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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自然法则，导致处世哲学上的奸巧权谋（不为天下先，后发制人），这是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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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二者，已经有人类掌握自然法则，应用自然法则的意义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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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思想，对于名词的多义，主体客体的辨析，概念的精确化，讲究很少。这既是文法学和逻辑学不发达的结果，这种习惯导致了它们的长期不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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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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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梁启超自己的语言是：“人能有所为，且不能不有所为。即人之自然状态也。”这还不是“进化”，然而既有所为，就不能不进化。梁启超没有严格地用人本主义。如果他用人本主义，他就应该说，伯乐治马，是要马为人所用。即使马仅一半，比全部不为人用的马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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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汪奠基《老子朴素辩证法的逻辑思想——无名论》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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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汪奠基本人的立场，首先值得加以分析。他的立场是无神的Hegelism（黑格尔主义），亦即自然辩证法的唯理主义。汪此书出版于1958年，正好是苏联哲学界在大大倡导“辩证逻辑”的时候，汪对这一套是理解了、掌握了的。所以，汪对老子的解释，是尽一切可能把它拉向改造过了的Logos＝自然辩证法方面去的。这一点，无疑受到杨兴顺《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及其学说》的启发。问题在于，杨兴顺不过干巴巴地提出了这个命题，汪奠基则从王夫之、夏曾佑那里取来了“无名论”这个命题，渲染孔老间有名、无名的斗争，并且从“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其实是从认识论和逻辑学）两方面对老子作了比较仔细的分析和批判，所以全书比杨兴顺那本书有声有色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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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书，号称研究老子思想中的逻辑问题，所以可以避免涉及老子的伦理学思想，这样，他就避开了不得不“贬”的方面，专门着重于歌颂多于批判的方面。他的写作技巧确也值得赞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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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仅就逻辑学（不是辩证逻辑）方面而论，读过汪奠基的书以后，我还是认为老子无逻辑学，中国思想中无逻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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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中有逻辑成分，如汪奠基在本书第七章中着重分析的，当然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有语言就有逻辑要素，所以，哲学著作而无逻辑成分是不可思议的。所谓中国有无逻辑学，所指的当是有无成体系的逻辑学。有逻辑学，就会有如像“欧几里得”那样严密的几何学，就能够为精密科学的发展开辟道路，就会出现理性万能（逻辑万能）的思想，就会激荡出一神教和经验主义——进化论以及两者间的斗争，就会在人间世范围内构筑起一个政治权威干预不了进而政治权威要向之低头的理性王国。老子的书，在具体方法上，没有企图建立这样的逻辑学的任何痕迹，在精神上也绝不是独立于政治权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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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证明这一点的最鲜明的证据是，老子的“道”，也和孔子一样，是服务于政治伦理哲学，服务于政治权威的。看看他的论证中，作为主体的是什么人吧。那是圣人（3、5、7、12、28、29、47、49、57、62、63、64、70、71、72、73、77、78、81各章），是士（15、41章），王（16、25章），万乘之主（26章），以道佐人主者（30章），君子（31章），侯王（32、37、39章），大丈夫（38章），王公（42章）。他对这些人教导无为之术，不敢为天下先，目的是使这些人得以持盈保泰，长生久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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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老子在爱人类的道德水平上远低于墨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第65章）。他确实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第74章），但这是教训统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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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的政治理想是复古主义，从而在社会进步问题上远远赶不上韩非，更是尽人皆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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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历史上，有过一次，也仅仅有过一次，实行过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政治学说，那是文景之世。结果，并没有出现老子所期望的结果——复古、绝圣弃智、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等，却出现了一方面有点类似于近代西欧的自由放任时期的民富局面——商业资本的抬头和藩国的强大。文景之世，客观上为汉武的连年对外用兵和穷奢极侈的宫廷生活准备了基础，自此以后，中国一切是杂用王霸的儒学教化和商鞅政治的局面。本来面目的老子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老子思想在思想领域中只作为“老庄哲学”而存在，老子思想的积极方面，即汪奠基所渲染的无名论、法自然的主张，只在王夫之等不结果实的反专制主义思想中，得到了空谷足音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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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政治和守静致虚的得道之术，都从属于道的一元论。本来，老子思想中的道的一元论不是脱离内容的独立命题，内容则是无为政治和宁静致虚的得道之术。韩非袭取了他的道的一元论，歪曲他的宁静致虚之术成为“乘势驭下”的阴险权术，发展出来一种十分可憎的绝对专制主义理论，这又是老子学说的另一历史命运。这里没有说到法家。法家思想也袭取了“道的一元论”，不过没有发展到“明主贵独道之容”，只用来摧毁世卿贵族的落后势力，那还算是一种进步倾向。“法”，在中国不可能导致法治，只能导致“前主之法，后主之令”的“君主之令即法”的结局，那倒是不能归咎于法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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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子学说的上述历史命运，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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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中国古代文明，从文武周公才进入到有完备的典章制度和系统的思想的时期。殷代甲骨文所表明的是一种巫术文化，箕子洪范是比较贫乏的，周公承灭商克殷顽民的巨大征服之后，制礼作乐，通过成康之治和宣王中兴，成为古代思想家唯一可以取法的典范，也从此成了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基础。由此经春秋、战国、秦、汉，发展成为长期的专制主义，期间确实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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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周公的传统，是在征服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王畿，以此来控制众多的诸侯国家。这个王畿，以部族公民为主体，以征服初期的俘虏建成奴隶制庄园，然后演变成为农奴—采邑制。部族公民，在胜利的征服战争中高升为卿大夫的贵族和士，是不是还有独立的小农经济，就很难推想了。奴隶庄园存在的时期想来并不长，这是它本身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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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国家也许由两者组成——同姓和功臣分封，这是胜利者的军事殖民地，本地人即被征服者，不会是奴隶而是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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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制礼作乐，是要巩固这种封建制度，这种礼乐自天子出的制度，东迁以前，它已在崩坏中。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并非始自东迁，也许昭穆时代已经开始，厉王共和时代十分严重，宣王中兴是回光返照，平王东迁以后，已经不可收拾了。东迁以后，称霸的霸主国力所以增强，已（正）由于变法。孔子称颂文武周公，又称颂管仲，其实是自相矛盾的。战国时代社会制度的大变化，战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那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废除领主，由君主直接控制有服役纳税义务的编户之民（小农），建立起一套专制政府的官僚制度和军功授爵的赏功制度，是加强国力的唯一办法。地主经济是有的，然而那是在这种专制政治的全套制度上生长起来的。地主本身并不构成一个有其自身阶级利益的阶级，它是专制政权的衍生物，它绝不足以支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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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渊源所在的希腊罗马城邦，其始都有王政时代，接着都被贵族的民主政治所代替。代替共和国罗马的帝国罗马，还保留有元老院，每一个罗马皇帝，哪怕是形式，也还要得到元老院的批准。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使封建政治上下关系得以维持的意识形态是契约观念。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才能产生出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艺术和哲学。在中国则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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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有研究墨子，反正孔、老、法、术诸家，无论彼此间有何差异，他们的主体总是天子、圣人、明王，他们的问题总是治国安民之道。中国从来不可能有独立探索真理，崇奉理想主义，企求自我实现的个人。中国人如果要追求自我解放，出路只有一条，遁入空门。庄子如此，李卓吾如此，贾宝玉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确实是反对“礼教”的，反对帮助专制政权去“经邦济世”的。不过在两千年来的中国，“反对者”的出路，总不免是贾宝玉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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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所以，老子哲学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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