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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仅就逻辑学（不是辩证逻辑）方面而论，读过汪奠基的书以后，我还是认为老子无逻辑学，中国思想中无逻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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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中有逻辑成分，如汪奠基在本书第七章中着重分析的，当然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有语言就有逻辑要素，所以，哲学著作而无逻辑成分是不可思议的。所谓中国有无逻辑学，所指的当是有无成体系的逻辑学。有逻辑学，就会有如像“欧几里得”那样严密的几何学，就能够为精密科学的发展开辟道路，就会出现理性万能（逻辑万能）的思想，就会激荡出一神教和经验主义——进化论以及两者间的斗争，就会在人间世范围内构筑起一个政治权威干预不了进而政治权威要向之低头的理性王国。老子的书，在具体方法上，没有企图建立这样的逻辑学的任何痕迹，在精神上也绝不是独立于政治权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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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证明这一点的最鲜明的证据是，老子的“道”，也和孔子一样，是服务于政治伦理哲学，服务于政治权威的。看看他的论证中，作为主体的是什么人吧。那是圣人（3、5、7、12、28、29、47、49、57、62、63、64、70、71、72、73、77、78、81各章），是士（15、41章），王（16、25章），万乘之主（26章），以道佐人主者（30章），君子（31章），侯王（32、37、39章），大丈夫（38章），王公（42章）。他对这些人教导无为之术，不敢为天下先，目的是使这些人得以持盈保泰，长生久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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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老子在爱人类的道德水平上远低于墨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第65章）。他确实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第74章），但这是教训统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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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的政治理想是复古主义，从而在社会进步问题上远远赶不上韩非，更是尽人皆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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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历史上，有过一次，也仅仅有过一次，实行过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政治学说，那是文景之世。结果，并没有出现老子所期望的结果——复古、绝圣弃智、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等，却出现了一方面有点类似于近代西欧的自由放任时期的民富局面——商业资本的抬头和藩国的强大。文景之世，客观上为汉武的连年对外用兵和穷奢极侈的宫廷生活准备了基础，自此以后，中国一切是杂用王霸的儒学教化和商鞅政治的局面。本来面目的老子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老子思想在思想领域中只作为“老庄哲学”而存在，老子思想的积极方面，即汪奠基所渲染的无名论、法自然的主张，只在王夫之等不结果实的反专制主义思想中，得到了空谷足音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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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政治和守静致虚的得道之术，都从属于道的一元论。本来，老子思想中的道的一元论不是脱离内容的独立命题，内容则是无为政治和宁静致虚的得道之术。韩非袭取了他的道的一元论，歪曲他的宁静致虚之术成为“乘势驭下”的阴险权术，发展出来一种十分可憎的绝对专制主义理论，这又是老子学说的另一历史命运。这里没有说到法家。法家思想也袭取了“道的一元论”，不过没有发展到“明主贵独道之容”，只用来摧毁世卿贵族的落后势力，那还算是一种进步倾向。“法”，在中国不可能导致法治，只能导致“前主之法，后主之令”的“君主之令即法”的结局，那倒是不能归咎于法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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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子学说的上述历史命运，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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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中国古代文明，从文武周公才进入到有完备的典章制度和系统的思想的时期。殷代甲骨文所表明的是一种巫术文化，箕子洪范是比较贫乏的，周公承灭商克殷顽民的巨大征服之后，制礼作乐，通过成康之治和宣王中兴，成为古代思想家唯一可以取法的典范，也从此成了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基础。由此经春秋、战国、秦、汉，发展成为长期的专制主义，期间确实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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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周公的传统，是在征服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王畿，以此来控制众多的诸侯国家。这个王畿，以部族公民为主体，以征服初期的俘虏建成奴隶制庄园，然后演变成为农奴—采邑制。部族公民，在胜利的征服战争中高升为卿大夫的贵族和士，是不是还有独立的小农经济，就很难推想了。奴隶庄园存在的时期想来并不长，这是它本身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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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国家也许由两者组成——同姓和功臣分封，这是胜利者的军事殖民地，本地人即被征服者，不会是奴隶而是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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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制礼作乐，是要巩固这种封建制度，这种礼乐自天子出的制度，东迁以前，它已在崩坏中。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并非始自东迁，也许昭穆时代已经开始，厉王共和时代十分严重，宣王中兴是回光返照，平王东迁以后，已经不可收拾了。东迁以后，称霸的霸主国力所以增强，已（正）由于变法。孔子称颂文武周公，又称颂管仲，其实是自相矛盾的。战国时代社会制度的大变化，战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那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废除领主，由君主直接控制有服役纳税义务的编户之民（小农），建立起一套专制政府的官僚制度和军功授爵的赏功制度，是加强国力的唯一办法。地主经济是有的，然而那是在这种专制政治的全套制度上生长起来的。地主本身并不构成一个有其自身阶级利益的阶级，它是专制政权的衍生物，它绝不足以支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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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渊源所在的希腊罗马城邦，其始都有王政时代，接着都被贵族的民主政治所代替。代替共和国罗马的帝国罗马，还保留有元老院，每一个罗马皇帝，哪怕是形式，也还要得到元老院的批准。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使封建政治上下关系得以维持的意识形态是契约观念。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才能产生出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艺术和哲学。在中国则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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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有研究墨子，反正孔、老、法、术诸家，无论彼此间有何差异，他们的主体总是天子、圣人、明王，他们的问题总是治国安民之道。中国从来不可能有独立探索真理，崇奉理想主义，企求自我实现的个人。中国人如果要追求自我解放，出路只有一条，遁入空门。庄子如此，李卓吾如此，贾宝玉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确实是反对“礼教”的，反对帮助专制政权去“经邦济世”的。不过在两千年来的中国，“反对者”的出路，总不免是贾宝玉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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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所以，老子哲学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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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文景之世的无为政治及其后的汉武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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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成为老庄哲学，接着老子本人成为道教的教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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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经过韩非，蜕化为法势术的绝对专制主义的理论，是被决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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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夏曾佑，向反儒、人本、科学的方向来解释老子，是很具苦心的。中国历史上，王夫之这样的思想家为数很少。《老子》其实也受不起这样的抬举。因为无论《老子》对于“道”的解释有怎样正确的方面，《老子》全书气氛，全是无为、权术、反进步和神秘主义。所可惜的是，先秦显学中，要找出反对“正名定位”，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和社会，带有无神论色彩，又非直接倡导绝对专制主义的思想家，老子而外，其余的人，即使牵强附会也找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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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中国思想史，王船山、顾炎武、黄梨洲这一集团，以及人们盛称的戴东原，看来十分重要。李卓吾也要注意。总之，除先秦诸子而外，宋明理学和它的对立面是第二个大题目。至于汉至五代，潮流是谶纬—佛道—神灭论，这个潮流对于近代的影响是比较微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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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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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作为宗教的奴婢的西方哲学，并没有窒息创造。相反，信仰还鼓励了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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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专制帝王的奴婢的中国哲学，窒息了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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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主义国家是动员一个幅员庞大的国家人民的粗疏、有效的办法。然而因为它窒息创造，所以它产生不出来近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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