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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是以赏莫如厚而信，罚莫如重而必，法莫如一而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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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父母皆见爱而来必冶也，君虽厚爱，奚遽不乱？……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而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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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彻底的性恶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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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如何对付“本恶的人性”，性恶论者还可以分成二派，一派重教化，一派重刑赏，或者还有主张教化与刑赏兼施的。当然，认为本恶的人性实际上是在“为善”，那在中国哲学中是从来没有的。韩非矢口不谈教化，唯重刑赏。不仅如此，他还要求“誉辅其赏，毁随其罚”，那就是要舆论跟着刑赏转，这一点，还成为以下三条论证的根本立脚点。这是一元论，而且一元论得十分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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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誉仁义则害功，用文学则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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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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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伊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已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仁义而习文学。仁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节游学者日众，此世之所以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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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这里，逻辑上倒是极度发挥了矛盾律的。据此，韩非要求灭绝文学，扫平邪说，全国军事化，“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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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来中国的停滞，意识形态上的根源，实在可以上溯到商鞅、韩非。篇末评注，于此当痛加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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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教化无用：“人主处制人之势，奚待不欺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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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贤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贵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此句，译文解作“也没有叫人不欺诈的法术”）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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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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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原文次序，后段在前，我把它颠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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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后段述“人主处制人之势，奚待不欺之士”，韩非申述得更加强调。而且，这一点是“道德教化无用论”，在韩非思想中地位也特别重要。其实，韩非不仅主张道德教化无用，他还进一步主张，人主待下，干脆就是“权术”。用人，就是利用他。利用不了，会被别人利用，干脆杀了他。既然是利用，那也可以被他利用，这就是，要利用对方想利用我之处——彼此相欺，而君王手里有的是“制人之势，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在彼此相欺中处于绝对优势，总能达到利用人的目的，而不会被人利用了去。这样，岂但道德教化无用，而且应该彻底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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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废除的理由，除人主处优势，无所用于道德教化而外，还有一条，是人民愚昧，“上智之所难知”，道德教化的效果缓慢，“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这就是所摘录的第二段的意思了。——当然，第二段不仅包括道德教化，也包括Hegel（黑格尔）所谓的经验科学。无论韩非有意还是无意，无论当时的思想家其实都还不承认有所谓经验科学，韩非这一段话，同样具有窒息扼杀一切科学教育、科学发现的历史意义。因为，战国时代，墨家重技艺，还有农家。经验科学还没有像以后那样被贬低到完全无足轻重的地位。贬低它，当然不只是韩非思想的作用，韩非思想就中也起了一份重要作用，应该是肯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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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明主之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斩首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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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衅，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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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结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斩首为勇，是李斯和秦始皇的理论根据。现在可以评论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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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笔记本的迹象，可以看得出，评论是写过的，后来又撕毁了。因而现在已经无法看到它的内容了，实在可惜！——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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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令行禁止”见于《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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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夫凡国博君尊者，未尝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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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饰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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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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