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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近人如刘师培章炳麟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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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奠基:《老子朴素辩证的逻辑思想——无名论》,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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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章刘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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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故论衡》,章炳麟,章氏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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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理学史序言》,刘师培著,刘申叔遗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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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注,音盘)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庄子·天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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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书于周室”,恐应解为要周室的藏书来阅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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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十二经以说”,也许是陈述自己对十二经的研究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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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可以举为史官文化,第一次下移而成为“私学”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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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荀况发现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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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听天”到老子“顺天”,人的地位逐渐提高,但始终没有完成发现“人”的伟业。完成发现人的“盛业”者,要等到荀子。这自然也是因为他生在天的地位降落,人的地位提高以后,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他表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识与要求,因而更鲜明地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的他的学生韩非,就更不闻问天神,而从“人”一方面著书立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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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根泽:《古代发现人的历史——诸子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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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多摘录一些的,不过摘到这里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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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况、韩非并没有发现芸芸众生的“人”,他们发现的是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予—人”。荀况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这个人就是统治芸芸众生的“予—人”,这“一个人”,是“贵独道之容”的明君,天道是体现在他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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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从神权中解放出来的西欧的人,似乎还是未被发现的人。照罗根泽的意思,这要等文艺复兴时代。这正代表了中国人对西方思想的全面误解。见《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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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论韩非的《五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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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待兔)之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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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尝累罚而不免于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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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唯一可以赞成的思想是时移势易,“不可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至于说“古者”“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那是不对的,虽然这是几乎所有中国思想家的共同的幻想。因为在采集和渔猎经济中,同样有“争”,而且部族之间的战争恐怕同样是十分剧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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