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03000
[111]V.Lieberman，‘Reinterpreting Burmese Histor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9，1 (1987)，p.179.Thant Myint-U，The Making of Modern Burma (Cambridge，2001)，第1、2章。
1707503001
1707503002
[112]关于这个模式，见V.Lieberman，‘Local Integration and Eurasian Analogies：Struccturing Southeast Asian History，c.1350–c.1830’，Modern Asian Studies 27，3 (1993)，pp.475–572；以及V.Lieberman，Strange Parallels：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vol.1：Integration on the Mainland (Cambridge，2003)，第2—4章。
1707503003
1707503004
[113]关于Zanzabar的崛起，见M.V.Jackson Haight，The European Powers and Southeast Africa (rev，edn，London，1967)，pp.99–141。
1707503005
1707503006
[114]1842年2月28日奥克兰爵士的派遣，见Kelly，Britain and the Persian Gulf.p.449。
1707503007
1707503008
[115]关于这个评论，见C.Totman，Early Modern Japan (London，1993)，第15—21章；以及M.Jansen，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Cambridge，Mass.，2000)，第8—9章。
1707503009
1707503010
1707503011
1707503012
1707503014
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 5.与时间赛跑
1707503015
1707503016
欧亚大陆的重要时刻
1707503017
1707503018
欧亚大陆革命标志着大陆和文明关系剧变的开端，它改变了现代早期世界的地缘政治。当俄罗斯人控制克里米亚时，他们像打开牡蛎一样打开了奥斯曼帝国的防御体系，为1804年罗曼诺夫王朝兼并格鲁吉亚赢得了一块跳板。格鲁吉亚是通向伊朗里海省份的大门，不久就通过《古丽斯坦条约》（Treaty of Gulistan，1813年）和《土库曼恰伊条约》（Treaty of Turkmanchai，1828年），从卡扎尔王朝控制中攫取过来。随着防御的失衡，奥斯曼帝国目睹埃及先后被法国、英国占领，又在他们反叛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领导下变为事实上的独立。这种近东地缘政治的急剧变迁，使得奥斯曼帝国和伊朗帝国在面对欧洲国家竞争野心时比以前更为脆弱。但是它们的命运并不特别。在南亚发生了类似的革命，那儿的一个主要以孟加拉为基地的英国“公司国家”，经过半个世纪的战争，到19世纪30年代已经成为主导军事力量。从港口城市孟买出发，英国现在可以把势力推进到波斯湾，跨越印度洋进入南阿拉伯（1839年占领亚丁［Aden］）、桑给巴尔和东非。正是从印度东部和其东南亚的前哨（“海峡协议［Straits Settlements］”），他们派遣大军打破了中华帝国的历史隔绝状态，强迫清朝在1842年开放港口。
1707503019
1707503020
欧洲人入侵亚洲国家、他们突破北美洲内陆（定居者曾经在1783年冲破英帝国的控制）、在南太平洋的桥头堡以及向西非、南非的断断续续的推进，表明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现代早期世界的束缚。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机会主义如何受到欧洲对大西洋商品和亚洲奢侈品需求的刺激。欧洲宗教文化和思想文化的不断增加的普世性的主张，为这些征服提供了一份辩解、一个他们成功的解释以及一个推进的计划。技术革新使（某些）欧洲人比亚洲人更富有成效，使他们摆脱依赖亚洲进口奢侈品尤其是纺织品和瓷器之忧。到19世纪30年代，欧洲人在60年前力不能及的地区，获得了物质的、商业的和文化优势的手段，对位于欧亚大陆一端边缘的欧洲社会来说，他们的文明曾经是令人敬畏和坚不可摧的。
1707503021
1707503022
不过，甚至在19世纪30年代，这样一种欧洲主导并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如果欧洲社会并没有改造以最大化他们在非欧洲世界的影响力，那么第二轮的大发现和入侵以及在欧洲商业、军事扩张背后的技术革新或许并没有多大意义。并不难想象另一个场景，其中欧洲新一轮的扩张减速或完全受阻，最可能的障碍是欧洲自身内部再起争端。1815年的和平给拿破仑帝国主义的败局盖棺定论。但是，需要一个大陆联盟打败它的一个躁动不安的超级大国、暴力革命的思想遗产、华而不实的国家（像荷兰）、被埋没的民族（像波兰）和横跨中欧、南欧的脆弱王朝机构（哈布斯堡帝国），一起为大陆和平开出了一张没有希望的处方。新一轮的战争，或甚至一种武装的和平（一种冷战），会有着更为广泛的后果。它会阻塞贸易通道，激励普遍回归到经济学家罗伯特·马尔萨斯（Robert Malthus）预言的重商主义的自给自足，从而扼杀英国工业主义的试验（“在现代，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已知商业和制造业大国……”马尔萨斯说，“能够赚取比欧洲其他国家平均数更高的利润。”）。[1]它会推迟资本和技术的扩散，这种技术开始了1830年以后的欧洲铁路时代。[2]它会阻挡欧洲移民流，这种移民只有当海路安全、少量征兵时才可行。确实，欧洲的任何普遍战争会改变19世纪世界的面貌。如在早期的冲突中，欧洲国家会把争吵带到其他大陆。在亚洲大国中寻找同盟的诱惑会是不可抵御的。甚至当它们和平相处时，英国、法国和俄国为争得奥斯曼人、埃及人、伊朗人和中国人的恩宠而激烈较量。对亚洲统治者来说，事实表明有着欧洲同盟的帮助，现代化其军队和驾驭政治变革的步伐可能会容易得多。同时，随着他们依赖的贸易、资本和人力的流动被堵住或冻结，在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海外“新欧洲”的发展会陷于停滞。在1750—1830年的起义后，世界会走向新的均衡。被欧洲分裂的痛苦所庇护，欧亚大陆其他部分和外围世界的许多本地人会获得一个喘息的空间：来侦察、改善装备和改革。
1707503023
1707503024
反之，他们发现自己在与时间赛跑：一场在欧洲国家和财富能摧毁他们的防御以前的“自强”（self-strengthen）赛跑。欧洲社会不是重演自相残杀的争端，而是相反地从战争中退却，在小心翼翼的、有限的和竞争的自由主义的思想旗帜下，从事政治经济合作的不稳定试验。一个“大欧洲”（Greater Europe）出现了，包括了俄国和美国在内的辽阔区域，面对不驯服的自然、敌对的当地人或“亚洲的”竞争者，内部的政治文化差异被共享的“欧洲性”感觉中和（美洲性只是外省变体）。“大欧洲”的出现是一个重要且出乎意料的演进，它是一股巨型增长的世界力量，巩固了物质世界的能量。因为如果欧洲想要超越其欧亚大陆老局限，主宰世界的中心，它不得不更上一层楼。它不得不重新发明为“西方”。
1707503025
1707503026
发明西方
1707503027
1707503028
讨论在横跨美洲西部到俄国东部的北方广袤世界里，一种一个大国控制下的和平形式在19世纪中叶盛行似乎是奇谈怪论。至少有6种例外会进入脑海。在欧洲国家间有战争：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其间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交战；意大利战争（1859—1860）和德国统一战争（1866年）中，法国、皮埃蒙特-萨丁（Piedmint-Sardinia）、拿不勒斯（Naples）、奥地利和普鲁士卷入；丹麦公爵之战（1864年）；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还有边界战争，如1877—1878年欧洲的俄国与奥斯曼帝国战争，在北非的法国和穆斯林间的战争，1882年英埃战争。其中最漫长、最血腥的冲突是发生在美洲大陆的南北战争（1861—1865）。然而，这些冲突虽然不计其数和充满血腥，但是没有一个导致大欧洲的国家与社会间的普遍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涉及三个大国，险些涉及第四个（奥地利），但实际上是一个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地方性战争。意大利、丹麦、德国统一以及普法战争是短暂的、相对有限的战役，其中并不直接相关的大国拒绝参与。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在欧洲国家间并没有流血冲突就结束了。美国内战没有涉及其他国家，尽管北方封锁南方几乎引起英国的干涉。
1707503029
1707503030
更重要的是，这些战争的结果并没有激起一场对欧洲大陆或西半球主导的更广泛的战争。在意大利、德国和美国，其主要影响是摧毁区域壁垒，它们阻拦更有凝聚力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尽管它们对战士和平民造成了破坏性影响，但是这些“西方战争”的有限性或许对这种广泛信仰做出了贡献，那就是武装冲突是解决国际纠纷和“建立民族”的一种可接受的途径，也许是必需的途径。但是，是什么力量抑制了欧洲人相互摧毁的无限战争？他们在1815年前参与过这种战争，1914年后他们发动了甚至更具灾难性的毁灭性战争。
1707503031
1707503032
最重要的影响是大战的记忆，自1792年以来横扫欧洲一代人的记忆。无休止的战役与冲突循环不止，任何持久和平之表面不可能性，革命动荡和军事专制主义的经历，战争揭示的民族社会结构的可怕的脆弱性，给欧洲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它败坏了旧体制的名声，它如此令人不齿地没有保持和平。它败坏了旧外交的名声，现在看起来它是那么具有讽刺性、机会主义和不可靠的。它展示了迫切需要集体行动，反对可能危及普遍和平的任何大国。它突出了为地缘政治稳定而重建欧洲的重要性。1815年的维也纳协议和意在维持它的“协调机制”（concert system）是政治家们的杰作，他们的口号是“永不重演”。[3]
1707503033
1707503034
反对违反《维也纳和约》的集体制裁行动不久就崩溃了。但是协调机制的主要原则有着更久的生命力。它们禁止任何可能打翻欧洲五大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和俄国，即公共事务的“管理委员会”）的总体势力平衡的单边行动。对二流国家控制的变动或其王朝帝国行省的变动，需要与会国家集体同意。当然，当这些大国争吵不休时甚至这种条款也形同虚设：它们的不和被法国和皮埃蒙特在1859年利用来反对奥地利，又被俾斯麦（Bismarck）利用来反对奥地利，后来又反对法国。但是其基础协定又是惊人地坚韧。甚至常常被视为欧洲外交的不文明者、对控制海峡有着贪得无厌的胃口的俄国，也顺从协调思想，其巴尔干外交比英法批评家揭示的冒险要少得多。[4]
1707503035
1707503036
协调体制的力量来自利己主义：并不只是害怕战争，而是对地缘政治变化的担忧。英国领导人有时倾向于在国内哗众取宠，在外谴责欧洲邻国的政治。奥地利镇压北意大利和匈牙利就是一个特受钟情的靶子。但是甚至与帕麦斯顿（Palmerston）一样好战的大臣，通常更倾向于言辞而非行动。[5]一种比协调原则更强有力的纽带把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团结在保守同盟中。所有三国都蔑视任何民族原则，统治着辽阔的东欧领土。所有三国都有理由担心（尤其是1848年革命后）它们中的任何疏漏会触动一场普遍爆炸，其中被肢解的波兰（它们中每个都有份儿）会吹响第一声和最嘹亮的号角（1863年波兰起义只是个及时的提醒）。这就是为什么俾斯麦（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容克［Junker］地主）尽管有谈论“血与铁”和权力政治（Machtpolitik）的声誉，但却中止了对欧洲版图的一切激烈重组。他的1871年“德意志帝国”仔细保护了德意志联邦的老国家和君主，拒绝了把所有德意志民族（包括那些在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德意志人）团结到单一国家的思想。确实，直到1870年，对维也纳秩序的主要挑战并不是普鲁士而是法国。这是波拿巴的侄子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他在1851年宣布自己为皇帝，他策划瓦解了奥地利在意大利半岛的霸权，但是甚至法国人（更不要说路易·拿破仑依靠其选票当选的农民）对革命战争也没有胃口，他们干预的矛盾结果，并不是他们所要的北意大利附庸国，而是一个全意大利人的地中海对手。10年后的1870年，法国大陆主权说的空洞在色当（Sedan）残酷地暴露出来。由此可见，宣称从19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和平弥漫“西方世界”似乎言过其实，但是得出一种宽泛的地缘政治稳定——一种大国主导下的和平局势——维持着的结论则会是合情合理的。这种稳定有着几个重要后果。第一，尽管英国的海上优势从不完全，[6]但是大欧洲内（尤其是北大西洋）以及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海上通道在整个时期一直是敞开和安全的。[7]这对大陆与大陆间交通的廉价、可靠和速度，以及以欧洲为中心的贸易逐渐扩展有着莫大关联。从19世纪40年代起对新的蒸汽舰队的巨额投资，在海上混乱的状况下会是不可想象的。第二，大陆国家保持的微妙平衡与英国的海上力量相结合，排除了对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干预，让美国像真正孤立地、没有外部防御需要的负担似的发展。这个空前的优势容许它们专心致志地追求经济增长，让直到1865年最终解决的一直威胁瓦解联邦政府的暴力冲突在地方得到处理。第三，欧洲外交结构确认了俄国、法国和英国追求大陆外利益的广泛自由，但同时限制它们的帝国主义的自由竞赛。1815年以后在东南亚荷兰殖民帝国的小心保留以及1842年以后大多数欧洲国家在中国享有的同等贸易和领事权（主要由英国军队保障的），是大国政府避免在亚洲或外围世界利益的激烈冲突的表现。第四，在大欧洲的地缘政治稳定认可一种“有限自由主义”些许共同意识形态的增长（逐渐的、不稳定的和竞争的）。
1707503037
1707503038
这似乎也是对一批国家作出一个强烈断言，其体制范围从大众民主（在美国）到有限选举权的议会制政府，直到政治阶梯另一端的准神权的沙皇专制制度。欧洲政治思想家进行意识形态小册子轰炸，谴责（或颂扬）君主政体、共和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帝国主义等当然是真的。这个时期的欧洲历史生动地表达了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面对根深蒂固的国王、皇帝、贵族和农民的保守主义的挫折。在失败的1848年革命中，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被它们的保守主义敌人打败，保守主义有着战士、官僚和神职人员的支持。但是，到19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并不排除俄国）都出现了自由主义国体的雏形。
1707503039
1707503040
欧洲自由主义有着漫长的家世。但是作为一个实际计划，其感染力归功于1789—1815年间的欧洲政治大危机。这个阶段的激烈动荡包含了一种双重警告，它们表明甚至最强大的旧体制国家也会被下层运动推翻。旧式专制主义是一条抵御大众骚动的薄弱防波堤，社会和政治稳定不只是需要单纯的“正统王朝主义”——对过去的回归。第二个警示同样可怕，法国的革命暴力被控制住——但是被拿破仑·波拿巴的专制主义控制。拿破仑的遗产是错综复杂的。在法国和意大利，人们特别钦佩拿破仑缔造国家的创造性天才——法典；行政管理的匀称；教育改革；一幅秩序与改善国家的美景；最重要的向有才干的人开放的职业。但对欧洲其他地方来说，甚至对法国来说，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正是拿破仑野心的可怖力量，正是残酷地消灭（以及残酷地创造）统治者、国家和机构，正是自我加冕的皇帝摧毁了敌人，获得了大陆的支配权。[8]若旧制度欧洲面对欧洲的大众骚动不堪一击，那么反对一个“现代”专制主义似乎实际上并无裨益。
1707503041
1707503042
19世纪中叶的自由主义核心信仰，来源于对欧洲历史的这个可怕阶段的深思熟虑。需要政治机构来逃脱战争与革命的循环，来保卫国家避免受到大众骚动和专制新贵的影响。统治者必须更“正统”，他们需要更广泛的社区和集团的忠诚，他们的仆人和官员必须受到监督，最好受一个代表机构的监督。这就提出了谁应该代表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一个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居民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问题。自由主义的回答是这种观点的关键，是其政治理论的根本前提。
1707503043
1707503044
这是瑞士出生的法国人本杰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天才地描述的，其政治著作是对革命暴力和拿破仑暴政的强烈摒弃。贡斯当认为，普通人注定要抵御对他们私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干预，国家的专制行为摧毁了个人的任何信任，而这是所有社会和商业关系的基础。他区分了适当的（和狭窄的）权威领域和广泛的领域（现在会被称作“市民社会”），私人利益的自我控制应该普遍。他认为，第一，现代社会太复杂以至于政治上不能用旧式城邦国家的风格统治——许多早期作家（包括卢梭［Rousseau］）热衷的模式。多样性、多元化和地方主义是稳定和自由的秘密。第二，与行政者相应的立法者，应该从最不可能赞同专制权力扩大或受野心家煽动的人中招徕。政治应该是有产者的专利，他们会对“贫穷劳工”施加有益（并且受教育的）影响，有产者是公共利益的真正守护人。第三，让财产权和其他公民自由被大家接受的规则保护是必需的——这种思想隐含着法典编纂以及机构设置。[9]
1707503045
1707503046
贡斯当对他的自由主义体系做了进一步的重要调整：它本身与社会进步相一致。任何形式的专制政府迟早要一刀切。不过，没有思想自由，所有社会注定停滞不前，因为思想的表达和交流是每个领域进步的途径。确实，没有思想的自由交流，政府自己几乎不知道走什么样的路。既不是贡斯当也不是追随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想提倡一种无政府思想。他们真正关注的是有教养的、开明的和有产者的思想自由。因为（或者他们这么假定的）正是那些人才是真正的政治民族、自由的捍卫者和改革的机械师。在这些人的监护下，公民社会将是自由而富有生机的。
1707503047
1707503048
当然，围绕着这些信念引发了一片争议声。作为国家元首，世袭君主能否被信任，或者共和制是代议制政府的唯一安全形式？女性能不能成为国家政治的一部分，或她们“身体上的脆弱性”是一个决定性的障碍？难道商业和工业财富可被用于确认其所有者的政治德行，或者说这种德行只源于土地上的财富？宗教是自由思想的敌人还是社会道德的重要支柱？法律应该体现“国家的习俗”（并且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还是（如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信徒相信的）把社会从过去的“死胡同”中解放出来？接着也许有着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困扰自由主义的问题：“民族国家”的实现——共同的民族、语言和（有时）宗教身份——是不是自由机构运行良好的必要前提？那么，若是民族的追求与自由主义计划的中心原则相冲突——思想自由与政府权力的严格限制——又怎么样？民族主义是一个向前看的思想，或者是（除了在一些有利和“进步的”地方）一种落后和愚昧的信条？
1707503049
[
上一页 ]
[ :1.70750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