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04502

1707504503 虽然如此，美国势力的迅速膨胀仍令人吃惊。在美国，参与北美或中美以外的事务一直存在着争议，对外国纠纷的担忧向来很深。美国的自由被广泛认为来自对衰落的欧洲旧世界传统保守精神和好战精神的反叛，并受到与旧世界太多联系的威胁。美国的政治制度似乎很少对外国政策的规划和行为做出规定，这种制度的连续性很容易被国内争论的隐伏危险所破坏。美国人的态度似乎倾向于一种强烈的单边主义，轻视作为积极外交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的联合与妥协。他们把外在关系当作被公平决议和正式签订的条约所调整的最好的东西，这一传统被墨守成规者大大加强了。[70]相比之下，欧洲模式的外交手段——投机取巧地追逐国家利益——表现出怀疑的、自我破坏性的和无益的特点。这些特点在1939年之前导致了众所周知的美国人对加入国际联盟和与纳粹扩张协作的拒绝。然而在1945年以后，美国政府承担了全世界大量的新义务，并建立了一个联盟作为载体。美国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

1707504504

1707504505 改变美国人观念的因素有两个。首先是其他国家与美国在物质力量上的巨大差距。二战5年以后的1950年，美国经济总量相当于英国、法国、德国三国经济总和的两倍还多（与1913年相比大致相等）。[71]这种经济优势更戏剧性地因拥有核技术及独一无二的使用核武器的能力而得到增强。与战时相比，也许这些新的力量源可能已经更大地加深了孤立主义情绪。但为了避免战后经济衰退，这种情绪与另外一种意识联系在了一起，即美国的安全防御边缘已经被航空运输的进步和管理国际经济的需求大大扩展了。“美国堡垒”不再是无懈可击了。而且，美国现在的领导人喜欢在权力的真空处以保护美国的首要地位为条件结盟。对重犯1941—1942年的错误的恐惧也给了他们这样做的动力。

1707504506

1707504507 结果，除了名称之外，一个美国“体系”的帝国在所有方面都做了创新。在1946年，美国计划在地中海安排一支海军舰队。在1947年，“杜鲁门主义”承诺援助土耳其和希腊反对苏联的压力，“马歇尔援助”保证恢复被战争破坏的西欧经济。在1948年初，华盛顿发出了准备签订一个大西洋公约的信号，这个公约将承担西欧的防御，《范登堡决议案》（the Vandenberg Resolution）是美国重要的决策。1949年春，美国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两年后，美国军队被部署在西欧大陆。在加拿大（有到苏联最短的空中航线）和东亚，也有类似的承诺。1951年又与日本签署了《日美安全条约》。事实上，到该年止，这一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已经完成。这一体系是不对称的，它包括了与英国建立密切联盟和与其他西欧国家建立的防御伙伴关系，其中，英国是北约的主要欧洲成员。西德（其军队在美国的有效控制下）和日本（美国在此享有广泛的治外法权）是半保护国。菲律宾（1946年技术性地独立）准予美国控制大约23个基地，并保证没有美国的同意不把这些权力授予其他任何人；菲律宾是一个真正的（如果不是名义上的）保护国。[72]西太平洋群岛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由于是美国的基地，被保留在华盛顿的直接控制下，特别是关岛（Guam），它是美国在西太平洋保护其通向日本和菲律宾的要塞。[73]我们还要加上在拉丁美洲美国“非正式帝国”的广阔范围，在那里，战争已使英国的商业势力荡然无存了。1947年美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签订了《里约条约》（The Rio treaty，又称《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由美国提供军事援助，支持拉美国家镇压叛乱和其他形式的侵略（共产主义“颠覆”的代码）。在20世纪50年代，仅有3个拉美国家政府与苏联保持着外交关系。

1707504508

1707504509 这个庞大的帝国有着空前的范围。以前没有哪一个世界大国曾在欧亚大陆两侧确立它的统治，或者有权力这样做。美国能确立这样的统治，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由于人们对美国友谊的渴望，并欢迎美国扮演领导角色。英美联盟就是一个在衰落大国和它最明显的继任者之间成功合作的非凡的例子。在关键的时刻，双方实现了平等并建立了联合统治的形式。在西欧，按照吉尔·伦德斯塔（Geir Lundestad）绝妙的说法：美国应邀建立了一个帝国。[74]在日本，如我们所知，政治特权阶层宁愿接受安全条约的复杂条款，也不愿冒民众信念向共产主义倾斜的风险。无论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对共产主义和苏联扩张的恐惧是海外合作的催化剂，并促使美国准备承担大国的责任。第二，美国新的世界角色使美国赢得了广泛的认同。

1707504510

1707504511 第三，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势力被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大大加强了。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的逐渐恢复、美国马歇尔援助的促进影响、朝鲜战争军事开支的进一步提高，国际贸易从1913—1950年的长期停滞中走了出来。在1953—1963年间，世界出口商品在价值上翻了一番，在总量上也翻了一番。[75]美国在为这次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没有美国的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货币的稳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促进自由贸易）将一事无成。首先，美元与黄金可以自由兑换，美元成了世界性可接受的储备货币，依靠它贸易得以扩大。当然，美国最多地收获了新的商业经济的报酬。在1939—1950年间，美国的海外投资额已翻了一番多。美国工业在50年代达到了它最有竞争力的巅峰。在像航空运输这样的动力工业部门和大众娱乐方面，美国产品几乎是无人匹敌的。其次，经济和文化影响的“软实力”保证了战略强权的“硬实力”。依靠这种贸易货币的国家，没有哪个敢惹华盛顿生气，唯恐哪一刻美元支持退出造成紧张状况。

1707504512

1707504513 美国提供或强加于人的广大的战略保护区域（到1955年美国在36个国家有450个基地），与美国作为轴心的国际经济是相重叠的。它们一起构成了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在20世纪50年代，虽然并非没有矛盾，但它迅速得以强化了。1956年是重要的一年。华盛顿拒绝了对匈牙利反抗苏联霸权的援助，表明它对1945年8月欧洲分裂的默认。几乎同时，通过迫使英、法（通过金融压力）放弃对纳赛尔政权的破坏，华盛顿通告，它的欧洲盟国必须遵照它设计的方式去管理帝国区域的其余部分。在1958年，签署条约结束了“紧急经济状态”，全球贸易实现正常化，西方大多数国家的货币恢复了浮动汇兑。[76]在中东和东南亚，似乎有限的介入就足以阻止苏联势力的扩张，稳定其超级大国势力范围的界线。随着“封锁”线密不通风地穿过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阻止苏联对西欧及全球平衡的战略意图的突破（通过原子弹的突袭），美国稳稳地坐上了头把交椅。

1707504514

1707504515 事实上，欧亚大陆划分的全球效果不是那么容易确定的。其主要原因在于苏维埃势力惊人的发展轨迹。在1942—1945年的3年战争中，苏联从惨败的边缘恢复了，并成为战胜德国的主要力量。对这一事件的报酬是，苏联力量在中欧和东欧的大大扩展，首先是对德国统一的否认。苏联在西方的这个巨大胜利是苏联霸权的重要基础。也许，苏联的地缘政治优势是成就苏维埃战后帝国体系的关键因素。苏联在东德突出的军事力量威胁到了西欧的心脏地带，使美国在高科技武器的领导上失去效力。苏联在东南欧的附庸国保护着通往乌克兰和南俄罗斯的道路，这一地区在1941—1942年间，曾受到了许多破坏性进攻。但古罗马边境的城墙（limes）残留于此，保护着苏联在普通的常规战争中免受伤害。苏联能轻易地在1945年8月控制那么多欧洲战区的因素有两个。第一，与1941年前的日本进攻相比，苏联在战后没有受到任何来自遥远的东亚的严重威胁。毛泽东在中国内战中的真正胜利是一个未曾料到的回报。莫斯科的整个力量能够转向西方。第二，是纳粹德国的遗产。在不惜任何代价也要阻止敌人进攻的战争严重时期，社会、宗教、种族集团之间出现了分裂，斯大林事实上已经把战前东欧的政治精英铲除了（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任务——斯大林的秘密政策——格杀勿论）。

1707504516

1707504517 虽然如此，苏维埃进入东欧和在中欧扩大的范围，戏剧性地扩展成它的一个巨大负担，特别表现在人力匮乏上。战争削弱了这个国家，使它丧失了14%的人口（达2700万人——美国仅丧失大约40万人）和大约1/4的物质财富。[77]1946年，收成不好又造成了大范围的饥荒。经济恢复是斯大林重建工业秩序的决定性成就。征召的劳动力靠严格的工作纪律从事着奴隶或半奴隶式的劳动，被征召的劳动力要比战前胆小的、饥馑的、精疲力竭的人口还要广泛。[78]也许，10%的工业产量来自俄国古格拉集中营。[79]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战时破坏已经恢复，苏联达到的经济增长水平仅次于创造经济“奇迹”的德国和日本。[80]这是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赫鲁晓夫会进一步扩张苏联的势力。

1707504518

1707504519 赫鲁晓夫提高了新的苏联能与西方以平等条件竞争的自信心，不只是在欧洲——斯大林时代的“智力舱”也有惊人的变化。苏联空间科学家在1957年率先发射了一颗轨道运行宇宙飞船，一位权威人士断言，苏联已经超过了它的西方竞争者。赫鲁晓夫决定在威严的海军上将戈尔什科夫（Admiral Gorshkov）指挥下，扩展海军力量。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苏联巨大的潜艇部队使苏联海军成为世界第二海上主力，[81]并准备建造超过美国的舰队，否决美国的“海洋霸权”，毫无挑战地控制世界的航线。赫鲁晓夫也决定迫使西方国家同意永久地分裂德国，这是1961年柏林危机的起因。柏林墙（在西方拒绝后建立）显示了苏联在长远的未来管理并控制欧洲的决心。但赫鲁晓夫追求的最主要的特征是他精明地估计非殖民化会提供给它什么样的报酬。英国中东霸权的垮台、非洲殖民地独立的迫切要求以及拉美社会不稳定的信号给了苏联从欧亚大陆的封锁中逃脱出来进入外部世界的途径。苏联在经济上缺乏吸引力，它希望用“苏维埃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来弥补。在许多新国家，苏联模式的工业发展、苏维埃党国的力量和效率（苏联似乎是这样的）、炼金术般令人目眩的权力规则，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宣扬的人人平等的价值观，都有很强的吸引力。这条通往现代世界的路线（尝试和试验的），不用继续屈从于殖民时代以前宗主国的商业利益。

1707504520

1707504521 赫鲁晓夫的目标（我们猜测）是剥削那些新的在全球政治中具有不稳定性的国家，在这些后殖民世界里的国家，美国势力和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可能未占统治地位。像1914年以前的德意志帝国，苏联寻找着“太阳底下的地盘”，以及即将形成的世界秩序的权力。到1960年，这种敌对的信号更频繁地出现了。当华盛顿试图通过禁止古巴向美国出售食糖（对古巴实行禁运策略）来粉碎卡斯特罗（Castro）的古巴革命时，赫鲁晓夫承诺买下这些糖。当刚果爆发革命时，赫鲁晓夫公开指责不支持卢蒙巴政府，并将联合国说成只是需要剧烈改革的西方国家的工具，引起了伦敦和华盛顿的极大恐慌。[82]在1961年胡志明发动战斗反对南越吴庭艳时，一条新的战线在东南亚展开。1962年的也门革命及随之而来的也门内战，使也门似乎也有可能会像纳赛尔（他站在革命者一边大规模干预）一样变得更加依赖苏联。同时，也门战争也使沙特阿拉伯感到不安。伴随着激烈的反抗，美国承诺帮助沙特阿拉伯反对任何来自纳赛尔的也门代理人的攻击。[83]这些事件中最激烈的是苏联向赫鲁晓夫在拉美的新盟国运送导弹一事。发生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以苏联撤回武器而告终，作为回报，准备在土耳其部署导弹一事上美国做出了让步，同时，美国（也许）承诺不去侵略古巴。尽管结果似乎是苏联屈服了，但这个危机开始了更大范围的苏美对抗。肯尼迪政府认为，必须采取更多的方法来阻止苏联势力在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的扩张，这一观点得到了证实。在那个时代氛围下，继续控制南越比支持吴庭艳南越政权更为重要，美国决定撤换吴庭艳似乎具有更大的意义。

1707504522

1707504523 在接下来的20年中，超级大国间的权力斗争成为全球政治的主要特征。争夺的战利品不是（像在19世纪90年代）巨大的领土领域，而是通过武器供应、军事使命、发展援助和商业信用，以委托和联盟形式结合在一起的非正式帝国。导致这一竞争经常波动起伏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1962年后两国的对抗在对方的“后院”引发了直接的挑战，到60年代末，这一对抗因双方同样拥有原子武器而进一步加剧了。1965年，美国占领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同样，3年后苏联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均没有遭到迅速反对。70年代外交的缓和承认了欧洲分裂的永久性：1975年签署的《赫尔辛基最后法案》（the Helsinki ‘Final Act’）实际上是一个欧洲和平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欧洲国家（包括苏联）被迫接受了现存边界。第二，两个竞争者在经济力量上相对地不匹配。尽管苏联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取得了成功，但与它的对手美国相比，苏联经济仍旧是弱小的。从1960—1975年苏联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从来没有达到4%。[84]国在1976年世界制造业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是13%。[85]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中心，美国分享了国际商业的最大份额。第三，在广大不稳定的“边界”地区，两个世界大国针锋相对地宣布它们的主张。这种混乱来源于前殖民地国家建设的艰辛、非洲的反殖民斗争及70年代经济的骤变（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燃料价格的突然上升）。这种混乱导致了自己的统治政体和其竞争对手都渴望武力和经济的援助，促使它们不断要求超级大国的援助，形成了超级大国战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种无序也使得超级大国在大国之外的广阔领域通过其代理人发动战争。到70年代中期，苏联的军事援助和政治势力深入到了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及非洲大陆南部1/3的地区。第四，这种不稳定的结果：两个超级大国的命运出现了巨大的反转。美国为保持南越的非共产主义政权的努力失败是最具说服力的例子。但在随后的一年（1976年），埃及政府突然否认与苏联的盟国关系，并从军队中驱逐了苏联顾问。从全球战略来看，这一事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86]第五，也是最后一点，由此我们推断出，由于军事实力的局限性，任何一方都不能完全操纵其贪婪、蛮横和一厢情愿的代理人。结果，双方都冒着对盟国承诺过多的风险，不情愿地被拖进了公然的对抗之中。当进入20世纪晚期的时候，中国拒绝加入任何一个帝国主义体系。

1707504524

1707504525 根据许多当代的分析，似乎找不出超级大国衰落和变动的清晰原因。在美国的“衰退学者”（the ‘declinologist’）看来，越南教训是盟国势力过度扩张的表现。在1970年后，由越南引起的财政紧张和石油价格的突然上涨（部分阿拉伯国家试图对以色列施加间接压力）制止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增长，强大的美元不得不与黄金脱钩。马克思主义者怀着资本主义垮台和“世界革命”的梦想，计划着规划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案是把技术和资金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西方恐惧的是前殖民世界发生的根本性转变。随着全球力量变得越来越均衡，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区域竞争无疑将变得日益激烈。在安哥拉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派别和反马克思主义派别间引发了一场内战，显示出“代理人战争”能使整个次大陆卷入纠纷的速度是多么快。[87]在非洲之角，苏联把大量的援助给了埃塞俄比亚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作为反击，美国帮助了它的邻国——索马里，[88]但直接的行动是更多的警告。苏联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在西方被视为一场“新”的冷战开始的炮声，一个新鲜出炉的“邪恶帝国”（美国总统里根备忘录的措辞）由莫斯科操纵。美国国务卿1983年6月在美国参议院说，遏制政策已经失败。自从突破想当然的地缘政治的教条主义界限以来，“苏联的雄心和能力已经使势力远伸”。[89]一个“世界帝国”来临的预言离现实越来越远，非殖民化难以预料的进程似乎已经设计了新型帝国的图景。实际上，20世纪末帝国主义间接的损害已经被论证——暗地干涉的失稳效应、提供给官方统治者的经济援助、通过大量武器交易的政治军事化的怂恿[90]——至少是和19世纪末的状况一样巨大。当然，这种“竞争共存”（在原子武器交易中伴随着可怕的“互相确保的毁灭”）危险的不确定性是两极世界不可避免的代价，但形势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变化。

1707504526

1707504527 形势的逆转是令人震惊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野心的范围比以往都大。从设在南越金兰湾（Camranh Bay）的前部基地，苏联海军把触角扩展到了东南亚和印度洋的主要航线，而印度洋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直是“英国湖”。[91]苏联以提高对抗美国的能力为目的，建造了像“勃列日涅夫”号（the Leonid Brezbnev）那样新的巨大的航空母舰，莫斯科开始干预全球事务。但随后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这个统治力量横跨亚欧大陆南部的巨大帝国完全成了碎片。到1991年，苏联解体了。没有“白银时代”或衰落时期：只是一个灾难性的倾覆。

1707504528

1707504529 对此事件的解释可能是国内改革和招致不幸的计划所积聚的压力，在这一计划中，苏联领导人企图从封闭他们的那种邪恶中逃脱出来。苏联体系主要败在经济上。在1970年后，苏联没有能够保持住前10年的快速增长。为提高生活水平过度的生产和为武器装备过度的投资超出了改革者的计划。没有恐怖的制裁，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指令性经济失去了它对劳动力的控制。[92]指导投资和选择革新的价格机制的缺乏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损失。使事情更糟的是，70年代影响市场经济的挫折证明是很短暂的。在构成资本主义世界核心的西方七国（德、意、法、英、加、日、美）中，80年代特有的贸易全球化形式有了非常快速的发展：如出口和贸易中长期互相依赖；跨国银行的活动；进入国外投资的资金流动；货币的大规模进出。[93]美国的法人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恢复。[94]所谓“新工业化国家”，像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台湾（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地区——译者注）等，迅速崛起。韩国（在1989年是世界第十大钢铁生产国）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增长，它们中的大部分国家躲避在美国的战略保护下，消除了被马克思主义自由运动渗透的恐惧。在东南亚，是走向工业繁荣的“韩国”道路，而不是走向农民革命的“越南”道路，前者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当东欧共产主义的经济附庸国越来越向西方国家寻求投资和贸易的时候，苏联帝国的军事支出负担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1707504530

1707504531 戈尔巴乔夫改革是新的苏联领导人进行的帝国改革的最后一次努力。[95]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苏联国内经济的“西化”和苏联帝国外延地区的“西化”：更多地满足消费需求和技术革新。这种改革的逻辑是有深远意义的。它意味着要提拔“新人”，削弱党的官僚主义对指令性经济的控制。它意味着放松了莫斯科强加给东欧附庸国的“原则”，允许进行“现代”改革，顺利获得西方投资和西方的新技术。如果不减轻“新冷战”的压力，没有一项是可以成功的，所以它还意味着收缩苏联军事势力的范围：在东欧和中欧，在亚、非地区，首先是阿富汗。然而最不可思议的是戈尔巴乔夫打算放弃苏联是一个全球大国（实际上是第二大国）的地位。他追求的是一个呼吸的空间，他的缓和外交政策计划保护东欧国家的微妙变化，即从一个苏联控制的区域，变成一个具有兄弟般影响的“非正式帝国”。苏联帝国将在西方眼皮底下，在一个“合作共存”的适宜氛围中进行现代化。待它复苏和恢复活力后，苏联依然可以与西方并驾齐驱。

1707504532

1707504533 但戈尔巴乔夫发现（像在他之前的旧殖民帝国一样）非正式的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选择。放弃控制和强制性的威胁将要冒很大的风险，没有什么方法能保持和过去忠诚的代理人一样的关系，甚至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致命的。莫斯科通过经济手段能提供的东西与西方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这种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放松对波兰的控制中已经看到。因此，以令人目眩的速度，东欧改革变成了东欧的暴动。在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了，苏维埃政府垮台了，东欧的“外延帝国”消失了。这个灾难打破了官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指令性经济在国内垮塌了。1990年，暴动在苏联帝国内部迅速蔓延。苏维埃共和国——包括俄罗斯自己，在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带领下——要求获得自由。失败的戈尔巴乔夫的同僚试图通过突然的军事行动和紧急状态来阻止政治潮流的发展，这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1991年11月的《阿拉木图宣言》（The Treaty of Alma Ata）解散苏联，独立国家联合体由15个新的独立国家组成。叶利钦承认苏联在波罗的海、外高加索和中亚统治的终结。所有这一切中，也许最重要的是，自1650年以来就成为俄罗斯帝国生死攸关的附属者乌克兰，也投票要求完全独立。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Post-Soviet Russia）仍旧是一个拥有巨大领地的殖民大国。但经济的严重衰退，以及美国势力在欧亚大陆内部的增长，使俄罗斯的前景可能日益暗淡。

1707504534

1707504535 无约束的帝国？

1707504536

1707504537 两极时代帝国的建立已经成为非殖民化的另一面。两个巨大的帝国体系已经努力去容纳各自的扩张（真的或想象的），并以各自的优势使后殖民时代不稳定的广大地区安定下来。事实上，稳定的结果只是一个幻影。竞争者就全球的势力划分达成共识（如果他们这样做），强制推行的机会甚至比1914年以前更少。第一，写在《联合国宪章》中的新的主权原则排除了公开的领土控制——正如两个竞争大国国内的意识形态一样。第二，除欧洲之外，美苏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承认永久失去在世界的任何地区保留政治改变的希望。正是在这一点上，国内的意识形态都是坚决的。第三，后殖民世界帝国的遗产，只是生活中一个平静的开始。在继承国间地缘政治的冲突，未解决的宗教和伦理冲突，运用国家权力积聚私人财富，弱国对付外来经济震荡的脆弱性，这些痛苦包含在殖民地获取自由的成果中。不管愿意不愿意，巨变的风险和外在的干预程度都极大地增加了。第四，虽然两个超级大国已经对它们的帝国范围设立了限制，但它们仍面临着互相排斥的不可调和的仇恨。不论同意不同意，中国是超级大国政治中的一张王牌，任何一方都不能确信它何时或怎样改变游戏。实际上，中国在70年代末转向了资本主义（作者的观点——译者注），它迄今仍不开放的经济的巨大增长，给超级大国对抗的最后10年注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1707504538

1707504539 但是，一旦苏联垮台导致竞争结束，会发生什么后果马上就会明朗。美国不会退回到西半球的孤立中去。在1945年，美国势力和影响的扩张趋势不会被扭转。冷战已经成了美国扩张的伟大时代。美国新的大规模的贸易和投资，美国对进口产品（特别是石油）的依赖，使美国在此后制定经济规则中必须占优势的呼声像二战结束后一样强大。通过空军、卫星技术和更强大的原子武器，全球战略革命营造了美国的安全，事实上是全球的安全。因而，美国对冷战结束的回应，不是把它当作放下帝国负担的机会，而是把它当作塑造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历史性的机会。[96]这是完成全球经济永久转换的时刻，这一行动在70—80年代已在进行中。封闭的经济制度应该开放；国家垄断应被瓦解；国门应该开放；私有财产——特别是外国的私有财产——应被安全保护。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国际和平观点——长期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纳粹主义和旧形式的欧洲殖民主义所阻止——最终能够在全世界被正确执行了。政治差异、民族主义的疤痕、阶级斗争的创伤，甚至种族仇恨的恐怖，将被自由经济交流及其文化副产品的潮流扫除。因为市场经济会把对民主不可抗拒的需求带进快车道。从指令性经济的暴政和意识形态的精神压迫中解放出来，至今仍受约束的人将会自然地选择自由经济。当代这个重大的任务是全球的战略。不允许任何国家运用暴力阻挠它的成功。任何国家不能威胁它的邻国，以及建立地区“帝国”，排斥全球经济和自由文化。美国在冷战结束时已经建立的巨大的军事领导现在必须使凝固的势力均衡活动，它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对伟大的资源战略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来说，这个逻辑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的政策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中，除了扮演一个管理者的角色，别无选择。[97]

1707504540

1707504541 不足为奇的是，表面上毫无限制的美国雄心会引起混合反应。不再受交接朋友的约束，不再需要冷战时的盟友，骑在意识形态胜利的浪尖上，美国似乎可以对所有的反抗及反对者自由使用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谈到美“帝国”，先前对左派赞美的限制，日益变得平常。一个世界帝国，把自己国内的法律强加给所有其他国家，这与自17世纪以来在欧洲已经形成的国际法传统是背道而驰的。在原来的传统中，构建国际行为准则需要不断强调尊重主权国家，寻找所有国家（在19世纪已经建立的“文明”国家）共同的目标。[98]对左派的不安与对许多后殖民时代国家的怀疑融合在一起（它们怀疑将要失去在两极条件下已经享有的那些自由），还与广泛的抱怨融合在一起（它们抱怨建设非殖民化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西方“标准”不再被采用——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因为要面对美国主持的“全球化”）。

1707504542

1707504543 这些担忧在20世纪末被强化了。因为人们很容易推测，冷战后的世界开始分散了。在中东、东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依然有冷战时代的冲突和不稳定，这表明了冷战思维的顽固，表明了历史的连续性。非殖民化，从更大的意义上说，仍旧没有完成。美国的回应更坦率，它的势力应该用于保护1989年后新的世界秩序规划的成就和进步。美国是一个帝国，还是一个包含帝国权力的角色？继而发生的争论使这一问题更加明确了。评论家认为，对世界的两种根深蒂固的态度会导致好战性的复兴。首先是单边主义，它给其他国家制定的规则一定是强制性的。单边主义起源于美国“例外”思想，即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在暴君或者欧洲贵族的封建残余统治下的世界里是一个例外。其次是普遍主义，对美国有利的就是对世界有利的。美国模式的民主制度、美国型的市场经济以及大众消费型的商业文化是对财产和安全的最好保证。拒绝采用这些就是对进步与和平的敌对行为。单边主义和普遍主义在一个孤立主义的国家里是一种无害的瑕疵。在仅存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这些就变成了帝国观念的主要元素，固执地运用强制外交和武装干预进行推行，就走上了通往帝国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国外的长期战争会破坏国内的民主制度。[99]

1707504544

1707504545 对美国是否应该被视为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事实已经表明在它的行动中了。在1990年后，美国变成了仅存的世界帝国。这个帝国，在方式上，几乎强行干预世界的任何一部分；在军事实力上，拥有超过任何一个潜在对手的巨大优势；在经济的发达程度上，是仅次于它的竞争对手的两倍多。美国没有殖民地财富，这一财富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的全球显赫地位，它对美国来说是无足轻重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与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虽然在公众思想、经济目标和政治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但两者都是统治帝国。帝国存在的基础在于广阔范围上的集权，帝国的形成反映了占优势的条件，而不是未加思考地坚持一个陈旧的模式。关于美帝国非常有趣的问题不是指它的存在（我们可以这么说），而是限制其扩展（像所有以前的帝国一样）也许是最主要的。

1707504546

1707504547 美帝国的组成部分可以做这样简短的列举。第一，在2003年，美国在130个国家拥有700多个基地（和234个军用大基地），大量的临时的装置不计算在内。25万多名在海外服役的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在美国控制的广大区域工作，这些区域就是划分世界的太平洋、南部、中心区域。美国用54艘核潜艇、12艘航空母舰、12艘直升机母舰和一个巨大的保障舰队，控制着海洋指挥权。在太空、空中和陆地上的现代战争中，美国的优越性几乎是无可挑战的。第二，在经济上，美国的财富规模也是令人震惊的。据统计，美国在1999年几乎生产了世界总产值的1/3；[100]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的5倍。作为一个大规模的买主和卖主，作为控制世界贸易和金融组织的最有发言权者，作为许多世界大公司的母公司，美国能运用大量的“软实力”。第三，经济的成功和美国式民主的声望及吸引力，已经结合在一起在全世界创造了新的桥头堡的影响。经过与外国的合作和友谊，美国获得了巨额回报，美国通过教育联系和最富有的定居美国的移民建立了社会网络，给美国势力更广泛和更深入的扩展提供了方便。美帝国（像以前的英国一样）不是官方政府的保护者和各国政策的制定者，所以加速美国扩张的许多能量是非政府的和私人的因素。

1707504548

1707504549 但是，可能关于被高估的帝国资产存在争议会导致逐渐收缩，也容易浪费。一个精明的观察家建议：美国的军事力量，能轻易地控制全球的共同空间。但这种军事力量无法在密集的占领地、庞大的综合性城市或地形不适合使用机械化火力的不规则战争中发挥作用。在这些地区使用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可能代价更高，自然损失更重。[101]以建立亲善政权和强制镇压为支柱，证明将来未必比在越南更容易。军事失败会降低威望和道德水准，刺激更进一步的反抗。随着东亚和南亚变成世界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美国的经济实力很可能面临同样的消耗。美元的价值已经依靠日本和中国储蓄的流入，只要这些储蓄改变流动方向，美国将经历严重的打击。随着美国商业贸易在世界范围的扩散，它曾经拥有的竞争优势现在被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广泛地分享。[102]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美国已不能（即使付出沉重的代价）通过大量的原则、规定、惯例和公约，承担起统治全球事务的重任，因为这需要取得全球的一致同意。在美国的大众文化中，一种驯服的顺从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当本地文化的保护者对他们的文化影响感到担忧时，文化抵制可能会更迅速地蔓延，这一点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尤为突出。随着文化影响的代价上升，美国的利益下降了，美国的纳税人可能会怨恨帝国的负担，并对努力保护美国力量的一枝独秀失去信心。变革的周期会再一次开始。

1707504550

1707504551 在理论上，这样做能纠正单极世界的不平衡，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但很难有把握做好。第一，美国的军事力量可能缺少在“竞争激烈的区域”赢得非常规战争的威力，因为往往在那些区域发生的战斗不含高科技军事武器，伤亡特别大。但美国发现有盟国可能愿意（为钱）去打这样“恶劣的战争”而付出代价。第二，美国工业可能失去竞争力，美国的贸易失衡甚至更无法扭转。但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金融中心角色，以及美元价值和美国军事势力间的复杂联结，使美国能收取其他国家付出的巨额“租金”，直到将来有一天替代美国的国家出现。第三，文化抵制前景不明朗——除了有限的形式——随着美国媒体产品、教育规定和研究活动对美国文化的大量输出，很多国家将会限制美国“盎格鲁文化”的传播。在21世纪早期，大多数证据却与此相反。第四，虽然世界不同地区政治集团的合作无疑会有些变动，但抵制美国势力很可能会变得日益困难。国家边界（特别是弱国）将变得越来越开放，在跨国公司（不管是商业公司还是非政府组织）内部的跨国利益，从某种意义上看仍在增长。集结“民族主义”力量来反对外来的压迫者可能变得更不容易。其他形式的抵制就像抵制美国自己一样直接抵制它的盟国。没有另一个赞助商承诺国际的支持，因为这样的代价比本地抵抗的高代价还要多。第五，在所有对将要出现的新的对手预测中（中国可能是通常的嫌疑对象），社会政治改革的内在压力将会挫败它们向超级大国地位前进的步伐，这种可能性至少是存在的。最后，国内反感美帝国负担的可能性，主要依赖于美国征税的多少。以上所有的原因都非常难以预知。

[ 上一页 ]  [ :1.70750450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