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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这个解释,若从一个省区着眼,往往是不可理解的。例如,五代十国的吴越王国,完全可以脱离全中国而自立。如果真的长期自立下去,这个地区的农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也许真的可以形成中国式的资本主义。然而这样一个地方发展得太晚。既然隋唐时已经是以东南之财,养西北之兵,这个地方就无法脱离大帝国,或抵抗大帝国而求得独立自存。推而至于闽、粤等地,也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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惋惜历史是没有用的。问题在于,懂得中国历史局面之所以形成的原因及其长处,它所背着的沉重的历史包袱,懂得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革命所要克服的这个历史包袱如何沉重,这是革命斗争所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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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认为中国自周秦以来一直是封建社会,这种主张有两点是对的,而这两点都属于政治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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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迄至现代,中国还留下自周秦以来历经递嬗的古代残余。这个“残余”可以上溯至周秦,这个传统,是周秦以来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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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这个传统必须打倒,必须彻底肃清,才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否则的话,中国永远将受这个曾经起过历史进步作用,然而已经僵化,已经长期成为中国停滞不前的传统的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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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传统,社会史论战中称之曰封建,或称之曰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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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就名词本身来说,这是极可笑的。因为它把“中央集权”、“专制”和“封建”搞在一起,真正是在调和无可调和的矛盾。然而它在政治上是对的。因为反对方面的理由,抬出商业资本主义在唐代(何不曰汉文景之世的商业资本主义?何不抬出战国时代的商人,或郑武公,以至殷祖和之联盟的商人?)已经发达,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现代化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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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纵然早就见有商人,清代有景德、东川、松江的瓷、纺织和矿冶,可是这个大帝国依然是窒息了一切现代化经济的大帝国。乾隆时虽有十三行和盐商,然而他们是有义务报效的皇商,即或不报效,也不过过富埒王侯的生活,他们的积累,根本不是新教伦理下的西欧早期资本主义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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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一点,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的历史根源。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来是仰承皇上和总督鼻息、捐班、报效的皇商,从来不是据城市以抗神圣罗马皇帝的Tuscany(托斯卡纳)、Hansa(汉莎)的资产阶级,更不必说和教皇争论十字军讨伐方向,而且居然转移十字军讨伐方向的Venice(威尼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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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所要克服的不是散漫无力的封建诸侯。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王权可以成为他的同盟者,相反,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掀掉形成帝国的全套政治、军事、财政、田制等全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毒攻毒,就必须形成全套国家机器和经济制度,现代化才能迈开大步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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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论战双方,无论自觉或不自觉,敢于抵抗“马克思那里套来的公式”的人,无例外是叛卖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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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可是,政治上正确的一方,就历史学方面来说,实实在在证明了他们对西方历史的枢要之点的无知,以致他们不得不硬把西方历史的一套公式生硬地套到中国头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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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Marx(马克思)有机会详细研究中国历史,他必定会引申他的Asia(亚洲)生产方式之说。而扼杀Asia生产方式讨论的Stalin(斯大林),实在是不学无术的人。为什么他看不见,使Asia方式等同于两汉社会形态,指出它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沉重历史枷锁,所能达到的政治结论,和硬把中央集权和封建连在一起的这个勉强的公式,是同样强有力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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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只有一个差异——中国的整套帝国机构及其意识形态,不同于彼得一世强化的军事封建中央集权(这称呼对俄国是适用的,而且这里,封建和中央集权并不矛盾),不同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中央政权中的藩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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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是学术上的仔细探讨——政治要求的是动人心魄的动员口号。这些“繁琐哲学”是有害于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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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说中国是封建的,还有另一个似非而是的根据,即下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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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士大夫=封建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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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理由多得很,其中一个还出自Marx(马克思):中国只有普遍奴隶制,中国的大官僚要受廷杖,所以他们不是封建贵族。此外如梁启超的举中国学校科举制度(十年寒窗,一旦成名)为中国漫长皇朝时代的民主因素,孟德斯鸠的举西方君主制度为等级君主制之类。然而这都不过是皮相之谈。事实上中国的地主官僚士大夫作为一个阶级,其多变性比西欧强烈,其维持门阀毫无法律的保障而一任皇帝的喜怒,寒士成名也确实有,一旦成了举人,穷儒立即有人送土地给他(好像西方君主因为勋封臣下爵位,立即颁赐与他爵位相称的封土)等等,然而地主、官僚、士大夫确实成为一个排他性的阶级,他们和“比动物略高一等的农民”的界限异常明确。也许在官僚、士大夫之中,还要加上“名教”所排斥的吏在内,即水浒上的宋江这一类人物。廷杖并非普遍奴隶制的证明,正好像罗马被释奴隶的奴籍,不是划分阶级的依据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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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这个官僚地主士大夫阶级,虽然其中的个别人在皇帝面前,生杀一任皇帝个人的好恶,毫无自己的举措,如英国的Megna Charta(大宪章),然而改朝换代之际,他们的向背,往往决定新朝的命运。所以,他们是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威力和地位,和封建制度下的封建贵族是十分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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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法权上的差别不是微小的差别。正是法权上的差别,决定了欧洲封建贵族的存在,虽然阻止资本主义的成长,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资本主义的成长。——Maine:古代法;英国Whig(辉格党)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理人,以及Megna Charta(英国大宪章)起过的历史作用;French Revolution(法国大革命)中王权的倾覆,部分由于封建贵族中资产阶级化分子的转向第三等级方面,等等。至于中国,只在辛亥革命前夜的咨议局中,这个阶级才起过一点作用。此外,他们截然是反动的。——日本还出过一批藩士,中国只出了曾左李这批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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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自由放任”在中国是有过的,那只在文景之世,即统一帝国已经形成,还找不到统一帝国精力的出路,还迷恋列国时代陈规,而又以黄老之术为其意识形态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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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新教伦理的自由放任成为多么强烈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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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如此,黄老之术的自由放任决达不到新教伦理的合理主义的水平。何况时代太早,技术积累太少,——反过来,因为黄老之术排斥合理主义,所以,这个自由放任时代,也没有产生出一点类似希腊哲学和罗马法律的东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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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由此,让步政策之说是没有价值的。“薄赋轻徭”是王朝循环必经的一个阶段——穷,创业艰难的意识,万世不替的愿望,合起来必有这样一个阶段。不是对于“革命”的让步,而“革命”本身也是没有“哲学”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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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曾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其幼年、青年时居中国,曾到中国北方、蒙古、中亚地区考察,对这些地区的历史、社会有独到研究。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访问过延安,50年代,在美国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后移居欧洲,1989年5月在美国逝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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