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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的危机便是欧盟此前的成就和许诺不能无限延续的第三个原因。西欧人口正在老龄化。自从60年代中期开始，总体趋势是每个家庭养育的新生儿减少，以至于一些国家的人口不增反降，最明显的国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1993年，西班牙每千人的出生率仅为1.1，创历史低点。欧洲人现在需要养活一个庞大且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而这个重担落在了人数不断减少的年轻人身上，这其中许多人还没有工作。设计这样一种慷慨的社会服务制度有其前提条件：这个经济体在持续蓬勃发展中，老弱病残人口相对较少，他们的社会需求可以由人数众多的年轻就业者来满足；而目前，这种制度处于巨大压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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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0年代至今，北欧和西欧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已经增加了12%—17%（具体数字因国家而异）。此外，年龄低于65岁的人口也不能自动全部算入“有生产力”的部分：在联邦德国，自60年代以来的20年中，60岁到64岁之间的男性就业率由72%降低到44%；在荷兰，这一数据是从81%降低到58%。目前就业不足的老龄人口还仅仅是一个昂贵的负担，然而等到婴儿潮一代开始退休（2010年左右），这样一群庞大、沮丧、无聊、无生产力、身体欠佳的老龄人口可能会给社会造成重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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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欧洲政治家很清楚地知道，维持这样一个战后建立起来的福利制度的成本总有一天会大到令人无力承担。难题在于先得罪谁：是先得罪数量不断减少的生产者，还是得罪数量不断增加的不自觉的受益者。两边都有选票。到目前为止，一方面是因为习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良好愿望，人们倾向于尽可能地保留更多的社会福利。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在有关福利的争论中，另一个因素严重搅乱了民众在政治上的判断，这个因素本不至于大到可以造成这样的影响。这便是所谓的“移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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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更多劳动力，良好的就业前景吸引大量来自前殖民地、地中海边缘地区的移民，到60年代，西欧在20世纪首次出现外来移民人数多于移出的人数。到1973年，在西欧的外国劳工人数达到一个高点，欧共体国家加上奥地利、瑞士、挪威和瑞典的外国劳工人数共计7500万；其中有500万人在法国和德国，占到两国各自劳动人口的10%左右。尽管之后各国政府出于经济和政治考虑开始限制移民人数，外来移民人数随之锐减，但在一些国家中移民群体依然十分壮大。1990年的数据显示，外国人在以下各国的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德国，6.1%；法国，6.4%；荷兰，4.3%；英国，3.3%。这些数字不包括已入籍移民或外国人在当地出生的孩子；尽管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在德国，这部分人仍然被算作外国人，不能享受完整的公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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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子女成了“本土人口”怨恨和恐惧的对象。极端分子及主流政客都对此种情绪大加煽动并加以利用。目前这种情况已经发展到的地步从法国就能看到。1989年5月，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戴高乐派支持者中有28%的人宣称“全面认同”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的国民阵线制订的计划中关于移民的看法。1991年，这一人数增加到了50%。如果说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选民变得不那么有同情心了，那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选民已经转而支持勒庞：在1995年的总统选举中，勒庞获得了工人群体30%的选票，而法国社会党候选人莱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仅获得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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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法国主流选民中，有这样一群相对人数不多，绝对数字可观的人认可勒庞的移民政策，而且他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光彩之处；而实际上，20年前的人们会觉得这样的政策接近法西斯主义［勒庞于1991年11月提出“解决移民问题的五十条措施”，其中有一条是撤销已经授予的国籍，在法国上一次采取这种追溯性的非正义行为的是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政府］。在奥地利，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的极右翼政党奥地利自由党在1995年的全国大选中获得22%的选票。德国也一样，德国政府对“外来劳工”和有移民意向者施以越发严苛的限制，并称这样做是“出于他们的利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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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政治”不会很快退场，因为跨大陆和洲际移民再次成为欧洲社会的一个特征，由于本地人对移民存在着恐惧和偏见，移民问题将会一直与社会动荡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其在政治上可以一直被利用。对波兰、意大利或葡萄牙移民的偏见最终消失了，因为无论从宗教、语言还是肤色，这些国家移民的后代已融入当地人群而变得无法区分。而土耳其、非洲、印度或者安的列斯群岛的移民没有这种文化、外貌上的相似性，从而无法享受在他们之前到来的波兰、意大利、葡萄牙等地移民的“隐形优势”。欧洲其实并没有接纳真正的外来人口的传统，也做不到“多元文化主义”。在对西欧现已稀少资源的竞争中，外来移民和他们的子女将成为“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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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的欧洲，这些“输家”一直仰赖建立于各国内部、国与国之间的区域援助系统，这种系统既复杂又昂贵。这种系统也就是一种制度化的救济，它不会改变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只是会一直不断地矫正让财富与机会不断向富庶的欧洲西北角集中的畸形市场。南欧国家，欧洲边缘地带的国家（如爱尔兰、葡萄牙、希腊），贫困阶层再加上外来移民，他们组成了“弱势群体”；一方面，欧盟是他们获得援助的唯一来源（若没有来自布鲁塞尔的援助，西欧的许多地方，无论是萧条的矿区还是不赚钱的农村都会陷入更大的麻烦），而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嫉妒和怨恨。哪里有输家，哪里也就会有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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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知道赢家的“欧洲”是怎样运转的，你只需在萨尔布吕肯（德国），梅斯（法国）和卢森堡这块三角区域待几天。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无论是哪国的公民，都可以自在地在三地出入，好像没有了国境线一样。不论人群、工作、商品还是娱乐活动都可以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国度之间自由流通，人们好像并未意识到在不远的过去这里曾为紧张和敌意所笼罩。法国、德国或者卢森堡三国的孩子们依然在自己的国家成长，也都按照各国的教学要求各自学习本国历史；但是他们所见到的跟课本上所学到的完全对应不起来。总的来说，这是好事。萨尔区与洛林实现了天然的联合，但这不是由德国统帅部或者法国占领军所促成的，它们的联合要归功于欧盟委员会优良的筹划。“美是美，可惜这不是欧洲。”（C’est magnifique, mais ce n’est pas l’Europ.）或者说句公道话，这的确是“欧洲”，只不过这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看到的“欧洲”。从地理上说，这一个“欧洲”的组成是怎样的呢？它的首都城市是哪些？它的公共机构又在哪里？欧盟委员会及其行政部门都在布鲁塞尔。议会及其专门委员会在斯特拉斯堡和卢森堡。欧洲法院在海牙。关于进一步推动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决定在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做出，而有关统一边境和对外国人进行监管的协议则在卢森堡的申根签署。这六个城市相互离得很近，它们分布在从北海到阿尔卑斯山脉一线的两边，而这条线也是9世纪加洛林王朝的核心和主要交通路线。人们说欧盟的心脏（还有人会说欧盟的灵魂）就在这里。这个“欧洲”的重要城市所在的位置几乎本能地回到了以前，但它亦是一种政治上的精心安排。这提醒我们，关于欧洲真实的东西未必是新的，而据称是新的东西未必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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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说到当今欧洲另一个奇怪的特点。对于欧盟里发展良好的赢家——一些地方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而言，他们会强调自己的繁荣跟欧洲身份的紧密联系。但这些地方都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地区。当代欧洲最成功的地方是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法国的罗讷——阿尔卑斯大区，意大利的伦巴第大区和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其中三个“超级区域”（本国的首都都不在这三个区域中）均围绕着瑞士，好像它们希望能跟各自国内（意大利、德国和法国）其他穷地方脱开干系，不再受其约束，自己成立一个个小且富的阿尔卑斯共和国算了，反正离得近，相互关系也好。它们惊人的富庶程度和经济实力与其面积完全不相称。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加上大巴黎地区的产值占到整个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左右。1993年加泰罗尼亚的产值占西班牙国内生产总值的19%，出口量占西班牙出口总额的23%，西班牙全国的外国投资有1/4在加泰罗尼亚；它的人均收入比西班牙平均水平高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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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的这些富庶区域直接或者通过欧盟各个机构的相互联系发现了巨大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必然让它们与各自所属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这种分歧由来已久。对意大利而言，北方人一直不满于和南方的“寄生虫”同属一国，这种不满情绪与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比利时的弗拉芒民族分裂主义曾在纳粹统治时期兴盛一时，因此在“二战”结束后一度噤声，最近几年以工业为主的瓦隆尼亚区经济出现滑坡，弗拉芒民族分裂主义又重新抬头；现在的弗拉芒族不但要求语言平等和行政独立，还要求拥有自己（非比利时）的身份以及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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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还是“天鹅绒分离”前的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各地的分裂主义者都宣称：“我们”这些北方人辛苦工作、纳税，受过良好教育，“我们”在语言以及（或者）文化上都有独特性，而他们则并非如此，这些生活在乡下的南方人（地中海一带）落后、慵懒、享受补贴。这些地区所认同的“欧洲”身份将它们跟讨厌的邻居区别开来，可是偏偏它们又和这些邻居同属一国，当务之急是去找权力中心的替换者，抛弃罗马或马德里，选择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所在地）。这就很符合逻辑了。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对这些地区的吸引力便是国际化的现代发展，它们得以摆脱民族国家对其施加的过时且“人为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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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过来可以解释“欧洲”对这片土地上年轻知识分子的特殊吸引力。苏联之前对许多西欧的知识分子很有吸引力，因为它结合了哲学上的雄心与行政权力，当时看来十分有前景；而如今的“欧洲”也有同样的魅力。对于它的崇拜者而言，欧盟继承了18世纪的开明专制。现在的欧盟难道不是人们重新尝试去建立一个高效的、普适的行政能力，摒弃特殊主义，由理性、法治推动的理想制度吗？这也正是凯瑟琳大帝、弗雷德里克大帝、玛丽亚·特蕾西亚和约瑟夫二世这样一些实行改革的君主努力曾想在他们风雨飘摇的土地上建立的制度。如果这不是欧盟希望做到的，那又能是什么呢？无论在东欧、西欧，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认可的正是欧盟这个理想的合理性，他们认为欧盟可以将自己从陈规陋习和粗鄙落后中解救出来——很像18世纪的律师、商人和作家们越过反动的国会、议会，直接向正逐渐现代化的君主发出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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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需要为此付出代价。如果这个“欧洲”只代表赢家，那么输家呢？那些“南方”的，贫穷的，在语言、教育或者文化上不占优势的人，那些底层群体或者被蔑视的人，那些没有生活在国境线消失的黄金三角的欧洲人，谁又为他们发声？这带来的危险便是，对于这些欧洲人而言，他们所能有的就只是“国家/民族”，或者更准确地说，民族主义；这跟加泰罗尼亚人的民族分裂主义或者伦巴第的区域内自我发展不同，他们的民族主义是要保存19世纪的国家形态以阻止改变的发生。因为这种危险的存在，同时也因为现在的实际情况——欧洲各国关系无法再进一步拉近，这时再去坚持促进各国关系并非明智之举。我仅是在比较节制地去评估欧洲的前景，无意暗示国家机构天然比超国家的机构优越。但是我们应当正视民族与国家的现实，也应当注意到，如果忽略了它们，它们将会成为民族主义者争取选票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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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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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是否应该接受东欧国家的加入呢？在前民主德国，人们曾经乐观地相信经济的繁荣发展（其实简单说就是再造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以及随之而来的各自利好）会弥合分裂的国家，冲刷掉不快的回忆；可是这个希望破灭了，倒不是因为那些回忆的存在，而是因为民主德国没有出现联邦德国在50年代初曾有的经济转型。吸收东欧国家进入欧盟将会面临相同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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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经济方面考虑，欧盟东扩会产生高昂的负担，人们不会喜欢这点。在1992年的欧盟预算里，只有德国、英国、法国和荷兰（按人均贡献值从大到小排列）是净贡献国。受惠国按人均值从大到小依次为：卢森堡、爱尔兰、希腊、比利时、葡萄牙、丹麦、西班牙和意大利。诚然，后来加入欧盟的瑞典、芬兰和奥地利都是潜在的贡献国，但是它们的经济体量小，故而能贡献的份额也不会太多。然而，几乎所有欧盟未来的成员国（瑞士除外）都是受惠国。据贝塔斯曼基金会1994年的研究估计，仅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四个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欧盟每年直接支付的金额便达200亿德国马克。很显然，如果欧盟以对目前成员国开出的条件接纳这些未来成员国，它需要为此花费很大一笔钱，而这超出了它负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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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已经论述过，欧盟现在连对自己目前的成员国都无法许诺过去那样的繁荣、安全会一直延续下去。“核心国”“快速通道”“可变几何”[1]政策或者“和平伙伴关系”都是欧盟的托词，用来延迟或者避免这个无法做出的选择：拒绝新成员加入，或者以对目前成员国开出的条件接纳新成员。从经济上看，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欧盟以什么可接受的条件接受东欧的新成员，都会是昂贵的慈善行为。但是，欧盟做出这样的牺牲（假设它可以负担得起）是不是也符合西欧利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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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把文化的亲缘关系放到一边——其实也就是说，如果与中欧或者东欧分隔开来，西欧是否会觉得自己缺少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西欧认为，防止其受到来自东欧和南欧在人口、经济上的威胁关乎其自身利益。如果谈到更常规的威胁，在欧洲所有在防务部门工作的人心里（虽然他们不会说出这样的假设），只有俄罗斯对欧洲其余国家在军事上仍构成不小威胁。很显然，西欧、中欧的主要国家一直以来都需要维持能将它们与俄罗斯隔开的缓冲国。但是这些国家究竟是在加入还是不加入欧盟的情况下能更好起到其地缘战略作用，则依然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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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西欧的争论目前集中在欧盟本身的运作上。事关欧洲集体的事项应当在全体通过的情况下决定（现在实行的方式）还是由多数决定？如果由多数来决定，又怎样解释多数？这样做出的决定又有多大的法律约束力？赫尔穆特·科尔、已去世的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和他们的政治顾问倾向于引进多数表决的制度，要去满足这么多成员国的各种需求、要求时会有陷入僵局的风险，多数表决制可以消除这种风险。英国以及支持它的一些小成员国倾向于保留否决权（1963年1月戴高乐正是用这样的否决权将英国挡在欧共体门外！），它们希望用否决权来防止欧盟做出对其不利的决定，然后干脆防止欧盟做太多决定，无论是关于哪方面的。这样的矛盾目前变得突出也并非偶然。在“欧洲十五国”中，一旦遇到需要对某些艰难的选择做出决定，不要说一致同意，哪怕是取得一个强有力的多数支持也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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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防御和外交政策问题上尤其明显，欧洲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一直不甚积极。对于欧洲来说，军事上实行韬光养晦已经不再可行，因为欧洲不能依赖美国，在欧洲需要美国援助时它不一定会参与欧洲事务。在召集成员国制定军事或者外交事务的共同政策或者采取统一行动方面，欧盟是彻底失败的。目前只有15个成员国的欧盟要做到这些尚且如此困难，等到更多国家加入以后其结果可想而知。欧盟及其开创者想学联合国——要么，符合共同利益则采取一致决定，各自保留异议；要么，对难以抉择或者意见分歧的议题就干脆不做决定。可是它却越来越像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意见相左的成员直接选择不参与。假如德国及其支持者组成的多数提出一个外交政策，而英国或者法国拒绝接受，这给欧盟在道义和政治上所造成的损害会很严重；相比较而言，如果是某一个成员国迫使全体成员在某事情上不采取行动所造成的影响就算不了什么了（具体事例见：希腊反对马其顿共和国使用“马其顿”这一名词；又，意大利坚持要先解决它与斯洛文尼亚之间琐碎的法律纠纷，然后才可以考虑斯洛文尼亚加入欧盟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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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保证匈牙利或者斯洛伐克不受本国危机损害对于西欧稳定有怎样的好处？其实，这正是东欧国家要求加入欧盟最有说服力的论点——保护我们自己免受伤害，一旦这些国家转型失败，帮助我们收拾剧变导致的局面，这点对直接跟这些国家接壤的西欧国家尤其有说服力，对德国而言更是如此。但这需要慎重，所以欧盟才提出授予部分成员国资格及临时成员国资格等应对方案；西欧国家目前已经面临许多迫在眉睫的现实困难，更多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将在未来给它带来更多问题，虽然现在这些问题都是假想的。即使出于对东欧稳定的考虑，最终欧盟向它们敞开大门，那么欧盟的意义及其行事能力将会受到严重削弱。另外，“欧洲”能保护的范围最远也只能到当年哈布斯堡王朝的中心（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这里好像成了“欧洲”萧条的郊区；更远的“拜占庭”欧洲（从拉脱维亚到保加利亚）则要靠自己了，因为那里太靠近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利益，西欧国家在这里吸收成员国、与这些国家保持紧密关系并非慎重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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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德国将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自从1990年以来，统一以后的德国一直在寻找合作伙伴一起实施开拓中欧的战略。如果联邦德国可以与欧盟其他“快速通道”成员国行动一致，那么看上去它的领先势头就不会太明显。因而，德国公司通过其在奥地利的子公司或者“掩护机构”在东欧进行投资会比联邦德国政府直接投资引起的争议少些。联邦德国在1989年以前的外交政策是三重平衡，对美国、俄罗斯、法国三个国家，既不偏向也不得罪任何一方；统一后的德国希望遵循德国实力的逻辑，也考虑其在中、东欧的历史地位，做到既不让西欧盟国惊恐，也不引起德国人对民族野心复兴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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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些德国的论者所指出的，尽管德国的用意是好的，可是德国必然会引发欧洲的不稳定，这是难题所在。阿登纳与他的同代人一起塑造的欧洲让联邦德国得以重塑其“后希特勒”时代的身份，而这样一个欧洲目前很难维系，战后的解决方案也基本终结。如今，在欧盟内部，德国与奥地利事实上的结盟并不是1938年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将二者相提并论过于夸张，更是误导。德国扩张主义重新抬头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更不用说军国主义了。但是这样一个在欧洲中部、有自己利益的强大德国会让邻国深感不安，这一点自1871年至今一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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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过去的欧洲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这样一个由德国占主导地位的欧洲不愿积极介入国际事务。是否会一直如此是另一个问题——纳粹留下的历史问题不可能一直是德国人良心上的负担，总有一天德国的政治家和选民可以不再抑制自己去做其他大国在做的事情：对外派兵，运用武力或者用武力相威胁来达成国家目标等等。但是，与此同时，在这样一个由德国占主导地位的欧洲，欧盟成员国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不作为，欧洲各国的集体行动被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只介入不会引起争议的国际事务，比如环境问题或者人道主义性质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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