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751234e+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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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41 然而《欧洲史》没有能够实现作者的雄心壮志。它根本不是一本好的历史著作，希望理解欧洲历史的读者不要选择这本书作为自己的参考读物。这还不是因为这本书里存在的各种瑕疵。戴维斯那原本可爱的自吹自擂逐渐让人不能忍受，他在自我吹嘘上完全不知羞耻（他甚至鼓励别人将自己比作吉本）。他似乎对艺术或者观念史知之甚少（他对音乐史比较了解），对经济发展史更是所知无几。他在书中引言部分对几乎以前所有的历史叙述都大加嘲讽，还嘲弄以前的历史学家视角歪曲，可是他也没有可以指导自己的目标。书中还有些小地方惹人不快：他的章节以及“知识窗”的标题语言晦涩、指涉模糊，他不去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而只为秀自己的博学；这些“知识窗”占到每页1/4的篇幅，其内容与所在部分文中的内容没有多少相关性，因而常常会影响叙述的流畅；书中几乎所有有关欧洲政治的地图都被毫无意义地转了90度，如此一来葡萄牙在上方，而华沙就总在图的正中心（这样的制图背后的意识形态昭然若揭）；另外书中的索引不足，注释编排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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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43 当然，绝大多数雄心勃勃的通史都有这些缺陷或者类似的缺陷，但戴维斯书中的失当之处要严重得多。它不符合一部负责任的历史纲要作品的要求；另外，最严重的问题是，它实在是一本令人生厌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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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45 首先要说的是，戴维斯在书中有许多事实错误。我这么说的意思不是说他仅仅搞错了几个日期、人名，我想说的是他的书里随处可见各种令人难堪、震惊的谬误，他的老师若是看到了会直斥其为“小学生水平的错误”。在这本书里，戴维斯把英王亨利八世和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一次重要会议的时间弄错，两位国王中有一位在戴维斯写的时间甚至都还没有继位；英国都铎王朝的四位君主（共五位）在位时间都写错了，只有一位的在位时间是正确的；荷兰起义的爆发日期有好几个，戴维斯只写对了一个（这样的情况在他写300年后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时再次出现）；帕斯卡尔成了罗亚尔港（Port Royal）的“囚徒”。19世纪历史这部分也有很多错误，其中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的时间提前了4年，英国的托尔帕德尔受难者（the Tolpuddle martyrs）被挪到了别的地方，1894年法俄同盟则是连名字和日期都被戴维斯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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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47 继续看占全书1/5的20世纪史的错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权建立日期错了；可怜的西班牙人拉尔格·卡瓦列罗（Largo Caballero）明明是善意的社会主义者，却被写成了共产党党魁；在书中，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在国会得到了纳粹代表的支持，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将军（Kurt von Schleicher）则成了国会成员，而他也并不是；德军占领维希区的时间在书里是1943年，而实际上是1942年；法国、比利时解放时以及之后受到惩罚的通敌者人数被夸大了，比实际人数多了几千人；戴维斯将莫里斯·舒曼（Maurice Schumann）的姓氏错拼为Schuman，和他毫无关系的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成了他的兄弟［罗伯特·舒曼比莫里斯·舒曼大25岁，他的名字和“舒曼计划”（Schuman Plan）中的“舒曼”在索引中也被拼错］，戴维斯还在书中写二人在战后组建过一个重要的政党，而事实上戴维斯又张冠李戴了；《核不扩散条约》的签订日期被戴维斯从1968年提前到了1963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时间也被提前了三年；书里说大英帝国在非洲殖民的终结始于1951年尼日利亚的独立，而事实上第一个独立的国家是加纳，它独立于1957年，尼日利亚要到三年后才宣布独立；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cois Mauriac）的名言（我很爱德国，爱到一个嫌不够两个才好的程度）被安在了一个没有具名的法国部长头上；还有，柏林墙倒掉的时间迟了约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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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49 上面列出来的谬误还只是我读第一遍时发现的，我都还没有列举书中对历史文本或者事件的误读。我毫不怀疑其他比较熟悉某段历史的读者读此书时也会有与我相似的疑虑；有一点我很肯定，那些对古典史学跟我一样不太熟的读者会惊奇地发现，“早熟”的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时间早了一个世纪。戴维斯甚至在书中第865页“故意犯错”，如果他没有那么多的“无意犯错”，这个“故意错误”看起来可能不会显得那么愚蠢。当所有这些错误累积在一起时，读者对于本书的信心就完全被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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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51 戴维斯另外一个问题是他把握不好分寸。他在书里反复重申自己对西方世界忽略东欧感到沮丧，这种感情本来很合理，但是因为他重复得太多而变得令人生厌。东欧历史上的落后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虚弱有着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原因，而这些基本都被他忽略了。戴维斯在书里用催人泪下的语言长篇大段地描述东欧所遭遇的不幸，但是却很少解释为何会有这些不幸（虽然他追究起过错来毫不含糊，常常是别的国家承担罪责）。光从索引部分就能看到戴维斯在写作此书时对东欧的倾向性和“补偿”：毕苏斯基（Pilsudski）在书中出现11次，多于查理大帝、俾斯麦以及大多数欧洲国家领导人出现的次数，连波兰民族主义煽动家罗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都出现了三次，但是梅特涅（Metternich）、弗洛伊德只出现了两次，曾三度出任总理的法国社会党人士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则是一次都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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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53 戴维斯的语言中也有歪曲的地方，特别要说的是他对“种族灭绝”（genocide）这个词的滥用。他将法国大革命描述为“法国人对法国人实施的种族灭绝”，在这段历史时期，反革命的朱安党人（戴维斯对朱安党人的“道德操守”非常关心）“遭到革命党人毫不犹疑对其施加的种族灭绝手段”。一个半世纪以后，纳粹对波兰人的政策也被戴维斯定义为“种族灭绝”。这样的用词是很愚蠢的。在18世纪的法国，革命党屠杀的反革命者一般只有几十或者几百人，在最臭名昭著的一次屠杀里，革命党一共杀了2000人。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志们毕竟不是波尔布特[2]那一类人的原型，他们没有制订计划去杀掉一半法国人。与之相似，纳粹计划在波兰被占领区除掉了所有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而没有去搜捕、关押以及屠杀任何一个波兰人，这点戴维斯也认同。现代社会所发生的真正的种族灭绝（对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与过去几个世纪发生的针对一些群体和种族（阿尔比教派、胡格诺派、犹太人、爱尔兰人、波兰人和其他人）的屠杀并不相同，虽然都很凶残，但后者的规模要小许多，目的也完全不同；然而，戴维斯对“种族灭绝”一词使用得粗疏导致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在本书中没有写清楚。他自己似乎也搞不清二者之间的区别，读者也会受他影响而无从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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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55 然而，戴维斯在下面这个问题上就不只是分不清类别了。他会非常不恰当地将一些事物放在一起对比，将另一些视作同等（他称之为“并置对比”），书中许多次这样的对比、对等与全体犹太人和“纳粹大屠杀”有关。事实上，戴维斯的《欧洲史》对犹太人十分关注，尽管这种关注方式很奇怪。比如，在一个标题名为“巴达维亚”（“Batavia”）的“知识窗”中，戴维斯没来由地在最后提醒读者，研究荷兰共和国（the Dutch Republic）的一流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是英国学者，他是荷兰犹太人的后代”。当一篇美国的书评问及此点，戴维斯非常恼怒地回复说他这样写和他提醒别人他自己是一位兰开夏郡人没有区别。这样的回答充其量也只能叫不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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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57 在写现代艺术的一段里，戴维斯称康定斯基为俄罗斯流亡者，称毕加索为加泰罗尼亚流亡者，却称夏加尔为“犹太流亡者”（从哪里流亡呢）。“尽管基督教徒和犹太人都有宽恕的信条，但是让二者视彼此为同一个传统的同路人却非常困难。只有基督教徒中最像基督教徒的人才会考虑称犹太人为‘我们的长兄’。”但是几百页之后，当戴维斯写有关犹太解放运动（Jewish emancipation）一段时又这么写道：“现代社会人们在思虑反犹主义的根源时往往忽略了犹太人自己严格实施的与异族隔离的法律。”这是严重的误导：在犹太解放运动之后，即使有信仰的犹太人都放弃了在隔离的社群生活的要求。戴维斯在这里以及在书中其他部分谈到此类话题表现得比教皇更像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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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59 他的“并置对比”到这里还没有完。在一个命名为“溺刑”（“Noyades”）的“知识窗”中，戴维斯提到了发生在南特的溺杀事件（旺代叛军及其支持者先被赶上船，然后船被凿沉），他先是夸大了死亡人数（他说有数千人被杀，实际的数字在2000到2500人之间），然后他很快转向他的真实意图。1793年发生在南特的悲剧事件戴维斯只用了寥寥10行（他还把年份弄错了），紧接着他用一页半的篇幅将在南特发生的事件与毒气室和焚尸炉进行“并置对比”。他表面想表达的是每一代人都发明过可以用于大规模屠杀目的的技术，但是他真正要强调的其实是别的。他的意思在下面一段选文中表达得很充分：“我们也许可以考虑这样一种观点，纳粹的毒气室其实是一种‘人道主义’，类似于秩序井然的屠宰场。如果犯人怎么都得死，那还不如让他们死得痛快一些，不要让他们在旷日持久的痛苦或是饥寒交迫中死去。而事实上，很多证据表明，纳粹的死亡营的日常运行中伴随着无端兽行的发生。”我们应当从这样的表述中做出怎样的推断？是否可以说，“我们也许可以考虑这样一种观点”，“事出有因”的兽行是可以存在的？一个勤勉认真的历史学家可以把旺代叛军的屠杀视作一场内战中的恐怖主义复仇行为，这样的认识有它的价值。但是，这又怎么能够用来解释系统灭绝一个民族（只因这个民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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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61 上面这个“知识窗”还不是一个偶然的偏差。在之后一个标题为“德国预备役警察101大队”（“BATT-101”）的“知识窗”中，戴维斯号称写的是德国警察队伍中在东部前线屠杀犹太人的“普通人”，可文中2/3的内容却将这些司空见惯的大屠杀与犹太区的警察以及战后在安全局为共产党工作的犹太人的一系列“罪行”（用戴维斯的话，他们“折磨、殴打、施虐并谋杀”）“并置对比”了起来。戴维斯在描述德国人屠杀犹太人时则没有用这样很容易唤起读者感情的语言。无论从影响范围、背景还是严重性来看，这些犯罪行为之间都完全没有相关性（根据波兰学者最近的研究表明，戴维斯夸大了在安全局工作的犹太人的数量），但是戴维斯还是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而且完全不讨论波兰的历史背景或者波兰人在战前、战争中间或者战后的所作所为。他的结论是这样的：“鉴于此，认为不同族群在战争期间的波兰可以直接与行凶者、受害者和旁观者三种身份对应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翻译一下：德国人不仅仅是行凶者，他们也受到犹太人的伤害；犹太人也不仅仅是受害者，他们也杀害、迫害德国人和波兰人。）我不清楚读者会怎样理解这样的叙述，我为此感到很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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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63 熟悉戴维斯早期作品的人读到上面这些“并置对比”或对等应该不会太惊讶。在他出版于1982年的两卷本有关波兰历史的作品《上帝的游乐场》（God’s Playground）中，他很确信地向读者表示：“波兰对犹太人有敌意，同时犹太人对波兰人也有敌意。”他向学习“二战”期间波兰史的人这样建议：“问波兰人为何没怎么帮助犹太人这种问题犹如问犹太人为何没有帮波兰人。”在后来发表在《波林》[3]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他试图证明“二战”前波兰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敌意与恐惧是相互的（可是要知道，波兰的犹太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0%！），他用很有感染力的语言描写发生在波兰东部城市加利西亚（Galicia）让波兰人“惊恐的”景象：“‘贝塔尔组织’[4]里的年轻人在城中心游行，高喊‘我们将征服巴勒斯坦’，‘我们不怕阿拉伯人’。”（然而他在描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波兰人对犹太人的袭击事件时使用的语言就没有如此扣人心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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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65 历史学家戴维斯在学术生涯中的很多时候都致力于揭示上述的各种对等，他也花了不少力气去对比犹太人和波兰人的民族主义各自的特点，他曾称这种对比为“卓有成效的探索思路”。他一定觉得通过这种探索思路获得的成果足够多，多到他认为可以循此思路在这本新著中做出更离奇的对等来：他居然将屠杀犹太人的纳粹警察大队与犹太区不起眼的罪犯（在犹太人被系统屠杀之前，德国人曾把犹太区内的虚权授予了一些人）的贪腐行为对等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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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67 戴维斯知道自己这种对比会引起争议，更不消说他使用的语言毫无同情心，并且他反复用这种语言去写犹太人所遭到的迫害，于是他用书中1168页的第99条注解为自己做挡箭牌。他在注解中引用了一位权威人士的话来证明将“纳粹大屠杀”与其他事件对比没有错。这位权威人士便是以赛亚·伯林。他引用伯林的话称那些拒绝将“纳粹大屠杀”与其他事件对比并且坚持“纳粹大屠杀”是“世所仅有”的人都有其“政治目的”。如果伯林真是这样说的，那么这对戴维斯来说是非常强有力的支持。但是问题是，戴维斯并没有理解伯林的意思。戴维斯引用的话出自由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编辑、于1990年在伦敦出版的《未了结的过去：德国历史上的一场争论》（The Unresolved Past: A Debate in German History）一书的第18页和19页，伯林在此处所表达的意思恰好与戴维斯所说的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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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69 在这段文字里，伯林所质疑的正是那些坚持把一些历史事件做不合情理的对比之人的“政治动机”。他的原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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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71 很显然，如果要去对一历史事件（尤其是恐怖事件）之独特性进行考查，在将其与类似事件进行比对之前不能贸然下结论说该事件乃人类历史中独有。这样的说法（似乎）很合理，目前人们也正如此对待“纳粹大屠杀”。但是，我们来考虑下诸如法国大革命这样的独特事件：没人去问法国大革命是否世所仅有，它与“光荣革命”，克伦威尔与清教徒，与公元405年发生在希腊的事情，与古罗马帝国早期的元首统治是否有相似之处，如果确实有相似之处，在政治上又该有怎样的结论。乃至于谈及俄国革命（推动者将其与法国大革命做比），无人作文表示认同或反对该革命，也没有人强调俄国革命与此前所发生历史事件相比是否具有独特性、相似性。因而，在谈论某一事件的独特性问题时，将该事件“置于历史背景之中”并非只是为了对其做某种客观的历史评价。很显然，对“纳粹大屠杀”的独特性所做的考察背后有其政治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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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73 伯林这段话本是对戴维斯的研究方法猛烈的批评，可戴维斯却将它用来抵挡别人的批评，这该是对伯林的文章怎样严重的误读。我其实很乐于假设这种误读的发生只是因为戴维斯不能很好读懂学术性强的文本而已。但伯林说得没错，戴维斯的《欧洲史》带有他的政治目的。买他的书的人们要小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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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75 《欧洲史》还有些失败之处要归咎于戴维斯本人的独特个性，一位报道他的宣传活动的美国记者这样形容他：“历史学家，民粹主义者，自命的挑战传统者”。（比较起英国记者，美国记者和访问者们更早对戴维斯身上不那么可爱的毛病做出了评价。）诺曼·戴维斯缺乏对准确性的关注这点由来已久，尽管如此，他还在书中的引言部分十分傲慢地批评可怜的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检查和核对很重要。”他就卡莱尔的历史写作批评道。）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书评作者这样评价戴维斯写于1973年的第一本书（那是一本关于1919—1920年波苏战争的书）：“这位年轻学者书里的错误信息竟如此之多，这实在很难不让人惊讶。”对他的两卷本波兰通史，一些评论家做了如下评论：安东尼·波隆斯基（Antony Polonsky）评价这本书“细节堆积，十分乏味”，莱维特（L.R. Lewitter）说这本书“对波兰语的翻译有许多是错误的，另外还有许多事实错误”，除开这方面，他们对这本书的评价都是正面的。之前由于斯坦福大学拒绝给戴维斯教授职位，二者之间的纠纷受到许多人关注，后来斯坦福的教务长不得不将学术审评人的意见公开了一部分，其中有人认为戴维斯有“为巧妙措辞而牺牲准确性的倾向”，还提到了他“下结论反复无常，表达过于笼统”，“许多事实错误似乎由于仓促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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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77 《欧洲史》一书中许多其他的恼人之处可能是因为戴维斯渴望能够语出惊人。之前讲到他公开宣称要成为吉本，在书中戴维斯专门用一个“知识窗”写牛津出版社，他列出了牛津出版社曾经出版过的伟大作品，其中包括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的《忧郁的解剖》（Anatomy of Melancholy），《公祷书》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威廉·布莱克斯通（Sir William Blackstone）的《英国法释义》（Commentaries），《爱丽丝漫游仙境》……以及诺曼·戴维斯的《上帝的游乐场》！在戴维斯的书中潜藏着一种怨恨，这种怨恨偶尔化为偏执。戴维斯在《欧洲史》中好几处地方有要和别人“算账”的意思，都对书本身有所减损，令人遗憾。他先是指责斯坦福和其他北美一流大学对欧洲史的教学没有下足够的力气，随后他又谴责一名剑桥的历史学家，原因是他认为这名历史学家对匈牙利在欧洲历史的重要地位了解不够，戴维斯在书中写道：“这只说明马扎尔人没有到过剑桥。”他还嘲讽牛津的中世纪研究学家莫里斯·基恩（Maurice Keen）写于1969年的《鹈鹕鸟丛书：中世纪欧洲史》（Pelican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是西欧中心论。牛津现代历史学部也因长期注重中世纪（西欧）文本而被他抨击，戴维斯在书中表示，在英国“多数人常常会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从牛津这个知识最高峰上传下来的……”看多了此类批评和责难以后，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柳林风声》[5]中的蛤蟆先生一路上自吹自擂的话以及他唱给自己听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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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79 牛津的聪明人知道所有事，但是他们中没有人比聪明的蛤蟆先生懂的一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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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81 戴维斯声称只有像他那样的东欧研究专家才能真正从整体意义上理解欧洲历史，从他的这种言论中透露着蛤蟆先生不自知的傲慢。他在发表于《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中一篇名为“我如何征服欧洲”（文章标题起得就很有戴维斯的风格）的文章中表示：“如果要写整个欧洲的历史，那就必须是我们中的人来写。”读到“我们中的人”这种表达，我们知道戴维斯对“他们”（指西欧历史学家）的怀疑与许多东欧的民众及历史学家（当然不是全部）的观点合而为一了：他们总能看到许多阴谋小团体用计谋及其他手段故意将“他们”的欧洲排除在西方文明之外。用戴维斯自己愤愤不平的话来说就是：“总的说来，很多人说起西方文明时，并没有将欧洲的全体都涵盖在内（尽管它会把欧洲以外遥远的其他地方算在西方文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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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83 戴维斯不但没有合乎逻辑地表达这个观点，而且在事实上直接把这个观点给毁掉了。很久以来，西欧一直需要去重塑对欧洲的过去和现在的理解，即不再只着眼于更幸运的西欧，而是把欧洲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但是戴维斯认定西欧文明“几乎所有方面的品质都是非常恶劣的”；他谴责诸如“斯拉夫之魂”这样的词语是由“西欧的想象力”生造出来的；对东欧国家倾向于把自己遭受的不幸算到外部邪恶势力头上这点他也表示同意，且不管这种做法只会削弱东欧；最后，他基本上把他写的欧洲史变成了一种宣传，旨在为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而摇旗呐喊。戴维斯偏离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职，而且偏离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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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85 戴维斯在对有关犹太问题的发言也是如此。他坚称自己不是反犹主义者，我们要相信他的话。他声称如果要公正地来写东欧，那就没法不得罪一些人；另外，东欧现代历史中大多数时候都跟犹太人的历史纠缠在一起，问题重重，只要谈到某些主题就会有伤害许多人感情的风险。即便如此，这依然无法很好地解释戴维斯在面对批评时所做出的反应。此前他曾跟一位美国记者说过这样的话：“有些地方的人读我写的有关东欧的文章就会觉得不合胃口，尤其是美国的一些人。”那么他所指的这些人又是谁呢？斯坦福大学拒绝给他教授职位之后，他对斯坦福的教务长做了一个回复，他说任何一个触及东欧或者波兰的学者“都注定会撼动很多既得利益者，其中比如说就有国际上的犹太复国主义或者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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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87 已经很清楚了。在《上帝的游乐场》一书中，戴维斯如是告诉读者：“……把波兰的生活抹得越黑对犹太复国运动越有利。”在《欧洲史》中，我们读到马雷克·埃德尔曼（Marek Edelman，他是华沙犹太人起义的幸存者，他后来选择继续留在波兰）因为“反对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在‘纳粹大屠杀’上的观点”而受到“抨击”。（这不是戴维斯第一次在书中“强迫”不幸的埃德尔曼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了，有时候戴维斯会对埃德尔曼说的话的意思做微小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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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389 如此，似乎我们可以合理地做出推断，戴维斯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当然和反犹主义大不相同——尽管在1948年之后的东欧社会环境中，人们在用这两个词时并不做区分，关于这点戴维斯很熟悉，而且还很引以为傲。因此，在《欧洲史》一书有关“纳粹大屠杀”的一节里，从戴维斯给读者的注释里可以看到，他所引用的材料有许多来自所谓“历史修正主义者”[6]，其数量和他引用的严肃学者的材料一样多，这实在是非常不恰当的做法。《欧洲史》毕竟是一本面对普通读者的书，戴维斯的做法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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