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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21 新型贸易的增长以及传统贸易的扩大，在世界港口城市的发展上清楚地反映出来。除了大量的北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外，在19世纪后期，新的（更大的）港口城市出现在其他大陆。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新征服的南美大草原的商业中心的人口从1880年的30万上升至130万，只用了短短的30年时间。[69]开普敦因服务于内陆黄金国迅速崛起，孟买利用苏伊士运河控制了印度的西线贸易并将它的影响力扩展到了波斯湾。[70]新加坡因为是进入南中国海的西大门，又是东南亚大的贸易中心，发展依然迅速。[71]上海作为中国的主要港口以及中国在长江流域最富饶地区的出海口而更强化了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墨尔本（Melbourne）和悉尼（Sydney），更远的新西兰达尼丁（Dunedin）则联系着澳洲内陆和世界另半球的贸易商和贸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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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23 作为一个成功的港口城市意味着有极大的活力来建设港口和码头，建设大型火车站及铁路线（或者相应的河运线）到达内地。[72]海关、火车站、银行、旅馆的快速建设，豪华俱乐部和新兴商人阶层的住宅建设是商业发达的外在表现。孟买火车站、新加坡的拉弗尔斯（Raffles）旅馆、巴黎式壮丽的新布宜诺斯艾利斯、卡普顿的标准银行（罗德斯有此银行账户）、上海的码头、墨尔本的科林斯（Collins）大街，以及悉尼最主要的银行非凡的建筑（环绕马丁宫［Martin Place］）等显示了世界的商业繁荣与自信。由日益增长的码头工人、搬运工人、铁路工人、打包工人、仓库员工、办事员等队伍为这个商业世界提供服务，它的管理者是一群流动性的全球范围内的各国精英，他们远距离频繁的联系，重点反映了其商业上的成功并提升了他们的商业信誉。不列颠，特别是苏格兰的商人遍布世界各地，但另外很多人也富有创业精神，如活跃在近东和黑海的希腊人。孟买最大的商人是波斯人（源于伊朗）而不是印度人。波斯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如萨松人［Sassoons］）跟随贸易发展的路线东行。[73]他们的商行在新加坡（那里还有亚美尼亚的教堂）、香港和上海都能看到。19世纪末新加坡最大的船主之一是阿拉伯人的后代，是一个建立很久的位于马来亚群岛的商人和海员社团的成员。其他的是中国人，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的祖父就拥有一支往来于新加坡和巴达维亚（Batavia，印尼首都雅加达的旧称）之间的蒸汽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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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25 在19世纪末，各国之间尽管有着文化上的差异，但贸易网络的成员有很多共同点，这是可以想象的。他们在本能上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们希望能够轻松地超越管辖权和边界，他们不喜欢官僚和政府机构的介入，他们想有一个能推动发展（在最具体的方面）的招人喜欢的政府，他们对保护通信和财产权给予高度的评价；他们需要有可以依赖的货币和值得信任的银行。总之，他们的利益在于：反对将世界封闭在帝国国家集团中而导致割裂全球。他们不希望殖民政权忽视商业影响和实行种族隔离。在种族隔离问题上的怨恨已经使得孟买的帕西人（Parsis，印度拜火教徒）反对英国的统治。另一方面，如果世界的商业活动被分割得零零碎碎，充满怨恨国家的统治者也不可能把自己国家的商业发展与那些大的港口城市的商业发展相协调，那么那些非欧洲商人根本不能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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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27 商人的利益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开放的经济”，没有贸易障碍，借贷、资本以及人员（尤其是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这就是英国人从19世纪40年代竭力将这些强加给拉美、中东以及中国和印度所追求的“自由贸易帝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它需要新的交通运输技术将世界其他地区拉入欧美商贸圈。但这并不是全部，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其中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市场是不平衡的，相互的买卖结算会形成障碍。解决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多边的外汇体系，允许一个国家购买外国产品不需要直接支付。这种多边外汇体系的实施，需要一种共同流通的货币形式，而这种货币得到大多数贸易国家的认可，符合不同国家的货币储备。另外，需要建立一种汇率，不同国家可以兑换它们的货币，以实现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的货币价值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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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29 为了迎合这种复杂的国际贸易需要，伦敦成了世界经济的中心。自由交换的金本位制使英镑成为世界最坚挺的流通货币，以英镑结算成为国际贸易结算中最值得信赖的模式。伦敦作为一个自由贸易的港口，处于欧美世界的中心地带，是英-印体系大帝国的首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云集伦敦的商人和银行家都能毫不困难地交换各种货币，寻找合适的消费对象，并买到可以销往任何地方的货物。伦敦成了在广阔范围内为货物交易提供商业服务的龙头。英国的海外银行、保险公司、航运公司拥有各大洲之间国际贸易的最大份额，英国的航运机构和汽船几乎无处不在。1870年后，伦敦增加了武力侵略之外的海外投资，以此应对英国本土经济远比“新的”海外经济增长缓慢这一现实。1870—1914年，伦敦投向欧洲以外的资本超过其海外投资总额的一半。许多资金投入到为开拓新市场和联系新产品的交通运输体系之中。到1913年，40%以上的英国海外资本进入铁路领域——无论是国有的（如在澳大利亚和印度）还是私有的。[74]英镑的流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抑制了商业领域的波动，支持了货币稳定。[75]这就强化了伦敦对欧洲以外地区的商业资本的控制，使这些地区的繁荣依赖（很容易被相信）于世界庞大信贷者英国，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加速了采用“金本位制”的进程，用黄金来确定其通货的价值，扩大对外贸易，鼓励对内投资。[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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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31 随着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伦敦的规模和财富均在扩张。[77]在伦敦的商人和银行家中，有利于伦敦就是有利于世界成为一种信念，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的观念在19世纪40—50年代的英国不仅是一项政策，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是一种坚定不移的激情所推崇的意识形态。他们想象中的世界是一个人们通过汇入自由贸易的洪流，从而拜托奴役他们的统治者而获得自由的世界，个人自由和国际自由贸易将并肩前进。自由贸易被认为是英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也是世界其他地区必经的经济发展进程（1914年前，英国抵制贸易保护政策，支持贸易保护的人也因何者应受保护而分裂）。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坚持认为让市场决定产品是最有效率的使用经济资源的方法。没有资本或者工业基础的国家应该将力量集中在“初级产品”的生产上：原材料或者世界需求的食品生产上。它们应该销售其初级产品而获得收入来购买所需要的工业制成品，偿还其借贷的利息。只有铁路和港口才能将货物输入市场，初级产品的生产才能扩大，其他的任何政策——如建立关税壁垒以加大工业生产——不仅没有效率而且没有价值（因为这些工业产品可以在海外更便宜地买到），它意味着消费者要支持那些从关税保护中获利者而被迫纳税，其政治流程（如自由贸易所暗示的）绝对是腐败的。开明的殖民统治应该强化自由贸易（像英国在印度所为），正如一种明智的外交应该一贯鼓励自由贸易一样。19世纪末，包括印度以及（1890年后）中国等国家的出口激增，似乎进一步证明了这种经济处方的普适性。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伦敦在新的世界经济中的中心角色不仅有利自身，而且惠及他国，甚至资本输出也被认为是为世界繁荣提供一项重要的服务。精明的银行家罗伯特·布兰德（Robert Brand）写道：“加拿大（或许是1900—1914年英国资本最主要的吸收者）拥有源源不断地来自英国的资本，就如一个城市拥有充足的水资源绝不害怕供水出现问题一样。”[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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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33 自由贸易理论将商业化的农业视为对全世界农民的解放，在人们的想象中，印度人和中国人成了令人满意的消费者，他们都身穿英国兰开夏郡的棉织品。自由贸易理论还赞扬经济间的相互交流对促进和平的益处。著名的爱德华七世著文宣称：战争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可能挑起战争的强国会因战争导致的贸易阻塞而大受损失。[79]但是这种喋喋不休的谈论只看到了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带来的相互间利益的关联，而低估了相互间的分歧，忽视了它的不稳定性。很显然，世界经济俱乐部的新成员不得不使用与过去相同的手段，去强占那些尚未被占领的地盘；它们不得不开发其过去的竞争者忽视的商品；它们不得不降低产品的价格以弥补它们商业机构的缺陷；它们的劳动力必须非常廉价。更加糟糕的是，常常发生因转向经济作物生产而导致社会危机的情况，这是导致殖民者将目光转向空旷地区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种植经济作物出口，经济作物的种植和需求会引起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变化，减少剩余劳动力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可引发社会革命。如此令人害怕的结果使得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者（从19世纪70年代起）愈益限制土地从传统的社会阶层手中转移到城市商人手中。在非洲，是经常缺少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力过剩，所以就延迟了自由贸易进程的发展。采矿公司和当地殖民者都抱怨“土著人懒惰”，他们不会为极少的工钱——那份殖民者在资本主义边缘地带能够支付的价码而工作。在非洲没有互利的概念，为了让非洲人“工作”成了殖民统治把他们变为农奴的借口。强制性的税收（强制性地针对领取工资的劳动者）、苛刻的工作纪律、[80]禁止任何形式的劳动者组织、征用有商业价值的土地等是殖民资本主义在非洲采取的一部分政策。在非洲以及别的地方将商业利益和白人特权联系在一起并不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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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35 在依赖地方精英的殖民统治区域，那些精英像阿根廷的农场主们，希望能够从土地升值和新的城市繁荣中获得利益，较之自由贸易者的期望而言，他们对殖民统治的支持附有更多的条件。要保证借贷资金的周转，吸引更多的资本，更充分利用农业的繁荣和商品市场，就意味着要接受殖民统治者制定的令人痛苦的规则。为了保持通货稳定，必须限制支出；为了鼓励贸易，必须降低关税，让本土产业做出牺牲；为了吸引国外投资，必须讨好和让利给国外的铁路公司和银行。其实欧洲以外的国家普遍认为，自由贸易经济是一边倒的交易，应该抵制伦敦行使其特权。在印度和西非，当地的商人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但也憎恶欧洲商人的特权地位。当贸易的利益处于上升的曲线时，这种憎恶减弱了。但没有人可以保证一种动态的、影响新的国际经济商业环境的力量能够稳定或持续，如果商业繁荣破灭了，如果世界市场因某种巨大的权力冲突而破坏了，如果伦敦不能够满足其作为借贷和资本中心这一角色的要求，自由贸易的障碍将增多。另外，欧美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曾经坚持贸易保护的主张，世界贸易的快速发展已经压制了这种观点，但如果扩张被制止，以伦敦为中心的自由贸易区域萎缩，财富积累下降，最可能取而代之的是形成一系列相互敌对的国家集团。世界大国间的敌意将变得更加激烈，因为联结着它们共同利益的“开放区域”不复存在，为强化殖民主义全球化而创建的经济秩序即会与之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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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37 的确，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在1914年以前已经出现，贸易的疯狂扩张开始减速，谷物出口的快速增长难以为继。工业化国家中，美国经济凸现出非同寻常的增长态势。美国这个工业化的庞然大物是否会动摇以欧洲为中心，特别是以伦敦为中心的新的“世界经济”？美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工业化国家，它的原材料和食物大部分是自给的，它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主要是立足于国内的，因此美国从不鼓励自由贸易，并且美国的关税水平比除俄国以外的欧洲工业化国家要高得多。[81]美国拥有巨大的黄金储备（几乎占1910年世界总供应量的1/3），[82]所以美国财富份额的增长（如果黄金供应量激增）就会造成其他金本位制国家的经济危机，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供应量会收缩。然而，如果危机出现，规模巨大的美国经济以及能量不断上升的华尔街将使得位于伦敦的世界银行家们的“意见”变得微不足道。如果工业化的世界两大半球开始发生裂缝，则刚刚开始成形的世界经济格局将被证明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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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39 文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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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41 全球殖民主义带来了帝国主义列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治分化。综观这个世界，新的商业经济创造了一个主宰工业资本主义世界的欧洲，而非欧洲国家对国际经济和国际需求的变化，其适应能力是较弱的。全球殖民主义是一个三维的结构，文化维度是建立在强大武力和普遍影响上面的。在这一时期，欧洲文化的主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宣扬激进的扩张主义。1880年后，欧洲的实际势力范围横贯亚洲、非洲和太平洋，这意味着欧洲文化影响的扩散范围比早期更加广泛，也更具权威性。如，欧洲的各种思潮、科学研究方法、对历史的解释、社会秩序的理念、公共道德的模式、邪恶与正义的概念、文学表述方式，甚至欧洲人对健康、休闲观念和着装款式的处理方式，都成为衡量其他文化是否文明的“标准”。对于因欧洲政治权威逐步扩大而造成的欧洲与欧洲以外国家的文化不平等，那些非欧洲国家的文化精英们是难以接受的。尤其对穆斯林思想家来说，这种不平等是特别危险的。但是，他们如何挑战欧洲文化的扩张呢？完全抵制欧洲现代化的文明是不利于自身文化发展的。如果完全抵制欧洲文化的影响，有可能加速自身文化的弱势。但是如果采用欧洲的方式——用新欧洲的引擎去驾驭他们文化的复苏——似乎是一种冒险，这将会使本土的文化和传统处于混乱和分裂的状态之中，为欧洲扩张的最终胜利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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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43 欧洲人意识到在世界进步的长河中发展的各大洲和各国文化中，欧洲文化突然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只有欧洲文明突破了其他从属文明由盛到衰的周期，只有欧洲人发现了国家富强的秘密。欧洲人已经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技术优势，他们突破了迷信和神话的旧式樊篱创立了知识型的理性生活。欧洲人的胜利通过遵循四项主要法则获得了成功。第一，鼓励思想理念的自由交流，制止某些有可能限制自由交流的权力（如僧侣的权力）；第二，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第三，构筑一个维护道德，特别是性行为和劳动纪律的社会秩序，因为正确对待妇女的权益成为检验发达社会的标准；第四，提升欧洲人的精神和勇气，包括那种统治海外的军事威力和政治统治力的“男人”气质。但是在欧洲社会中如何和为什么这些法则被采用，如何保证它们相互交融，依然值得深层次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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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45 欧洲人通常对其他民族的文化表现出令人困惑的傲慢自大，这种傲慢可以解释为统治世界进步的独特信念。东方文化的落后，对欧洲进步的自我形象是重要的参照物。只有坚持东方的失败（实际指所有非西方人），才能使欧洲人确信他们自己的进步，这肯定夸大了欧洲文化的重要性。像大多数文明一样，欧洲文明被自己所困惑，欧洲人研究自己的历史，虽然对历史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但是他们从曾经取得进步的经验教训中去研究历史。他们意识到，在欧洲有些地区进步是缓慢的。在欧洲思想界，最激烈的争论不是关于非欧洲问题，而是关于放弃欧洲前工业化历史的信念和价值多少是安全的。欧洲知识分子间最尖锐的争论是现代社会中的宗教地位问题、“传统的”道德问题、“乡村”文化和语言问题、前现代社会关系（社会家长式的作风）问题。[83]人们普遍认为进步是脆弱的，它受到宗教形式的自由思想反应的威胁。下层民众反抗资本主义经济纪律的严厉性（这种严厉的纪律对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威胁），有可能阻止进步的速度。这种反抗有可能导致实际和道德上的“堕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时期的生活。它可能通过抹杀个性，用纯物质代替精神来破坏进步。社会恐慌的感觉灌输到了这些带有情绪的争论之中。[84]在争论的问题中，欧洲人对非西方世界是无知的和不关心的，在欧洲瓜分世界的斗争中，欧洲民众是旁观者，理解非西方世界的只是少数人。多数人认为，只有欧洲（或者包括欧洲扩展的地区）摆脱了停滞不前的历史，它的文化自然占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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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47 许多非欧洲国家希望欧洲人了解自己的愿望加强了。当然，通过大众文学让欧洲读者了解亚非世界是非常好的途径。但是，大多数文学作品反映的是欧洲人到达亚非的特别活动，例如在士兵、探险者和传教士的报告中，他们特别关注的是亚非国家如何充满暴力、如何荒蛮遥远和如何落后迷信。在殖民地（最好的例子是印度），欧洲官方进行了人种调查。[85]俄国的例子见A.Jersild，Orientalism and Empire (Montreal，2002)。毫不奇怪，他们展开流行的人种和心理学理论（如头骨学），解释殖民地人与欧洲人的不同，[86]证明殖民地人民缺乏“进步”的特征，为欧洲殖民寻找了合理的依据。跟随着欧洲看殖民地人的思维，大多数印度和非洲人被认为受传统的束缚，让他们自治是不可思议的。这种观点过了一定的时期才可能有所改变。在新殖民的统治区域里，欧洲人侵扰造成的混乱很容易被证明是殖民统治前殖民地本身的混乱。如果让非西方国家自己走向现代化这个遥远的目标，它们可能会向下螺旋式地衰落。在面对欧洲人直接竞争的地方，非西方人的命运可能是一起灭亡——这样的结果通常被用来预言新西兰的毛利人和澳大利亚的土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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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49 在19世纪末，欧洲的评论员逐渐倾向把非欧洲国家的“停滞不前”视为有遗传性的。无论它们的起源是什么，文化差异就是“种族”差异，文化习惯是种族本能的产品。[87]粗暴的干涉、匆忙的改革、不负责任的开发（官方对商业和殖民开拓行为的观点）可能形成殖民地的混乱，破坏殖民地对宗主国的依赖。稳定是迫切需要的，维持稳定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支持殖民地本地的习俗法规（而不是直接引进西方的法律法规）；通过支持新的具有本地传统的人担任统治者（那些接受被殖民统治的当地权贵），而不是西方的殖民精英（不是像担任印度总督那样的少数殖民精英）直接担任统治者。[88]在有些情况下，通过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来维持稳定是比较安全的，有问题通过官方任命的南非本土事务机构讨论解决。[89]这样欧洲人在处理他们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时没有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并没有明确揭示出帝国主义扩张的信息：的确，许多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激烈反对文化和种族融合，他们认为文化和种族的融合会冲淡西方先进文化和优秀种族的纯度。[90]在讨论欧洲具有特殊活力的原因之时，欧洲人决不认同非西方国家“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其殖民侵略导致的结果。印度从多种角度被描述成一个由自给自足村落组成的发展缓慢的社会，是一具中世纪的残骸，或者是印度原本的雅利安（Aryan）统治者和土著德拉威尔人混合结成的苦果。[91]一些对工业化深感失望的欧洲思想家，极为推崇东方的精神与文化：东方精美的手工艺品、没有等级冲突、闭关自守。[92]欧洲人竭尽全力想弄懂东方文化的多样性，他们武断地认为维持东方的统治结构，需要依赖西方的殖民武力，在尼日利亚和北印度则需要依赖伊斯兰精英，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和勇气来实现他们的文化蓝图（即使他们有蓝图）。西方殖民统治者需要依赖地方提供多种信息，如官方历史、手册、法典、人文地理汇编数据等。毫不奇怪，在印度的西方官员明确承认印度传统的婆罗门社会等级制度是无比优越的，确信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是印度社会的基础：他们从印度婆罗门学者和梵学家那里获取了丰富的关于印度历史的知识。[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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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51 在大多数被欧洲殖民者统治的国家和地区，本土的精英依然能够发现进行文化抵抗的空间。我们知道他们开展了三种不同的文化“战争”。第一，大量汲取欧洲的文化进化模式，以孟加拉为例，那些具有新知识并进入英国殖民统治部门的精英，迅速接受了“英式”教育，但他们仍积极地在英国模式上掺入孟加拉本土文化的元素。孟加拉语甚至成为一种文学语言，用孟加拉语撰写的诗歌、小说、历史以及报刊将形成一种新的孟加拉语文化。[94]教师和记者将成为现代化的孟加拉人，开始形成的殖民统治机构将演变成印度第一个议会，如同英国威斯敏斯特议会（Westminster，英国议会所在地）。政治精英像未加冕的孟加拉国王苏伦特拉纳特·班纳吉（Surendranath Banerjea），打算构建一种新的欧洲式的国家自治框架。[95]相似的模式在西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也能看到，在那里用本国语言写成的西方模式的历史被有意识地用来构建本土政治和文化意识。[96]这种雄心成为印度早期民族主义推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策略，他们需要一批强势的文化精英，并扮演殖民统治者和当地社会调停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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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53 第二，平民的文化抵制是以宗教信仰的形式出现。一如既往，欧洲人倾向将伊斯兰教或印度教视为基督教的巨大竞争者，是没落的。伊斯兰教的教义是一种陈旧的经院哲学，在过去有它辉煌的历史，可没有未来的价值。伊斯兰学者被束缚在其古典的教科书上，认识不到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思想已经陷入了经验主义的泥潭。这是正统学派——乌拉马（穆斯林的学者或宗教、法律的权威）的失败，他们曾经给伊斯兰的苏非派兄弟会和他们超凡的领袖、教长、修道士很大的空间。它为旨在同异教徒及堕落的穆斯林进行圣战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打开了空间。他们认为：欧洲人对穆斯林的宗教“狂热”和伊斯兰的迅速扩张持有一种特殊的憎恶（一种特殊的恐惧）。在非洲，苏丹马赫迪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斗争成为发生在19世纪末最著名的抵抗运动，1885年起义军包围喀土穆，击毙英国殖民将领戈登，反抗运动达到顶点。[97]13年后英国人在乌姆杜尔曼（Omdurman）击败了马赫迪，重新进入喀土穆，基奇纳（Kitchener）命令将首任马赫迪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ad，1844—1885）的遗骸扔进尼罗河以泄愤，后因维多利亚女皇反对而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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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55 第三，一般的穆斯林对欧洲文化扩张的反应是持续的淡漠。马赫迪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位具有神授能力的布道者，穆斯林的长老们深刻地意识到他们的古典文化已经落伍了，不得不寻找使传统文化适应现代思想的方法。19世纪末两位伟大的穆斯林学者贾迈勒·奥尔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1839—1897）和穆罕默德·阿卜杜（Muhammad Abduh，1849—1905）为此做出了贡献。他们俩都就学于巴黎并尽其所能学习欧洲文化，他们都坚定地提倡穆斯林团结一致应对西方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尤其是应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在英国占领埃及时，穆斯林文化首先与西方文化在伊斯兰最伟大的文化生活中心开罗的爱资哈尔（al-Azhar）相遇。穆斯林的最终目的就是让穆斯林宗教获得新生，使穆斯林信徒遍布世界，重新让穆斯林宗教具有权威。这意味着消除穆斯林的迷信和非正统信念的成分，从不同文化中汲取有利成分达到传播伊斯兰的目的。对于伊斯兰文化来说，不仅是一种净化过程，而且是一种现代化的提升。经过改革的穆斯林宗教，将更接近主流文化的中心，教徒将接受穆斯林神学和历史的训练，更好地武装自己，用伊斯兰的思想应对欧洲的观念。他们充满信心地以更有效的方式把伊斯兰教的思想传递给穆斯林信仰者。如利用新的传媒（廉价的报纸和书籍）、新的教育方法（西式的学校）、旅行途中的布道等形式来教授和传播伊斯兰宗教思想，轮船和铁路的发展让更多的穆斯林去麦加朝圣，亲临麦加圣地可以了解把握伊斯兰世界的全貌。全体伊斯兰教徒的团结，日益成熟的精英团体，更规范的宗教原则，以及伊斯兰教在现代世界中拥有愈益特定的地位，将是伊斯兰教发展的必然结果。[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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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57 到1914年，许多遵守和信奉穆斯林的人对于伊斯兰教发展的理念推进不多，他们深感任务艰巨，因为动员大量分散无知贫困的人是非常棘手的。伊斯兰世界被政治、部落、语言所分割，现代化的阿拉伯对穆斯林文化的传统语言、法律以及技术都有巨大的挑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的穆斯林国家均被西方击败而饱受屈辱。事实上，在一些穆斯林社会中，同整个伊斯兰世界团结的远大理想相比，出于种族主义和保卫领土的原因，他们更注重对殖民主义的反抗。总的来说，那些认为伊斯兰教同西方科学和政治并无冲突的人，与那些认为西方影响将导致堕落的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同时，毫无疑问，阿富汗尼和阿卜杜所热心提倡的伊斯兰团结一致的激进思想，也给更多的伊斯兰社会注入了活力。在西非，穆斯林的精英们通过强化他们对社会信仰的控制以加强其对法国当局的抵抗。[99]在埃及这个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中心，穆斯林通过关注道德改革和强化社会风纪，扩大了民族主义意识对受过现代教育阶层的吸引力。[100]在印度，强调西方现代化知识价值的穆斯林阿里格尔（Aligarh）大学（英国东方学院）建立，该校成为培养1914年后登上政治顶峰的“青年穆斯林”领袖的温床。[101]在东南亚殖民地，改革运动和新的印刷媒介帮助了伊斯兰思想的传播，在荷兰统治下的东印度，伊斯兰同盟萨拉卡特回教会（Sarekat Islam）的活动形成了政治运动。[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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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59 印度教有相似的清洁宗教的行为和将宗教活动编成法典的趋势。如印度教改革运动雅利安社（Arya Samaj），清楚认识到强调个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基督崇拜精神的感召力。大众层面上宗教复苏的希望，建立在“母牛保护”运动、鼓励印度教神祇祭拜、放弃各地多神崇拜方面。旅行是一种良好的方式，可以鼓励更多的朝拜者前往印度北部的贝拿勒斯（Benares）和母亲河恒河（Mother Ganges），以及其他印度教朝拜中心去朝拜，用印度本土语言印刷的文字，有助于扩大印度教精神在受过教育的人士中的影响。1914年以前，如1909年出版的甘地（Gandhi）名著《印度自治》（印度语Hind Swaraj，英语Indian self-rule），是抵抗运动标志性的产物。[103]《印度自治》（甘地1893—1915年在南非生活和工作，经常坐船往返于伦敦和南非）综合反映了甘地杰出的宗教思想、印度文化和政治主张。书中展示了印度文化复兴的三个重要战略，确认了纯洁的印度教作为社会道德基石的价值，吸收了西方将印度社会视为一个由乡村社会构成的巨大拼图的观点。甘地的目的不是重视“停滞”的状态，他坚持认为自给自足的乡村自治，比西方强加的人为的、剥削性的、造成分裂的文明在道德上要优越得多。但是，印度自治根本不为英国殖民政府所接受，甘地精彩地将其表述为：老虎依然保持着老虎的野性，老虎摆脱不了老虎的本性。意思是批判西方殖民统治在印度实施的法律、医药、铁路、电报控制。甘地改革模式是，宗教改革演变成道德改革，道德改革演变成社会改革，社会改革演变成政治斗争。道德解放将产生政治自由，因为印度人一旦抛弃了英国统治所依赖的精神霸权（允许英国人统治），他们将中止协作，这是建立英国统治的基础。甘地用文笔清楚地表述了文化运动能够避免和殖民统治直接冲突直到取得胜利的观点。当精神解放完成时，最后的一击是简短而不流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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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61 毫不奇怪，《印度自治》立即被印度殖民政府以破坏性的书籍禁止，到了1918年，甘地在印度还是默默无闻，他提出的一些思想，特别是文化回归和经济自给自足的号召，已经在1905年以后孟加拉的抵制英国货的运动（swadeshi）中发挥了作用，被国会政治家巴尔·甘加达·蒂拉克（Bal Gangadar Tilak）在国会辩论中引用，但是他们缺乏对甘地倡导的政治原则深入的了解。甘地的政治和文化抗争模式，充分考虑了西方帝国主义扩张的高潮，为印度民族主义在战争期间确定了非暴力的群众运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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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63 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低估西方思想的影响都是错误的。几乎每个民族的思想都受到欧美的影响，其结果就导致非西方民族（和欧洲人一起）片面地用西方人的思维和偏见来认识自己，同样错误的是否认来自西方的吸引力和同情。个人自由、代议制政府、民族国家的理想、实证主义科学、基督教学说等，都对非西方国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种文化影响既不能简单地为殖民统治利用，也不能为完全维护帝国主义统治利益被有效使用。这种文化影响的内容是多元化的，甚至有时是矛盾的；它导致的结果是不可预知且多变的；它在触及到根深蒂固的本土文化时，与该地文化态度及宗教认同性密切相关。几乎没有殖民统治能够或者愿意取代本土的社会文化，殖民者和殖民地人民的合作不得不以一种文化契约形式进行交易，确切地说，西方思想通过报刊书籍的印刷、旅游的廉价推广、殖民地教育机构的建立等，深入渗透到殖民地，殖民地的抵抗运动开始转化为以文化复兴和文化抵制为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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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65 这一点依然可以在“种族”观念形成的过程中看到，通常思想是作为欧洲文化的重要武器的。虽然文化差异具有遗传性已成为基本共识，但西方的种族主义是一种松散的文化并无明确的宣言，它使文化特征和身体特征的差异变得模糊起来，尽管其“科学的”实践者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他们通过一些模式化的描述，来阐释欧洲内部的差异和非西方地区在文化和种族方面的巨大差别，但它是通俗的种族主义，而不是在理智上表明的差异，这种差异影响不容低估。生活在亚洲和非洲的西方人，完全明白他们的地位和收入与其宣扬的种族优势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西方人种族优越的论调广为宣扬时，人们将其作为改变自己，争取文明和进步的媒介就不难理解了。对安全的需要、对疾病的恐惧和普遍的怀疑允许欧洲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些相互独立的欧洲人将会完全“本土化”（推翻现有的社会和文化秩序），这鼓励了隔离和区别的多样的程度。这样，西方的种族主义相比一种文化理论而言，更像生硬地展现出一种粗鲁的富有侵略性的社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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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67 但是种族主义并不是欧洲（或欧美）独有的，它极具扩散性。如果说“种族”是西方强大的秘密的话，那么它的吸引力也是很明显的。本世纪末，中国的孙中山就富有成效地利用了汉族优越的观念，倡导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新的中华民族。在孟加拉殖民地，印度受尊敬的人们（Hindu Bhadralok）由于不满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发表对殖民统治者贬损性的话语，民族主义的过度夸饰被端上了种族斗争的餐桌。“印度种族”是最文明的，它的雅利安人与欧洲人有一定渊源，它有一个伟大的种族使命——不是政治上的伟大和军事上的强大，而是行使“精神的力量”。孟加拉人通过有意识地强调文化差异（穿本土的服装）、强健体魄、崇拜勇气、重新认识历史英雄，具备了一个“种族”的所有优良特征，尽管它与欧洲种族形式不同但同欧洲的一样优秀。[104]“一个种族拥有过去，也必须拥有未来”，1904年杂志《巴拉蒂》（Bharati）有这样的评论。[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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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669 也许最令人着迷的是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Edward Wilmot Blyden）的种族主义学说。[106]布莱登出生在西印度，他早年去了美国，在1850年作为获得自由的奴隶回到了西非的利比里亚（Liberia），成为一名长老会的长老。布莱登的种族界限及不断增强的信仰，使他认为非洲黑人需要的是一种更加强烈的种族认同意识。他认为：“我们需要几个能够凝聚我们身体和精神力量的非洲强权，几个非洲黑人种族的伟大中心。”布莱登希望建立一个西非国家，这个国家必须是真正的非洲人国家。非洲人不应穿西式服装，[107]而应穿着本土服饰，同时他也反对种族间的通婚。[108]（布莱登认为只有“纯正的”黑人才能促进非洲的民族主义，他反对“种族混合”的观念。）[109]在1887年出版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黑人种族》（Christianity,Islam and the Negro Race）一书中，他强调伊斯兰教比基督教更适合非洲。有趣的是，布莱登在塞拉利昂（Sierra Leone）的殖民政府中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他的种族思想与他在英帝国强权支持下建立一个西非国家的目标没有冲突。但是，基于自己的利益，1914年前，他的种族意识更多地被用来反对西非的殖民统治已经十分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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