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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郭沫若论商鞅及“前期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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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战国时法家所共同的一个倾向，是强公室而抑私门，这里是含有社会变革的意义的。从春秋中叶以来私肥于公的实际漫衍而为下克乎上的斗争。有的私门已经占了胜利而化为了公家，如韩赵魏齐，有的还在演变中，如秦楚燕，而这些旧公家也逼得非采取新法不可了，都是这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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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故商君的“坏井田，开阡陌”，在这变法中是更为重要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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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初取小邑为三十一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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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初为县有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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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初为赋（史记·六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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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旧有井田制打破，承认土地的私有而一律赋税，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改革。因为这一变革，故地方制度也不能不变革，故有县令以下的“有秩史”等有薪俸的公家官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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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列传还记述有“平斗桶权衡丈尺”一事，这也是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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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就是解放奴籍；“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便是自由民依然可以降为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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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又荀子·议兵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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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阨，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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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书刑法志，这是秦昭王时的“锐卒”……成了锐卒的只要打仗得到五名著甲者的首级，不仅自己解放了奴籍，而同时还可得到五家的家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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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商君……用法而不用术，正是初期法家的富有进步性的地方。初期法家主张公正严明，一切秉公执法……不许执法者有一毫的私智私慧以玩弄法柄。吴起商鞅是这样，就是染上了黄老色彩的慎到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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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纯粹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他们所采取的是国家本位，而不一定是王家本位。他们的抑制私门是想把分散的力量集中为一体以谋全国的富强，人民虽然受着严刑的压迫以为国家服役，但不必为一人一姓服役，因而人民的利益也并未全被抹杀。人民的大部分确实是从旧时代的奴隶地位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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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作法自毙”……正表示他的大公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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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事业确是成功了，吴起未能收之于楚的，他却已收之于秦……这儿有偶然的因素存在……不过中国的必变却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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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批判书》，pp. 31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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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批判中有两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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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郭以不足的根据，判断春秋战国之际是奴隶、封建制的交替时期。其实，春秋战国之际，在政治上最大的事情，就是法家政治的兴起，而法家政治所要改革掉的东西和所改成了的东西，丝毫也不足以证明这是什么奴隶封建的递嬗，恰恰是封建政治权利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递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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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法家消灭了私门。什么是“私门”？这就是并非郡县制的，不是把土地和人民交给有薪俸的史秩按郡县去治理，而是交给诸侯性质的功臣世家从宗室去治理。没有统一的税制，而有诸侯的贡赋。没有国家军队，而有诸侯军队。周是如此，殷制如何不可考，大概它的邦畿千里也是这样的。其结果，当王权强盛时，诸侯来宾。而王权终不可能强盛到三百年以上，结果必定变成诸侯分王室。周之于殷如此，春秋前后的兼并和周室在东迁前后的衰弱是如此，三家于晋，三桓于鲁，田氏于齐莫不如此。如果没有一套郡县、俸吏、保甲、赋税、抑宗室、赏军功等的办法，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府是建立不起来的。即使有这一套办法，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下，也前后贯穿着“编户荫庇”之争，或“豪强兼并，臣户势家逃赋，农民逃亡”的斗争。因此，周的那种封建办法是不能维持久长的，同样，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从其本身的规律来讲，也是不能维持于久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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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西周及其以前的奴隶，没有证据。民有等第，到唐还有课户不课户的划分。“得五甲首者隶五家”，这个有军功的老兵和隶属于他的五家，分明也是有等第不同的，既然这不是奴隶，“收以为孥”的“孥”也不是一般的奴隶，正如永乐令方孝孺等家的家属入教坊，不是一般的奴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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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小农分隶领主，不直属中央政府，和直属政府的编户确有不同，说这是巨大的变化是可以的，但绝不是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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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农说，除去他的奴隶和封建制的框框，是可以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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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郭沫若极力赞扬法家，但这种赞扬我基本上不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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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说法家的中央集权是国家本位，而不一定是王家本位，仅取“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一点来说，似乎勉强可通。问题在于，这个“国家”到底是谁的国家？姑不取阶级分析之说，按中国古代的君权理论的传统，“受命于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它一定要变成绝对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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