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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贤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贵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此句，译文解作“也没有叫人不欺诈的法术”）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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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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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原文次序，后段在前，我把它颠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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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后段述“人主处制人之势，奚待不欺之士”，韩非申述得更加强调。而且，这一点是“道德教化无用论”，在韩非思想中地位也特别重要。其实，韩非不仅主张道德教化无用，他还进一步主张，人主待下，干脆就是“权术”。用人，就是利用他。利用不了，会被别人利用，干脆杀了他。既然是利用，那也可以被他利用，这就是，要利用对方想利用我之处——彼此相欺，而君王手里有的是“制人之势，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在彼此相欺中处于绝对优势，总能达到利用人的目的，而不会被人利用了去。这样，岂但道德教化无用，而且应该彻底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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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废除的理由，除人主处优势，无所用于道德教化而外，还有一条，是人民愚昧，“上智之所难知”，道德教化的效果缓慢，“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这就是所摘录的第二段的意思了。——当然，第二段不仅包括道德教化，也包括Hegel（黑格尔）所谓的经验科学。无论韩非有意还是无意，无论当时的思想家其实都还不承认有所谓经验科学，韩非这一段话，同样具有窒息扼杀一切科学教育、科学发现的历史意义。因为，战国时代，墨家重技艺，还有农家。经验科学还没有像以后那样被贬低到完全无足轻重的地位。贬低它，当然不只是韩非思想的作用，韩非思想就中也起了一份重要作用，应该是肯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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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明主之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斩首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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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衅，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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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结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斩首为勇，是李斯和秦始皇的理论根据。现在可以评论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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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笔记本的迹象，可以看得出，评论是写过的，后来又撕毁了。因而现在已经无法看到它的内容了，实在可惜！——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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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令行禁止”见于《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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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夫凡国博君尊者，未尝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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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饰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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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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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罚可用则令行禁止。《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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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难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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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襄子操令行禁止之法……《难一·襄子围于晋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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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母为后而子为王，则令无不行，禁无不止。《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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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遣行，治国之道废也。治国之道，去害法者，则不惑于智能，不矫于名誉矣。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饰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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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粗略地读一遍，“令行禁止”凡六见。发明权是否属于韩非，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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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令行禁止”这个命题，是从“乘势”推衍出来的，所谓“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是“法重”，其结果是“国博君尊”，甚至女人执政，还是可以达到“令行禁止”的地步——所谓“母为后而子为王，则令行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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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令行禁止”似乎有一个道德的前提：“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公义行则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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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行禁止”这种公义相对立的是：“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的这种“人臣之私义”。私义行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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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公义”是人主的“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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