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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主所征自农奴的主要为劳动地租及徭役。作为领主给予农奴的份地，平均为一夫百亩，约当今二十五亩……每户除一个正丁外，以其余的壮丁为“余夫”，分给的土地只当正丁的1/4，即所谓“余夫二十五亩”。因而一方面便改变了“私田”和“公田”的九一比例，演为“什一”。（《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十五年：“古者什一而藉。”（注，什一以借民力，以什与民，自取其一为公田）……《汉书·食货志》关于两周税说，“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另方面，由原来公社成员随身携带作战武器，演为周初的农民自备兵器、服兵役，后又一变而为增征军赋，即所谓“十六井赋戎马一匹，牛一头”，这就超过了“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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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哀十二年，鲁“用田赋”。《鲁语》：“季康子欲以田赋（韦注：田赋，以田出赋也。贾侍中云：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赋戎马一匹，牛一头……）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私于冉有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人，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藉矣。”《汉书·食货志》关于两周赋说：“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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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地区，也大都在春秋时期先后出现了这种情况；由于兼并战争的扩大进行和大领主财政的困难，也大都在春秋末期先后增征军赋。在周朝国家的中央区域，晋国在春秋的惠公时，“作辕田”，“作州兵”（《晋语》）。在原属殷朝邦畿区域各封邦，郑在春秋后期，较早于鲁国有“子产作丘赋”（左昭四年）；在南方，楚国的“赋车籍马，赋甲兵、徒兵、甲楯之数”（左襄二十五年），还较早于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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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大、中领主行政管理机关所在的庄园，都相继发展成为城镇；……（临淄、曲沃等）……在这种城镇内，居住着领主、领主的家属、左右、司事人员、武士以及贱奴，在官的“工、商”及独立手工业商人……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除须向当地领主缴纳人头税（即所谓“赋里以人”或“屋粟”或“里布”）外，则过着独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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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由于大领主领地的扩大，原来的庄园单级管理组织，已不能适合要求，因而又演出了层叠式的行政管理系统的组织。这在齐国，为所谓属→县→乡→卒→邑（其中的邑，吕振羽始终肯定它是庄园）……在晋，为郡、县、邑，楚为县、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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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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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振羽这一段话，完全拿西方封建制度来比拟中国，其实比拟得十分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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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庄园制度，只有在奴隶制大庄园的基础上才发展得起来。它首先是一个奴隶耕作的大种植园，不久，因为奴隶来源断绝（还有生产力的提高，比如，农业上的轮种法的出现），于是分给份地，奴隶变为隶农—农奴，于是有公田私田之分。殷奴隶制未经证实，即有也不普遍。“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邑＝奴隶制庄园所发展成为封建庄园，完全是武断的说法。因为必有忠信的十室之邑，完全可能是从很早期的“公社”（它的具体内容缺乏材料，可以肯定它和人们所发现的日耳曼的公社必定不会完全相同），递嬗下来的自耕农民的群居之所。大夫食邑，可能就是食自耕农民的贡赋，同时又拥有邑的行政权和司法权（战国所谓汤沐邑则是无行政权司法权的）。“士食田”，吕振羽肯定认为这是“士”直接掌握庄园的根据，然而这是武断的，因为这三个字完全缺乏具体内容的说明，甚至，把它推想为求文字的流利而写成的文句（大夫食邑，士食田），不反映真正的关系，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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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面的证明找不到，反面的证明则是十分强有力的。（甲）自然经济，徭役地租是庄园的特色，可是，被称为庄园的邑，那么容易地变成了“作田赋”，这是为什么？（乙）“赋里以人”，就是“工商衡虞”之人。吕振羽也承认有城市，城市中有自由工商业者，自由工商业者有税，庄园制度是这样容易产生自由工商业者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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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设想，假定我们承认“周初农民自备兵器服兵役”，其后变成增征军赋之时，出赋税的自耕农民组成邑，已是基本形态，而这是两千年来中国专制主义的基本特征。所不同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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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这些邑有的隶属于私家（大夫，即世袭权贵，齐田，晋六家等），有的隶属于公室。商鞅变法，削私家而强公室是其特点，若说他可以在白地上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是不可能的。商鞅式的生产关系，子产作丘赋早已为他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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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私家、公室之争，到后来成为编户与荫庇之争（魏晋），豪强兼并之争，等等。均田制所要建立的，就是这种出租赋的，直属皇室的自耕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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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土地的自由买卖，最早见于韩非。范文澜、吕振羽辈都把战国以后的新兴地主阶级与春秋以前的领主阶级对立。可以设想，春秋时（及其以前）也许不习惯于土地买卖，但是既然出租赋的自耕农民是一种基本的形态，早晚是要出现土地买卖的。韩非所说，不过第一次见于遗留至今的册籍而已，其零星出现，应该不知早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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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吕振羽把封建君臣关系，描绘为服从“誓约”的关系。封建誓约，源出欧洲，其意识形态的根源，直接推溯到罗马时代的契约关系，其后果则是排斥专制主义，建成“等级君主制”，这些和中国文化的基调，都是格格不入的。中国文化的基调是专制主义，其大成固有待于秦汉，其源流则可远溯至商周。蔡侯辅楚王，大夫辅蔡侯，虽然还不是专制主义本身，然而只有下辅上，而没有上对下的对应的义务，则是专制主义的根本精神。吕振羽混淆二种根本不同的东西，是之谓黑白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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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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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吕振羽论周初从农村公社转向庄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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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原来的农村公社，一般都叫作井、田、邑，周初以之作为封赐土地的单位，即所谓“锡田”、“锡邑”……各级公社的重要公共管理机关的所在，则筑有城堡（邑）……公社内的公田收益，归入了被封赐而占有公地的人们的手中，便开始转化为劳动地租（这里引了资本论，未引史料），原来为公共事业服务的劳动转成为他们服役，便开始转化为徭役。这样，公社就开始被赋予庄园的内容。所以《周礼·地官·小司徒》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这和孟子所说的井田制，同样可作为《诗》“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注释。关于这种“公田”和“私田”的土地区划，由干从地势和土地肥瘠等方面的差别，不可能到处按照“井田”的图式去区划。……《周礼·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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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赋”、“税赋”怎能证明这是劳动地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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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井田，托古改制。“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证据不足。（大司徒只说建城分地，没有劳动地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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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种“公田”的性质，在周初行使的“封诸侯”和“锡田”、“锡邑”那一大量的普遍的现象出现以前，是有本质的区别的。）(1)在这种原先为公社，后来转变为庄园的农村，《诗·小雅·信南山》描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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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和进行独立经营……周礼地宫下，闾师说“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无椁；不蚕者，不帛；不绩者，不缞。”这证明他们是进行独立经营的。……他们以自有的工具，在领主的土田即公田上劳动……地租为九一或什一，周礼地官大司徒：“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又“均人”说：“凡均力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甸用一日焉，凶扎则无力政，无财赋，不收地守、地职，不均地政。”是连同地租、徭役、贡纳而说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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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领主，特别是最高领主的周天子，占有广大面积的“公田”。……周语记虢文公的话说：“是时也，王事惟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3)周颂小雅及其他文献所述，也不符合于奴隶劳动的情况。除劳动地租而外，农人还须给领主提供徭役和贡纳（诗：“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这又正是他们和公社或自由民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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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社秩序，是在相当时期内与庄园制度并存的。这首先表现为：按公社成员的户口图籍，定期“均土地”和“养老”，慈幼、赈穷、恤贫等遗制的存留。其次为耕地不得买卖，坟地可以自由使用，山林川泽也是共有的，但由于这种公地逐渐被领主们所独占，礼记王制便以之作为历史的陈迹而追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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