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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83 从冷战的角度看，国王的胜利意味着西方的胜利。实际上他的胜利要归功于其对手的不团结与失误，地主主导型社会顽固的保守主义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设计的阴谋。[58]从另一个角度看，国王和摩萨德之间在伊朗总体地位方面精心策划了一场变革。甚至连伊朗国王巴列维（Pahlvai，Mohammad Reza Shah）都无法摆脱半殖民地地位，公司如国中之国，英国通过伊朗官员和各省盟友施加的普遍影响在耻辱性的被迫撤退中一扫而光。在某种程度上，中东地区没有其他统治者能成为伊朗的对手，国王不仅坚持伊朗的独立，而且在中东地区谋求大国地位。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最终继承了他建立的国家的人是这个国家强加给伊朗社会的种种变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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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85 发生在东亚、南亚和中东的事件打破了欧洲战后复兴殖民帝国的幻想。至少非洲暂时出现了不同的情况。甚至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也怀疑非洲会跟随亚洲而觉醒，或者非洲不用艰难的抗争就会独立。法国的殖民势力依然深入马格里布国家（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马格里布国家在法国发挥世界大国的作用中扮演至为关键的角色，法国的地中海“命运”观不允许该国的真正分离。100万法国人（他们在法国议会中都有发言权）定居在阿尔及利亚，以及非洲军团（Armee d’Afrique，主要驻扎在北非）在军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使战后法国政府在北非更不愿再次受到在印度支那被迫撤军的耻辱。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英国、法国、葡萄牙和比利时更没有准备撤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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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87 殖民地的非洲间接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通货膨胀、物资短缺、征募新兵、地方工业化的开展、刺耳的宣传。但是非洲没有爆发真正的战争（除了埃塞俄比亚短暂的爆发），殖民体系也没有被任何入侵行动打破。语言、种族和宗教信仰的差异排除了非洲产生像泛阿拉伯主义那样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危险，泛阿拉伯主义动员了殖民地边界的广大力量（更不用说跨境的力量）。同样的道理，非洲领袖发动印度民族主义模式的政治运动的可能性非常小。甘地组织的强大的次大陆联盟与非洲殖民政治的本土化、单一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的确，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殖民国家远没有发展为独立的非洲国家，而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部落”非洲仍然不断产生，至少部分是对欧洲“间接统治”方式的回应。非洲的精英依然把“部落”（像约鲁巴部落，规模相当大）视为他们施加影响和建立权力的最优方式。最后，在“白色的南部”，正是白人定居者的民族主义而不是非洲黑人的民族主义在1945年后开始激进地行动。20世纪50年代殖民地国家在南非的政治目标是实行种族隔离和强化白人至上的政治权。建立和巩固白人统治的中非国家是罗得西亚北部和南部（现代赞比亚和津巴布韦）[59]定居者的目标。白人势力的渗透有着更深的因素。随着奥利弗拉独裁的葡萄牙（Salazarist Portugal）在1945年后重新发现了他的殖民使命，就开始对其在安哥拉（Angola）和莫桑比克的两大占领地进行系统的殖民化。[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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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8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老牌殖民势力正挣扎着在亚洲持续下去的时候，它们以为有时间在非洲玩弄权势。殖民规划者经过一系列的阶段后（像一个劣等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取得的进步一样），描绘出了在不确定的将来权力转换的官僚政治蓝图。现实的责任是使殖民地生产急迫需要的产品，这些产品包括可可、植物油、棉花、剑麻、烟草、铜、金、铀、钴、石棉以及铝。美元短缺和冷战形势使非洲从交战时期的遗弃物转变为欧洲的阿拉丁洞穴（Aladdin’s cave，《一千零一夜》中获得神灯和魔指环的阿拉丁）。“守夜人”（俄国作家谢尔盖·鲁基扬年科的小说中的人物——译者注）的状态（这种状态使昏昏欲睡的狗躺下）不得不转变为四处干涉的“忙忙碌碌”状态。在非洲的东部和中部，白人移民者社区——通常被战前殖民官员视为多余的讨厌的人，现在得到宠爱，而且他们的扩张也得到鼓励。在没有白人移民者的非洲西部殖民地，殖民管理者们向沿海城镇受过教育的精英们寻求支持。他们战前被淡忘，现在则成为推动发展的力量。伦敦和巴黎的政策制定者们充满乐观主义，他们认为给予最终自治的承诺将会缓和殖民地被入侵带来的骚扰，同时为殖民统治最终结束时的“欧非”合作奠定基础，这其实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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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91 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殖民地国家的糟糕形势。大多数非洲地区一直都是贫弱的。在1914年以前的分裂和征服时代，它随意地寻求殖民地朋友并依靠定居者和妥协者创造税收。在战争年代，间接统治理念的普遍传播（基于对“传统”非洲社会不稳定的担忧）以及经济萧条下创造的收益使殖民者更倾向于建立耗资少的小政体，将权力委任给所谓的“地方权威”。更多有远见的殖民统治者意识到，如果不采取这样的变化，殖民地人民的聚合力将越来越弱，任何重要行动需要的支持将越来越少。[61]只有战争（需要更多的行动和开支）及其后果才使这种改革变得紧迫。但是政策制定者使非洲有更大的发言权并成为更为积极主动的国家的意图没有得到非洲舆论的认同。为应对战后的严峻形势，殖民地政府不得不进行价格管制，降低工资，镇压罢工，以及限制地方消费。它们不得不改进农业措施——如为牛群灭虫，反侵蚀措施，以及焚烧病害的可可树，这引起了人们的憎恨而不得不强制施行。随着外国专家和新定居者的涌入，殖民地非洲经历了一些历史学家所谓的“第二次殖民占领”。[62]殖民地政府这一突如其来之举引起人们的怀疑和反抗是不足为奇的。殖民地政府要在短时间内在两条路线中做出选择。它们要么将权力尽快移交给非洲领袖并试图赢得更多的支持（1948年加纳动乱后英国人选择的方式）；要么选择镇压，希望强有力的行动可以使“极端分子”（改变的称呼专指拒绝与殖民地政府合作的人）气馁，并壮大（被称为“温和派”）队伍——那些愿意接受缓慢的政治变革和非洲多数决定原则时期之前不屈不挠人的队伍。[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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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93 在伦敦和巴黎（甚至在布鲁塞尔），一旦非洲人有明显的憎恨行为，政府倾向于首先避免与非洲领导人面对面的冲突并与之进行新的谈判。但是在肯尼亚和中非，这种解决方式受到白人移民社区的阻挠。当移民者在肯尼亚成为非洲人攻击的目标（尽管其实很少人证实被谋杀）时，对于“紧急情况”采取措施的要求势不可当。结果是暴力循环愈演愈烈。在肯尼亚，对基库尤人的怨恨和对移居者的仇恨加剧了基库尤人中的“矛矛党人”叛乱。经济变革使许多基库尤贵族及其追随者以损害穷人（没有土地或者没有广泛社会关系的人）的利益为代价增加他们的财富。“道德经济”和社会互惠的老观念被打破。[64]移民者的恐慌促使殖民地采取镇压措施，它使紧张形势转变成社会战争，如“忠诚的”首领不断袭扰那些可疑的“矛矛党人”同情者，他们逃入森林——游击战的阵地。1956年矛矛党人支持势力被摧垮。但是，即使是在肯尼亚，持久安全保障的花费，集合非洲民间力量支持政府的需要，以及镇压机器（尤其对那些“原形再现”的矛矛党人嫌疑人组成的阵营）[65]的暴行和残忍带来的困窘使1960年的权力委任不可避免。从那时起，除了葡萄牙以外，独立建立由非洲人选择和领导的政府，为所有殖民地国家所接受。但是他们期望控制变革的时间进程，建立真诚共处的“温和性”政体，严密监控前殖民地国家的对外关系和国内发展。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国际上看起来仍是闭塞落后的地区，远离冷战前线，他们以为自己有充裕的时间进行后殖民地的转型与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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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95 刚果的危机打破了这种错觉。比利时政府1960年6月同意刚果独立，但以最低限度改变它在刚果事务中的角色和影响为前提。[66]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判断。数天以内，军队兵变，惊慌和恐怖在大量国外逃亡者之间蔓延。有魅力的刚果新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拒绝紧密的后殖民合作关系。卡塞南部和加丹加的矿产丰富的省份单方面退出新刚果共和国。加丹加省的退出得到了布鲁塞尔的默许，这也许是为了击垮卢蒙巴。在1960年8月，卢蒙巴向苏联求助，苏联的军队和人员开始进入。联合国派出1万人的部队来维护国家的统一。但是，随着新的分裂主义政体的增加，军队之间为争夺控制权发生的暴力升级，卢蒙巴被扎伊尔沙巴区的加丹加（也可能是比利时）士兵谋杀，[67]以及对联合国派军动机的国际争议，使新刚果共和国只维持了3年就由殖民地的典范变为“刚果灾难”。[68]尽管1964—1965年国家恢复到往常的秩序，但是刚果的悲剧改变了非洲的非殖民地化意义。它揭示了东、西方阵营不惜冒惊人的风险为争夺非洲而进行冷战。也证实了英国及早撤出已成为帝国负担的东非和中非殖民地是明智的选择，而东非和中非在此之前一直受着动乱蔓延的折磨。同时，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它使津巴布韦南部的白人更加怀疑无政府状态和暴行是向非洲民族主义妥协的必然产物。随着非洲其他地区（甚至在阿尔及利亚，尽管其白人移居者1962年推翻了法国的统治）独立运动的进程愈演愈烈，在有“南方第三”之称的地方，白人握紧手中的权力组成一个牢固的集团，也包括了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殖民地。这是非洲新的和特殊的“分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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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97 与中东和亚洲其他地区一样，非殖民地化既没有使非洲完全摆脱帝国势力，也没有为非洲进入“国家组成的世界”提供入场券。新的非洲国家继承了前殖民地的贫弱——在短暂的转型后步其后尘。地区种族意识比民族主义更强烈。缺乏共同语言体系的民族认同的建立面临巨大的挑战。殖民统治时期的“部落”遗产深深植根于非洲国家，确实，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划分新的“部落”种族意味着重新适应经济和社会生活。同时扩大非洲国家在社会服务和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的要求是紧迫的。任何新政体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拥有忠实的追随者之前寻求经济外援和通常的军事援助。[69]这为培植后殖民地的外部势力提供了土壤。如果世界上的大国有意图这样做，那么新的帝国势力将无处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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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99 未宣战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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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501 非殖民地化最好被理解为独特的全球秩序的解体——从地缘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和人口统计学角度理解——这种独特的秩序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在19世纪90年代得到加强，进入20世纪40—50年代，仍旧盘踞在支持它存在的一些地方。在1945年以后，维持这种旧帝国体系幸存下来的殖民帝国的能力迅速衰退了。正如历史进程演示的，新的战后国际环境是一个关键因素。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纳粹和日本军事帝国的迅速垮台。几乎同时，这两种帝国体制——旧的殖民帝国和新的帝国主义者——的衰落，为新世界帝国的出现腾出了空间。这个新帝国有着新的思想意识、新的方式、新的目标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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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503 虽然如此，美国势力的迅速膨胀仍令人吃惊。在美国，参与北美或中美以外的事务一直存在着争议，对外国纠纷的担忧向来很深。美国的自由被广泛认为来自对衰落的欧洲旧世界传统保守精神和好战精神的反叛，并受到与旧世界太多联系的威胁。美国的政治制度似乎很少对外国政策的规划和行为做出规定，这种制度的连续性很容易被国内争论的隐伏危险所破坏。美国人的态度似乎倾向于一种强烈的单边主义，轻视作为积极外交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的联合与妥协。他们把外在关系当作被公平决议和正式签订的条约所调整的最好的东西，这一传统被墨守成规者大大加强了。[70]相比之下，欧洲模式的外交手段——投机取巧地追逐国家利益——表现出怀疑的、自我破坏性的和无益的特点。这些特点在1939年之前导致了众所周知的美国人对加入国际联盟和与纳粹扩张协作的拒绝。然而在1945年以后，美国政府承担了全世界大量的新义务，并建立了一个联盟作为载体。美国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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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505 改变美国人观念的因素有两个。首先是其他国家与美国在物质力量上的巨大差距。二战5年以后的1950年，美国经济总量相当于英国、法国、德国三国经济总和的两倍还多（与1913年相比大致相等）。[71]这种经济优势更戏剧性地因拥有核技术及独一无二的使用核武器的能力而得到增强。与战时相比，也许这些新的力量源可能已经更大地加深了孤立主义情绪。但为了避免战后经济衰退，这种情绪与另外一种意识联系在了一起，即美国的安全防御边缘已经被航空运输的进步和管理国际经济的需求大大扩展了。“美国堡垒”不再是无懈可击了。而且，美国现在的领导人喜欢在权力的真空处以保护美国的首要地位为条件结盟。对重犯1941—1942年的错误的恐惧也给了他们这样做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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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507 结果，除了名称之外，一个美国“体系”的帝国在所有方面都做了创新。在1946年，美国计划在地中海安排一支海军舰队。在1947年，“杜鲁门主义”承诺援助土耳其和希腊反对苏联的压力，“马歇尔援助”保证恢复被战争破坏的西欧经济。在1948年初，华盛顿发出了准备签订一个大西洋公约的信号，这个公约将承担西欧的防御，《范登堡决议案》（the Vandenberg Resolution）是美国重要的决策。1949年春，美国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两年后，美国军队被部署在西欧大陆。在加拿大（有到苏联最短的空中航线）和东亚，也有类似的承诺。1951年又与日本签署了《日美安全条约》。事实上，到该年止，这一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已经完成。这一体系是不对称的，它包括了与英国建立密切联盟和与其他西欧国家建立的防御伙伴关系，其中，英国是北约的主要欧洲成员。西德（其军队在美国的有效控制下）和日本（美国在此享有广泛的治外法权）是半保护国。菲律宾（1946年技术性地独立）准予美国控制大约23个基地，并保证没有美国的同意不把这些权力授予其他任何人；菲律宾是一个真正的（如果不是名义上的）保护国。[72]西太平洋群岛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由于是美国的基地，被保留在华盛顿的直接控制下，特别是关岛（Guam），它是美国在西太平洋保护其通向日本和菲律宾的要塞。[73]我们还要加上在拉丁美洲美国“非正式帝国”的广阔范围，在那里，战争已使英国的商业势力荡然无存了。1947年美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签订了《里约条约》（The Rio treaty，又称《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由美国提供军事援助，支持拉美国家镇压叛乱和其他形式的侵略（共产主义“颠覆”的代码）。在20世纪50年代，仅有3个拉美国家政府与苏联保持着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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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509 这个庞大的帝国有着空前的范围。以前没有哪一个世界大国曾在欧亚大陆两侧确立它的统治，或者有权力这样做。美国能确立这样的统治，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由于人们对美国友谊的渴望，并欢迎美国扮演领导角色。英美联盟就是一个在衰落大国和它最明显的继任者之间成功合作的非凡的例子。在关键的时刻，双方实现了平等并建立了联合统治的形式。在西欧，按照吉尔·伦德斯塔（Geir Lundestad）绝妙的说法：美国应邀建立了一个帝国。[74]在日本，如我们所知，政治特权阶层宁愿接受安全条约的复杂条款，也不愿冒民众信念向共产主义倾斜的风险。无论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对共产主义和苏联扩张的恐惧是海外合作的催化剂，并促使美国准备承担大国的责任。第二，美国新的世界角色使美国赢得了广泛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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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511 第三，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势力被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大大加强了。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的逐渐恢复、美国马歇尔援助的促进影响、朝鲜战争军事开支的进一步提高，国际贸易从1913—1950年的长期停滞中走了出来。在1953—1963年间，世界出口商品在价值上翻了一番，在总量上也翻了一番。[75]美国在为这次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没有美国的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货币的稳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促进自由贸易）将一事无成。首先，美元与黄金可以自由兑换，美元成了世界性可接受的储备货币，依靠它贸易得以扩大。当然，美国最多地收获了新的商业经济的报酬。在1939—1950年间，美国的海外投资额已翻了一番多。美国工业在50年代达到了它最有竞争力的巅峰。在像航空运输这样的动力工业部门和大众娱乐方面，美国产品几乎是无人匹敌的。其次，经济和文化影响的“软实力”保证了战略强权的“硬实力”。依靠这种贸易货币的国家，没有哪个敢惹华盛顿生气，唯恐哪一刻美元支持退出造成紧张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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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513 美国提供或强加于人的广大的战略保护区域（到1955年美国在36个国家有450个基地），与美国作为轴心的国际经济是相重叠的。它们一起构成了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在20世纪50年代，虽然并非没有矛盾，但它迅速得以强化了。1956年是重要的一年。华盛顿拒绝了对匈牙利反抗苏联霸权的援助，表明它对1945年8月欧洲分裂的默认。几乎同时，通过迫使英、法（通过金融压力）放弃对纳赛尔政权的破坏，华盛顿通告，它的欧洲盟国必须遵照它设计的方式去管理帝国区域的其余部分。在1958年，签署条约结束了“紧急经济状态”，全球贸易实现正常化，西方大多数国家的货币恢复了浮动汇兑。[76]在中东和东南亚，似乎有限的介入就足以阻止苏联势力的扩张，稳定其超级大国势力范围的界线。随着“封锁”线密不通风地穿过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阻止苏联对西欧及全球平衡的战略意图的突破（通过原子弹的突袭），美国稳稳地坐上了头把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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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515 事实上，欧亚大陆划分的全球效果不是那么容易确定的。其主要原因在于苏维埃势力惊人的发展轨迹。在1942—1945年的3年战争中，苏联从惨败的边缘恢复了，并成为战胜德国的主要力量。对这一事件的报酬是，苏联力量在中欧和东欧的大大扩展，首先是对德国统一的否认。苏联在西方的这个巨大胜利是苏联霸权的重要基础。也许，苏联的地缘政治优势是成就苏维埃战后帝国体系的关键因素。苏联在东德突出的军事力量威胁到了西欧的心脏地带，使美国在高科技武器的领导上失去效力。苏联在东南欧的附庸国保护着通往乌克兰和南俄罗斯的道路，这一地区在1941—1942年间，曾受到了许多破坏性进攻。但古罗马边境的城墙（limes）残留于此，保护着苏联在普通的常规战争中免受伤害。苏联能轻易地在1945年8月控制那么多欧洲战区的因素有两个。第一，与1941年前的日本进攻相比，苏联在战后没有受到任何来自遥远的东亚的严重威胁。毛泽东在中国内战中的真正胜利是一个未曾料到的回报。莫斯科的整个力量能够转向西方。第二，是纳粹德国的遗产。在不惜任何代价也要阻止敌人进攻的战争严重时期，社会、宗教、种族集团之间出现了分裂，斯大林事实上已经把战前东欧的政治精英铲除了（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任务——斯大林的秘密政策——格杀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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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517 虽然如此，苏维埃进入东欧和在中欧扩大的范围，戏剧性地扩展成它的一个巨大负担，特别表现在人力匮乏上。战争削弱了这个国家，使它丧失了14%的人口（达2700万人——美国仅丧失大约40万人）和大约1/4的物质财富。[77]1946年，收成不好又造成了大范围的饥荒。经济恢复是斯大林重建工业秩序的决定性成就。征召的劳动力靠严格的工作纪律从事着奴隶或半奴隶式的劳动，被征召的劳动力要比战前胆小的、饥馑的、精疲力竭的人口还要广泛。[78]也许，10%的工业产量来自俄国古格拉集中营。[79]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战时破坏已经恢复，苏联达到的经济增长水平仅次于创造经济“奇迹”的德国和日本。[80]这是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赫鲁晓夫会进一步扩张苏联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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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519 赫鲁晓夫提高了新的苏联能与西方以平等条件竞争的自信心，不只是在欧洲——斯大林时代的“智力舱”也有惊人的变化。苏联空间科学家在1957年率先发射了一颗轨道运行宇宙飞船，一位权威人士断言，苏联已经超过了它的西方竞争者。赫鲁晓夫决定在威严的海军上将戈尔什科夫（Admiral Gorshkov）指挥下，扩展海军力量。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苏联巨大的潜艇部队使苏联海军成为世界第二海上主力，[81]并准备建造超过美国的舰队，否决美国的“海洋霸权”，毫无挑战地控制世界的航线。赫鲁晓夫也决定迫使西方国家同意永久地分裂德国，这是1961年柏林危机的起因。柏林墙（在西方拒绝后建立）显示了苏联在长远的未来管理并控制欧洲的决心。但赫鲁晓夫追求的最主要的特征是他精明地估计非殖民化会提供给它什么样的报酬。英国中东霸权的垮台、非洲殖民地独立的迫切要求以及拉美社会不稳定的信号给了苏联从欧亚大陆的封锁中逃脱出来进入外部世界的途径。苏联在经济上缺乏吸引力，它希望用“苏维埃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来弥补。在许多新国家，苏联模式的工业发展、苏维埃党国的力量和效率（苏联似乎是这样的）、炼金术般令人目眩的权力规则，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宣扬的人人平等的价值观，都有很强的吸引力。这条通往现代世界的路线（尝试和试验的），不用继续屈从于殖民时代以前宗主国的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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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521 赫鲁晓夫的目标（我们猜测）是剥削那些新的在全球政治中具有不稳定性的国家，在这些后殖民世界里的国家，美国势力和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可能未占统治地位。像1914年以前的德意志帝国，苏联寻找着“太阳底下的地盘”，以及即将形成的世界秩序的权力。到1960年，这种敌对的信号更频繁地出现了。当华盛顿试图通过禁止古巴向美国出售食糖（对古巴实行禁运策略）来粉碎卡斯特罗（Castro）的古巴革命时，赫鲁晓夫承诺买下这些糖。当刚果爆发革命时，赫鲁晓夫公开指责不支持卢蒙巴政府，并将联合国说成只是需要剧烈改革的西方国家的工具，引起了伦敦和华盛顿的极大恐慌。[82]在1961年胡志明发动战斗反对南越吴庭艳时，一条新的战线在东南亚展开。1962年的也门革命及随之而来的也门内战，使也门似乎也有可能会像纳赛尔（他站在革命者一边大规模干预）一样变得更加依赖苏联。同时，也门战争也使沙特阿拉伯感到不安。伴随着激烈的反抗，美国承诺帮助沙特阿拉伯反对任何来自纳赛尔的也门代理人的攻击。[83]这些事件中最激烈的是苏联向赫鲁晓夫在拉美的新盟国运送导弹一事。发生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以苏联撤回武器而告终，作为回报，准备在土耳其部署导弹一事上美国做出了让步，同时，美国（也许）承诺不去侵略古巴。尽管结果似乎是苏联屈服了，但这个危机开始了更大范围的苏美对抗。肯尼迪政府认为，必须采取更多的方法来阻止苏联势力在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的扩张，这一观点得到了证实。在那个时代氛围下，继续控制南越比支持吴庭艳南越政权更为重要，美国决定撤换吴庭艳似乎具有更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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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523 在接下来的20年中，超级大国间的权力斗争成为全球政治的主要特征。争夺的战利品不是（像在19世纪90年代）巨大的领土领域，而是通过武器供应、军事使命、发展援助和商业信用，以委托和联盟形式结合在一起的非正式帝国。导致这一竞争经常波动起伏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1962年后两国的对抗在对方的“后院”引发了直接的挑战，到60年代末，这一对抗因双方同样拥有原子武器而进一步加剧了。1965年，美国占领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同样，3年后苏联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均没有遭到迅速反对。70年代外交的缓和承认了欧洲分裂的永久性：1975年签署的《赫尔辛基最后法案》（the Helsinki ‘Final Act’）实际上是一个欧洲和平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欧洲国家（包括苏联）被迫接受了现存边界。第二，两个竞争者在经济力量上相对地不匹配。尽管苏联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取得了成功，但与它的对手美国相比，苏联经济仍旧是弱小的。从1960—1975年苏联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从来没有达到4%。[84]国在1976年世界制造业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是13%。[85]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中心，美国分享了国际商业的最大份额。第三，在广大不稳定的“边界”地区，两个世界大国针锋相对地宣布它们的主张。这种混乱来源于前殖民地国家建设的艰辛、非洲的反殖民斗争及70年代经济的骤变（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燃料价格的突然上升）。这种混乱导致了自己的统治政体和其竞争对手都渴望武力和经济的援助，促使它们不断要求超级大国的援助，形成了超级大国战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种无序也使得超级大国在大国之外的广阔领域通过其代理人发动战争。到70年代中期，苏联的军事援助和政治势力深入到了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及非洲大陆南部1/3的地区。第四，这种不稳定的结果：两个超级大国的命运出现了巨大的反转。美国为保持南越的非共产主义政权的努力失败是最具说服力的例子。但在随后的一年（1976年），埃及政府突然否认与苏联的盟国关系，并从军队中驱逐了苏联顾问。从全球战略来看，这一事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86]第五，也是最后一点，由此我们推断出，由于军事实力的局限性，任何一方都不能完全操纵其贪婪、蛮横和一厢情愿的代理人。结果，双方都冒着对盟国承诺过多的风险，不情愿地被拖进了公然的对抗之中。当进入20世纪晚期的时候，中国拒绝加入任何一个帝国主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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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525 根据许多当代的分析，似乎找不出超级大国衰落和变动的清晰原因。在美国的“衰退学者”（the ‘declinologist’）看来，越南教训是盟国势力过度扩张的表现。在1970年后，由越南引起的财政紧张和石油价格的突然上涨（部分阿拉伯国家试图对以色列施加间接压力）制止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增长，强大的美元不得不与黄金脱钩。马克思主义者怀着资本主义垮台和“世界革命”的梦想，计划着规划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案是把技术和资金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西方恐惧的是前殖民世界发生的根本性转变。随着全球力量变得越来越均衡，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区域竞争无疑将变得日益激烈。在安哥拉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派别和反马克思主义派别间引发了一场内战，显示出“代理人战争”能使整个次大陆卷入纠纷的速度是多么快。[87]在非洲之角，苏联把大量的援助给了埃塞俄比亚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作为反击，美国帮助了它的邻国——索马里，[88]但直接的行动是更多的警告。苏联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在西方被视为一场“新”的冷战开始的炮声，一个新鲜出炉的“邪恶帝国”（美国总统里根备忘录的措辞）由莫斯科操纵。美国国务卿1983年6月在美国参议院说，遏制政策已经失败。自从突破想当然的地缘政治的教条主义界限以来，“苏联的雄心和能力已经使势力远伸”。[89]一个“世界帝国”来临的预言离现实越来越远，非殖民化难以预料的进程似乎已经设计了新型帝国的图景。实际上，20世纪末帝国主义间接的损害已经被论证——暗地干涉的失稳效应、提供给官方统治者的经济援助、通过大量武器交易的政治军事化的怂恿[90]——至少是和19世纪末的状况一样巨大。当然，这种“竞争共存”（在原子武器交易中伴随着可怕的“互相确保的毁灭”）危险的不确定性是两极世界不可避免的代价，但形势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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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527 形势的逆转是令人震惊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野心的范围比以往都大。从设在南越金兰湾（Camranh Bay）的前部基地，苏联海军把触角扩展到了东南亚和印度洋的主要航线，而印度洋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直是“英国湖”。[91]苏联以提高对抗美国的能力为目的，建造了像“勃列日涅夫”号（the Leonid Brezbnev）那样新的巨大的航空母舰，莫斯科开始干预全球事务。但随后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这个统治力量横跨亚欧大陆南部的巨大帝国完全成了碎片。到1991年，苏联解体了。没有“白银时代”或衰落时期：只是一个灾难性的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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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529 对此事件的解释可能是国内改革和招致不幸的计划所积聚的压力，在这一计划中，苏联领导人企图从封闭他们的那种邪恶中逃脱出来。苏联体系主要败在经济上。在1970年后，苏联没有能够保持住前10年的快速增长。为提高生活水平过度的生产和为武器装备过度的投资超出了改革者的计划。没有恐怖的制裁，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指令性经济失去了它对劳动力的控制。[92]指导投资和选择革新的价格机制的缺乏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损失。使事情更糟的是，70年代影响市场经济的挫折证明是很短暂的。在构成资本主义世界核心的西方七国（德、意、法、英、加、日、美）中，80年代特有的贸易全球化形式有了非常快速的发展：如出口和贸易中长期互相依赖；跨国银行的活动；进入国外投资的资金流动；货币的大规模进出。[93]美国的法人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恢复。[94]所谓“新工业化国家”，像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台湾（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地区——译者注）等，迅速崛起。韩国（在1989年是世界第十大钢铁生产国）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增长，它们中的大部分国家躲避在美国的战略保护下，消除了被马克思主义自由运动渗透的恐惧。在东南亚，是走向工业繁荣的“韩国”道路，而不是走向农民革命的“越南”道路，前者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当东欧共产主义的经济附庸国越来越向西方国家寻求投资和贸易的时候，苏联帝国的军事支出负担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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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531 戈尔巴乔夫改革是新的苏联领导人进行的帝国改革的最后一次努力。[95]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苏联国内经济的“西化”和苏联帝国外延地区的“西化”：更多地满足消费需求和技术革新。这种改革的逻辑是有深远意义的。它意味着要提拔“新人”，削弱党的官僚主义对指令性经济的控制。它意味着放松了莫斯科强加给东欧附庸国的“原则”，允许进行“现代”改革，顺利获得西方投资和西方的新技术。如果不减轻“新冷战”的压力，没有一项是可以成功的，所以它还意味着收缩苏联军事势力的范围：在东欧和中欧，在亚、非地区，首先是阿富汗。然而最不可思议的是戈尔巴乔夫打算放弃苏联是一个全球大国（实际上是第二大国）的地位。他追求的是一个呼吸的空间，他的缓和外交政策计划保护东欧国家的微妙变化，即从一个苏联控制的区域，变成一个具有兄弟般影响的“非正式帝国”。苏联帝国将在西方眼皮底下，在一个“合作共存”的适宜氛围中进行现代化。待它复苏和恢复活力后，苏联依然可以与西方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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