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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何戴维斯的这本书会在英国受到这样的赞誉呢？（得再过一段时间才会有更深思熟虑的评论出来。）当然，英国学者在评论这本书时都指出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尽管发现了问题［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认为书中对“在战争期间协助轴心国者过于宽容”，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觉得书里的“错误多得让人尴尬”，尼尔·阿彻森（Neal Ascherson）提到书中的“并置对比”“让人感觉冷酷无情”，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 Armesto）认为书中“新闻学上的学识不够”，蒂莫西·布兰宁（Timothy Blanning）和雷蒙德·卡尔（Raymond Carr）认为这是一部“沉溺于自我”的作品］，但都表示这是一本杰出的历史著作。很少人对戴维斯做出的论断或是他对史料的运用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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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新引进的集中式的学术评价体系让英国曾经尖刻无情的书评文章无法再犀利，在这种评价体系中，某院系是否可以获得学校评分（以及资金）将取决于院系外的学者的评价。直到今年以前，戴维斯都是伦敦大学的资深教授；在审读那些实力雄厚的同事发表的文章或著作时，人们都会表示几分敬意，以期他日同行评审时自己也能得到同样对待。无论是否有意识，这种习惯都会影响审阅者的心理。不管是否是这个原因，它都无法解释剑桥大学的布兰宁教授在其文章中的言论：在他《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题为“吉本东行”（“Gibbon Goes East”）的文章里，他对戴维斯毫无同情心的“并置对比”仅做出了以下很令人不安的评价：“本书中一些章节的部分会给某些人造成很大冒犯。”这种回避问题的做法非常不光彩。戴维斯的章节如果造成了冒犯，布兰宁应当说出来，然后给出恰当结论；如果这些章节没有冒犯到谁，则应当做出结论，我们各自所属的民族或所信仰的宗教决定了我们在伦理和学术上不会对书中所谈论的问题有相同的敏感。可布兰宁却拿出了一个肤浅的多元文化的借口放弃了批评的责任，如《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这样的刊物上不应当有这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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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系列为这本书所做的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中，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原因。《伦敦时报》的社论的题目是“伟大英国学者的伟大新著”，埃尔·马尔科姆在《伦敦周日邮报》中赞颂道：“（从书中可以看到）我们历史写作的活力，这无疑是当代英国文化生活未被颂扬的最非凡的荣耀。”可能是因为英国国际地位的下滑，他们需要得到安慰，所以才这样去宣传戴维斯的书。伦敦的记者们不仅被召集起来夸奖戴维斯，而且还贬低戴维斯的竞争对手。伦敦《每日邮报》的一名书评人这样讥讽约翰·梅里曼（John Merriman）和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写的近代欧洲史：“如果将戴维斯的书比作月亮的话，那么这二位的书只能是‘夜空的暗淡群星’。”[11]《今日历史》（History Today）中的另一位书评人认为戴维斯书中的错误不过是“对细节的疏忽”，却对法国历史学家马克·费罗（Marc Ferro）的一本书中的事实错误大加鞭笞并十分轻视地下结论道：“读者如果事先对一些事实不确定，那就完全不能相信马克·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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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阿彻森被戴维斯称为他的“同道中人”（其实也就是说尼尔也是一个饱受质疑的东欧崇拜者），他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发表的文章中提及斯坦福大学拒绝授予戴维斯教授席位一事，十分骄纵地对英国读者喊话，称“大家有权知道这件事背后的情况”。伦敦的专栏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称那些希望戴维斯不要质疑“同盟国钦定历史”的人“满嘴陈词滥调”，她在自己的书评文章中对他们批驳道：“这样的‘钦定历史’让所有如戴维斯这样的人看起来很可疑，只因他们的学术生涯都在研究东欧的‘讨厌鬼’。”安妮·阿普尔鲍姆为戴维斯的书写了三篇书评，其中对戴维斯“敌人”的攻击一篇比一篇猛烈。她还在文章中表达了一个可怕的威胁：如果那些满嘴陈词滥调的人赢了这局，那么《欧洲史》可能将是在美国出版的最后一本“读来让人如此赏心悦目”的书了。［她和戴维斯一样，都将书中的错误归咎于牛津大学出版社。她甚至做出极其令人不悦的暗示：正是因为牛津大学出版社决定在印度编辑这本书，所以书里才会有这些错误。美国读者可以在5月的《新标准》（The New Criterion）中一观安妮·阿普尔鲍姆的这番含沙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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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为英国文化界急切地要找到一个“标杆式”的历史学家，一名“伟大的英国学者”，便全然不顾戴维斯书中的事实错误、研究方法以及对历史阐释上的问题，原谅了他不恰当的用语，还将戴维斯自己对这本书的评价不做怀疑全盘接受，这实在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戴维斯的《欧洲史》里不但充满了错误、偏见和怨恨情绪，还自吹自擂，分寸把握失当。另外，它其实是一部平常得出奇的作品，一本写欧洲帝王与战争的老套历史书，只不过波兰的帝王和战争在其中颇多。如果你想读更有新意的作品，那就别读这本。如果你想读欧洲历史的常规作品，也有比它好的书（其中包括备受指责的约翰·罗伯茨的《欧洲史》，该书将由维京出版社出版）。这些书里没有学术争吵，也没有有关地缘政治的恩怨，而且里面的事实也都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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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对诺曼·戴维斯《欧洲史》一书所做的评论最早发表在1997年9月的《新共和》（New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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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Davies，Europe: A Histor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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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波尔布特（Pol Pot），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1975年带领发动红色高棉运动，奉行极左政策和大屠杀，在他统治期间，被处死或者饿死的人数为100万到300万，占当时约800万人口的1/4。——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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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波林》，音译，原名为Polin，一份研究波兰裔犹太人的杂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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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贝塔尔组织（The Betar Movement），贝塔尔运动是由吉夫·弗拉基米尔·亚博廷斯基（Ze’ev Vladimir Jabotinsky）于1923年在拉脱维亚的里加成立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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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一部经典童话，书中讲述了四个要好的动物朋友——鼹鼠、河鼠、獾和蛤蟆的冒险故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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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里的“历史修正主义者”指的是要对犹太人在东欧遭受的悲惨境遇“翻案”的人，主要是一些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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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所谓“大屠杀产业”是指，针对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纳粹大屠杀”的叙述以及将其用作建立以色列国的理由，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人嘲讽这种将“纳粹大屠杀”用于政治目的的做法并形容其为“产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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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此处的Elders出自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中文译名包括“锡安长老议定书”“犹太人贤士议定书”。这是一本于1903年在沙俄首度出版的反犹太主题的书，原始语言为俄语，作者不详，其内容为描述所谓“犹太人征服世界”阴谋的具体计划。——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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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波兰人视自己的国家为“基督”，虽然受难，但终将“复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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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卫·欧文是一位专门研究“二战”军事史的右翼英国作家，因其在有关纳粹德国的著作中同情第三帝国和反犹主义、否认“纳粹大屠杀”的历史修正主义立场而广受争议。——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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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夜空的暗淡群星”（“meaner beauties of the night”）出于亨利·沃顿爵士（Sir Henry Wotton，1568—1639）的诗歌《波西米亚女王》（The Queen of Bohemia）的第一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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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4章 “冷战”为何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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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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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战后的伦敦长大，当时的伦敦还在烧煤、用蒸汽机，市场里的商贩还骑着马，汽车不常见，没人听说过超市是什么（超市里卖的大多数东西也没人知道）。无论从社会地理、气候环境、阶级关系、政治联盟，还是从其工业贸易以及社会上遵从权威的习惯来看，半个世纪前的人都可以立刻认出1950年之前的伦敦。连战后工党政府的各项“社会主义”伟大计划也是来源于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自由主义者的改革思想。当然，战后的伦敦也发生了许多变化；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国一样，无论是现实图景还是道德风貌都被战争和经济衰退改变。然而，正因为这个原因，遥远的过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离当时更近，也让人更感熟悉。在一些重要方面，20世纪中期的伦敦还是一个19世纪晚期的城市。即便如此，“冷战”早已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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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50年前的世界是多么不同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在他的优秀著作《我们现在所知的：重新思考“冷战”史》（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中所着力强调的观点。“冷战”持续的时间很长：从战后与苏联的谈判失败（1947年）到1990年德国统一一共持续了43年，这个时间远超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无休止的战争所持续的时间，比17世纪臭名昭著的“三十年战争”的时间更长，也只比托马斯·杰斐逊去世（1826年）到列宁出生（1870年）之间相隔时间短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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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朝鲜战争正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刻，那个时候的欧洲领导人出生于非常不同的年代：1871年，俾斯麦领导下的普鲁士统一了德国，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德国总理阿登纳在此后不久出生（丘吉尔出生于1874年，阿登纳出生于1876年）；他们刚刚开始注意公共事务的时候，俾斯麦还是国际外交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即使比他们两位稍微年轻些的同时代人，如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领袖阿尔契德·加斯贝利（Alcidede Gasperi）或斯大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10年也已成年，由于更早时代的格局和冲突的影响，他们对政治尤其是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早已定型。在我们轻易地将“冷战”与后原子弹时代的种种困境混为一谈之前，我们应该记住：发动“冷战”的这些人看待世界的视角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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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迪斯对这方面的考虑很敏感，这是本书的众多特质之一。这本书其实不是一本关于“冷战”的历史著作，而是许多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有关重大主题和危机的系列文章，如欧洲的分割、德国问题、亚洲的冲突、核战略的矛盾等等。加迪斯的文字明晰，他运用常识性的、不会引起争论的方式去处理极有争议的问题；另外加迪斯对涵盖范围极广的英文二级文献的知识让人印象深刻。他凭借对美国外交政策历史的专门知识已经写就四本有关“冷战”的长篇幅研究著作。［1］但在这本书中，他试图将迄今为止在苏联和东欧档案中发现的丰富史料以及最近从美国披露的史料汇合在一起，并给出一个涵盖了我们目前知识状况的对“冷战”的一般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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