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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批判书》，pp. 31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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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批判中有两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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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郭以不足的根据，判断春秋战国之际是奴隶、封建制的交替时期。其实，春秋战国之际，在政治上最大的事情，就是法家政治的兴起，而法家政治所要改革掉的东西和所改成了的东西，丝毫也不足以证明这是什么奴隶封建的递嬗，恰恰是封建政治权利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递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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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法家消灭了私门。什么是“私门”？这就是并非郡县制的，不是把土地和人民交给有薪俸的史秩按郡县去治理，而是交给诸侯性质的功臣世家从宗室去治理。没有统一的税制，而有诸侯的贡赋。没有国家军队，而有诸侯军队。周是如此，殷制如何不可考，大概它的邦畿千里也是这样的。其结果，当王权强盛时，诸侯来宾。而王权终不可能强盛到三百年以上，结果必定变成诸侯分王室。周之于殷如此，春秋前后的兼并和周室在东迁前后的衰弱是如此，三家于晋，三桓于鲁，田氏于齐莫不如此。如果没有一套郡县、俸吏、保甲、赋税、抑宗室、赏军功等的办法，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府是建立不起来的。即使有这一套办法，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下，也前后贯穿着“编户荫庇”之争，或“豪强兼并，臣户势家逃赋，农民逃亡”的斗争。因此，周的那种封建办法是不能维持久长的，同样，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从其本身的规律来讲，也是不能维持于久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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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西周及其以前的奴隶，没有证据。民有等第，到唐还有课户不课户的划分。“得五甲首者隶五家”，这个有军功的老兵和隶属于他的五家，分明也是有等第不同的，既然这不是奴隶，“收以为孥”的“孥”也不是一般的奴隶，正如永乐令方孝孺等家的家属入教坊，不是一般的奴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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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小农分隶领主，不直属中央政府，和直属政府的编户确有不同，说这是巨大的变化是可以的，但绝不是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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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农说，除去他的奴隶和封建制的框框，是可以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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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郭沫若极力赞扬法家，但这种赞扬我基本上不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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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说法家的中央集权是国家本位，而不一定是王家本位，仅取“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一点来说，似乎勉强可通。问题在于，这个“国家”到底是谁的国家？姑不取阶级分析之说，按中国古代的君权理论的传统，“受命于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它一定要变成绝对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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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商鞅还有儒者的成分，而韩非以前，以权术操纵臣下的那种绝对君权理论未建立，召王的威仪还未发挥到淋漓尽致，“民为本，社稷次之”之说，还可以公然横行，还不至于杀头。然而，有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又在君王之外，再也没有足以与君王抗衡的权力机关，其要发展到“势治”（中央集权的法制＝势治），真是大势所趋，无可避免的。有这样的绝对权力，君王不用，就会造成权臣，权臣必定会篡国。战国时代，我们见三桓三家，此后的中国历史，不有王莽、赵匡胤、萧衍、陈霸先，以至其他无数成功了和未曾成功的弑逆之臣吗？所以，君王必定要用权术才能御下，才不致大权旁落。韩非是商鞅的必然的补充，用Hegel（黑格尔）术语来说，韩非是商鞅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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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中国历史上，开始封建太早。中国历史，是由封建主义转向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而不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转向封建主义的。所以，像欧洲那样，封建分裂中的城市与市民，成为资本主义兴起的契机的，在中国不可能发生，因而也是无可羡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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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即使不是拿西方来套中国，而拿中国史本身的发展来论法家，来论统一，结论和郭沫若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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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有其罪恶的一面：“列国相争，杀人盈野。”然而战国二百年间，未闻人口减少，经济衰退，相反，却是一种进步发展的气象。思想学术的繁荣，更无论矣。假若战国七国分立的局面，或者三国四国分立的局面再继续五百年，一千年，中国决不会搞到秦汉以后的长期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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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郭沫若称颂法家，又贬抑韩非与秦始皇。郭沫若拥护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又要行儒术。郭沫若不懂“法家→韩非→秦始皇”的逻辑，而幻想儒家的仁能够行于专制主义的王朝，真是典型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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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170750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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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贾谊论法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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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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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岂顾不用（法）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曰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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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苟积而民怨背，礼又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使民善者或异，或遵之以德教，或殴之以法令……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累子孙数十世……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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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侧偶也）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势所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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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今同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弃市之法，然则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亡耻之心乎？……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体貌（礼貌？）之矣，吏民偿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顽顿亡耻，诟亡节，廉耻不立，且不自好，故见利则逝，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则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主而观之耳……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者……曰帷薄不修……故贵大臣……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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