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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货币的权力愈来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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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市民阶层和与此相适应的经济观点、政治主张都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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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但是……当时的商业和商业资本……实际上乃是一种畸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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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是统治阶级（包括商业资本家本人在内）从加紧剥削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了消费的胃口……“世风日下”的造成，完全是“上流社会”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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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以后，……国内对银矿开采已甚积极。……洪武二十三年至成化二十二年（1390—1486年），（有记录的）“采纳银数”总计达9786462两。明代银课税率“十取其三”，推算银产量……在三千万两以上。成化以后，银课收入往往和金矿（或其他矿）……的收入混入记载……但从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1597—1605年）九年之中，诸监、使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来观察，亦可推知明中叶以后全国银产量是不会减少的……海外贸易亦有了长足的进展……我曾经作过估计，自明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年）七十二年中……输入银元，至少在一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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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大量货币集中到商人手里以后，他们就往往用来“买田、造宅、置妾”……资本的积累不免受了很大的限制，由商业资本家变为工业资本家的极为少见。……（有人）认为有钱人……热衷于手工业和商业的经营，这……大可商榷。……嘉靖间何良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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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繇役日增，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卿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卿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就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日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趋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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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氏所说的是松江府一带农民改业的情形，如果不拘泥于其倍数和比例，则这种情形在别的地方也相当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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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末年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论苏松人民流寓风气之盛，说“尝历询其弊，盖有七焉”。“一曰大户苞荫，二曰豪匠冒合，三曰船居浮荡，四曰军囚牵引，五曰屯营隐占，六曰邻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诱”……详为摘引其（六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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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谓‘大户苞荫’者：其豪势富责之家，或以私债准折人丁男，或以威力强夺人子息，或全家佣作，或分房托居。赐之姓而目为义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为仆隶者有之……由是豪家之役属日增，而南亩之农夫日以减矣。其所谓‘紊匠冒合’者：苏松人匠，丛集两京。乡里之逃避粮差者，往往携其家眷相依同住……冒作义男女婿，代与领牌上工……一户当匠，而冒合数户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隐蔽数人者有之……其所谓‘船居浮荡’者……流移之人挈家居于舟，以买卖办课为名……往来于南北二京，湖广、河南、淮安等处停泊……其所谓‘军囚牵引’者：苏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处，屠沽贩卖，莫不能之。故其为事之人，充军于中外卫所者，辄诱乡里贫民为之余丁，摆站于各处河岸者，又招乡里小户为之使唤。作富户于北京者，一家有数处之开张；为民种田于河间等处者，一人有数丁之子侄。且如淮安、二卫、苏州充军者不过二名，今则填街塞巷，开铺买卖，皆军人之家属矣……其所谓‘屯营隐占’者，太仓、镇诲、金山等卫，青村、南汇、吴松江等所，棋列于苏松之境，皆为边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调伍。因有所恃，特肆豪强，遂使避役奸民转相依附。或入屯堡，而为之布种；或入军营，而给其使令；或窜名而冒顶军伍，或更姓而假作余丁……其所谓‘邻境避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教导无方，禁令废弛，遂使蚩蚩之民，流移转徙。居东乡而藏于西乡者有焉，在彼具而匿于此县者有焉……太仓一城……洪武年间，见丁授田十六亩。二十四年黄册，原该七十六里，8986户。今宣德七年造册，止有一十里，1569户，核实又止有见户738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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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松农民离开本乡以后，一部分是漂浮湖海……买卖办课，另一部分走移远地……乡亲故旧改营工匠商贩……这对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从这里也可看出当时手工业、商业的经营也富有封建宗法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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粱方仲：《明代粮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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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接种在东方专制主义上面的18世纪法国的Ancient Regime（旧制度）式的浮华，当时的经济思想却还是“重本抑末”，对豪强又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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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1）土地改革；（2）彻底取消徭税当差的制度；（3）大开海禁，“自由放任”；（4）清教徒式的“节欲”与积累，亦即要有“贫穷经济学”，才能真正有资本主义。没有这些条件，这些都成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只有循环往复的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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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末农民战争和清军入关阻止了资本主义那一点“芽”成长起来，完全错了。清政府基本上还是恢复Ancient Regime（旧制度），所以，可以有“十全武功”，却永远不会有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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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专制主义到明代已经穷途末路，什么道路，在儒法道佛杂糅的理教控制下是摸索不出来的。只有“大炮”才轰得开这个铁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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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侯外庐论18世纪的经济、政治和启蒙运动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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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清朝封建统治势力……相对稳定……这时资本主义的幼芽、市民的力量、农民的反抗活动则是在不可阻遏地生长着。这种历史形势反映在当时的思想界，就是一方面有专门汉学之统治地位的形成，另一方面则有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等人的哲学思想的表现。17世纪的启蒙运动虽然受了挫折，但它的政治的、社会的形式却被文学的形式所代替，例如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便是这个时代的代表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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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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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照侯外庐的逻辑，“资本主义、市民、农民的反抗在不可阻遏地生长着”，而“17世纪的后蒙运动这时却受了挫折”，这就变成不可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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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只有丢掉侯外庐的逻辑，这就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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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王夫之、黄梨洲等人的反叛思想，只有在天崩地裂的时候才能产生。对于生活在专制主义下的士大夫来说，只有像亡国这样的事情才是天崩地裂。所以，王夫之等的学说只能产生于明清之交，18世纪既然相对稳定（其实是所谓乾嘉盛世），就必然要流入烦琐。戴震、章学诚等所说很多精辟的东西，但在当时却不“流行于世”就可以窥见当时风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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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资本主义的萌芽的茁长，所说无据。就令18世纪的工业和矿业比明清之际有所发展，摊丁入地的赋税制度彻底肃清了前代地丁两税并存的残余，也不能说资本主义有什么成长。几千年的专制主义已经把一切东西都窒死了，多几张织机，多几万矿工，多几家票号，只会助长专制主义的声势，丝毫也看不出资本主义有什么萌芽。——要知道，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不是同义语，私营工商业和资本主义也不是同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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