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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需要为此付出代价。如果这个“欧洲”只代表赢家，那么输家呢？那些“南方”的，贫穷的，在语言、教育或者文化上不占优势的人，那些底层群体或者被蔑视的人，那些没有生活在国境线消失的黄金三角的欧洲人，谁又为他们发声？这带来的危险便是，对于这些欧洲人而言，他们所能有的就只是“国家/民族”，或者更准确地说，民族主义；这跟加泰罗尼亚人的民族分裂主义或者伦巴第的区域内自我发展不同，他们的民族主义是要保存19世纪的国家形态以阻止改变的发生。因为这种危险的存在，同时也因为现在的实际情况——欧洲各国关系无法再进一步拉近，这时再去坚持促进各国关系并非明智之举。我仅是在比较节制地去评估欧洲的前景，无意暗示国家机构天然比超国家的机构优越。但是我们应当正视民族与国家的现实，也应当注意到，如果忽略了它们，它们将会成为民族主义者争取选票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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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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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是否应该接受东欧国家的加入呢？在前民主德国，人们曾经乐观地相信经济的繁荣发展（其实简单说就是再造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以及随之而来的各自利好）会弥合分裂的国家，冲刷掉不快的回忆；可是这个希望破灭了，倒不是因为那些回忆的存在，而是因为民主德国没有出现联邦德国在50年代初曾有的经济转型。吸收东欧国家进入欧盟将会面临相同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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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经济方面考虑，欧盟东扩会产生高昂的负担，人们不会喜欢这点。在1992年的欧盟预算里，只有德国、英国、法国和荷兰（按人均贡献值从大到小排列）是净贡献国。受惠国按人均值从大到小依次为：卢森堡、爱尔兰、希腊、比利时、葡萄牙、丹麦、西班牙和意大利。诚然，后来加入欧盟的瑞典、芬兰和奥地利都是潜在的贡献国，但是它们的经济体量小，故而能贡献的份额也不会太多。然而，几乎所有欧盟未来的成员国（瑞士除外）都是受惠国。据贝塔斯曼基金会1994年的研究估计，仅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四个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欧盟每年直接支付的金额便达200亿德国马克。很显然，如果欧盟以对目前成员国开出的条件接纳这些未来成员国，它需要为此花费很大一笔钱，而这超出了它负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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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已经论述过，欧盟现在连对自己目前的成员国都无法许诺过去那样的繁荣、安全会一直延续下去。“核心国”“快速通道”“可变几何”[1]政策或者“和平伙伴关系”都是欧盟的托词，用来延迟或者避免这个无法做出的选择：拒绝新成员加入，或者以对目前成员国开出的条件接纳新成员。从经济上看，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欧盟以什么可接受的条件接受东欧的新成员，都会是昂贵的慈善行为。但是，欧盟做出这样的牺牲（假设它可以负担得起）是不是也符合西欧利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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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把文化的亲缘关系放到一边——其实也就是说，如果与中欧或者东欧分隔开来，西欧是否会觉得自己缺少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西欧认为，防止其受到来自东欧和南欧在人口、经济上的威胁关乎其自身利益。如果谈到更常规的威胁，在欧洲所有在防务部门工作的人心里（虽然他们不会说出这样的假设），只有俄罗斯对欧洲其余国家在军事上仍构成不小威胁。很显然，西欧、中欧的主要国家一直以来都需要维持能将它们与俄罗斯隔开的缓冲国。但是这些国家究竟是在加入还是不加入欧盟的情况下能更好起到其地缘战略作用，则依然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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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西欧的争论目前集中在欧盟本身的运作上。事关欧洲集体的事项应当在全体通过的情况下决定（现在实行的方式）还是由多数决定？如果由多数来决定，又怎样解释多数？这样做出的决定又有多大的法律约束力？赫尔穆特·科尔、已去世的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和他们的政治顾问倾向于引进多数表决的制度，要去满足这么多成员国的各种需求、要求时会有陷入僵局的风险，多数表决制可以消除这种风险。英国以及支持它的一些小成员国倾向于保留否决权（1963年1月戴高乐正是用这样的否决权将英国挡在欧共体门外！），它们希望用否决权来防止欧盟做出对其不利的决定，然后干脆防止欧盟做太多决定，无论是关于哪方面的。这样的矛盾目前变得突出也并非偶然。在“欧洲十五国”中，一旦遇到需要对某些艰难的选择做出决定，不要说一致同意，哪怕是取得一个强有力的多数支持也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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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防御和外交政策问题上尤其明显，欧洲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一直不甚积极。对于欧洲来说，军事上实行韬光养晦已经不再可行，因为欧洲不能依赖美国，在欧洲需要美国援助时它不一定会参与欧洲事务。在召集成员国制定军事或者外交事务的共同政策或者采取统一行动方面，欧盟是彻底失败的。目前只有15个成员国的欧盟要做到这些尚且如此困难，等到更多国家加入以后其结果可想而知。欧盟及其开创者想学联合国——要么，符合共同利益则采取一致决定，各自保留异议；要么，对难以抉择或者意见分歧的议题就干脆不做决定。可是它却越来越像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意见相左的成员直接选择不参与。假如德国及其支持者组成的多数提出一个外交政策，而英国或者法国拒绝接受，这给欧盟在道义和政治上所造成的损害会很严重；相比较而言，如果是某一个成员国迫使全体成员在某事情上不采取行动所造成的影响就算不了什么了（具体事例见：希腊反对马其顿共和国使用“马其顿”这一名词；又，意大利坚持要先解决它与斯洛文尼亚之间琐碎的法律纠纷，然后才可以考虑斯洛文尼亚加入欧盟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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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保证匈牙利或者斯洛伐克不受本国危机损害对于西欧稳定有怎样的好处？其实，这正是东欧国家要求加入欧盟最有说服力的论点——保护我们自己免受伤害，一旦这些国家转型失败，帮助我们收拾剧变导致的局面，这点对直接跟这些国家接壤的西欧国家尤其有说服力，对德国而言更是如此。但这需要慎重，所以欧盟才提出授予部分成员国资格及临时成员国资格等应对方案；西欧国家目前已经面临许多迫在眉睫的现实困难，更多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将在未来给它带来更多问题，虽然现在这些问题都是假想的。即使出于对东欧稳定的考虑，最终欧盟向它们敞开大门，那么欧盟的意义及其行事能力将会受到严重削弱。另外，“欧洲”能保护的范围最远也只能到当年哈布斯堡王朝的中心（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这里好像成了“欧洲”萧条的郊区；更远的“拜占庭”欧洲（从拉脱维亚到保加利亚）则要靠自己了，因为那里太靠近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利益，西欧国家在这里吸收成员国、与这些国家保持紧密关系并非慎重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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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德国将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自从1990年以来，统一以后的德国一直在寻找合作伙伴一起实施开拓中欧的战略。如果联邦德国可以与欧盟其他“快速通道”成员国行动一致，那么看上去它的领先势头就不会太明显。因而，德国公司通过其在奥地利的子公司或者“掩护机构”在东欧进行投资会比联邦德国政府直接投资引起的争议少些。联邦德国在1989年以前的外交政策是三重平衡，对美国、俄罗斯、法国三个国家，既不偏向也不得罪任何一方；统一后的德国希望遵循德国实力的逻辑，也考虑其在中、东欧的历史地位，做到既不让西欧盟国惊恐，也不引起德国人对民族野心复兴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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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些德国的论者所指出的，尽管德国的用意是好的，可是德国必然会引发欧洲的不稳定，这是难题所在。阿登纳与他的同代人一起塑造的欧洲让联邦德国得以重塑其“后希特勒”时代的身份，而这样一个欧洲目前很难维系，战后的解决方案也基本终结。如今，在欧盟内部，德国与奥地利事实上的结盟并不是1938年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将二者相提并论过于夸张，更是误导。德国扩张主义重新抬头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更不用说军国主义了。但是这样一个在欧洲中部、有自己利益的强大德国会让邻国深感不安，这一点自1871年至今一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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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过去的欧洲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这样一个由德国占主导地位的欧洲不愿积极介入国际事务。是否会一直如此是另一个问题——纳粹留下的历史问题不可能一直是德国人良心上的负担，总有一天德国的政治家和选民可以不再抑制自己去做其他大国在做的事情：对外派兵，运用武力或者用武力相威胁来达成国家目标等等。但是，与此同时，在这样一个由德国占主导地位的欧洲，欧盟成员国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不作为，欧洲各国的集体行动被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只介入不会引起争议的国际事务，比如环境问题或者人道主义性质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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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悲剧的教训首先是让人们看到欧洲软弱的主导权，欧洲一直极力避免介入，除了维持现状，在集体战略利益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这场在南斯拉夫开始于1991年的战争也是一个及时的提醒，德国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德国人自己不高兴，别的人也不喜欢。在塞尔维亚的宣传中（先是针对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独立，后来又针对波斯尼亚外部势力“干涉”）的一个重点内容就是德国和奥地利谋求重建“德国天主教”的“大中欧”[2]，瓦解南斯拉夫是一个“日耳曼——哈布斯堡王朝”的阴谋。正是因为害怕被这样的宣传绑架，德国这个欧洲最强的国家一直没有很积极地介入战争，直到战争进行了4年以后才决定派出一支特遣队，执行的还是非军事的任务；即便如此，这一决定还是遭到了德国知识分子、政界人士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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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不是说法国或者英国做了多么堪称典范的事情。但是，法国和英国还是被迫做了一些事情，不管那些事情多么不充分乃至不可靠——人们越发清楚地看到，联合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非常小，令人十分尴尬，英美于1995年向萨拉热窝派出一支“快速行动部队”。[3]但正因为这是一支英美部队，其行动没有得到“欧洲”任何的支持，这确认了巴尔干半岛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人们的另一个教训：“欧洲”这个大厦的内部是空的，它自私地念念不忘财政稳健和商业优势。正如这里没有能够实施有效影响的国际社会，这里也没有可以施加影响的欧洲社会的存在；这里只有各种强大和不那么强大的国家，至少在短时间里，一个由德国领导下的欧洲不会在这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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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与英国会怎样使用由于派兵获得的有限的国际主动权？这取决于它们的政府从此次波斯尼亚派兵所受到的侮辱中吸取怎样的教训。但是，在英美遭遇苏伊士之辱后40年，它们将重新发现相对的外交自主权的好处和负担。美国不再为它们提供保护，“欧洲”也不是可靠的庇护所。1945年到1989年之间发生的事情似乎越来越像是久远的历史。随着“二战”离我们越来越远，建起一个与之前不一样的欧洲为何那么重要这个问题也越发没有那么迫切。这也是为何我们不仅要提醒自己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果，也要提醒自己欧洲共同体只是取得这些成果的手段，而非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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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果我们将欧盟视作一个包罗万象的解决方案，像高呼咒语一样高呼“欧洲”二字，在顽固的“民族主义”异教徒面前挥舞写着“欧洲”二字的旗帜，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这样做不但不能解决欧洲的问题，“欧洲”这个神话反而会阻碍我们认清这些问题。我们会发现它变成了用来掩饰不同地方难题的一种政治正确的说法，好像只要提及统一的欧洲的承诺，便可以不用去解决目前的问题与危机。当然，如同欧洲已经很强大、团结那样去谈论欧洲也有一定“自我实现”的好处。但是，一些事情和问题靠这样说是解决不了的。“欧洲”更多是地理上的概念，无法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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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1996年7月的《纽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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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变几何”（variable geometry）政策，指一种灵活政策，欧盟成员国可以对是否履行部分条约条款进行灵活谈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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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中欧”（Mitteleuropa），德语，德国政治家弗里德里希·诺伊曼（Friedrich Neumann）在1915年呼吁建立由德国主导的“大中欧”。——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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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然而，人们注意到，在波斯尼亚的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在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外国军队（尤其是法国和英国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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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3章 罪行与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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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于欧洲历史以及欧洲历史编纂学的分水岭。“二战”结束50年后的今天，有关这场战争的善与恶及其后果的许多假设都被动摇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已近10年，西方国家对列宁在20世纪历史地位的传统认识也有了重大修正。欧洲帝国的终结以及东欧的复兴让几乎所有有关这块旧大陆的通史著作彻底过时。我们需要新的视角去对欧洲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做一番全新的描述，这个时机现在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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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的这本新书初看似乎正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一本有关欧洲大陆历史的新作，他从欧洲的地质起源一直写到1992年，很有雄心壮志。[1]该书在英国很受欢迎，十分畅销，它因其时间跨度、写作形式及气魄而广受好评，一些历史学家、记者和编辑将这本书选为“年度图书”。要在不到1400页的篇幅覆盖3000年历史且做到全书通俗易懂自然是个了不起的成就。通过本书，我们能够看到戴维斯阅读面甚广，看到他对书中所谈论的主题情有独钟。戴维斯是一个研究波兰的历史学家，他承诺要更多关注东欧，他号称自己的书在同类书籍中独一无二，其原因正是他的书里有更多对东欧的关注。这本书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书中散布着300个“知识窗”（概要介绍），大约每页一个。在这种“知识窗”中，戴维斯会用轻快、独特、易懂的语言描述一个人、一个地方、一种思想或者一个事件；其中写“音乐”（“Musike”）和“圣哥达”（“St. Gotthard”）的文字很有娱乐性和知识性。书中也附有许多图表、家谱和地图等常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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