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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商鞅还有儒者的成分，而韩非以前，以权术操纵臣下的那种绝对君权理论未建立，召王的威仪还未发挥到淋漓尽致，“民为本，社稷次之”之说，还可以公然横行，还不至于杀头。然而，有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又在君王之外，再也没有足以与君王抗衡的权力机关，其要发展到“势治”（中央集权的法制＝势治），真是大势所趋，无可避免的。有这样的绝对权力，君王不用，就会造成权臣，权臣必定会篡国。战国时代，我们见三桓三家，此后的中国历史，不有王莽、赵匡胤、萧衍、陈霸先，以至其他无数成功了和未曾成功的弑逆之臣吗？所以，君王必定要用权术才能御下，才不致大权旁落。韩非是商鞅的必然的补充，用Hegel（黑格尔）术语来说，韩非是商鞅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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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中国历史上，开始封建太早。中国历史，是由封建主义转向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而不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转向封建主义的。所以，像欧洲那样，封建分裂中的城市与市民，成为资本主义兴起的契机的，在中国不可能发生，因而也是无可羡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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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即使不是拿西方来套中国，而拿中国史本身的发展来论法家，来论统一，结论和郭沫若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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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有其罪恶的一面：“列国相争，杀人盈野。”然而战国二百年间，未闻人口减少，经济衰退，相反，却是一种进步发展的气象。思想学术的繁荣，更无论矣。假若战国七国分立的局面，或者三国四国分立的局面再继续五百年，一千年，中国决不会搞到秦汉以后的长期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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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郭沫若称颂法家，又贬抑韩非与秦始皇。郭沫若拥护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又要行儒术。郭沫若不懂“法家→韩非→秦始皇”的逻辑，而幻想儒家的仁能够行于专制主义的王朝，真是典型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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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170750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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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贾谊论法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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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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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岂顾不用（法）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曰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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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苟积而民怨背，礼又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使民善者或异，或遵之以德教，或殴之以法令……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累子孙数十世……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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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侧偶也）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势所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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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今同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弃市之法，然则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亡耻之心乎？……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体貌（礼貌？）之矣，吏民偿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顽顿亡耻，诟亡节，廉耻不立，且不自好，故见利则逝，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则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主而观之耳……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者……曰帷薄不修……故贵大臣……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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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是时丞相绛侯周勃免，国人有告勃谋反，逮系长安狱治，卒亡事，复爵邑，故贾谊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武帝时稍复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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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贾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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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照“孔老二”的说法，周代的统治术确实不同于商，商民“勉而无耻”，周民“有耻且格”，看起来，商代，至少到纣王时代（或者纣以前已经延续了二三代），重征伐，至少不限制商业（如果不是奖励商业的话），对于当时诸独立的诸侯国（其实，那是些独立的部族），采取高压和剥削政策，周钻了这个空子，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得以广结与国，并以其优越的文化和工业技术，形成商以外另外一个中心，“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统一战线”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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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统一战线灭商的周，在灭商屮诚然壮大了自己，还是不得不继续统一战线政策，“礼乐”或“礼义”，就是在这种文明程度不高的古代世界中，以“尊尊贵贵”的办法，奠定一个当时的中国能够接受的秩序。当然，胡萝卜之外也有大棒，卫鲁齐之封，成周之筑，关东的屯兵（卫之六，成周之六？）等等都是大棒。不过大棒是为了维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秩序。这一套就是“孔老二”在其已经废弛、濒于灭亡的时候，梦寐以求恢复和再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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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这一套的基础，在于工业、武力和文化的垄断。商也垄断了，不过商凭借垄断来实行高压政策，周则以垄断为大棒，复加之以胡萝卜。保持垄断的手段有世卿制度，有法律和典籍的神秘主义，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教育政策（什么乡学、明堂之类，都是后世添进去的酱油和醋。史官和贵族秘传的文化，超越秘传的范围，成为“学校教育”的内容，仅仅始自“孔老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力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坚决反对铸刑鼎，公布法令的“孔老二”，本人却是冲破秘传文化制度，兴办私学的首创者——至少是大规模办起私学来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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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萝卜是垄断以外的另一种武器，不过它也是保持垄断本身的武器。世卿制度之外，再加上一个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严格身份等级，养成一种逐级对长上效忠的风气（“委质为臣”“以国士待我，以国士报之”），提倡廉耻，即贾谊所描绘的贵族有过自杀（日本的切腹，是其流风余韵）等等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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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这一套，其实也是在贵族范围内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定，也就是说，那是贵族范围内的人权和财权的法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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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范围内的人权财权的法权关系，是否也影响及于贵族和其所属士、庶人、皂、隶之类的关系？贵族对下面，是不是予取予求，生杀予夺的？《诗》提供了一些有关“风尚”的资料，田氏篡齐的故事，“委质为臣”的礼，“近悦远来”的箴言，似乎足以说明，小国林立，至少人民的得以“自由”（？）去就，至少使下层人民的利益也获得了某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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