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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也是和“民主”无关的。“大同”，若从字面上理解，可以承认是“民本”（民为邦本，for the people），然而这里作为“本”的民的一切福利，都出乎君父的恩赐，犹之家庭中的孩子的好生活，完全出于父亲的恩赐一样。一个家庭中，子劳动以赡养父亲，子的福利还得认为是父的恩赐，子的权利不可以加以明确，一切都得由父亲做主，这样的家庭非崩溃不可。事实上，几千年来中国不存在这样的家庭，凡保持父权的家庭都是子女仰遗产为生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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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不是by the people的，绝不可能of、for the people。专制主义，只当前朝覆亡、殷鉴不远、新朝草创、民间疾苦、印象犹深的时候，才多少不忘掉“民为邦本”之义，作出一些便民利民的措施。二代三代以后，君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而权力无限，欲其不骄奢淫逸，不可得也。所以，并非by the people的政治，而冀其能of、for the people，那是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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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by the people，当然不能一次作出圆满的解答。然而不圆满是一回事，不解答又是一回事。梁启超说“既不能有可恃之方法，则不敢轻为理论的主张，亦固其所”，这等于说，吃饭不能一次吃饱，干脆不要吃饭，这是一种可怜的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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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这原是1894年的口号。1922年，梁启超继续为这个口号辩护，这算是忠实于自己的历史。然而他还要说“中华民国之成立并非无源之水”而不肯正视中国缺乏民主传统，站在“科学与民主”的大旗的对面，装成一个民主派的样子，实际上企图继续他的专制主义，这就是伪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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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梁启超的政治反动的证据：本章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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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云者，不惟其破坏，而惟其建设（重点号原文所有）。欲革去一旧思想，必须有一新思想焉足餍人心者以代之。否则全社会陷于怀疑与虚无，结果仍让彼有传统的情力之旧思想占优势耳。而新思想建设之大业——据我所确信者，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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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过是“孔老二万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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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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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梁启超论封建时期之贵族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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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封建时期）之政治组织，虽各国不尽从同，然大率皆由少数贵族以合议制（原文所有）行之。（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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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可疑。A．贵族执政为常例，但也有例外，布衣卿相，由来渐矣。B．合议制全无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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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贵族平民两阶级，在春秋初期以前，盖划然不相逾。……乃至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曲礼）等语，似并法律上身份亦不平等。关于此方面真相如何虽未敢确答，要之政权恒在少数贵族之手，则征之左传中所记诸国情事，甚为明白。盖封建与宗法两制度实行之结果，必至如是也。（p.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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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贵族政治，与封建同其命运。强族篡国，摧残余宗，内中惟秦国自春秋以来，始终未用贵族，卒以此致强盛(1)。故各国争效之。入后半期而特种阶级完全消灭（原文着重点），故所谓世卿者已无复痕迹，纯为布衣卿相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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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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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商鞅用事，是其正面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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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孝公卒，商鞅诛，诛之者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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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贵族政治之完全消灭，在春秋以后。其促成之者，孔墨诸哲学说兴有力焉……然而环境之孕育此变化，实匪伊朝夕……（p.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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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孔墨学说是不是当时习惯的理论化，见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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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春秋时楚芋尹无宇之言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昭十），其言者可信，则古代阶级可谓极复杂。虽然，其界限并不严，其地位移易似甚易。“斐豹，隶也，著在丹书”，焚书即可侪于齐民（左襄23），鲍文子，齐之执政也，曾为隶于鲁施氏（左定8），晋贵族“栾、郤、胥、厚、狐、续、庆、伯”，降在皂隶。由此观之，所谓臣仆皂隶者，其性质与古代希腊诸国之奴隶及近代美之黑奴俄之农隶等似有别，盖身份并不如彼等之固定也。（p.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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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强族篡国，摧残余宗”的结果，非可为界限不严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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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贵族政治之局）至孔子出生前后，已次第动摇。“陪臣执国命”（论语）各国所在多有。如齐之陈氏，本羁旅之臣，卒专齐政而有齐国。即以孔子论，彼明言“我少也贱”，尝为委吏乘田，盖“庶人在官”者之流亚耳，然其后固又为鲁司寇参大政。然则政权并非由某种固定阶级永远垄断，在春秋中叶已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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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贵族政治之消灭）其主要原因，在知识之散布下逮。封建初期，政治教育与政治经验，皆少数贵族所专有；一般平民，既无了解政治之能力，复无参加政治之欲望。及其末期，则平民之量日增而其质亦渐变。第一，小宗五世则迁，迁后便与平民等……第二，当时贵族平民，互相通婚，故实际上两阶级界限颇难严辨；第三，各国因政变之结果，贵族降为平民者甚多。……“栾郤胥原，降为皂隶”；第四，外国移住民，多贵族之裔，如孔子之祖孔父，在宋为贵族，而孔子在鲁为平民……此贵族政治不能永久维持之最大原因也。（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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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政治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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