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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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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通俗地说就是一部王朝的历史、帝国的历史。从许多历史文献中我们很容易认为帝国是反常的：在一个非帝国的世界里是不欢迎入侵者的。帝国的崛起归于具有独特个性、狂躁精神的民族在特殊的环境下所为，它们的衰落是可预见的，因为使它们崛起的特殊环境的生命是有限的。这个观点虽然吸引人，但不应赞同。扫描世界历史进程的反面，在大多数时间里，帝国的势力只要经过政治运作就会得到认可。帝国是一个影响或统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种族的、文化的或生态范围是重叠的或被忽略的：它们的普遍存在可以从事实中看到，在一个地域范围内，或是全球范围内，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天赋资源不是平均分配的。这不是一个仅仅涉及可以耕种的草原或者可以航行的河流问题，而是社会和文化的综合利用，以及国家从容调配人力和资源的问题。在公元前200年，中华帝国产生于这种“现代性”。对抗一个帝国的文化吸引力或物质力量，是很困难的，除非被地理距离的遥远或不寻常的内聚力所强化，才能产生抗力。那些逃避被征服的国家不得不结合多国的力量以避免被践踏在帝国如大象般巨大的象脚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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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帝国是普遍的，那么它们也是多种多样的。历史上的许多帝国，今天已成为人口很少、范围有限的中等国家，让我们感到震惊。即使我们的注意力局限于本书所讨论的比较硕大的帝国，我们也会发现很多的变化。有时被称作“古典”帝国的都是伟大的农业官僚帝国。它们的本质特征是控制土地和卖掉土地所产的剩余产品。依靠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组建强大的军队以加强皇帝对地方利益集团或土地豪强的控制，征收赋税，公平地分配。皇帝的威望是重要的资源，他们往往小心翼翼地闭关自守，恪守着自己的宗教礼仪。西方罗马帝国衰落之后，中国就是一个先进帝国运行的最好模式。在其他方面，条件常常并不那么有利，如宗教、生态或地缘政治背景，难以让皇帝的统治沿着中国的路线向前。在欧亚中部，统治者转向更换军事奴隶的设备，马穆鲁克从帝国的边缘地区招募新兵。像外国人依赖的埃米尔恩惠（穆斯林国家元首）或直接皈依伊斯兰教，他们没有地方联系，没有宗族或亲戚来动摇他们的忠诚。他们在当地的城镇、部落和乡村绅士的团结中形成平衡。以上两类帝国确实不同于欧洲人在15世纪后期开始建立的海外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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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殖民”帝国有多种版本。它们通常不是由政府创立的，而是通过私人冒险家，在从国内政府那里获取许可证后创建的。有些冒险家依靠使用其捕获或征服的劳动力，有些通过奴隶贸易，从非洲购买奴隶劳动力，有些试图在征服地复制欧洲模式，或者改造这些落后于欧洲的民族。这是真正的移民社会，奴隶和本土人民被大量驱逐。毋庸置疑，这些殖民模式在亚洲没取得多大进展。在几乎200年的时间里，欧洲入侵亚洲，因为受到基地、补给站、立足点的限制，必须面向沿海而不是向内陆拓殖，如孟买、果阿、本地治理（Pondicherry）、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巴达维亚（Batavia）、澳门，这些都是海上帝国环绕亚洲大国边缘建立的经商地。亚洲大国的实力常伸展到海上荒芜人迹的地方，当欧洲人开始从18世纪晚期（主要是在南亚）侵占领土建立统治权时，他们喜欢占据先前亚洲统治者的统辖范围，而不是时髦地建立一个“欧洲”全新的据点。例如莫卧儿帝国的税收制度，通过紧缩和降低成本，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57年与印度孟加拉王公在普拉西战役后确立对次亚大陆的统治以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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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欧洲”和“亚洲”模式之间的区别描绘得过于对立可能是个错误。但是在漫长的19世纪（1815—1914），这个变化是由工业革命的力量转化的。工业技术使欧洲人在一个比原来预想的更宽大的范围里加快了殖民步伐；工业技术意味着让欧洲人渗透到新市场并增加压垮老对手的能量；工业技术扩大了欧洲人收集信息和高效开发的能力。总之，工业技术提高了欧洲人在更远的距离中以较低的代价发挥其物质力量的能力。在汽船时代和稍后的火车时代，战略上的遥远失去了许多意义。当欧洲军队能提前到达南京（像英国人在1839—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做的），亚洲没有一个地方看起来是安全的。结果是出现了许多“小印度”：殖民统治开始在亚洲和亚非之间扩散，非洲1880年后被瓜分完毕。另外是建立第三种类型的帝国：“无形帝国”，[2]无形帝国系统地强化其主导地位，使这些地区和国家仅保留着名义上的主权。在那里，欧洲银行家、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享有特权地位，管理着海外贸易，控制着国外投资，而且在他们的利益受到挑战时就对这些国家进行威胁、封锁或武力攻击，劳动力的支配显得多余或者徒劳。无形帝国也称“非正式帝国”，如果代价和利益成为它的标准，无形帝国就是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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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所有类型的帝国都不可避免地面对压力、危机和最后的衰落。这是历史的真实，没有哪个帝国是永久的。帝国的倒塌是由很多原因引发的。帝国往往依靠归附国的精英的合作和忠诚，他们在处于困境时造反或反抗，能对帝国的威望和权威造成不可挽回的毁灭性损失。为了缓和与反抗者联盟的关系，会引起缓慢的但也许是致命的控制方式的改换。如果使用帝国的力量需要得到宗主国公众的同意，或者是给他们在人力或财力上增加新的负担，引起不是在殖民地而是在本土的反抗，也许会对帝国的衰落起决定性的作用。新的意识形态（或宗教）也许会毁了一个帝国建立在它们合法性基础上的道德和政治信誉——它们是帝国自然法则的组成部分。一种平常的危险变得难以处理了：当承诺太多而开始无法兑现，痛苦太多而无法承受，帝国的臃肿显示出力量的虚弱时，就会诱使对手进行反抗。帝国也暴露在经济和环境变化的危险中。它们建立在资源和科技基础上的实力也许开始枯竭或衰落，物质财富和技术威力会逐渐消失，或转移到利益更大的领域。更可怕的是，帝国会引发相互破坏的战争，引起不管愿意与否的世界性剧变。即使不是世界末日，潜在的危险仍潜伏在许多帝国体系的内部。他们的控制权不可避免地会落到有广泛联系的精英们手中。依靠权位，他们也许会把帝国的结构转化成半私人的领地，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会谋取分化别的小集团以合并组成更大的集团，保卫他们从帝国统治者那里获得的利益。但是拒绝变革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帝国的义务就是在国内、殖民地和外部的压力下不断调整统治方式，并迅速在文化或经济活动上创新开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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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晚期，似乎看起来导致帝国衰退和崩溃的若干原因会改变这个世界。对于许多西方的观察者来说，这个结论是很明确的。亚洲和非洲本土的帝国，无论大小，都不能长期维持。它们与欧洲帝国共存的艰难时期已经结束了。经济停滞、文化衰退和体系腐败已经毁灭了亚非帝国的政治前景。亚非帝国的统治者缺少保卫国土的办法，还面对部分少数民族的反抗。帝国经济的失败加剧了社会冲突，帝国文化的停滞激发了其对外国文化的渴求，但随之却带来了强烈的反作用——恐惧憎恨外国人或盲目迷信外国人。在混乱和等待中毁灭：这些是“垂死的民族”，已倒闭的帝国。英国著名作家鲁·吉卜林（R.Kipling）狂妄宣称，通过对比，欧洲的殖民列强和它们北美的兄弟已经发现了永恒进步和不朽帝国的秘密。[4]欧美帝国已经打破帝国衰落的周期。欧美的工业化，无机燃料（煤）、分布很广的资源基地建设、远距离调运产品的能力，均使原有的地理局限变得无关紧要。欧美的商业和文化吸引了大量新的追随者，即殖民地的精英上层，他们对欧美的忠诚（或协作）会减少帝国殖民的代价。这种情况使“宗主国”处于优越的地位。欧美帝国“廉价地”依靠遥远的市场，为推动“帝国的”理念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国内“民族国家”势力的增长正在强化“民族社会”的理念，而乐于支撑帝国在海外的发展。也许最有效的是采用“自由主义”的政策——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鼓励自由竞争——反对政治私有化中的腐败，提倡改革。这种进步精神或许植根于“种族气质”——一种类似于自然汞合金的不一致特性，一种社会和文化特征的反映。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人——或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发现了社会进步的秘密。他们设想，对他们的发现，最好的奖赏也许就是永久地掌控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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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出现一个权力集中在少数“世界型国家”手中的新的全球秩序。非西方世界的其他民族国家和帝国都被排除出去，如果让其存在，它们必须转变成受严密监督的半保护国。西方世界支持半保护国的“改革者”“进步者”，镇压反抗者。保护国获得西方支持的代价是自愿接受欧洲的规则：打开国门开放贸易，接受外来文明，订立保护外国人及其财产的立法准则。这种监护的时代预期会很长，虽有挫折和反复，但也许是无限期的。可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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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原因是地缘政治。欧洲进入亚洲的主要前提条件是欧洲的和平，避免战争。欧洲帝国在19世纪中期和晚期的竞争看起来很激烈，实际上只不过是被巧妙约束的争吵取代了实际的厮杀。但是1914年，这种长期竞争共存的状态被利益驱使打破了：战后复兴的努力并无多大成果。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几乎在它开始前就失败了。欧亚的主要利益把西方牵制在一个危急的状态之中，地缘政治是唯一可以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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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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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期以后的许多帝国历史都有一个共同点：欧洲人的殖民帝国是唯一真正的帝国——直到日本在20世纪初开始采用殖民方式建立殖民帝国为止。瓜分非洲已经形成了对帝国主义残暴行径无法阻止的扭曲印象。如果我们近距离看帝国在亚洲的行为，会得到一个不同的印象。所有的列强都啮咬着亚洲的沿海地区，到世纪末才蹒跚地向内陆进展，除了广大的印度之外，欧洲人对亚洲的控制最多只是局部的。真正的情况是在漫长的19世纪里，亚洲的坚持，而不是亚洲的战胜。最好的例子是中国。尽管经历了朝代更替、内战和革命的破坏，中国在1914年前一直令人吃惊地保持着统一。中国的传统理念在经历了1911年君主政体的结束和随之而来的40年混乱、外国的占领和战争后，依然保持着。更令人吃惊的，也许是这个巨大的亚洲帝国仍保持着对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的控制。除了20世纪30—40年代的极为严重的危机（指日本侵华战争——译者注），所有疆土都保持下来（除了外蒙古）。欧洲列强于19世纪30年代起开始侵扰中国，但今天的中国依然拥有和大清帝国差不多大的领土。日本在面对欧洲挑战时表现出的坚定不移更加惊人。日本君主政体经过彻底改造在意识形态上符合一个新的政治秩序。结果日本以足够强大的力量，拒绝对西方开放，而且很快开辟自己帝国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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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亚中部能看到与以上相似的模式。当面对欧洲列强的商业和物质力量侵袭时，西亚主要的穆斯林国家并没有屈从于殖民主义。经过1913年欧洲的掠夺，到1918年西亚被交出其对阿拉伯的统治权，奥斯曼帝国的中心安娜托利亚避免了调解者想要的瓜分，组成了一个新的“土耳其”国家。伊朗帝国在萨非王朝和卡扎尔王朝统治时已显衰落。但是该地区现在由伊斯兰共和国统治，伊斯兰共和国包括伊朗西部的大不里士、伊斯法罕、德黑兰和迈含德（Mashad）。欧亚中部，如埃及或印度，其政治形态被欧洲的干涉彻底改变了，确立了独特的超越殖民文化限制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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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形成了这种可能性？部分答案，就像我们在前章看到的一样，是欧洲人缺乏资源，欧洲想建立全球性殖民帝国。1914年前，西方帝国的外交并没有在瓜分中国、伊朗和土耳其过程中获得成功。1918年后，它们的瓜分胃口更大，难度也增加了。但这只是事物错综复杂的一方面，就像在伟大的亚洲国家中，顽强的政治、文化自治的传统如同一堵无形的墙把殖民帝国围堵在胜利之门的外面。这些传统在欧亚现代化早期民族国家建设中被强化和加深，认识到这一点的不仅是欧洲，也有穿越“旧世界”（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中国主张革新的明朝，日本相对和平的德川幕府，伊朗实行妥协的萨非王朝，一个尚武的奥斯曼帝国变成一个地跨亚、非、欧的大帝国，都取得成就建立了欧洲流行的现代君主政体国家。它们创造的政体结构，证明了甚至在遭受压力的条件下，也能保持政权稳固。中国从明到清的朝代更迭和18世纪充满麻烦的伊朗时代，也许用语言区别和大部落联盟的方式更新了没有防御的政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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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早期现代化重建都有持续的重点。在它们面临来自欧洲压力加大的时期，它们维护了持续治国的实践。欧洲面对的这些国家都是需要更新的古老的政权体制，而不是已经衰落的国家。其统治者通常意识到自己的衰落，也要求“改革”，但他们需要的是把新的政治模式嫁接到原来的树干上，而不是把完全不同的蓝图强加给一个无人拥戴的国家。这有本质的区别。土耳其的凯末尔共和国是建立在奥斯曼帝国改革的基础上，而不是从虚无缥缈中求来的。土耳其“官方”的历史文献表明土耳其没有从属于欧洲，对土耳其人民来说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5]土耳其的政治教父（后被否认了）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他的统治下国家充满朝气奋力向前。[6]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Reza Shah Pahlevi，1921—1941年在位）能依据伊朗古老的君主政体传统去维护他在叛乱地区和叛乱部落中的权威，从而加强了国家政权。在日本明治时期，天皇的誓言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保证，是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在中国，清朝的灭亡标志着与过去更完全的决裂，新民族主义主张在亚洲内部保留清朝的遗产，复兴帝国古老的传统，在混乱的20世纪20年代里恢复对社会秩序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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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是文化和政治共同的特征。人们非常了解宗教角色、语言文学在欧洲确立民族认同上的作用。这可以解释为什么1914年以前，欧洲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发展比欧亚其他地区更强烈，不仅仅是受1789—1815年间猛烈地冲击了欧洲大陆的革命和战争的影响。欧亚的大部分（包括东欧的大部），在文化和国家之间的联系上，并没有追随西欧模式。对国家主权和其统治者的绝对忠诚与伊斯兰教的信仰——穆斯林宗教的权威——发生冲突，这能够解释朝鲜自治政府的权威和伊斯兰教教法的权威。中华帝国和它外围稍小的、稍弱的，或者有依赖性的国家，都缺乏欧洲民族主义塑造的民族国家认同感。在日本，两个世纪的闭关自守强化了对外部世界的怀疑程度，不能把日本视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如果欧洲作为一个文化和政治结合的民族国家遇到困扰，并不意味着别的地方也有这种困扰，用相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从饮食、衣着一直到历史和世界观），竭力把不同的社会联结在一起是很困难的。在欧亚的其他部分，或者就在欧洲，传统的文化通过教师和教材来传承和传播。在他们周围聚集着教育精英，他们拥有社会威望和文化权威。在伊朗和中国，这个阶层与国家理念被视为一体。从萨非王朝时代向前，穆斯林宗教权威的宣言声称，伊朗国家的第一职责是保护伊斯兰什叶派免受敌人攻击。在伊斯兰世界什叶派属少数派的地位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在中国，学者和绅士们形成了行政官僚阶层，充当着朝廷文化精英的角色，他们继续维系、支撑着随之而来的“民族主义”时代。在印度，虽然英国的统治从18世纪中期逐渐加强，但前殖民地传统仍存活下来，因为它们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本国充满活力的文化之中。地区的爱国主义、政府的理念、历史的选择不容易与殖民统治的文化工具相共存。[7]在19世纪晚期，印度本土的语言转化成规则的文学语言，因为民族情结需要一个有力的新的方式去表达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没有这个基础，这个由甘地发起的运动不可能使印度民族主义开始流行起来，也不可能在1914年如此快地集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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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引起重视的是，当欧洲文化冲击世界其他地区达到最高峰时，在19世纪晚期，它面对的是有组织的反抗。对于其他欧亚文化的守护者和“看门人”来说，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看起来更接近于战斗式的竞争。他们担心在西方现代化的汹涌潮流中，他们的文化传统被彻底地破坏。他们害怕自己的权威会被比他们自己更低的阶层所取代。为了维护自己的道德、文化、财富，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承担起责任。他们认识到欧洲技术领先的重要性，决定用社会和文化革新来维护它。但是却与道德、社会及其影响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因此他们被西方的现代化强烈吸引，然而在西方框架中，他们的道德和社会传统却与自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殖民统治的要求相矛盾。甘地运动唤醒了民众对托尔斯泰关于自给自足的农业乌托邦理想的向往。马克思和恩格斯主义在工业发展的许诺中提出没有阶级差别的方案，但社会矛盾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两个方案都为有限制的现代化提供了道路。1918年以后的伊朗、土耳其、民族主义中国政体，1947年以后的印度领导阶层，1949年以后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严格控制外国文化的输入，本质上就是为反对外国工业力量的进入设置了重要的障碍。国家通过教育、广播、宣传和审查制度加大了控制力度。如果说这类似于文化上的“精神包围”，并不会令人感到惊讶。意识形态猛烈碰撞形成的风暴席卷了20世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使一个开放的世界前途未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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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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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和文化的持续性于其本身的意义不大。也许很难解释为什么在欧亚不同地区的统治者及上层精英，在追求他们的目标时不计物质利益条件。保持文化自治和政治自由的前景部分依赖经济的成功。欧亚的统治者及上层精英一定会受外部贸易的磁力影响，被国外经济往来的吸引力吸引。在世界历史的整个时期中（包括今天），打开国门接受外国的产品和交易，从商业贸易中获取利益，也伴随着与文化和政治的危机相同的危机。被商贸强国控制和吸纳的恐惧，被外资企业和外国在当地的合作者无形殖民的恐惧都表露无遗，担忧产品的新品种和消费的新方式会增加对社会的危害和对文化的干扰。因此在经济关系上的游戏规则——进入全球经济的条件——常常是最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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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16世纪全球化经济已经存在。[8]一旦美洲与欧亚、非洲联结在一起，一种新型的交易就开始发展了。美洲的金银帮助欧洲人从南亚和东亚购买大批量的纺织品、陶器和茶叶。美洲的糖用来支付购买（最后）数百万的非洲奴隶，而且直接增加了通过奴隶贸易换来的非洲商品的消费量。美洲的粮食，像木薯、玉米、大豆和土豆，（适当地）转变成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农业潜力。一个有利可图的长距离的海上航线网络，使欧洲成为一个巨大的海上贸易中心，统治着海洋。但是早期现代化的世界经济（1500—1750）并没有成为欧洲决定性超越欧亚其他地区的有利条件，相反它增加了欧洲对亚洲产品的依赖，对扩大欧洲分享亚洲的消费量方面也无意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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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年以后，这个模式戏剧性地改变了，当然并不是立即改变的。控制孟加拉的经济给英国一个改变它与中国贸易结构的机会。印度供给的鸦片资源和以此建立的军事基础使它强行进入东亚贸易中。但是，最关键的变化是欧洲机械产品的出现。在几十年间，亚洲在纺织品市场上的竞争已经输给了欧洲，欧洲的布料甚至进入纺织品的竞争对手——印度和中国。世界贸易量开始快速增长——在漫长的19世纪增长了25倍。但是现在的亚欧贸易政策调整的空间不大。欧洲人控制了长线远距离的商业网络，提供它最重要的产品。为进入这个市场和购买欧洲产品，亚洲的经济被迫依赖出口原材料和粮食。更糟的是，从亚洲的立场来看，亚洲国家不仅要与来自大西洋的商品竞争，而且它们之间还要互相竞争。美国的棉布和小麦可与印度的匹敌；印度茶叶在英国市场代替了中国茶叶。西方指挥和控制着亚洲的海运贸易，它们新发现了进入亚洲消费领域的大门（通过征服印度，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依据领先的大工业生产，欧洲在其实力与亚洲相差最悬殊的时刻，把亚洲经济拉进了全球化市场。从数据可见，1820年印度和中国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西欧的一半水平，到1913年已经只剩1/7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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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黑暗和苦恼的情景并不是历史的全部。亚洲成为新的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它贸易的商品数量比1750年以前大为增加。欧洲对亚洲的经济控制形势已经不在对等的竞争状态下，其原因在于：欧洲只有很少的资金去征服亚洲的生产者；欧洲在更深地进入到亚洲最大经济体时受到阻碍，中国的语言、货币和国内的商业网络把它们阻隔开来，不仅地利不在西方一边，天时也不在它们一边。中世纪之后铁路建设之前，苏伊士运河、汽船和电报使沿海的亚洲国家同样接近了在欧洲很早就接近的大西洋彼岸的经济。在日本的问题上，时间选择特别重要。日本的工业化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顺利进行。日本原来并非东亚强国，只是个次等小国，它对西方的出口贸易和收入，触动了它快速地在亚洲内部扩大贸易。随后日本的工业家（常常与中国商人合伙）和印度的工厂主，注意到本地区对更多消费品的需求。到1914年，亚洲之间的贸易比它与西方的贸易增长得更快。[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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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1914年的100年可以描述成一个“半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可以看到一个提供初级产品和工业产品以及提供资金和财政服务的独立的世界市场出现。在一些国家（虽然不是大多数）贸易额比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当然，这个水平远远低于20世纪末所达到的水平。[12]除了东亚，制造业大量集中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和美国的老东北地区。世界其他地区都不能和这些市场的工业品竞争。半全球化几乎就在欧洲爆发战争的时候停止了。在以后中断的时期里，1914年以前的世界综合经济转向了反面。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经过短暂的复兴之后，全球经济开始萎缩。主要贸易中心英国，放弃了平衡英国贸易的政策，取消金本位，实行自由贸易。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陷入孤立主义。世界其他国家分为两种集团：一种是在美国的霸权下只与美国贸易；另一种是缩小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苏联撤退到一个虚拟的孤立中。小国为减少它们对外的依赖而挣扎。主要生产者的收入在减少。在东亚，正在迅速工业化的中国，停止了工业化的步伐，首先是因为受“日元集团”的影响，其次是被1937年日本的侵略打断了。这时，世界正在为一个新的全面战争紧急动员，上世纪的贸易扩大的辉煌再也看不到了。封闭的经济、自给自足和国内的发展——不是贸易的促进——已经成为在这个分裂的世界生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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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在二战以后也没有彻底改变。当战后的复兴最终来临的时候，再度面临和平时期遗留的没有解决的殖民地问题。面对全球冷战的事实，全球自由贸易的视线，已经集中到由官方授意创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上来。经济独立的苏联帝国在东欧和中欧快速扩大势力，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使得中国经济比东亚经济被瓜分前更封闭。中国像斯大林主义的俄国一样，把自己孤立起来。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追随日本的脚步，成为日本的贸易伙伴。欧盟，作为西欧复兴的工具，形成了一个保护主义者的集团。欧盟经济安排反映出它的主要目的：确保法德对立的永久性结束，而不是推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经济。当欧洲的海外帝国强行进入一系列新的国家时，大多数人赞成闭关，国家控制、驱动经济，建立工业基地、利用外交杠杆结盟，反对超级大国的援助和投资。但是在这个复兴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是美国霸权的规模。二战不仅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国，也使它更加强大。全球冷战使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些都是美国在世纪末进入“全球化”世界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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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为了使观点明确我已经说得够多了。我们在20世纪最后15年的经济统治代表着在全球经济混乱的历史中的一个特殊时刻。它在世界现代史中像是一场地震。它需要结合地缘政治变革来理解苏联的突然解体和中国决定发展市场经济，以及在通信和交通方面发生的技术革命。中国和前苏联集团转向市场经济带来了生产力的猛烈扩大和巨大的新市场。这和更经济的航空业和运载货物的“集装箱革命”以及最重要的因特网技术应用的增长相一致。在全球范围内，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西方国家之间金融服务和资本流动有更大的自由——比限制贸易增长和经济活动急剧集中的一战前期更艰难。在欧美与欧亚大部分地区之间，财富和经济行为的“大分流”已经让位给了“大合流”“大集中”，如果继续下去，在下一个50年中将恢复类似500年前相对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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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全球化”虽然其进程与以往的相似，但形成的条件差异是很大的。在本书所叙述的许多时期中，世界不同地区的经济联系已经很少能阻碍（而且是相当多地去鼓励）帝国的建立。尽管每个国家和文化都具有独特的价值观、社会态度、政治机构和意识形态，但经济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大，而文化差异却越来越小。这个漫长的时代正在结束：本国的文化和民族国家不能抵抗在信息、人力和贸易上的全球化、自由化的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将看到自由运动的道路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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