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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殖民：东亚和中东（1880—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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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欧洲人和美国人已经涉足东亚商业贸易长达一个多世纪，他们将商业作为桥头堡（通商口岸）强加给中国和日本，然后强迫这两个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给予外国人在居住和财产等方面的一系列特权。他们强行推行低关税制度有利于他们的贸易利益，又通过对中国的两次战争获得并扩大了这些特权。他们强迫清朝皇帝同意与西方诸国进行平等外交，并接受了（1876年）欧洲人建立常驻使馆的行为。[110]1880年，尽管西方势力已经非常强大，但距离将整个中国（更不要提日本）变成像非洲和亚洲其他地方那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还相距甚远。其原因之一在于东亚距离欧洲相对较远，欧洲对华对日的贸易规模比印度（更不要提美国）要小得多。另外，欧洲人的谨慎也反映出中国作为一个拥有统一文化和一种运转灵活的政治体制的巨大残余力量。那些曾深入非洲，依靠少数雇佣兵建立私人帝国的探险者和海盗，在中国却受到了冷遇。非洲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分裂使得欧洲入侵者可以很容易在当地找到同盟者，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在商业方面，也有着相似的情况。欧洲的商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卸货却无法控制中国内陆的贸易，他们面对的是有着发达商业组织的社会，它被语言的障碍和中国复杂的货币保护着。他们为了商业利益被迫同许多在西方企业中扮演“买办”角色的中国商人打交道。[111]迟至1893年，西方人在中国的这种商业关系仍旧被描述为互惠互利的关系，而不是外国的剥削。[112]在这个世纪中叶，经过一系列艰苦的努力，从1870—19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帝国主义的政治秩序仍然为改革主义者李鸿章这位最有权力的政府官员所控制。大部分汉人的民族意识已经被完全唤醒，他们反对掌握着清王朝主要权力的满族人的统治特权。[113]特别是有着节俭传统的清帝国政府竭力避免举借外债，以免特洛伊木马式的里应外合干涉。通过满足外国愿望和利益的互惠性条约——同意侨民在具有影响力的沿海地区经商（在中国的管理下）——北京希望抢在暴力对抗前使中国“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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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满族的威望和清朝统治的稳定也有赖于中国东亚“世界秩序”中心的位置。清朝最伟大的成就是将辽阔的亚洲内陆地区：西藏、西康、蒙古和满洲同亚洲中心地带的中国部分联系在一起。外国对清帝国边缘的进入试图威胁撕开清王朝这个辽阔的权力网。在19世纪80年代，欧洲人不断蚕食中国，俄罗斯人从中亚推进，英国人占领了缅甸，法国人强迫北京放弃其对安南（Annam，大部分是现在的越南）的宗主权。朝鲜的命运陷入了危机，该国易受来自俄国（俄国垂涎朝鲜的不冻港）和日本的影响，其儒家政体受到本国的敌对势力的严重动摇，其中一些是基督徒。然而，清政府不能冒朝鲜可能会切断和中国长期联系而倒向另一个强国的风险，这个“封闭的王国”是进入亚洲内陆的海上大门，是进入空旷的满洲的跳板，失去朝鲜可能会动摇中国草原外交的稳定，使亚洲内陆变成充满敌意的边疆。所以1894年当一场具有日本背景的旨在推翻朝鲜的亲中国政府的行动发生时，北京拒绝让步，但是随后发生的从1894年7月到1895年3月的短期战争，使中国遭受了耻辱性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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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1895年4月）导致了一个仓促而巨大的改革，条约强迫中国确认朝鲜的独立，满洲的一部分、台湾及澎湖列岛被割让给日本，中国不得不支付相当于其一年财政收入的赔款。清政府的声望在中国士大夫（清政府依赖的忠诚学者）、绅士中一落千丈。更加糟糕的是，清政府不得不向外国借款来支付赔款和补缀其支离破碎的军事力量。欧洲列强，面对中国即将崩溃的征兆，引发了一场向中国借贷的竞赛，以领土和商业特权作担保。俄国首开对华贷款的先例，清王朝许诺修筑穿越满洲到达俄国新建的东方城市海参崴（Vladivostok）的铁路，并给予80年内开发铁路沿线经济资源的权利作回报。[114]1898年，德、俄、英均获得了在中国北部临近北京城的海军基地。列强间达成协议互相承认在它们的势力范围内控制清政府准备修建的铁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气氛中，清政府突然宣布了一长串的类似日本明治维新的法令，改革教育、军事和官僚系统。在这些法令实施之前，臭名昭著的皇太后（慈禧）发动了一场政变，免除了改革者的职务。清帝国进入更加恶劣的政治斗争之中，1898—1900年反基督教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他们的支持者占领了北京，切断了城市的交通，包围了外国使馆。虽然义和团的目的在于得到盲目排外的大众支持，来保卫朝廷（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但结果却完全事与愿违。列强（欧洲各国、美国和日本）派遣了一支大规模的军队（45,000人）保卫他们的使馆，镇压了义和团。中国的统治者犹豫不决不知所措，错误地打算与所有世界强国发生冲突，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遭受更大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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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和她的清政府一起逃离了北京，中国被迫接受另一笔巨额赔款。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政府也被迫同意有利于对外贸易的改革关税。在“外交团”——外国使馆的共同威吓下，北京再度屈服，承认外国加深了对中国内地的控制。与此同时，列强发布的信息也表明，镇压了义和团的侵略军将逐步撤离。可是两年多后，尽管俄国答应撤军，但满洲仍然被近15万俄军士兵占领。[115]其他列强似乎无法停止俄国的对外扩张、经济掠夺、领土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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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避免列强的瓜分和经济监护已经有望获益，其原因是复杂的。首先，列强没有机会达成类似其在非洲进行瓜分的协议，如俄国人希望在中国北部建立帝国，但英国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英国不希望中国分裂，另外伦敦的力量不足以保护和控制印度之外更辽阔的亚洲殖民地，还要避免俄国军队在其门口建立“第二个印度”。[116]义和团危机与英布战争恰在同时发生，引发了英国国内的反战意识，对英国政府来说，战争的深入无疑等于政治自杀，所以一个未分裂的中国和一个顺从英国的政府，更符合其贸易和投资利益，因此英国和美国（它们的观点相似）鼓励日本反对俄国的扩张行动。1902年，英国希望利用日本牵制殖民对手俄国，决定与日本签订英日同盟，承诺如果日本遭遇一个以上的强国攻击，英国将提供军事（特别是海军的）援助。[117]不论是法国还是德国，还有其他对中国感兴趣的强国，均有足够的手段去强化针对伦敦和华盛顿的殖民瓜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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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瓜分中国的问题不是帝国主义列强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的问题，因为中国人表现出来的顽强抗争，使瓦解中国政府是困难的。另外，由于自身利益，士大夫阶级对给予其职位的王朝统治保持忠诚。1894—1895年甲午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削弱了清政府的“天朝”威信，中日之间的冲突是新的政治环境对国外干涉的反映。19世纪90年代见证了处于王朝统治的古老中国的政治运动快速发展，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坚持认为，中国是一个汉族的国家，只能由汉人选出的领袖进行管理，[118]清政府或满族王朝是外族专制。[119]并不仅仅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反映出中国政治的斗争精神，围绕通商口岸城镇的新式商业活动创造了新的社会结构，随之崛起的新的城市中产阶级自觉地创造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社会。[120]通商口岸的工业化形成了中国工人阶级，这是一群足以威胁外国利益和租界的普通大众。地方绅士从太平天国起义后享有与日俱增的自治权，他们扮演了反抗外国威胁和保卫中国的角色，他们逐渐认识到朝廷的腐败和无能。当北京在暴乱后重新走上改革之路的时候，政权落入了地方士大夫的手中。新军（以欧洲和日本为模板）、新的官僚、新的学校，以及以儒学为教学大纲的古老考试体系的废除，切断了士大夫阶级联结清帝国古老的忠诚纽带。在地方，正如《时报》记者对外国编辑所说“铁路并没有使中国进步”，因为士大夫竭尽所能利用铁路特许权的让步扩大了外国在华的影响。[121]对于英国的金融家，像拥有香港银行和上海银行的查尔斯·阿迪斯（Charles Addis）来说，中国要求“收回路权”意味着，他们外国人可以投资铁路修筑，但不能奢望控制铁路。[122]当清政府孤注一掷地为重塑政府权威和支撑财政而计划将新的铁路从地方政府收回（1911年5月颁发的将所有干线“国有化”的法令）[123]时，引发了一场推翻朝廷的起义。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中国开始了长达40年的混乱，但也宣告了中国被征服纳入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的可能性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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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1890年后验证欧洲在东亚影响提升的最好的例证。有点讽刺意味的是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引发了欧洲列强之间争夺世界的竞赛，日本不愿充当西方帝国主义“小兄弟”的角色，日本对欧洲的意图深表怀疑，害怕欧美联合破坏日本还不稳定的自治。伊藤博文（Ito Hirobumi）在1882年考察西方政体后评论道，欧洲人“帮助并爱护他们的亲戚朋友，试图逐渐消灭边远和无关的人……东方的情况像一座建在鸡蛋上的塔一样脆弱……我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增强和扩大我们的武力”。[124]在“脱亚入欧”（Datsua-ron，1885年）中，福泽喻吉（Yukichi Fukuzawa），日本现代化的伟大倡导者，提出脱亚论。但脱亚论并不是说日本应该和西方列强结盟，恰恰与其相反，日本明确的目的是要担当亚洲的领导者并保护亚洲的自由。确实，日本人对中国的想法反映出矛盾的情感：鄙视中国的“落后”；垂涎中国的资源；担忧在自己行动之前，中国大部分地区落入欧洲人的手中；也有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深切同情，故而接受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留日学生。接着，日本在政府改革方面的巨大成功和保持自身独立的模式，在中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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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日本的作为比树立一个榜样多得多。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执行了一套针对俄国在亚洲东北部扩张保持警惕的防御政策，到19世纪90年代，这种彼此间的怀疑聚焦在朝鲜问题上——朝鲜是日本神话中插在日本心脏的匕首。1895年后，俄国坚决反对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上升，1898年以俄国在满洲的权益交换日本在朝鲜的权益协商，随着俄军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大规模集结而失败。当俄国人拒绝从满洲撤军或者让步时，日本宣称其在朝鲜（东京在这里的控制并不稳定）具有特殊地位时，日俄战争不可避免。结果令人吃惊，当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绕过大洋前来碾碎日本新的海军时，在朝鲜和日本之间狭窄海域的对马战役（1905年5月）中，被日本海军一举全歼。此后不久，一支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日本军队，在满洲心脏地带的奉天（Mukden）战役中，击败了俄国。在随后签订的停战条约中，日本接管了俄国在辽东半岛的基地和在南满的商业特权，还得到了位于北海道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库页岛（Sakhalin）南半部，日本通往“保护”朝鲜的路被清理干净了。1910年，日本完成了对朝鲜的完全吞并。从表面上看，日本已经成为该地区最强大的海陆军强国，任何外来强国对该地区的武力干涉都需要它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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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应该夸大日本的强大。日俄战争测试了东京财政资源的极限，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害怕西方针对日本帝国扩张做出强烈的反响。富有经验的政治家伊藤博文警告说“满洲不是日本的领土”，[125]西方国家中美国的对抗更为明显。[126]然而，日本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日本成了东亚的殖民强国，拥有了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很多军舰是美国造的），并且在战争中击败了一个强大的欧洲国家。日本废除（通过谈判）了根据不平等条约授予西方的治外法权（中国直到1943年才做到），重新得到了完全的关税自主（1911年），至此日本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国，拥有自己的利益范围。日本因远离主要敌对者欧洲中心是安全的。西方商业利益在中国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日本的妒忌和警觉。[127]在欧洲国家的势力正处于顶峰的时候，日本是如何极其有效地成功应对了这种挑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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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是西方长期低估了日本的力量。更明确地说，欧洲报刊没有准确地报道日本，连经验丰富的旁观者也觉得日本的政治非常难以解释。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只对日本离奇古怪的事情感兴趣，认为日本只是一个由天皇统治的“矮人国”。[128]对日本军事力量和技术的严重误判导致了1905年俄国海军的灭顶之灾。当然日本也有一个能保护其利益的独一无二的地缘政治的有利位置，占据着欧亚大陆和外部世界中间的边缘区域。日本距离欧洲的海洋强国英国和俄国都十分遥远，几乎难以到达这些地方（甚至在汽船时代，从英国港口出发，需经32天的航行才能到达东京，日本距离英国在香港的海军基地有1,600海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就充分地利用了这种条件，强化了日本群岛与沿海地区和内陆的联系，1875年日本与俄国签订条约，日本放弃了库页岛（1855年日俄签约共享库页岛的统治权——译者注）获得了千岛群岛（Kurile Islands）。几年以后，延伸到台湾南部的琉球群岛（Ryukyu Islands）被日本吞并。[129]台湾本身是一个边境社会，中国从来没有完全控制过台湾，它成为1894—1895年中日战争中日本获得的战利品之一。对朝鲜的占领和完全吞并，控制了关东（Kwantung）半岛，恢复控制了南库页岛，完成了防护本土岛屿的包围圈，自古以来日本政府担心遭遇入侵的危险，现已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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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本的地缘政治对于改变日本内部的政治不稳定状态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也威胁着外国人在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这给欧洲列强的干涉倒提供了机会。法国、德国、俄国先后限制日本在1895年从中国获得的利益，这表明日本面临的威胁不能忽视。在此评论一下日本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如前面章节谈到，到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国际贸易已经很有竞争力了：本土特产的丝绸原料、棉质服装，都成为日本最主要的外贸商品。关键是日本实现工业化，并没有依赖对民族工业不利的外来资本。到1913年，日本已有400万工人在工厂就业，每个工厂雇用四五个工人，很少或者不使用机器。[130]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尤其是妇女）和非机械化，是日本进入全球经济的门票。[131]日本对引进的技术加以改进和简化，这样可以降低成本，减少对外国专家的依赖。在工业化的先头部队身后，仍留下了数量庞大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直到1903年，日本的城市人口仍不到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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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不仅造就了一个国外影响较小的社会（不仅仅是因为有语言的障碍），而且其社会变化受到严格限制，特别是在农村，古老的乡村等级制度（要求社会的下层等级不许超越上层并表示夸张的尊敬），仍然十分顽固。在更多的知识分子圈内，既支持政治和文化的改革，又深深怀疑西方那种公开主张物质追求、社会分化和文化傲慢。日本官方对基督教的态度依然是敌视的，一成不变地不信任外国。有一个著名的事件足以证明这一点：俄国未来的沙皇尼古拉斯（Nicholas）1891年访日，一名日本警察以为俄国人入侵了，立即追赶尼古拉斯，并打伤了他。在这种敌视的气氛下，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治时代的武士能够在现代国家发挥专横的作用。1889年日本宪法规定日本在仿效西方模式时，仍保留君主的绝对权力和元老们支持的寡头政治，日本仅有1%的人口拥有选举权，所以议会无法控制政府，可军部享有独立于内阁之外的军权。日本“贵族院”（上议院——译者注）的议员名额主要分配给了萨摩和长州两地。为了使这种权力分配显得更为巧妙且富有神圣的光环，议员名额的分配就是“皇权”的忠实运用。在崇尚西方知识的学校里，日本的爱国者把天皇和“崇拜天皇”作为向学生灌输知识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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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方式，日本领导人设计出一种独特的道路使日本进入西方控制的世界。但日本也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同俄国的战争迫使它成为了外国的借贷方，爱国热情在本土的兴起也威胁到政治上寡头统治的发展方向。因为新的债务负担，日本经济赤字增加，日本冒着同其他半工业化国家在这一时期相同的风险：货币紧缩（日本是金本位制国家）；国内制造业需求下降；出口原材料的依赖性增大。[133]1905年的胜利并不能使日本高枕无忧，俄国正在加倍修建横贯西伯利亚铁路，这是俄国东部帝国的钢铁动脉。与此同时，李鸿章的门生、日本人的对手——中国的袁世凯（Yuan Shih-k’ai），从1844年（历史事实应为1884年——译者注）任中国在朝鲜的使者起发迹，最终到达大总统的位置。到1913年，袁世凯得到了西方强国的支持而成为一个强权统治者，西方诸国同袁世凯政府加强了经济往来。袁世凯的地位是日本不愿接受的。[134]但是时间就是一切，当袁世凯的势力还没有破坏日本在东亚地区的优势之前，欧洲战争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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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不是唯一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主义全球化中“尚未完成被殖民的地区”，中东的奥斯曼帝国表现出惊人的恢复力，尽管1875—1878年发生了灾难性的动乱，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仍坚决继续推进奥斯曼帝国的自强，为开发自己国家的潜能，他冒着政府被摧毁的风险，同意分割，使国家力量渐渐增强，吸引了不少本地精英。[135]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统治逐渐取得成效，[136]从阿勒颇（Aleppo，叙利亚境内）到麦地那（Medina，沙特阿拉伯西部）修筑了汉志（Hejaz）铁路，加强了奥斯曼对红海沿岸和伟大的朝圣中心的控制，沿着波斯湾的“阿拉伯之滨”，奥斯曼的军队驻扎在位于科威特（Kuwait）和巴林（Bahrein）之间的埃尔哈萨（El Hasa）地区（英国在该地区的势力也在增强）。与此同时，1896年后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得益于原材料贸易的繁盛。[137]虽然现代化机器的工厂很少还相隔很远，但棉花地毯制造业发展稳步上升。[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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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纯亚洲国家，奥斯曼帝国有可能综合利用了其外交影响和文化凝聚力，为建设强大的国家和强大的经济赢得了时间。但奥斯曼帝国的西半部则十分危险地处于欧洲民族主义的不断压力之下，直接的表现是宗教和种族冲突。1878年后，奥斯曼人紧紧抓住帝国在欧洲的部分，包括阿尔巴尼亚（Albania）、科索沃（Kosova）、马其顿（Macedonia）、鲁米利亚（Rumelia）、色雷斯（Thrace），这里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是穆斯林。[139]但是每一个企图控制奥斯曼地区的殖民强国，都会增强它们种族和宗教分离的趋势，使它们统治下的民众反抗的趋势更趋激烈。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是如此。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进行激烈反抗并威胁取消地方自治，19世纪90年代末，克里特（Crete）种族暴力事件使奥斯曼卷入了同希腊的战争，在大国介入后，奥斯曼在这个岛屿的统治结束了。到1908年，本地的反抗和外国的干涉似乎导致马其顿重要地区（奥斯曼欧洲的战略重点）处于独立的边缘，对于奥斯曼军队和官僚机构中好战的“青年土耳其”而言，“马其顿的独立意味着失去半个奥斯曼帝国，乃至奥斯曼帝国的彻底毁灭”。奥斯曼帝国的边疆最终退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被迫迁出欧洲。“马其顿问题是关系到土耳其人生存的问题。”[140]1908年并非偶然的一场政变，废黜了苏丹，从萨洛尼卡（Salonica，希腊中部）以土耳其族为核心重建了帝国，但在短期内帝国没有起色。次年，波斯尼亚（Bosnia，理论上依然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被奥匈帝国兼并。1911年，为保持对利比亚（Libya）的控制，奥斯曼同意大利进行了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次年，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蒙特内格鲁（Montenegro，南斯拉夫西南部）趁机清算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残余领土。战胜国之间经过再一次战争争夺，确立了巴尔干半岛脆弱的和平，奥斯曼帝国保持对海峡（Straits，帝国首都所在地）的控制，但它在阿拉伯范围内对土耳其化（Turkification）毫无威望又充满抵抗，如果要想避免被分割，必须更加依赖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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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4年，伊朗（通常还称波斯）仍处于危机的边缘。即使在强势的伊朗国王纳塞尔丁的统治下，虽然他善于治理部落、语言、宗教和社会分裂，但伊朗强国的目的还是难以琢磨的。对为了增加国家收入认可外国通商特权的做法，伊朗的大小商人和宗教人士都持不赞成态度。1896年纳塞尔丁被谋杀，继任伊朗王穆扎法尔·厄丁（Muzaffar alDin）把寻找新的资金来源作为重要的举措，指派一个比利时人负责海关，保证国家主要的税收来源。以里海港口的关税收入作担保，从俄国获得了一大笔贷款，允许英国勘探者在海湾顶头位置勘探石油，达成了《达西协议》（D’Arcy concession），建立其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即BP公司的前身。但伊朗国王的统治正陷入危机之中，外国势力在伊逐渐增强，国外对伊的影响也在增加，更多的伊朗人出国旅游，与欧洲的联系日益增多，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甚至社会主义思想在伊朗精英人士中间传播，一种特别成熟的政治活动在俱乐部和社会上开始形成。当俄国爆发1905年革命时，堵死了伊朗主要的贸易出口并造成了商业的衰落，引起了伊朗资产阶级的不满，1906年，他们与商人、教士和巴赫蒂亚里（Bakhtiari）部落的可汗联合，开展立宪革命，推翻了伊朗王朝的统治。[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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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并非令人满意。虽然伊朗国王被迫接受了新的宪法（该宪法把伊斯兰什叶教定为国教，创立了议会），但它仅仅是在表面上同意接受宪法。当国王通过政变恢复了权力后，虽然保留了宪法，但宪法的作用已经被破坏了。为争夺政府的控制权，多种势力不断斗争，中央权力开始削弱。拥有私人武装的地方政客和部落首领成为真正的权威。一个盖什加（Qashqai）部落的人对英国领事说：“在近代波斯，武力就是君主的权力……每一个拥有武力的人就是伊朗君王。”[142]需求强国保护仅仅是伊朗的开端，1907年后，俄英两国达成了协议，在伊朗划分势力范围：北部归俄国，东南部归英国，中部作为两国的“缓冲区”，这样寻求强国保护的趋势就更为严重了。俄国军队在北部围剿了伊朗国王的支持者和反对者。1911年，英俄要求解雇来自美国帮助整顿伊朗财政制度的顾问，伊朗政府并没有同意。在俄国支持下，地方势力得到保护。到一次大战前夕，北部伊朗驻扎着俄国17,000人的军队，俨然已成俄国的“政治保护区”，英国大使抱怨说：“伊朗北部已经成为俄国的一个省份。”[143]圣彼得堡对此说法不予理睬。伊朗德黑兰政府是由煽动性政治家组成，他们“带有的极端民族主义观点，与当地和其他半球的文化和民族发展水平是不和谐的”。[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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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正常发展被扼杀了？正如那位离开伊朗的美国顾问断言的那样？[145]也许如此，但也不完全是。尽管资产阶级革命造成国王权力下移，且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但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在知识分子和教士当中，对伊朗国家的认同感似乎在事实上得到了加强。但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有俄英操纵的分裂事实，为何竟成为其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原因？除非一些事件的发生恰巧打乱了地缘政治的设置，使列强放缓了殖民的步伐，伊朗正是发生这些事件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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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东（欧洲为这一包括伊朗的广大地区命名）和东亚的这些情况清楚地表明，世界秩序是在欧洲列强控制下的，是欧洲为服务它们帝国利益设计的，这种世界秩序处于最佳的发展状态。欧洲各国兴高采烈地瓜分了欧亚以外的世界，通过强迫合作，把经济和工商业欠发达的北大西洋盆地连接起来，这已经证明并不困难。西方列强将其统治和流行的“新大陆”的地理概念，强加给诸多民族。但是，在被视为“旧大陆”的欧亚地区，要把亚洲国家及其文化并入西方体系，或者达成一个殖民瓜分方案，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欧洲的全球殖民主义范围也是难以划分的。如果欧洲自己垮了，它们的“世界经济”就失去吸引力了，他们可能面临丧失世界经济优势的危险，这种考验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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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H.J.Mackinder，“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Geographical Journal 23，4 (1904)，pp.42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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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查德·科布登（1804—1865）是英国的工业家、商人、经济学家、政治家。自由贸易主义也称科布登主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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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e Times，15 Sept.1875，引自N.Pelcovits，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n Office (New York，1948)，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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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1893)，再版见Turner,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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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个典型的陈述，见B.Kidd，The Control of the Tropics (London，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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