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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 8.被否定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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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被噩梦惊醒、惊魂未定的人们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的末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自1918年以来已破裂且脆弱的国际社会结构,破坏了各国机制的正常运行。同时,也阻碍了各国间的贸易通道,创造了经济间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它给各国人民和政府带来了无论在财力上还是体力上都难以承受的巨大的压力;它通过宣传、管制以及错综复杂的经济控制等手段制造出强权统治的新形式;它将意识形态升级为激励和动员人们斗争的方式;它将极端的混乱远远传播到战区或军队之外。战争驱逐、奴役或屠杀了大量的人口,尤其是在欧洲、东南亚和中国。不管战争如何结束,却必然给战后的和平投下阴影。已经筋疲力尽、无所适从的各国人民和政府将担负起繁重的重建任务。[1]战后,人们把社会和政治凝聚力或纪律的构建放在首要的地位。那些在战时生产能力能继续保持甚至得到提高的国家,将在国际权利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使重新回到20世纪30年代,一切也都不可能恢复原样。正如1914年以前的世界一样,1939年以前的世界永远逝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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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意味世界像月球表面一样让人感觉全然一新。尽管战争冲突造成了极度的紧张与压力,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美洲和非洲——依然保留着它们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在其余的地区,普通民众最强烈的愿望是(几乎无疑是)不受权威的控制和渐渐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们会对新的规则、新的劳动要求或新的物质困苦感到不满。战胜国将用以前的目标和假想来换取和平的到来,不论这些目标和假想在战争离奇的过程中被如何修改。无论在哪里,它们将会利用战争遗留下来的力量来建立一个符合它们利益的新秩序——如果它们能决定这是什么样的秩序。战胜国对争取和平的详细方案(战争年代的另一遗产)取得一致意见,或者以共同的决心和手段将和平强加于全世界,这在现实中几乎不会发生。因此战后的世界(不管预言家和策划者的梦想如何)不是新的开始,它也不能治愈战争带来的创伤。战后世界就像一座被炸毁的城市,它最紧迫的需求是重建在战争中幸存的建筑物以及在竞争的签约国中间分配剩余的东西。但是由于在何地重建或拆除什么建筑方面很难达成一致,再加上它们竞相索取其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废墟遗址,重建工作进展缓慢,充满争议并令人痛苦。1949年后,这种糟糕的气氛变得更加剧烈,因为两个超级大国现在都拥有原子弹这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是旧帝国解体、新帝国产生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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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大陆的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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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出现在1942—1943年。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中,美国在西太平洋摧毁了日本海军的进攻力量。10—11月在阿拉曼(Alamein),德意联军试图攻占埃及和将大英帝国一分为二的努力遭受了致命性的打击。最重要的是,德国打败苏联的希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Kursk)坦克战中被有力地粉碎了。不管轴心国取得过怎样的成功,1943年中期以后,它们已不能继续保持攻势,东京和柏林也不能再诞生出新的世界秩序。战争将何时结束?怎样结束?战后世界的状态如何?怎样平衡战火停熄后战胜国之间的力量?这些都仍然留给人们巨大的不确定性。不论是同盟军1944年6月在诺曼底遭遇的灾难,还是几乎同一时期日军在印度的边境英帕尔(Imphal)的胜利,都将对战争总体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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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联合国家”一方(反轴心国联盟开始这样称呼它们自己),消灭旧的殖民体系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最强大同盟国的共同目标。莫斯科对帝国(除了苏联的民族多样性外)的敌视是不言自明的。殖民体系的毁灭将宣示资本主义的必然崩溃。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毫不掩饰他对欧洲殖民秩序的厌恶,出于对丘吉尔的尊重,他将怒火更多地指向法国殖民主义的罪恶而不是英国。但是美国政策决策者普遍认为,尽管英国人英勇地保卫岛国的安全,但英帝国已经走上无法挽回的衰落之路了。英国人自己也确实认同这一观点。新加坡的陷落,马来亚和缅甸(Burma)的沦陷,英国军队的虚弱表现,帝国对亚洲尤其是印度缺乏进一步热情,这一切都显示英国主导南亚和东南亚的世纪已接近尾声。固守旧式的帝国主义统治将是无用而危险的。在《殖民地上的苏维埃曙光》(Soviet Light on the Colonies,1944年一份《企鹅特刊》[Penguin Special])中,一位专业评论家将英国的殖民政策与苏联在中亚共和国的实践进行了反面比较。[2]英国政府担忧美国敌对的公众舆论,于是发动了一场富有吸引力的攻势,以展示殖民统治是促进“落后”民族的民主和发展的一种仁慈的伙伴合作方式。[3]它允许殖民地政府扩大政治生活的范围和举行更多的选举活动。殖民地的政治家们没有错过这些机会。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战前呈僵持状态的殖民地政治局势将毫无疑问地被打破。体现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是在1943年,英国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其他特权,中国遗留下的不平等条约最终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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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战争的进程并不能确保世界帝国平稳过渡为民族国家。盟国首先要确保安全的地区是中东,英国立即要求恢复它自1918年以来在中东享有的优先权。的确,胜利让它们得以攫取更多的权益。它们不仅让开罗成为中东地区的活动中心,而且成为地中海大片行动领域的中心。1936年英埃条约中被划分出来的“苏伊士运河区”变成了巨大的军事领地,除了可以建立兵工厂、商店、训练场和机场,还可以驻扎成千上万的军队。作为英国的军事基地,它可以派遣军队在各地作战。事实上,没有迹象表明英国要放弃对中东地区的统治权。它担心苏联的复兴,怀疑斯大林对伊朗北部(战争期间被苏联军队占领)和土耳其海峡的野心。它决心保护在伊朗西南部获取的石油开采优惠权以及海湾阿巴丹(Abadan)的炼油厂。它将中东地区视为控制东半球的重要平台,其目的不是施行20年前已不适用的旧式殖民统治,而是通过便捷的方式重建殖民地的政治。它认为通过交换保证当地不受外来攻击的承诺和一揽子慷慨的经济援助方式,埃及、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的“温和”民族主义者会接受一个更加“谨慎”的英国。它没能预料到二战结束后如潮般涌入的犹太难民使巴勒斯坦(国际托管英国委任统治)的阿以冲突迅速加剧,阿拉伯人认为以色列(Israel)的建立(以及1948年英国撤出后阿拉伯在巴勒斯坦战争中被打败)是英国的一种背叛行为,这给英国在阿拉伯国家中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帝国势力在中东地区的终结决不是向民族国家时代的自然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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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问题、英苏对抗的风险以及石油储备的日益重要性将中东地区的未来与欧洲战争的后果紧密联系在一起。欧洲理想的解决方式是重振战后国家体制,恢复民主自治政府管理和加速经济复兴。如果有这样一个“新欧洲”的出现来抗衡美苏两大势力,那么战后世界的总体格局将大为不同。但是战争的过程使这样的结果不可能出现。同盟国对“无条件投降”(部分出于对纳粹体制的憎恶,部分出于担心谈判将使它们分裂)的坚持和希特勒战斗到底的决心,使几乎整个欧洲在1944—1945年变成了巨大的战场。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已被庞大的纳粹帝国动员起来投入战争,它要消灭战前的国家和社区,清除战前的少数民族。纳粹帝国主义在东欧、西欧和中欧造成的死亡般的剧痛和暴力,种族和意识形态差异以及是否被界定为通敌的耻辱,这些都构成重大的遗留问题。在恐惧、报复和仇恨的氛围中,重新恢复民主自治政府活力的任务在社会或种族冲突以及外来压力下显得极为艰巨。欧洲在世界的地位不会很快得到恢复。代之出现的情形是战胜国及其在当地盟国为赢得对已消亡的纳粹帝国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一系列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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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分裂没有立即出现。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最初期望似乎是对利益的大致分配,承认苏联在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统治,但是留下广泛的“中间地带”——包括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它们的未来将取决于欧洲的和平。然而只有解决了德国问题,一个真正和平的欧洲才能实现。对德国重新崛起,在东欧和中欧的废墟上建立新的德国霸权或第二个纳粹帝国的担忧支配着同盟国的外交。显而易见,这也是苏联外交考虑的首要因素。因此欧洲在重建过程中要防范德国的再次进攻以确保大陆的安全。四国委员会(法国加入了“三巨头”)打算永久性地破除德国帝国主义机器的运转并根除滋生帝国主义的土壤。没有武器装备,没有纳粹体制,没有工业基础,德国将不再有能力建立帝国。但是这一方案制定后,同盟国之间出现了分歧。战后恢复经济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们担心拖延经济复兴将使西欧出现大规模骚乱,拒绝推迟在德国势力范围内经济的正常运行。它们不顾斯大林的反对执意而为。1948年柏林封锁以后(斯大林的快速反应),对德国的共同监管被事实上的分区占领取代。在东欧和中欧,苏联帮助那里的共产党建立政府使之从属于莫斯科的统治(南斯拉夫除外)。在西欧,美国通过提供经济援助(通过马歇尔计划)和承诺保护它们不受苏联的压迫来帮助它们建立混合经济和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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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分裂是战后世界格局的一个重要事实。它标志着战时同盟国团结一致的最终瓦解。它坚定了斯大林认为苏联面临着美国进攻[4]的信念——因为资本主义是不能容忍苏联存在的。当苏联控制了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后,它继续向伊朗、土耳其和希腊推进势力范围,这时华盛顿的舆论开始发生了快速转变。因为这似乎证实了美国著名的苏联政策研究专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提出的观点,他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著名的“长电报”(Long telegram)中指出苏联将专心致志于扩张。凯南论证了苏联的扩张既是意识形态的驱动又是沙皇扩张主义在新政府管理下的延续。[5]在美国,遏制苏联的威胁、保卫西欧的政治进程的承诺,被共产主义阴谋破坏美国自由而产生的强烈的恐惧不断推动——梦魇最终演化为麦卡锡主义。它加剧了国家对抗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并且为美国干涉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理论基础。当1950年6月北朝鲜(1945年日本被逐出朝鲜半岛后,在苏联势力范围控制下成立的国家)攻打南朝鲜时,美国坚信发动对抗苏联扩张的全球性冷战应成为美国政策的首要准则。同时,欧洲的分裂使西欧大大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在苏联控制的东欧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这是人们在战争结束时不曾料想到的。欧洲分裂给欧洲以外的世界带来了更为出人意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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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美国领导者对欧洲统治下的殖民帝国感到非常厌恶。在他们看来,这些殖民帝国是特权阶层和民主反动的堡垒,运行效率低下、落后和笨拙,它们是封建的残余势力。更为糟糕的是,它们制造经济孤立,关闭向美国开放贸易的大门,阻碍美国出口的增长。太平洋战争带来的积极影响是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和英国统治下的马来亚和缅甸这些帝国的纷纷瓦解以及英国即将从印度撤军。美国在解除日军武装和对日本进行短暂占领后,它有充分的理由来强调快速解决殖民统治问题。殖民地国家因此再生为前殖民地国家,它们可以向世界上最伟大的前殖民地寻求帮助和建议。欧洲殖民势力因为自身国家的日益衰落以及对国内事务的更加关注,它们也持同样的观点。帝国大概被认为是它们难以承受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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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一个关键的事例中看到正在发生的事实。英国为了使自己免于希特勒的统治而参加战争。然而丘吉尔主张英国参战也是为了保持其帝国实力。丘吉尔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声明:“我还不会成为国王的第一任首相来主持大英帝国的清算事务。”但是在1942年令人绝望的危机中,甚至连丘吉尔也不得不被迫承认战后印度的独立。日本投降18个月后,英国工党努力寻求政治方式给予印度自由但同时保持它的统一。它抵制穆斯林分裂印度的要求,一方面是印度大多数国大党成员拒绝分裂印度,另一方面是英国人希望统一的印度在战后亚洲成为他们忠实的伙伴。但是到了1947年早期,由于英国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他们害怕陷入印度内战的困境,于是便放弃了统一印度的努力。一年后英国派去的新总督结束在印度的主权统治。蒙巴顿伯爵(Lord Mountbatten)不仅仅照章办事,还奉劝国大党要快速获取独立就要以分裂为代价,他在1947年8月即上任6个月以后,发动了闪电式的撤军以防止局势陷入进一步的混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锡兰(斯里兰卡)和缅甸也取得了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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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次从殖民帝国的撤军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响应。英国人也确实放弃了他们在巴勒斯坦的统治。但这主要是因为卷入阿以冲突将会削弱他们在中东极力维护的主导权。英、法、荷以及比利时疲弱的经济和失败的战略使它们的海外殖民地成为无利可收的负担,但是它们远远没有吸取教训。相反,它们认为,要重建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它们需要廉价的原材料和热带商品来换取美元——帮助它们支付从美国进口的必需品。殖民地就是最佳的来源:殖民地可以接受低于世界价格的付款,而且欧洲是软通货,美国是硬通货。西非的可可,刚果的铜,马来亚的锡和橡胶,荷属东印度的糖、咖啡和石油能够使欧洲人民勉强度日直到城市经济复兴。荷兰有句谚语:“如果没有了印度尼西亚,一切将变成废墟。”1947年4月,荷兰发动“警察行动”以获取爪哇的重要经济资产。[6]不久,荷兰财政部长说:“我们正处于深渊的边缘。”不用说,英国在伊朗西南部获得的石油开采权因而变得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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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帝国的争论不单单停留在经济层面。英国固守它在中东的势力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战略家认为制止苏联入侵中欧的最好办法是采用空军力量——英国与纳粹德国作战时部署的巨大轰炸机。英国无法在本国机场轰炸苏联的工业城市,但是它的飞机可以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起飞。英国在中东的统治可以弥补它在欧洲已趋明显的衰落。法国的战后领导者也确信需要他们的殖民帝国——即使版图没有原来大。法国在1940年6月被攻占后,正是其非洲的殖民地发起了“自由法国”的集会。法国若要恢复战前作为世界大国之一的地位,只有保持帝国的完整,更重要的是,帝国能提供足够的军事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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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继续保持帝国的现状并不容易。它必然要消耗财力,转移用于国内重建的宝贵资源。在东南亚,这意味着要在日本占领时兴起的民族反抗运动下重建殖民势力。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下,顽固的帝国主义分子将很少敢违逆华盛顿的否决。其实他们不必害怕。因为当杜鲁门和他的政策顾问领会到苏联的挑战带来的问题时,他们完全颠覆了对欧洲殖民主义的态度,他们意识到迫使欧洲朋友放弃殖民地资产不再是明智之举。当英国为土耳其和希腊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时,美国的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应运而生,同意在地中海和中东与英国一起遏制苏联。美国的参谋长力陈“要尽一切可能在政治上、经济上,必要时在军事上……支持大英帝国和加强英联邦国家之间的联系”。[7]美国承诺一年花10亿美元来保护英国的海外帝国,并默许英国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势力。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大笔的援助被用来维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控制。战争给欧洲带来的令人惊讶的结果是美国变成了欧洲帝国的赞助商和守护者——即使其最终目的是使帝国的殖民经济向美国开放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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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欧洲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不足以导致这样的结果。纳粹帝国不仅在欧洲大陆崩溃了,在东亚也瓦解了。但是,亚洲战争的结束正如欧洲一样出现了无法预测的转折和出乎意料的结果。苏联在对日作战中保持中立。大部分日军(多于100万士兵)被安置在中国以保卫日本的傀儡政府和镇压国民党军队的反抗。美国对日本的袭击是逐个歼灭岛屿的缓慢而血腥的过程,最终(按原计划)在日本的本土展开诺曼底登陆(D-Day)式的大规模登陆。华盛顿对中国在对日作战中所起作用的评价以及对和平年代新的国际秩序的设想,在战争最后一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蒋介石军队在“豫湘桂”(Ichigo)战役中的惨败,使罗斯福和丘吉尔坚信国民党在对日作战中已没什么希望了。欧洲战争一结束他们就转向劝说苏联参加对日作战。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上,他们同意苏俄收回1905年失去的领土(库页岛和库页岛北部),恢复原来在满洲修筑铁路的权利,以及(最令人吃惊的)在亚瑟港(Port Arthur,现称旅顺港)保卫北中国海上安全的海军基地的租借权。按先前的设想,国民党执政下的中国在战后将成为“四大警察”(随从美国、苏联和英联邦)之一,并成为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现在已悄悄地被人们淡忘了。迫使日本投降的急切感,美国人为即将进行的对日海战付出的惨痛代价,使请求苏联援助的至关重要性成为了人们优先关注的新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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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日本的战败不是靠苏联的援助,而是靠美国在广岛(Hiroshima)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但是日本帝国的崩溃以及“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深远主张的破灭,并没有给国民党的形势带来任何好处。在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希望如果打败日本,一个崭新的民族主义中国将在东亚秩序中赢得主导地位。新生的中国将争回失去的权力,重新收回清政府统治下的大片领土:新疆、西藏、蒙古、满洲、韩国、越南甚至可能还有缅甸。[8]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里,国民党政府似乎依然是一支不可抵抗的力量:甚至苏联都认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追随者机会渺茫。[9]事实上八年长期抗战(1937—1945)已消耗了国民党的大部分实力。它仅仅依靠少量的国外援助(美国《租借法案》中只有3%的援助是直接给予中国的),是不可能在占领区以外的中国大部分地区发展战时经济的。出口无创收,通过交换不同地区的农产品而发展起来的国内商品经济被战争破坏并瓦解。当中国经济陷入只能勉强维持生存时,国民党的货币疯狂贬值,已无可救药。向农民征税的手段变得越来越残忍,征税越来越困难。[10]因此,当国民党政府在战争结束时试图消灭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政府时,遇到了坚决的反抗。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思想吸引着敌视地主与城镇的农民——征税政府的统治基础。毛泽东承诺通过农村自助和重新分配土地立刻缓解农民阶层的极度贫穷。[11]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在苏联迅速出兵满洲后获得了决定性的援助,并缴获了日军储备的武器。当蒋介石北上欲夺取对满洲工业的控制时——南满洲是中国最富裕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12]——他过度消耗了日益衰弱的政权资源。1949年国民党的反抗被打败。是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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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具有震撼性的寓意。欧亚大陆发生的每一次战争的结果都是缔造了一个分裂的次大陆。正如欧洲没有达成关于战后欧洲秩序的协议,东亚也没有出现结束战争的和平协定。华盛顿在对国民党的溃败作评估的时候,共产主义浪潮在从朝鲜到印尼(日本也包括在内)这些饱受战争摧残的社会里掀起,并越演越烈。然而美国不可能对亚洲大陆国家做出承诺,因为这会加重它保卫欧洲的负担。正是这样的困境迫使美国转变其外交政策。它减少对荷属印尼殖民统治力量的支持,以加强对英法在越南和马来亚殖民统治的支持来对抗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令美国感到高兴的是,荷兰在1948年镇压了印尼民族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起义。它抛弃了为了中国的利益而中立日本(麦克阿瑟将军预测日本将变成“亚洲的瑞士”)的计划。相反,日本将成为美国在亚洲的盟国,为其提供无条件的领土使用权作为回报。在一些观察家看来,这些引人注目的交易似乎是继承了亚洲不平等条约的主要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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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对一群亚洲领导人说:“我们正生活在转型的革命年代。”[13]这是精辟的分析。战争的影响及其带来的混乱打破了世界大部分地区顺从的习惯。历史学家通常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的3—4年视为冷战的序幕,冷战先是出现在欧洲,然后扩展到亚洲。结果确实如此。但是向冷战过渡的这三四年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并且在世界大多数地方还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同时这三四年发生的事情对所有二战带来的其他动乱造成的影响也不明显。在欧亚大陆点燃的冲突将在全世界引发一系列的爆炸。在其冲击下,已确立的秩序——通常是短暂的和脆弱的——被变形、扭曲或在一些地方解体。那些战争爆发前被排斥的力量——不管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或是分裂主义者——都积极地寻求打破政治框架的机会。当地的政党和利益集团争先恐后地影响地方主要势力,猛烈地进行动员以增强自己的势力。但是他们每一步行动都导致形势的极度不确定性。战胜国会通过一系列集体决定吗——正如毛泽东在1946年所期待的?[14]他们会争吵不休吗?美国会再次像1919年那样滑向孤立主义吗?全球经济会再度陷入萧条吗?战争带来的毁坏性会不会隔绝世界间的大部分贸易?国家控制下的自给自足是恢复经济的唯一可行性措施吗?对战时财产的损害(通过课税、没收或破坏)和对个人权利的普遍逃避会扫除旧的社会差别,永远消除社会不公吗?新的大众文化必定会战胜前工业时代的“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吗?即将到来的时代是一个由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大陆联合体组成的世界,还是一个由自由国家组成的松散的联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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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时代的最初5年里,显示的迹象是相互冲突的。许多小国对1945年成立的更有力的组织——联合国(其前任是国联)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联合国将成为主要大国力量的制衡者还是只是它们竞争和冲突的场所?1944—1945年的《布雷顿森林协议》(The Bretton Woods Agreements)制定了新的机制来防止经济再次出现灾难性的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允许国家在面临暂时的支付危机时,无须求助于曾使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陷于枯竭的贸易和外汇管制。在新皈依者的热情驱使下,美国人要求消除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然而,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在生产能力方面存在的巨大不平衡以及用于购买美国货的美元的短缺,使自由贸易的新时代成了一纸空文。英镑集团(包括英国、英国殖民地、独立的英联邦国家、印度,当然还有像埃及和伊朗这样的中东国家)形成了单独的贸易和货币区,将严格控制使用美元。西欧能以多快的速度恢复生产和市场秩序——即使在美国的马歇尔经济援助下——这一点也不清晰。苏联集团重新回到了自给自足的状态。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很难想象一个发展与繁荣以及有广阔私人选择权的时代会来临。首先要做的是不惜任何代价扩大生产,这与政治自由的快速发展是否相容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小国游离于较大的集团(或帝国)之外,缺乏急需的资金,是否能生存下去似乎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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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世界秩序可能实现的蓝图没有达成共识是不足为奇的。在旧的殖民帝国时代,见多识广的人认为只要形势允许就要维持帝国的运行,这是最安全的选择——即使这是放宽殖民统治的最好办法。在无序的世界,帝国可以以假乱真地证明自己维护殖民地人民的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反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者应该从英国突然撤出其南亚的殖民统治一事中获取勇气,振作起来。但是认为殖民帝国的普遍衰落或被迅速取代是没有理由的。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殖民统治者将很可能在美国的支持下恢复勇气并重建其殖民帝国(以一种被更改的方式)。尼赫鲁的革命年代仍然在酝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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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殖民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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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知道,殖民地的振兴是有限而且短命的。相反,非殖民地化成为跨越亚洲大部分地区、非洲和中东的不可阻挡的政治事实,也得到了拉丁美洲意识形态上的响应。非殖民地化经常被认为等同于殖民统治的终结,但这种看法太狭隘了。一种更为有益的看法是非殖民地化打碎了由拥有治外法权的区域性帝国组成并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体系。杂乱分布在亚非世界的基地、被包围的领土、驻军、炮舰、通商口岸以及不平等条约,在旧的帝国分布图上涂着红色、蓝色、黄色或绿色的殖民地和被保护国的标志,也同样描绘着欧洲的帝国统治。有人假定这种殖民干涉是合理的,因为非欧洲国家普遍没有达到欧洲人期望的文明标准。这种帝国“秩序”勾勒出积极进取的西欧人和北欧人(以及欧洲籍美国人),与被认为是固守非西方文化(有时具有独特性)的“停滞国家”的人们形成了鲜明的等级文化。殖民主义者还希望,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将工业化帝国的资本、制造业和技术能力与非西方国家的原材料和粮食进行交换和劳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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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里,大多数殖民“政权”迅速解体。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难以维系。实际上,正是英法力图维护殖民统治和势力范围的努力唤起了殖民地驱使它们离开的反抗运动。它们在美国势力的庇护下原本可以延长统治时间,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它们这个跨越大西洋的保护者不再信任它们的统治方式。政治气候风云变幻,帝国和殖民统治在国际事务中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合法性。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谴责帝国和殖民统治。推翻殖民统治是一大批前殖民地国家(印度是最显著的)最紧迫的事,它们希望和支持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联合国——超级大国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主要竞技场——的机构和宪章的理想和准则都是为了实现由自由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一进程受解放殖民地运动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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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殖民地化的结果非常惊人。主权国家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几乎比战时数量翻两番。它打破了在一些非欧洲国家的欧洲人的特权机构,这些非欧洲国家都曾经在理论上独立自主。它粉碎了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嘲笑帝国“仆人”的社会思潮。它为后帝国时代成立的政府没收外国财产、控制与外国的贸易以及与跨国公司达成(有时是有利可图的)妥协扫清障碍。它有力推动了文化价值观的重新确立并且抵制——或质疑——那些被认为是起源于欧洲的价值观。以欧洲为中心的帝国秩序的崩溃是否意味着向“由国家组成的世界”的真正过渡,还远不为人所知(我们还将拭目以待)。同样,欧亚的分裂(非殖民地化出现的重要背景)是否会助长新式帝国的崛起也不为人所知。所谓新式帝国,就是它依靠多种有效方式来施加影响而不再靠传统的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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