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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段话我们可以这样来回应：当时的苏联并没有战争，面临“生命”危险的是布尔什维克政权，而“死亡”的是上百万人的性命。霍布斯鲍姆说“没有理由”去牺牲那么多人的生命，这是正确的，但我们渴望他对这场悲剧的描述能够更全面，更带有历史的敏感性，更富有人情味。我们来读下面对比鲜明的一段，这是霍布斯鲍姆针对19世纪某些人对于1834年《新济贫法》（The New Poor Law）乐观、好意的辩护所做的犀利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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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说，《济贫法》的改革者真诚地相信在济贫院中把夫妻分开会让贫民在道德上获得提升；对受害者而言，如果他们遭到故意虐待（用不人道和冷酷无情的手段贬低男男女女的精神，摧毁他们的尊严），结果会和《新济贫法》造成的后果一样糟糕，也许后者更糟糕。也许这是历史之必然，甚至是必要。但受害人遭受了痛苦——并非只有见多识广的人才会遭受痛苦。任何不明白这些的历史学家的作品都不值得一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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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声称它支持正义的事业，而且声称这是唯一值得奋斗的事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霍布斯鲍姆这代人中的很多人觉得苏联的罪行不严重。然而其他人可能会说，苏联所声称的只能让其罪行加重。［11］这让人对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结论产生怀疑，他说“20世纪没有一个好的结尾”。我们不禁要问：“你说的是对谁不好？”这本书的最后一节那种阴郁和几乎带有世界末日色彩的行文掩盖了一个事实，80年代对于许多人来说是解放的10年，而且不仅在东欧是如此。霍布斯鲍姆在多个场合说过，似乎没有人再能给出解决世界上存在的问题的方案了，我们以后只能在全世界弥漫的迷雾中摸索前进；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里，“过去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那些曾经引导人类的古老地图和航海图不再能够指示我们现在行驶的疆域”。这些都没错。但是，没有了这一类自信、宏大的解决方案其实是好事，虽然这并非显而易见；总的来说，这些解决方案所带来的弊端远大于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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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当时的我是霍布斯鲍姆课上的一名学生，我们心中对他充满敬佩，他说的话我们都会全神贯注地听。我记得霍布斯鲍姆当时在谈论学生激进主义的限度。因为他的观点和当时的情绪截然相反，所以他的结论我记得很清楚。他提醒我们，有时候，关键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去解释世界。但为了去解释世界，我们要对它的改变方式有一定的同情。他的这本新著对我们所继承的世界做了很有挑战性的叙述，许多地方很精彩，我们处处能读到他冷静和聪明的文字。如果这本书算不上他的最好作品，那么我们应当想到他设定的标准有多么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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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世界发生了一或两个重大变化：比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又如，人们不再相信历史，不再相信国家具备改善社会的功能——对此霍布斯鲍姆并非总是感到满意。遗憾的是，这些变化对霍布斯鲍姆的写作带来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影响（有些影响是负面的），对那些最需要阅读它并从中吸取教训的人来说，这本书对他们的作用可能会因此减少。霍布斯鲍姆对19世纪的无情质疑让他成为希望了解19世纪的人们不可不读的历史学家，可我在他对20世纪的叙述中没有看到这种质疑。霍布斯鲍姆在一篇著名的自辩中提醒我们：历史学家“要做的就是记住其他人希望忘记的事情”。这真是一个苛刻且困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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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1995年5月的《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本文是对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一书所写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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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文写于1995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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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德烈·维辛斯基，苏联法学家、外交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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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的里雅斯特（Trieste），位于意大利东北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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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2章 欧洲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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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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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共同体成立距今已近40年，其公开宣称的目标是把成员国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虽然建立欧共体不像其倡导者所宣称的那样功勋彪炳，然而此举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从原则上反对其成立目标的人不多，其成员国从中所获得的实际效益也很明显，比如不受限制的贸易。这也是大家都想加入欧共体的原因。目前，欧共体成员国之间正进行谈判，商讨实行单一货币，建立共同决策、集体行动的机制；与此同时，向欧洲前共产主义国家许诺它们未来的加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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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共体兑现诺言——促进成员国关系紧密且同时以相同的条件对新成员开放——的可能性很渺茫。首先，1945—1989年之间独特的历史条件无可复制。1989年的一系列事件对西欧造成的混乱并不比其对东欧造成的混乱小。“二战”后的西欧秩序建立在法德同盟之上，而其根本内涵乃是这样一个对两国而言都可以接受的安排：德国获得发展经济的条件，法国保留政治主导权。战后初期，德国尚未获得它今日的经济实力，法国的优势是真实的。但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那之后，法国之所以能够继续在西欧事务中保持领导地位，完全是因为德国的现实处境——它不可以使用核武器，不可以在欧洲派军，其国际政治地位的由来也是因为三个战胜国在“二战”结束后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表现出的宽宏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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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奇特的插曲已经结束了。一个经济事实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从一个制于1990年的图表可以看到，法国的经济影响力只限于“欧洲九国”之内——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这原来的六国，再加上英国、爱尔兰和丹麦。在这九国里，法国是一个产品、服务的进出口大国。然而德国的经济影响力不仅覆盖当前的“欧洲十五国”，还覆盖南欧、东欧的大部分区域。这一经济事实的意义不言自明。法国成了区域强国，其影响范围只局限在欧洲西部一隅。而德国则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之前再次成为整个欧洲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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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一系列事件造成的影响也给德国带来难题。对于法国而言，国力的衰落和不断下滑的国际地位会让法国人回忆起痛苦的过往；而对于德国人而言，让他们想起伤心往事的则是德国强盛的国力。德国政治家从阿登纳到赫尔穆特·科尔都刻意去淡化德国国力，表示德国会尊重法国的政治主动权，一再强调他们的愿望无非是在繁荣发展的欧洲有一个稳定的德国。如此一来，他们成为自己这套说辞的牺牲品：在1989年之后的欧洲，德国虽然变得非常强盛，却没有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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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果就是，今天的德国国家议程已经满得不行。除了在将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过程中所需要面对的许多经济、政治问题，德国人还需要处理两德统一前的“新东方政策”所造成的矛盾现象：许多德国政客，尤其是左倾的，此前大多十分满足于现状，他们很乐于见到柏林墙晚点再倒。德国人还需要考虑由其国力带来的种种尴尬：德国能够并且显然在事实上已经在领导欧洲，那么德国应该将欧洲领向何处？德国又是在什么意义上的欧洲的天然领袖？是由法国建造的西欧，还是符合德国利益的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在这样的欧洲中，德国位居其中而非东部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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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一个位于欧洲中心的德国让人回想起过往：许多人，其中可能大部分是德国人，自1949年便寻求不要将德国置于这样的位置。但是下面这样一种德国形象没有多少说服力：德国已经彻底摆脱令其苦恼的东欧记忆而与其战后的西方盟友紧紧抱团，似乎只要有它们在，德国民族就可以远离令其痛苦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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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基本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自欧洲煤钢共同体于1950年宣布成立以来，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西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和近乎充分的就业。于是，人们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此前半个世纪困扰欧洲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已被彻底破除，这种信心在经合组织（OECD）所发布的一系列对未来经济形势所做的乐观预测中亦有反映。1974年的石油危机本应当终结这种幻想。在1950年的西欧，石油只占到其能源需求的8.5%，其主要需求仍由欧洲出产的价格低廉的煤矿所提供。到1970年，石油占到欧洲能源消耗的60%。石油价格翻两番之后，欧洲连续25年享有的廉价能源不再，制造业、交通、日常生活成本急剧上升。在联邦德国，战后的经济奇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波动，国民生产总值在1974年下降了0.5%，1975年下降了1.6%；然后到1981年、1982年又再次分别下降0.2%和1%。1976年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降低了3.7%，“二战”以后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在增长，没有降低过。自此，无论德国还是其他西欧国家的经济没有再像之前那样高速增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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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欧共体（后来的欧盟）本身造成了严重影响。欧共体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去很好地满足各个成员国的不同需要；不同国家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的中间岁月有非常不同的经历和记忆，各自的需要也非常不同。令比利时人和英国人最感惶恐的是失业问题，法国人要竭力避免此前数十年的马尔萨斯式的经济停滞，德国人害怕货币不稳定、通货膨胀。1974年之后，由于欧洲停滞的经济，各国均出现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放缓，物价大幅上涨。回到过去的伤痛是谁都没有料想到的。当时不断扩张中的欧共体无力给未来的加入者（潜在受惠者）提供经济奇迹所带来的利好，它甚至无法确定是否能持续给现有的成员国提供利好。1989年的一系列事件让这个问题得到公开化，但是欧盟无力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源在1974年就可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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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问题在各国的情况都不尽相同。法国在整个30年代的平均失业率为3.3%，所以失业在当时的法国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但是在20年代的英国，失业率就已经达到7.5%，30年代更是达到11.5%，无论哪个政党的政客还是不同派别的经济学家都发誓这样的失业问题不会再出现。当时的比利时和德国的失业率近9%，在两国国内，人们也有类似的看法。正是因为如此，五六十年代能够维持接近充分就业这一项成了战后西欧经济的光辉功绩之一。60年代西欧的年平均失业率大约在1.6%，70年代涨到4.2%。到80年代晚期这个数字又翻了一番，当时的欧共体年平均失业率为9.2%；1993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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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这些令人沮丧的数字中看到令人极度不安的模式。1993年六个欧盟国家（西班牙、爱尔兰、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希腊）里的登记失业人员中，年龄低于25岁的男女青年超过20%。这六个国家外加英国、荷兰以及前联邦德国，长期失业者人数在总失业者中占1/3以上。80年代的通货膨胀再分配效应令失业率的影响加剧，进一步扩大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经济回升不再有其在50年代后经济繁荣时期的效用，比如吸收剩余劳动力，提升穷人生活水平。现在谁还能记得60年代的那些幻想，当时的人们盲目乐观地认为生产的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就只是如何分配生产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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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快速增长和之后的经济停滞不仅给西欧带来新的经济不安全的威胁（40年代后期以来的欧洲人不知何为经济不安全），而且也造成自工业革命早年以来最严重的社会混乱与固定资产损失。荒凉的卫星城、朽败的郊区还有城市里令人绝望的贫民区在今天的西欧都可以见到。甚至如伦敦、巴黎、罗马这样的首都也不如30年前那般干净、安全、满怀希望。在这些首都和如里昂、吕贝克这样的省城中，贫困阶层的人数正不断增长。这一切之所以没有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引发更为剧烈的后果，完全是因为西欧国家在1945年之后所建立起来的福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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