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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全文的逻辑联系和先后次序并不那么整齐，主题与主体并不是首先提出来加以规定，而是列到了他所要指明的五蠹之一的“籍仁义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中去了的。而且，韩非这篇文章虽说是反对五蠹，其实着重点全在第一囊上，第三蠹“带剑聚徒属，立节操以犯五官之禁”也被他包含在第一蠹中去痛加论列的，其余不过泛泛带过，并未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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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蠹大体上分为五个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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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仁义辩智足以亡国或削国，唯有富国强兵才足以超五帝，侔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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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人性本恶，所以，治国必须“赏厚而信，罚重而必”——在《显学篇》中，还指出群众是短视的，“民智不可用”，这是对于人性本恶的补充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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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承“赏厚而信，罚重而必”这个前提所作的进一步推论：“誉仁义则害功，用文学则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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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以上推论的补充——不行仁义，君主任用的不都是小人了吗？答复是肯定的：“人主处制人之势，奚待不欺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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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别的文献中，还读到韩非论人主权术运用的诀窍，说到能用则用，不用要杀。五蠹篇中还没有作这样的发挥。不过这本文选所选录的《扬权》篇里也已经有所补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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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结论：“明主之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斩首为勇。”但是“以斩首为勇”，不是以功叙爵的意思，《定法》篇批评了商鞅的“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同”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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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摘录以上五条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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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仁义辩智足以亡国或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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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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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衅，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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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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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在这里还不够勇敢，因此陷于逻辑上的矛盾。他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那是对儒者称道先王让了步，可是，他又力争上古的“轻辞天子”是因为“势薄”，当今“重争士橐”是因为权重，这就是把上古和当今的“事理”看作是一个，那么说“上古竞于道德”就和上述命题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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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要是彻底一点，他就应当在理论上彻底粉碎道德这个范畴，并证明上古也不例外。他的本意是这样的，他以性恶说为基本，下面摘录的这一段，他证明，世间并非没有“乱子”，其实彻底一点，他还应进一步证明世间的“顺子”即有也不过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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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是以赏莫如厚而信，罚莫如重而必，法莫如一而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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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父母皆见爱而来必冶也，君虽厚爱，奚遽不乱？……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而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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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彻底的性恶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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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如何对付“本恶的人性”，性恶论者还可以分成二派，一派重教化，一派重刑赏，或者还有主张教化与刑赏兼施的。当然，认为本恶的人性实际上是在“为善”，那在中国哲学中是从来没有的。韩非矢口不谈教化，唯重刑赏。不仅如此，他还要求“誉辅其赏，毁随其罚”，那就是要舆论跟着刑赏转，这一点，还成为以下三条论证的根本立脚点。这是一元论，而且一元论得十分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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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誉仁义则害功，用文学则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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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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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伊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已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仁义而习文学。仁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节游学者日众，此世之所以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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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这里，逻辑上倒是极度发挥了矛盾律的。据此，韩非要求灭绝文学，扫平邪说，全国军事化，“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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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来中国的停滞，意识形态上的根源，实在可以上溯到商鞅、韩非。篇末评注，于此当痛加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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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教化无用：“人主处制人之势，奚待不欺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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