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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53 中东的非殖民地化进程同样是曲折的、令人痛苦和充满冲突的。那里的人们像东亚的殖民地国家一样把二战的结束视为一个新的开端。随着和平的到来，英国结束了在境内建立的庞大的军事机器——超帝国主义——将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一部分领土被苏联军队占领）变成帝国战争辅助产品。一旦英国殖民统治结束，人们将重新开始政治生活。更好的是，英国人打算（为了他们自己的方便着想）将法国势力逐出法国战前托管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使它们取得独立（1946年），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他们还鼓励在1944—1945年成立阿拉伯联盟。英国想把该联盟作为自己施加影响的途径，使阿拉伯国家在英国的庇护下联合起来。但联盟也可能成为阿拉伯国家联合排除、遏制外部势力影响的载体。苏联、美国与英国平分天下（如果没有一方在势力上超出）的新地缘政治格局很可能回到1939年前的状态。许多年轻的阿拉伯人似乎都希望战后世界将是一个新的“民族时代”。1918年后从土耳其赢得自由的虚假曙光——英国统治取而代之——可能最终会向生机勃勃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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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55 在中东，英国的障碍堆积了很多。英国拒绝撤军的“逻辑”反而使其陷得更深。[40]关于战略（我们目睹的）和严重依赖石油的争论使撤退不可思议。伴随着战略上的软弱与经济上的脆弱开始的和平（伦敦希望只是短暂的），排除了帝国放弃统治的可能性，除非帝国统治已无法立足。英国仍然相信它在中东有强大的权力，它与当地最发达的国家埃及联盟，埃及拥有1900万人口，占中东地区3500万人口的一半以上。[41]埃及君主与地主阶级之间长期的冲突给英国的政治体制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如果需要“劝阻”，它在几小时内就可以将在运河地带驻扎的军队调往开罗。它现在想通过减少军队的数量来改善激烈战争后与埃及的关系。它认为华夫脱党与国王迟早会达成妥协，因为埃及的区域影响如国内稳定一样需要英国的支持。因此当谈判停滞不前时，英国按兵不动等待“风平浪静”时刻的到来。它有实力按它的想法来行动。因为它还可以指望伊拉克和约旦的政治伙伴哈桑王朝（Hashemite）。伊朗和约旦（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被英国划分界线）深信国家的凝聚力以及王室的残存离不开英国的内外帮助。波斯湾分别位于两国的南面和东面，依然被视为“英国湖”。沿着波斯湾海岸林立着从科威特到阿曼的一些小国，它们对英国负有义务，因为英国承诺保护它们免受潜在邻国的蹂躏。在阿拉伯半岛的南端是英国在亚丁的旧基地，是一个英国统治松散的沿海条状地带。似乎所有的这些还不够，英国还打算从意大利手中接管利比亚，建立基地，由英国扶持的国王自治。毋庸置疑，英国通过施加惯用的权力来控制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进行控制的常用手段有外交干预国家间的争端、提供援助以及拒绝与“不友好”国家做生意。英国人玩这种游戏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要摆脱它的统治注定是困难的，会引起分裂甚至可能是血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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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57 更激进的阿拉伯人有明确的解决办法。只要依靠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集体力量就可以打倒帝国主义的强大势力。阿拉伯共有的民族主义理念使英国与阿拉伯国家统治者及“上层人物”的讨价还价失去信用。它将挑战地方精英的自满感，并提高社会的发展水平使阿拉伯人的预期寿命与印度人相当。然而阿拉伯的团结还是一个遥远的梦。种族、宗教信仰与社会阶层的不同——土耳其和欧洲统治遗留下的部分遗产——深深植根于阿拉伯社会。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不得不战胜地区精英统治者间的敌对意识。埃及的民族主义者极少认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萨阿德·扎格鲁勒［Saad Zaghlul］在20世纪20年代嘲笑他们是“一群废物”）。[42]他们流连于古埃及法老王的荣耀中（20世纪20年代图坦卡蒙［Tutenkhamun］法老的木乃伊被发现后更甚），将自己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文化的最佳继承人。埃及人不认为伊拉克和约旦的哈桑王朝是傀儡和暴发户，也不认为他们欲领导阿拉伯世界的想法是荒谬和卑鄙的。哈桑国王们同样确信他们引领阿拉伯民族的历史使命：毕竟是他们在1916年后发动起义并且宣告阿拉伯国家的成立。他们坚定不移地追求一个叙利亚（1920年落入法国之手）、巴勒斯坦、伊拉克和约旦统一下的伟大的哈桑王族国家。他们对沙特王族怀有强烈的仇恨。沙特王朝从哈桑王朝手中夺取了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并将哈桑王朝的汉志（Hejaz）变为“沙特”阿拉伯的一个省。埃及、哈桑王朝与沙特王朝之间的敌对聚焦于叙利亚，宗教和地区冲突使叙利亚成为滋生外部势力的沃土。[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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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59 中东地区政治力量的这种大致平衡很快受到了巴勒斯坦问题产生的火山爆发般的冲击。英国人计划通过平稳过渡政权来维持帝国的地区统治。阿拉伯所有国家都将获得独立：一些国家将通过与英国签订条约获取独立，另外一些国家将承认英国是中东地区唯一具有真正实力的大国。巴勒斯坦发生的变化总是最难解决的，巴勒斯坦自一战后被英国直接控制下的国联托管。20世纪20年代协调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犹太人与保卫家园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矛盾是相当困难的。20世纪30年代犹太难民为逃脱纳粹暴行纷纷涌入巴勒斯坦，使问题更是难以解决。二战前，伦敦想通过限制迁移的人数来平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对激增的犹太人的不满，以确保阿拉伯人的永久主导权。巴勒斯坦可以先争取自治以便为以后成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做准备。这一独创性的办法于1945年后化为硝烟。驱逐犹太难民遭遇的现实困难与政治尴尬、美国支持犹太人的外交压力，以及犹太定居者发动的大规模狂暴的恐怖主义运动都撕毁了截至1948年中期英国当权的伪善面具。[44]结局是所有殖民地世界中最糟糕的：难以控制且充满争议的领土，似乎使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的矛盾永远无法和解；外部刺激使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加之缺乏强有力的决策手段与方法。联合国建议下的巴以分治没能实行。犹太人在接下来与阿拉伯人（包括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国家派来的分遣队）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新成立的以色列国强大得足以获得其他对自己有利的领土分配，但是它没有强大到把它作为永久性结果让阿拉伯国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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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61 阿拉伯的大灾难是中东地区帝国统治结束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它激起了阿拉伯地区的泛民族主义情绪，并给它们提供了发泄不满行动的契机。这对阿拉伯一些主要国家的统治者来说是极大的耻辱，这些国家战后的通货膨胀以及艰难的生存条件使广大民众感到不满，1948年1月在巴格达的沃西巴（Wathbah）暴力示威游行阻止了《英伊同盟条约》（Anglo-Iraqi treaty）的续签。[45]军队中因此也怨声载道，士兵们把战败怪罪于他们的平民领袖。其中埃及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埃及国王坚决要求派出一支军队来提高他在国内的声望，强调埃及在阿拉伯国家中的首要地位。[46]失败的冲击给人们带来的失落感越来越强。但更糟糕的是，埃及国王在将英国势力驱逐出广阔的运河区方面没什么作为，运河区是埃及从属地位的伟大见证。他的老对手华夫脱党首领也一筹莫展。直接行动在外交不成功之后介入，与英国的斗争变得越来越暴力。英国对埃及劳动力的依赖以及英国落后的设施和低效的人事机构为罢工、暗杀以及其他恐怖行动提供了机会。报复与复仇的行动遍布埃及的主要城市。由于社会秩序不复存在，国王打算发动政变来整治军队。“自由军官”运动抢先一步，在1952年6月夺取了政权，国王被迫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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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63 影响起初并不彻底。新政权开始重整社会秩序，它征服了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伊斯兰主义运动——穆斯林兄弟会。当承认英国统治下的苏丹独立为单独的国家时（英国拒绝开罗要求尊重“统一尼罗河河谷”的请求），埃及在上尼罗区的势力已丧失。最重要的是，它允许英国为击退中东地区的外来袭击（苏联入侵的代号）时使用运河区基地，以此为条件获得英国同意离开运河区基地。英国推断在可以用无线电传播核威慑的情况下，基地的存在不仅是政治上的浪费也是形式上的多余。[47]它很希望新的纳赛尔政权能将精力集中于国内改革。它认为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将是有限的。[48]同时它通过与哈桑王族国家进一步联盟以及签订军事条约来转变帝国统治的模式。在苏伊士运河协定中发挥作用的美国势力向英国倾斜，埃及被孤立并允许向好的方面发展。然而纳赛尔却不服从安排，他对英国“体制”的惊人反抗之举成为中东非殖民地化进程中的中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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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65 作为一个埃及民族主义者（新政府成立之初就将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接回开罗），纳赛尔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英国并密谋将英国逐出整个中东地区，泛阿拉伯主义情绪和巴勒斯坦战争对他也有影响。他希望革命的洪流能冲刷掉中东殖民年代遗留下的地主和国王的旧体制。他也担心形势对他不利，换作其他的领导人都会面临同样的困境。苏丹沦丧了，与以色列的冲突不断升级。阿拉伯东部（迈什利克［Mashreq］）不再受埃及势力的影响甚至与之中断贸易联系。没有了国外市场和石油供应，纳赛尔面临国内经济滞胀和日益扩大的社会骚乱。它将不得不依赖西方的经济援助，这是非常危险的。他的政权经不起考验，人们对他的批评将与日俱增。所以当英国组成“巴格达条约组织”（与土耳其、伊拉克以及——它希望的——约旦：下一个目标是叙利亚）时，[49]纳赛尔进行了反击，他拥护泛阿拉伯主义。在沙特阿拉伯的支持下，他强烈支持叙利亚政治中的反伊拉克小派系。他鼓励约旦反抗加入条约组织。1955年9月一场惊人的政变突如其来，纳赛尔冲破西方的军备封锁，计划接受苏联的供应。埃及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大国。到1956年早期，他向中东地区的英国势力公开政治宣战。他控制住了与以色列边界爆发的不断升级的冲突，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他在地区政治中掌握着主动权。他使埃及成为泛阿拉伯事业的推动者，并把泛阿拉伯情感转化为有力的行动。伦敦的反应是恐慌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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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67 埃及与英国的对抗直接导致了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华盛顿不再给埃及阿斯旺水坝提供贷款。纳赛尔收回了被英法共同占有的苏伊士运河主权。这似乎是虚张声势。但也许纳赛尔估计英国要打败他是很困难的。英国撤出了在苏伊士的驻军，它深知公开的挑衅将激怒所有阿拉伯人。来自国际的压力（以联合国为媒介）不可能带来它真正想要的结果：纳赛尔的倒台。纳赛尔也感觉到华盛顿并不完全赞同伦敦发动残酷的报复。纳赛尔迅速的反击反映了英国的政治衰弱。英法干涉埃及与以色列（英法蓄意联合入侵）的冲突，共同占领苏伊士运河意在羞辱纳赛尔，促使他倒台。纳赛尔政权得以幸存的关键是广大人民要求纳赛尔不要顾及阿拉伯的爱国言论而采取行动。这使艾森豪威尔总统相信英国的胜利将引起阿拉伯世界对整个西方世界的一致反抗，阿拉伯世界将向苏联开放更多门户，这样将损害美国的利益。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与纳赛尔战斗——担心纳赛尔的统治会损害石油的供应——但现在英国经济的脆弱是必然无疑的。没有华盛顿的支持，它将面临金融的崩溃。英国最终撤军并赔礼道歉。纳赛尔保留了运河主权。[50]使政治陷阱落空的不是纳赛尔，而是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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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69 苏伊士运河危机标志着英国控制整个阿拉伯世界野心的破灭。它驱逐了大国势力，成了真空地带。这是建立新的中东秩序的时机。纳赛尔是代表阿拉伯世界的拿破仑。他的声誉是无人可敌的：他就是头（rais，俚语“老大”）。庞大的中产阶级、城市和海港、文学和电影、新闻传媒与教育，使埃及成为阿拉伯现代化的象征。纳赛尔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被正式写入埃及的新宪法中）使许多中东国家社会发生剧变。对于城市工人、不断增加的学生、不断扩大的官僚机构和年轻的官员阶层，它提供了政治纲领和文化工程。巴勒斯坦人民结束抱怨，集体努力使国家复兴。在苏伊士运河取得胜利不到两年内，纳赛尔将叙利亚纳入政治联盟，成立了统一阿拉伯共和国。同年（1958年）哈希姆王朝统治在伊拉克结束。纳赛尔仍然要认真对付美国势力（美英共同干涉以阻止约旦和黎巴嫩的统治被亲纳赛尔派推翻）。然而美国惧怕苏联势力的崛起与纳赛尔反对共产主义，为两国关系的修好提供了机会。纳赛尔似乎真正取得了绝妙的双赢。他让更松散宽容的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地方势力。任何觊觎中东利益的国家，都不得不与他和埃及打交道。埃及领导下的泛阿拉伯团结（亲共产主义的新伊拉克政权被孤立）开辟了远景，它可以与外来势力谈条件，它可以将石油作为武器（20世纪50年代石油的产量大大增加），它甚至有能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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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71 然而中东地区的非殖民地化现状离泛阿拉伯主义的理想还很遥远。第一，纳赛尔希望波斯湾的石油富产国阿联酋（特别是科威特）能接受他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推翻它们的王朝统治。但是英国在波斯湾阴魂不散，支持当地统治者反对纳赛尔的政治主张。第二，纳赛尔仰赖的泛阿拉伯情感遇到了强大的对手。战后早期，新成立的阿拉伯国家似乎是人为创造的。受过教育的阿拉伯精英可以自由穿梭于国家之间，所以他们的思想也可以自由传播。国家结构脆弱，外部势力能轻易渗透。到1960年开始有了变化。新的“地方”精英开始成为国家的主人。每个政权都有自己的穆卡巴拉——秘密警察。民族差异感在阿拉伯国家之间越来越清晰和强烈：纳赛尔曾经充满魅力的泛阿拉伯主义面临艰难的挣扎。三年后他与叙利亚的联盟解散。[52]第三，以色列国的复兴比预期的还要快，美国对它的同情使它没有失败的迹象：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它在20世纪60年代变得越来越强大。[53]第四（同时很大程度上是结局性的），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帮助，泛阿拉伯理想是实现不了的。寻找军备、援助以及抗衡以色列（以及它们当地的对手）使阿拉伯国家陷入冷战外交的困境。最后，地质优势赋予国家的石油财富使它们不用选择追随埃及的意识形态：如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英国的波斯湾保护国。石油也没有成为（煤曾经成为英国的动力）社会和工业变革的动力。事实上，阿拉伯的经济繁荣（或经济前景）严重依赖于能源消耗大的工业，而这些工业却被外国人牢牢控制——经营世界石油的“七姐妹”（跨国公司）。[54]1967年的第二大灾难是以色列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发动的“六天战争”，它通过野蛮的方式暗示矿物财富与权势不能相提并论，石油美元也不能代表强大的工业实力。到1970年，纳赛尔早逝。后帝国时代追求的自由成为“阿拉伯的困境”。[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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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73 埃及、土耳其和伊朗是中东地区的三个大国（各国人口在2001年已达到6600万）。由于纳赛尔没能使埃及成为阿拉伯革命的中心，其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转而与西方妥协（像穆罕默德·阿里在19世纪80年代那样）。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埃及已成为接受美国援助的第二大国（仅次于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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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75 土耳其在阿塔土克精明的前中尉伊斯麦特·伊诺努的领导下在二战期间保持谨慎的中立。但是战争结束时苏联势力日益挺进，斯大林公开声明他对海峡的计划——“俄国的命运不能被土耳其扼制”，这是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宣称的——促使安卡拉坚定地加入西方阵营。土耳其在杜鲁门主义下被纳入美国援助和保护的领域，尽管当时形势未明朗化。1955年土耳其成为北约成员。凯末尔·阿塔土克万万没有想到冷战的对峙为土耳其成为西方的一员敞开大门，西方认可土耳其在世纪末时加入欧盟。与希腊的紧张局势以及塞浦路斯的未来问题使得它们之间的关系时常起伏波动。1945年后半个世纪，土耳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阿塔土克在现代工业和世俗文化基础上建立官僚国家的伟大事业如何与代议制民主（阿塔土克时期是一党制国家）和开放的（非国家控制的）经济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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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77 伊朗发生的事是最吸引人的。1941年伊朗被苏联和英国共同占领，局部意在阻止巴列维国王接近德国，主要是为严阵以待的俄国开通英国的供给线。巴列维放弃王位并被流放。结果是与他相关的权势都纷纷解体。愤怒的贵族（强大的地主阶级）、城镇的激进分子（像人民党［Tudeh］）、部落首领和少数民族挑战年轻国王的权威并纷纷争取占领国的偏爱。战争结束时，这种动乱与日俱增。苏联红军直到1946年才撤离伊朗人居住的阿塞拜疆。战时的通货膨胀使经济破败不堪。国王的支持者与激进分子和贵族争夺对国会的控制。政府不断受到来自部落、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反抗。然而到1949年，国王再次宣布对国家的控制，也许如果不这样做，国家将陷入更深的分裂，社会动乱将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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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79 在这之前，爆发了巨大的危机。国王为巩固他的地位，急于想通过其财富的主要来源——国家西北部巨大的油田来增加国家收入，油田掌握在英国控股的英伊石油公司手中（现在的BP）。1949年6月的“补充协议”建议将公司的税收从15%提高到20%，以后还要增加。但是协议与两大障碍相冲突。一大障碍是国王的反对者害怕这一新开发的财富会保证国王战后权势的恢复；另一大障碍是伊朗舆论引导的国内反对外国继续控制国家关键资源的看法，反对相信该石油公司已经尽力的影响。更糟糕的是，当国会对此事进行辩论时，得知阿-美石油公司（Aramco）将公司利润的50%给它在沙特阿拉伯的东道主政府。随着英伊协商的进行，局势变得紧张，1955年3月国会通过将公司收归国有的法案。几天后，国王及其父亲的老对手穆罕默德·摩萨德出任首相。[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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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81 结果是陷入僵持状态。华盛顿否决了英国军事干涉的打算，认为这是鲁莽和倒退之举。[57]结果大批英国官员从占领地和阿巴丹炼油厂撤出。主要的石油公司担心其他公司会跟随伊朗的做法，于是联合发动石油罢工，其结果是非常有效的。摩萨德发动的法制革命似乎快要成功，但是他的支持力量（从来都不团结）现在开始瓦解。在西方，他被视为危险的煽动者，为共产主义的统治扫清障碍。1953年8月，他在一场由英美机构援助的军事政变中下台，他的位置被效忠于国王的总理取代。在一些新的石油协定下，伊朗的石油经由美英的联合公司出售。国王的石油收入出现了惊人的增长：1954—1955年及1960—1961年间增长了10倍，增长到3.58亿美元；1973—1974年间进一步增长了15倍。其军事和政治力量也取得了惊人的增长。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成为西方坚定的同盟，由于担心他对波斯湾的控制将引发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西方将伊朗视为阻止苏联南进堡垒的观念发生了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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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83 从冷战的角度看，国王的胜利意味着西方的胜利。实际上他的胜利要归功于其对手的不团结与失误，地主主导型社会顽固的保守主义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设计的阴谋。[58]从另一个角度看，国王和摩萨德之间在伊朗总体地位方面精心策划了一场变革。甚至连伊朗国王巴列维（Pahlvai，Mohammad Reza Shah）都无法摆脱半殖民地地位，公司如国中之国，英国通过伊朗官员和各省盟友施加的普遍影响在耻辱性的被迫撤退中一扫而光。在某种程度上，中东地区没有其他统治者能成为伊朗的对手，国王不仅坚持伊朗的独立，而且在中东地区谋求大国地位。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最终继承了他建立的国家的人是这个国家强加给伊朗社会的种种变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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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85 发生在东亚、南亚和中东的事件打破了欧洲战后复兴殖民帝国的幻想。至少非洲暂时出现了不同的情况。甚至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也怀疑非洲会跟随亚洲而觉醒，或者非洲不用艰难的抗争就会独立。法国的殖民势力依然深入马格里布国家（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马格里布国家在法国发挥世界大国的作用中扮演至为关键的角色，法国的地中海“命运”观不允许该国的真正分离。100万法国人（他们在法国议会中都有发言权）定居在阿尔及利亚，以及非洲军团（Armee d’Afrique，主要驻扎在北非）在军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使战后法国政府在北非更不愿再次受到在印度支那被迫撤军的耻辱。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英国、法国、葡萄牙和比利时更没有准备撤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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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87 殖民地的非洲间接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通货膨胀、物资短缺、征募新兵、地方工业化的开展、刺耳的宣传。但是非洲没有爆发真正的战争（除了埃塞俄比亚短暂的爆发），殖民体系也没有被任何入侵行动打破。语言、种族和宗教信仰的差异排除了非洲产生像泛阿拉伯主义那样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危险，泛阿拉伯主义动员了殖民地边界的广大力量（更不用说跨境的力量）。同样的道理，非洲领袖发动印度民族主义模式的政治运动的可能性非常小。甘地组织的强大的次大陆联盟与非洲殖民政治的本土化、单一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的确，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殖民国家远没有发展为独立的非洲国家，而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部落”非洲仍然不断产生，至少部分是对欧洲“间接统治”方式的回应。非洲的精英依然把“部落”（像约鲁巴部落，规模相当大）视为他们施加影响和建立权力的最优方式。最后，在“白色的南部”，正是白人定居者的民族主义而不是非洲黑人的民族主义在1945年后开始激进地行动。20世纪50年代殖民地国家在南非的政治目标是实行种族隔离和强化白人至上的政治权。建立和巩固白人统治的中非国家是罗得西亚北部和南部（现代赞比亚和津巴布韦）[59]定居者的目标。白人势力的渗透有着更深的因素。随着奥利弗拉独裁的葡萄牙（Salazarist Portugal）在1945年后重新发现了他的殖民使命，就开始对其在安哥拉（Angola）和莫桑比克的两大占领地进行系统的殖民化。[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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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8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老牌殖民势力正挣扎着在亚洲持续下去的时候，它们以为有时间在非洲玩弄权势。殖民规划者经过一系列的阶段后（像一个劣等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取得的进步一样），描绘出了在不确定的将来权力转换的官僚政治蓝图。现实的责任是使殖民地生产急迫需要的产品，这些产品包括可可、植物油、棉花、剑麻、烟草、铜、金、铀、钴、石棉以及铝。美元短缺和冷战形势使非洲从交战时期的遗弃物转变为欧洲的阿拉丁洞穴（Aladdin’s cave，《一千零一夜》中获得神灯和魔指环的阿拉丁）。“守夜人”（俄国作家谢尔盖·鲁基扬年科的小说中的人物——译者注）的状态（这种状态使昏昏欲睡的狗躺下）不得不转变为四处干涉的“忙忙碌碌”状态。在非洲的东部和中部，白人移民者社区——通常被战前殖民官员视为多余的讨厌的人，现在得到宠爱，而且他们的扩张也得到鼓励。在没有白人移民者的非洲西部殖民地，殖民管理者们向沿海城镇受过教育的精英们寻求支持。他们战前被淡忘，现在则成为推动发展的力量。伦敦和巴黎的政策制定者们充满乐观主义，他们认为给予最终自治的承诺将会缓和殖民地被入侵带来的骚扰，同时为殖民统治最终结束时的“欧非”合作奠定基础，这其实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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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91 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殖民地国家的糟糕形势。大多数非洲地区一直都是贫弱的。在1914年以前的分裂和征服时代，它随意地寻求殖民地朋友并依靠定居者和妥协者创造税收。在战争年代，间接统治理念的普遍传播（基于对“传统”非洲社会不稳定的担忧）以及经济萧条下创造的收益使殖民者更倾向于建立耗资少的小政体，将权力委任给所谓的“地方权威”。更多有远见的殖民统治者意识到，如果不采取这样的变化，殖民地人民的聚合力将越来越弱，任何重要行动需要的支持将越来越少。[61]只有战争（需要更多的行动和开支）及其后果才使这种改革变得紧迫。但是政策制定者使非洲有更大的发言权并成为更为积极主动的国家的意图没有得到非洲舆论的认同。为应对战后的严峻形势，殖民地政府不得不进行价格管制，降低工资，镇压罢工，以及限制地方消费。它们不得不改进农业措施——如为牛群灭虫，反侵蚀措施，以及焚烧病害的可可树，这引起了人们的憎恨而不得不强制施行。随着外国专家和新定居者的涌入，殖民地非洲经历了一些历史学家所谓的“第二次殖民占领”。[62]殖民地政府这一突如其来之举引起人们的怀疑和反抗是不足为奇的。殖民地政府要在短时间内在两条路线中做出选择。它们要么将权力尽快移交给非洲领袖并试图赢得更多的支持（1948年加纳动乱后英国人选择的方式）；要么选择镇压，希望强有力的行动可以使“极端分子”（改变的称呼专指拒绝与殖民地政府合作的人）气馁，并壮大（被称为“温和派”）队伍——那些愿意接受缓慢的政治变革和非洲多数决定原则时期之前不屈不挠人的队伍。[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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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93 在伦敦和巴黎（甚至在布鲁塞尔），一旦非洲人有明显的憎恨行为，政府倾向于首先避免与非洲领导人面对面的冲突并与之进行新的谈判。但是在肯尼亚和中非，这种解决方式受到白人移民社区的阻挠。当移民者在肯尼亚成为非洲人攻击的目标（尽管其实很少人证实被谋杀）时，对于“紧急情况”采取措施的要求势不可当。结果是暴力循环愈演愈烈。在肯尼亚，对基库尤人的怨恨和对移居者的仇恨加剧了基库尤人中的“矛矛党人”叛乱。经济变革使许多基库尤贵族及其追随者以损害穷人（没有土地或者没有广泛社会关系的人）的利益为代价增加他们的财富。“道德经济”和社会互惠的老观念被打破。[64]移民者的恐慌促使殖民地采取镇压措施，它使紧张形势转变成社会战争，如“忠诚的”首领不断袭扰那些可疑的“矛矛党人”同情者，他们逃入森林——游击战的阵地。1956年矛矛党人支持势力被摧垮。但是，即使是在肯尼亚，持久安全保障的花费，集合非洲民间力量支持政府的需要，以及镇压机器（尤其对那些“原形再现”的矛矛党人嫌疑人组成的阵营）[65]的暴行和残忍带来的困窘使1960年的权力委任不可避免。从那时起，除了葡萄牙以外，独立建立由非洲人选择和领导的政府，为所有殖民地国家所接受。但是他们期望控制变革的时间进程，建立真诚共处的“温和性”政体，严密监控前殖民地国家的对外关系和国内发展。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国际上看起来仍是闭塞落后的地区，远离冷战前线，他们以为自己有充裕的时间进行后殖民地的转型与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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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95 刚果的危机打破了这种错觉。比利时政府1960年6月同意刚果独立，但以最低限度改变它在刚果事务中的角色和影响为前提。[66]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判断。数天以内，军队兵变，惊慌和恐怖在大量国外逃亡者之间蔓延。有魅力的刚果新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拒绝紧密的后殖民合作关系。卡塞南部和加丹加的矿产丰富的省份单方面退出新刚果共和国。加丹加省的退出得到了布鲁塞尔的默许，这也许是为了击垮卢蒙巴。在1960年8月，卢蒙巴向苏联求助，苏联的军队和人员开始进入。联合国派出1万人的部队来维护国家的统一。但是，随着新的分裂主义政体的增加，军队之间为争夺控制权发生的暴力升级，卢蒙巴被扎伊尔沙巴区的加丹加（也可能是比利时）士兵谋杀，[67]以及对联合国派军动机的国际争议，使新刚果共和国只维持了3年就由殖民地的典范变为“刚果灾难”。[68]尽管1964—1965年国家恢复到往常的秩序，但是刚果的悲剧改变了非洲的非殖民地化意义。它揭示了东、西方阵营不惜冒惊人的风险为争夺非洲而进行冷战。也证实了英国及早撤出已成为帝国负担的东非和中非殖民地是明智的选择，而东非和中非在此之前一直受着动乱蔓延的折磨。同时，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它使津巴布韦南部的白人更加怀疑无政府状态和暴行是向非洲民族主义妥协的必然产物。随着非洲其他地区（甚至在阿尔及利亚，尽管其白人移居者1962年推翻了法国的统治）独立运动的进程愈演愈烈，在有“南方第三”之称的地方，白人握紧手中的权力组成一个牢固的集团，也包括了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殖民地。这是非洲新的和特殊的“分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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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97 与中东和亚洲其他地区一样，非殖民地化既没有使非洲完全摆脱帝国势力，也没有为非洲进入“国家组成的世界”提供入场券。新的非洲国家继承了前殖民地的贫弱——在短暂的转型后步其后尘。地区种族意识比民族主义更强烈。缺乏共同语言体系的民族认同的建立面临巨大的挑战。殖民统治时期的“部落”遗产深深植根于非洲国家，确实，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划分新的“部落”种族意味着重新适应经济和社会生活。同时扩大非洲国家在社会服务和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的要求是紧迫的。任何新政体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拥有忠实的追随者之前寻求经济外援和通常的军事援助。[69]这为培植后殖民地的外部势力提供了土壤。如果世界上的大国有意图这样做，那么新的帝国势力将无处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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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99 未宣战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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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501 非殖民地化最好被理解为独特的全球秩序的解体——从地缘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和人口统计学角度理解——这种独特的秩序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在19世纪90年代得到加强，进入20世纪40—50年代，仍旧盘踞在支持它存在的一些地方。在1945年以后，维持这种旧帝国体系幸存下来的殖民帝国的能力迅速衰退了。正如历史进程演示的，新的战后国际环境是一个关键因素。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纳粹和日本军事帝国的迅速垮台。几乎同时，这两种帝国体制——旧的殖民帝国和新的帝国主义者——的衰落，为新世界帝国的出现腾出了空间。这个新帝国有着新的思想意识、新的方式、新的目标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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