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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共工程——古典希腊建筑艺术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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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理斯时代，相当部分的国库收入用于“装饰雅典”——修建建筑史上著名的雅典娜大庙、忒修斯大庙以及豪华富丽的、饰以巨大柱廊的雅典卫城正门。从雅典城到庇里犹斯港及法勒隆（Phaletum）港的长城，也在伯里克理斯时代筑成。连同伯里克理斯时代以前庇色斯特拉托、西蒙和伯里克理斯以后雅典所建的神庙、画廊、市场、水源地及输水设备，雅典成了当时希腊世界最宏伟富丽的城市。雅典娜大庙融合多里安风格和伊奥利亚风格，直到现在，还是世界各国建筑艺术的典范。各种建筑物的外部和内部，有各式各样精美雕刻、壁画、壁像装饰，不少保存至今，成为珍贵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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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这些建筑的建筑师、雕刻家、画家，来自希腊世界各地，建筑工程分成小批交由私人承包，现存碑铭，表明承包人有公民，有外邦人，也有奴隶。所给工价，三者并无区别（奴隶所得工价大概归奴隶主所得）。公民特权，也许只表现在有承包的优先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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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雅典——希腊文明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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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古代学术文化，首先兴起于小亚细亚，那里是史诗、抒情诗、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故乡，第三章章末已约略涉及。现在，雅典是希腊世界的中心，它的建筑活动吸引一大批建筑家、雕刻家来到了雅典，在它内部，兴起了渊源于诗又超过了诗的戏剧，它的民主生活又使得议事会、陪审法庭和公民大会成为说话的艺术即雄辩术的广阔的用武之地，雄辩术可以使一个普通的公民成为民众的领袖。在这种环境下，雅典的学术文化十分活跃，雅典公民在公开的政治生活中获得广泛的知识，希腊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也群趋雅典。伯里克理斯接近的人中有米利都自然哲学学派的哲学家阿拉克萨哥拉斯（Anaxagoras），有名的雕刻家菲迪亚斯（Phidias），有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都来自外邦。著名的诡辩学家普罗达哥拉斯（Protagoras）、哥尔基亚（Gorglas）都到过雅典，为豪富子弟当教师，收受巨额报酬。这个传统开始于伯里克理斯时代，自此以后，长期不衰。伯里克理斯的下一代，就在战乱频仍的伯罗奔尼撒内战时期，雅典的苏格拉底（Socrates）兴起为一代哲学宗师，此后希腊哲学的四大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斯多葛（Stoic）都起于雅典，学派中心也一直在雅典，直到罗马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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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居鲁士征服巴比伦后，允许被迦勒底巴比伦迁移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故土，还允许他们重建被毁的耶路撒冷城及其圣殿。（见《旧约·以斯拉记》，圣经官话译本中的“古列”就是居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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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历史》，第V章第30—38、49—51、97—126页；第VI章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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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波桑尼阿斯被判死刑后避难神殿，监察委员们下令在神殿四周筑墙封锁，到他快要饿死的时候，才派人把他抬出来，以免玷污神殿。波桑尼阿斯叛国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雅典将军，雅典海上霸权的奠基者阿提密西安和萨拉米两次海战希腊方面海军统帅铁米斯特克列斯也有通敌嫌疑。铁米斯特克列斯闻讯潜逃，辗转到达波斯王廷，波斯大王备加优待，以梅安徒（meander）河上的马格尼西亚（原希腊城市）为其封邑，竟终老在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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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ritins估系Artemis之误，Artemis译为阿耳特弥斯，为希腊的月亮和狩猎女神。——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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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波斯帝国崛起之初，首先吞并了领土跨及小亚细亚东部的米地帝国。希腊人因为比较熟悉这个帝国，所以也把波斯人叫作米地人。波斯战争前夕，凡对波斯帝国采取屈辱的投降政策，向它献了“水和土”，以后又出人出钱参与了波斯进犯军的诸邦，被称为“米地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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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城邦本位主义是用我们的政治术语来描述城邦制度的根本精神。西方史家往往把这种精神描述为一种宗教现象，称之为“城邦崇拜”——指每一个城邦的公民把自己的城邦看作实现公民集团共同善果的唯一途径的那种意识形态。见下引贝尔克尔（Barker）的那段话。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即以此种意识形态作为他的政治理论的根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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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贝尔克尔：《公元四世纪的伟大政治思想和理论》第VI卷第XVI章（Great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ory in the Fourth Century，by Barker，ch. X VI，vol. VI，c.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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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卢里叶：《希罗多德论》，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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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即伯里克理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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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德摩克利特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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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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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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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城邦制度》这份笔记，是五哥最后的遗稿。遵照五哥的遗嘱，这份笔记在1974年12月我离京前已检出交给吴敬琏同志。这份笔记，在五哥生前，我还没有读过，很想读一遍，乃商得吴敬琏同志同意，于1975年春节后送到了我手里。收到后，读了一遍，随之又读了一遍塞尔格耶夫的《古希腊史》，补了必要的一课（当然是远为不够的）。读后深感自己虽然学力不逮，无力续成，但抄存一份，既可供自己今后继续学习西方史时随时翻阅，同时又为后世多保存了一份抄本，总是一件好事。笔记共约10万字，全文于4月15日傍晚抄竣，总算完成了一项心愿，心里感到欣慰，但是也不可抑制地感到无限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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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史研究，不过是五哥10年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一个开端。他曾对我说到过，打算用10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并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达成他对历史未来的“探索”。如果天假以余年，可以期望10年之后，会能得到某种成果。可是，谁能意料得到，“横逆”的袭击，竟来自他自己身上的不治之症的肺癌，使他的这个研究计划还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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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幸运的是他还给我们留下了这份笔记，虽然连这份笔记也还是一份未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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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他写这份笔记时原来的计划怎样。查阅他的原稿所附提纲，至少还有最后三节，即第六章的第五至第七节（第七、第八两节，后经修改，拟合写一节）没有来得及写，连第四节也还没有写完（均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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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他的日记，这份笔记开始动手于1974年2月12日，5月2日以后就未再续写。其间他在给我的信中曾谈到他的“迷惑”，也就是他日记中所记的“卡壳”，打算重写。我在给他的复信中，要求他即使重写，旧稿也不要毁弃，借此可以看到自己走过来的足迹。现在，查阅他的日记，部分的重写还是有的。不过，彻底重写，也许有过这样的想法，没有来得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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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理斯时代，是城邦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顶峰，很可惜，笔记到这里戛然中断，我们已无法看到他对此将作怎样的评述。我们从笔记中还知道，原来的计划，还打算对斯巴达的农奴制（即黑劳士Helots）和雅典奴隶制并存的问题有所论述，这对于阐释马克思关于论述雅典奴隶制的原意，澄清目前流行的某些含混可能有所裨益。但是，同样很可惜，他的思想和他的躯体一起已经化为灰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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