队也起而反对他们的欧洲军官。实际上，尽管直到1859年，大起义在边远的山区和森林扰人不安，但是在心脏地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被摧毁了。1858年7月，阿瓦德已经被重新征服，到那年4月，英军已经有约9万名白人部队以及同样多的忠实的印度士兵，反击至多6万人的起义力量。[69]尽管他们起义的规模巨大，但是起义被四个重要弱点阻挠。第一，起义局限于北印度：它并没有传到（尽管有一些迹象）英国统治的中心地区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英国能够从这些“忠诚”地区抽调部队和供应，从国内获得支援。第二，英国人紧紧抓住起义区内的某些重要据点，包括阿格拉（Agra）和贝拿勒斯（Benares，现代瓦拉那西［Varanasi］），保持对他们的新省份旁遮普的控制（他们及时得到了电报警告）。旁遮普是至关重要的，从这儿来了（主要是印度的）于1857年9月再度占领德里的军队，摧毁了起义的唯一可信中心。第三，一旦英军大量回来，起义者之间的分裂，缺乏共同目标、意识形态或领导层，让一个区又一个区的抵抗崩溃。第四，起义军在英国人反攻前时间太少，不能摧毁公司的网络，代之以自己的网络。没有新莫卧儿国家能在北印度崛起：德里和勒克瑙（Lucknow）的起义部队甚至付不了印度兵的薪水。尽管当英国人消失时，许多印度显贵把宝押在起义者身上，当英国人再现时，他们有太多东西失去以至于不能艰苦奋斗。英国再征服的坚定残暴没有留下政治妥协的余地，这在对德里的洗劫和对穆斯林的驱逐中一目了然。[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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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起义的震动无疑深深地影响了英国人的印度帝国观。他们完全大吃一惊。起义闪电般扩展，几百个白人丧命，包括不少妇女儿童（在康普耳大屠杀中有200多人）。尽管有不计其数的印度人的忠诚和人性行动，一种不信任必然腐蚀着英印关系，种族感情变得更充满敌意，许多英国人相信，起义的根源是一种穆斯林阴谋：“印度兵仅仅是穆斯林手中的工具。”[71]英国统治依仗刀剑的看法成为时尚。[72]由此，起义恐慌从来没有离开过官员的头脑。英国统治变得更谨慎更保守，保卫印度反对来自内外进攻的帝国重任似乎更重了。不过，那有着巨额的补偿。1860年以后，随着铁路的普及，作为一个原材料的产地和英国最大出口品——棉纺织品的最大市场，印度发展快得多。如果说保卫印度的负担是沉重的，那么它没有花费英国纳税人一分钱。确实，1860年以后，英帝国2/3的常备军（总共约33万英军和印度兵）费用落在印度而非英国身上，印度的部队能够（并且是）被用于从马尔他（Malta）到上海的任何地方。随着1880年后亚非瓜分的速度加快，印度的地缘政治的及其经济的价值变成英国政策的一个原则，一个不确定的帝国变成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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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间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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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警告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其他地方接着什么会发生的话，在印度发生的事就是一个警告——欧洲人会带着他们的（商业的、文化的和军事的）新式武器到达其家园。亚非世界的统治者和精英们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发现自己处于竞赛中。他们得找到把他们松散的国家团结起来的办法；得增强文化凝聚力的情感；得鼓励更多贸易，抽取更多税收；而且他们得及时这么做。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面临一种两难处境。如果他们尝试用“欧洲的”方法“自强”——欧洲模式的军队、官僚、学校和技术——那么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他们极度需要的社会凝聚力或许会在与旧文化捍卫者——教师、僧侣、文人学者——的争议中土崩瓦解。政治统一的推动或许与现存大权在握的人相冲突，他们喜爱他们的外省自治。更多控制贸易或许激怒商人及其主顾。如果他们让更多的欧洲人作为商人、顾问和专家进入，他们也许遭遇一种强烈反冲，带来软弱甚至背叛的罪名。他们也不肯定这些被准许的入侵者不会伤害他们或成为分裂的源头。但是，如果他们试图排除他们，那么自强运动就会失去动力。更糟的是，他们或许在准备停当前就挑起一场进攻，带来一场大灾难。他们得立即进行两场比赛：一场在欧洲人大批到达前的自强比赛；一场在内部不同政见者毁灭所有成功希望前“改革”的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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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以外的欧亚大国中，中国（最重要的）和日本一直是最富裕、最强大、欧洲势力最不容易进入的国家。直到19世纪30年代，他们似乎对欧洲的进攻几乎刀枪不入。到1840年，中国的旧免疫力一去不复返，而日本的免疫力则正在消失。相反，两个国家都受到来自欧洲人的日益增长的压力，英国、俄国和美国领了头。他们要求自由进入东亚港口、自由与中国和日本商人做生意、结束旧外交礼节，在这种礼节下，西方人形同野蛮人，在文化上和政治上低于中国和日本。伴随这些要求的，有军事力量的展示和使用，有领土要求——海洋英国要沿海的适量的（尽管不是微不足道的）领土、陆地俄国要更大的领土。毫不奇怪，这种国际地位的创伤性改变对中国和日本有着深远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影响。到1880年，两国都经历了一系列的内部变革，被其改革者描述为“中兴”：中国的同治（共同统治）中兴，日本的明治（开明统治）维新。[73]两者都是内部压力和外部威胁的聚合结果。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它们的轨迹殊异，它们转变的规模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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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个感受到欧洲不满的分量。其诱因是中国与欧洲贸易的“广东制度”（洋行）的崩溃。在这种制度下，广东是唯一的港口，通过它的贸易——局限于紧密控制的中国商人（行）——是合法的。欧洲人（允许他们在码头上维持货栈——“洋行”）被禁止在城市里永久居住，在贸易季节结束时迁居澳门。1833年东印度公司垄断英国贸易体制结束，出售鸦片的“自由”英国商人的数量迅速增长——除了白银外，鸦片几乎是中国人唯一接受用来交换茶叶的商品——带来了一场危机。当中国当局为鸦片大量进入和支付它们的白银（中国货币的基础）外流所震惊，以及为受到所有外国商品必须经过广东规则的广泛嘲笑所震惊，中国当局试图重新加强控制，驱逐监督贸易的英国官员，没收走私鸦片，伦敦的喧嚣导致军事行动。1841年2月，皇家海军抵达广东海面，中国战船被摧毁，一支侵略军登陆广州。当中国人支吾其词时，另一支部队进入长江三角洲，占领上海，摧毁一支清朝部队，封锁了长江和大运河（中国内陆航运的大动脉）。到1842年8月，英军已经抵达帝国的南都南京，准备进攻。皇帝屈从了，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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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2年《南京条约》中，5个“通商口岸”向西方贸易打开大门，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允许欧洲人在开放港口派驻领事，旧的广东体制被自由贸易取代，以及允诺对外国进口商品征收不超过5%的关税。这是一个中国与西方间交往的旧关系的难以置信的逆转。但其重要性（在这个阶段）不应该被过分强调。对中国当局来说，条约是令人恼怒的，但它有着某些长处。外国人远离北京、不能自由旅行并且在领事裁判权下，在行政上与中国人仔细分开。[75]对一个有辽阔内陆的农业帝国来说，在遥远海滨的野蛮人的撕咬是一件麻烦事，能够被熟练的外交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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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条约并不是事情的结束，中国与欧洲间的不断摩擦接踵而来。到1854年，英国强烈要求修改条约，开放更多港口，让欧洲人自由进入内陆及拓宽贸易范围。1856年，中国人扣住一艘飘扬着英国国旗的船只“亚罗号”（Arrow），该事件成为第二轮军事行动的借口。当中国停止实施1858年同意的新条约时，一支英法远征军抵达天津，进军北京，焚烧了皇帝的夏宫（圆明园），为其损失报仇雪恨。第二个条约《北京条约》，开放更多港口，北至天津，深入长江，给了欧洲人（包括传教士）在中国内陆活动的权利。而且，中国外交优势的古老想象，因迫使皇帝允许欧洲外交官住在北京而伤痕累累。似乎是以羞辱的条件和至多作为二流国家，中国被迫整合进了欧洲的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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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思想的中国官僚士大夫和学者来说（中国官员是从最能干的古典学者中雇用来的），这些惊人的事件需要解释。他们的结论是坚定的。他们的方法失败了：需要急切的改革。得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应付野蛮人，需要系统地翻译和传播西方的知识，交通运输和通信必须改善。最重要的是，中国必须获得所需要的现代武器，来阻止西方几乎随心所欲进攻帝国战略要地的能力。士大夫改革家冯桂芬（1809—1874）抱怨道：“顾然屈于四国［俄、美、法和英］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76]但是，当冯桂芬写这个的时候，帝国受到内部危机的打击，它似乎比欧洲人强加的不时发作的压力远为危险。在19世纪50—60年代，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大片领土、一些最富庶最丰产的地区，处于起义者手中，贸易瘫痪了，切断了帝国的财政，预示着王朝合法性的源泉“天命”的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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