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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播弃犁老，昵比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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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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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朋家作仇，胁权相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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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誓下》的罪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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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狎侮五常，荒怠弗敬；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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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斩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痈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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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郊社不修，宗庙不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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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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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力行无度（按：这大概是和百克之说相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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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都羼入于儒家的，至少春秋时代史官们的伦理体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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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惟《枚誓》非伪，可见商末周初的伦理体系以宗法神道为主。纣暴虐，周也好不了多少，诗，灵台之类，都不过是颂词而已，成王封康叔于卫，虽然说些冠冕堂皇的话，刑法原则是从商，恰如汉初从秦，而有约法三章是一样的。所以商的严刑峻法（弃灰于街斩手之类），奢侈剥削，都不是什么该伐的罪，要伐的，是宗法神道原则的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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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也是伪书的《武成》篇，有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之说。范文澜引左传昭七年，楚芋尹无宇和楚王说的“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无宇还引《武成》“逋逃主，萃渊薮”之说。范以此为奴隶制之证。不过，（一）《左传》的著作年代，至少已在春秋末战国初。即使芋尹无宇和楚王的一场争论，见于楚藏“祷杌”，焉知无宇之说不是根据当时已传世的伪《武成》篇？（二）即使《武成》篇未伪，“逋逃主，萃渊薮”也可以解释为受“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即任用匪人，违反了宗法世卿原则，而不是指的招收逃亡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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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无宇说的“有亡荒阅，此文王之所以得天下也”，那是孤证，而且和“四方贤上归之”相违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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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还有一个矛盾。他相信春秋封建。芋尹无宇所争的“阍”，是奴隶，还是按封建宗法制的家臣？如果是奴隶，那么郭对，他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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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1707505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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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礼记·乐记篇》言武王伐纣后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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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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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简编》大概根据《史记》，又加上一个封炎帝之后于焦（安徽亳县），但《乐记》里的“封尧后于祝，黄帝之后于蓟”，未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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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样的说法，见之于典籍的不少。以上两种说法结合起来，大概比较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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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简编》解释武王封武庚于宋的理由为“周虽然战胜，按惯例必须保存商祭祀”。按照齐桓称霸时的“存亡续绝”的例子来说，称为惯例无不可。不过这个惯例如何形成的？追溯起来，大概可以追溯出不少东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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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下的说法纯属推测。我认为，最初西来的华夏民族划分为氏族，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一方面经历征服和同化土著的过程，一方面又各各据有一定的地盘，并在当时不大的“文化区”内迭相称霸。霸权可以转移，氏族灭绝则是不能允许的。这就是这个惯例的来源。另长已说过一次，这里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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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之后封于蓟”这一条却是很有兴趣的事。传说，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这就是蓟地。到周初，黄帝之后还封于蓟，可见，这个氏族还留在老区域里。可见“河湾文化”区要扩大到燕山脚下。而蓟这个文化区，曾被现在保定石家庄间，甚至保定汤阴间的戎狄所隔断，使得和河湾区的交往长期不甚密切，成为孤岛，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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