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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的道家三派……的兴盛对于当时的学术界的影响非常宏大……使儒家墨家都起了质变。儒家于诗书六艺之外也大谈其心性问题，企图在宇宙论方面作一枝的栖息。……魏晋以后更得到印度思想的支援，于是乎道家思想直可以说垄断了二千年来的中国学术界；墨家店早被吞并了，孔家店仅存了一个招牌。礼教固然吃人，运用或纵使礼教以吃人的所谓道术，事实上才是一个更加神通广大的嗜血大魔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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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结束语，《十批判书》，pp. 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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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对于礼教与道术的判断，与他对韩非的批判是一致的。这一判断，也公平，也不公平。道术固然极端丑恶，“危微精一”的礼教或宇宙观，却是使道术可以得逞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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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关于道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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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c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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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个道是道德上的善（？）。梁启超解释为“儒家以宇宙为‘未济’的，刻刻正在进行途中，故加以人工，正所以‘弘道’”，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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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道是自然法则。梁启超说这个道是“自然法”。但自然法是一个哲学、法律、道德的概念，不是纯哲学上的自然法则的概念，两者不辨，常常弄得糊糊涂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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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家以自然法则为根本，但不要人掌握自然法则，而要人顺从自然法则，复归于自然状态，要人完全消极地屈服于自然法则。甚至人类既已积累了一套改变自然的本领（伯乐之譬），也要他们放弃这套本领，使改变了的自然回到原始状态，同样，也要进化了的人，回复到原始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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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做不到的。梁启超对此的驳论是精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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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人复归于自然状态，这就是违背人类进化的自然法则（人类进化，显然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用人力干预这种自然法则，就是违背了道家自己的前提：“顺应自然法则”，所以是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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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道家哲学还有一个前提，即自然界的进化现象是不存在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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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顺应自然法则，导致消极无为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这是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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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自然法则，导致以法（既然自然法则齐了物，所以可以用人为法来齐人）治人，变为法家的理论前提。在这里“法”既是规律，又是法律，和欧洲文字中的Law（法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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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自然法则，导致处世哲学上的奸巧权谋（不为天下先，后发制人），这是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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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二者，已经有人类掌握自然法则，应用自然法则的意义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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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思想，对于名词的多义，主体客体的辨析，概念的精确化，讲究很少。这既是文法学和逻辑学不发达的结果，这种习惯导致了它们的长期不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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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梁启超自己的语言是：“人能有所为，且不能不有所为。即人之自然状态也。”这还不是“进化”，然而既有所为，就不能不进化。梁启超没有严格地用人本主义。如果他用人本主义，他就应该说，伯乐治马，是要马为人所用。即使马仅一半，比全部不为人用的马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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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汪奠基《老子朴素辩证法的逻辑思想——无名论》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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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汪奠基本人的立场，首先值得加以分析。他的立场是无神的Hegelism（黑格尔主义），亦即自然辩证法的唯理主义。汪此书出版于1958年，正好是苏联哲学界在大大倡导“辩证逻辑”的时候，汪对这一套是理解了、掌握了的。所以，汪对老子的解释，是尽一切可能把它拉向改造过了的Logos＝自然辩证法方面去的。这一点，无疑受到杨兴顺《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及其学说》的启发。问题在于，杨兴顺不过干巴巴地提出了这个命题，汪奠基则从王夫之、夏曾佑那里取来了“无名论”这个命题，渲染孔老间有名、无名的斗争，并且从“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其实是从认识论和逻辑学）两方面对老子作了比较仔细的分析和批判，所以全书比杨兴顺那本书有声有色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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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书，号称研究老子思想中的逻辑问题，所以可以避免涉及老子的伦理学思想，这样，他就避开了不得不“贬”的方面，专门着重于歌颂多于批判的方面。他的写作技巧确也值得赞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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