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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本书的标题才会用“我们现在所知的”这个可能让人感到遗憾的标题。加迪斯在这个标题中强调“现在”的意思是，他总结了我们对过去50年历史的知识状况，等到我们知道更多信息时，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读者和一些评论家一样，可能很希望这本书可以自信地给出对终局的论断：现在我们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很遗憾，这本书并不提供这种论断，因为加迪斯非常清楚地知道，无论刚刚解封的档案看起来多么有价值，过高估计从中所获得的知识和对历史的理解是危险的。毕竟，无论“档案”中是共产党讨论会议记录，还是从外国政府截获的信息、间谍的报告，甚至是警察的线人和“合作者”的名单，我们都不能从中得到真相。我们必须考虑各种因素：制作这些文件者的动机和目标，这些人有限的知识，下级给上级的报告中存在的八卦或奉承，意识形态或偏见所造成的对事实的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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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能以某种方式确保某个信息是真实且重要的，将来的某个时间里披露出来的任何一份文件都无法最终解决某个重大的历史争论——例如，18世纪法国的档案很久前就已经公开，然而这么多代人一直在就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和意义进行着史学史上的激烈辩论，这些辩论到现在仍在继续。而在“冷战”问题上，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还缺什么样的文献资料（来自双方的史料）。因为现在无法阅读到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档案，这意味着历史学家仍然无法给出对苏联时代所做的决定或最高层的决策过程的描述。［2］出于所有这些原因，谨慎是必需的。在一些国家里，一些档案和个人文件被有选择性地公开，还有一些档案和个人文件被公开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这种行为的危害甚大；一些地方（特别是在法国）出版的流行历史书从新近公开的苏联和东欧档案中搜寻史料，为的是“揭露”过去的叛徒，这种做法损害了整个相关历史书籍的声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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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迪斯很谨慎。一些学者的著作利用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与研究中心的史料，他在书中充分利用了这些著作以及《“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Bulletin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这份刊物会讨论许多新近正被考证的史料。但他使用这些史料主要是提供说明，他很少用这些史料来解释；1950年金日成与斯大林的通信被他用来解释当时的情况，他的结论是，斯大林起初不愿支持金日成的计划，直到斯大林明确地知道将由中国人采取行动并承担责任才同意支持金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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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迪斯在书中引用的历史学家一样，他认识到无论新史料多么有趣，它们能够告诉我们的事情都不是我们一无所知的。例如，在南斯拉夫与斯大林发生争吵期间选择性公布的文件，或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别在1956年和1968年进行“共产主义改革”的短暂时期公布出来的材料，发生在苏东集团内部有关各种决定和冲突的历史对我们来说从来都不是空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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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果来看目前已经出版了的和正在被讨论的新信息，我们会发现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多得惊人。如果我们将来自各方参与者的回忆录、部分主要文献、第一手的敏锐观察以及判断准确的历史分析都考虑在内，我们会发现其实“冷战”的历史早就有了。用两位大量使用新的主要文献的学者的话说：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西方的‘冷战’史学认为苏联在‘冷战’期间对东欧实施了统治，这从根本上来看正中目标”［4］。一些西方政客（以及学者）之所以没能够把握“冷战”的性质（特别是在其初期），不是因为缺少文献，而是因为缺少想象力。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说：“华盛顿的国家领导人没有想到，而且很可能也无法想象到苏联在贝利亚[1]时代的秘密警察支持下进行的占领对被占领的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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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特里内利基金会（the Fondazione Giangiacomo Feltrinelli）和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与研究中心近期共同出版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1948、1949三次会议纪要》[2]，这本书收录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三次会议的完整会议纪要，外加介绍和注释。这本书的出版很好地说明新史料可以加深我们对“冷战”特定历史时刻的认识。1947年，苏联建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它表面上的功能是莫斯科和东欧、中欧以及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之间的交流中心，相互交流信息（以及传达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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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9月，在波兰的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Sklarska Poreba）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确立了将西方国家和苏联视为不可调和的两个“阵营”的路线，该路线直到斯大林死去前一直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础。情报局的第二次会议于1948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在这次会议上，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冲突被公开，会议上提出“铁托主义”背叛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对之进行了谴责；在随后的几年里，“反铁托主义的斗争”成为苏联实施迫害和进行摆样子公审的理由。1949年11月，情报局的最后一次会议在匈牙利举行，当时各国国内和集团内部的共产党政策已经变得非常僵硬，此次会议的作用只是再次确认了这些政策。此后，情报局的活动仅限于出版内部通讯，到了1956年，因为赫鲁晓夫时代带来的变化，情报局终被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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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非常重要，因为它的成立和会议（特别是第一次会议）各事项能够为我们提供重要线索，帮助我们了解共产党在1947年明显转向与西方列强对抗的动机和特定时间。我们对此的了解一直很充分。第一次会议的两位南斯拉夫代表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和爱德华·卡德尔（Edvard Kardelj）都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两名意大利代表中的欧金尼奥·雷亚莱（Eugenio Reale）后来退出了意大利共产党，他之后写了一本书，在书中描述了他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的经历。针对斯大林提出的指控，南斯拉夫政府出于为自己辩护的目的选择性地公布了情报局第二次会议筹备期间南政府与斯大林的通信以及其他文件。情报局则公布了删改后的会议记录。那么，我们还能希望从完整的会议记录中了解到什么信息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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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局的会议记录连同在俄国档案中发现的会议准备材料让我们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视角产生了些许变化，变化虽然不大，但不可忽视。首先，当时的斯大林对自己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如何进行下一步行动举棋不定，这点在诺曼·奈马克（Norman Naimark）最近有关苏联占领民主德国的研究中得到确认。［7］采取什么样的根本战略对于斯大林来说从来都不是问题，他的根本战略便是要让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每个国家都处于共产党全面、永久的控制之下；但他还没有决定选择什么样的战术。迟至1946年6月，斯大林和铁托的谈话表示，无论采用何种形式，他都坚决反对恢复第三国际。第三国际曾经实行严格的集权控制，由莫斯科向各国共产党做详细指示，后于1943年解散。但到了1947年，随着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再加上有关对德国进行分区占领的问题当时尚未解决，斯大林决定在思想和行政管理上对各国共产党加强控制（长期以来，斯大林无论如何都会预先将西方视为威胁，即便是在西方并没有对其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尤其是当时像捷克这样的国家仍然错误地以为他们可以走一条与众不同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947年夏天，日丹诺夫为情报局的讲话准备的几个草稿逐步说明了当时的情况：苏联的路线正在变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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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战后最初几年里，国际共产主义处于相对混乱之中，这点现在看起来比以前更清楚。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试图利用他们抵抗法西斯的光环，通过议会斗争的手段获得权力；然而到了1947年5月，这个战术失败了，他们和比利时共产党一样被排除出两国各自的联合政府。在波兰召开的情报局会议上，俄国人和南斯拉夫人攻击意、法共产党，称他们缺乏革命热情，认为他们之前不应该承诺使用非革命手段获得权力；另外他们还因未能预见到“形势将发生改变”而遭到攻击。斯大林通过日丹诺夫公开斥责“和平共处”的道路。苏联之前采取的与西欧前盟友“合作”的战术失败了，为将责任推到倒霉的西方共产党身上，苏联才耍起了批判法、意两国“右倾”的花招。对于此事人们早就有了上述推断，欧金尼奥·雷亚莱也特别坚持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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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看来，当时的莫斯科一些时候可能和其他人一样对法国共产党采取的战术一无所知。日丹诺夫在1947年6月2日写给法国共产党领袖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副本也发给了其他共产党领袖，其中的一封最近在布拉格的共产党档案中被发现）里这样写道：“许多人认为法国共产党的活动会和莫斯科协调。你知道这不是真的。你们所采取的行动完全在我们意料之外。”在战争中间及战争结束之后，共产主义阵营中出现了战术上的混乱状态，设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目的便是为了杜绝这种混乱状态。这方面情报局获得了圆满成功。甚至连意大利共产党（尽管感到懊恼）此后也十分勤勉地忠于莫斯科的路线，这让意共在国内的政治信誉受到一定损害。迟至1963年4月，意大利共产党历史上的著名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还给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的前任、捷克共产党总书记安东尼·诺沃提尼（Antonin Novotny）写信，乞求他推迟公开恢复鲁道夫·斯兰斯基（Rudolf Slánsky）和1952年12月布拉格审判的其他受害者的名誉（捷克计划在那不久后恢复这些人的名誉）。他在信中写道，现在宣布恢复这些人的名誉（他含蓄地承认了意大利共产党参与了50年代初的摆样子审判）“将引发一场反对我们意大利共产党的激烈宣传攻势，所有最愚蠢、最有挑衅性的反共话题都会蜂拥而出，这会让我们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处于不利位置”。［8］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写这封信的时候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早已解散，而他也于不久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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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现在知道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的目的并不是让南斯拉夫守规矩（虽然后来具备了此职能），那些对苏联的意图无直接了解的会议参与者在记忆基础上给出的解释与此相反。可以肯定的是，铁托从1945年开始对斯大林来说就是一个难以摆脱的问题。南斯拉夫为占有奥地利的克恩顿州和的里雅斯特的伊斯特拉城做了许多努力，这成了在斯大林与其西方盟国的往来中的一件尴尬事，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在国内的进展也因之受到妨碍。铁托起初对希腊共产党的支持也同样令人感到尴尬，因为希腊十分明确的是被归到西方“势力范围”里的。南斯拉夫希望创建一个包括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在内的巴尔干联邦并且成为这个联邦的领导者，这样的雄心壮志与斯大林希望在他的势力范围内直接控制每个国家的愿望发生了冲突。南斯拉夫共产党因为不受“友党”组成的联盟的约束，独享权力，从而要比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远为激进、无情，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国内执行的这种革命性政策几乎要令苏联模式相形失色。在革命问题上，铁托表现得比斯大林这位“革命教皇”还要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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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设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目的并不是让南斯拉夫人守规矩。1947年，在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举行的会议上，南斯拉夫代表率先向法国和意大利代表发起了攻击，他们表现得非常傲慢，另外还有一种自以为是的狂热；这就是为什么当南斯拉夫失宠以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会热烈地对此表示欢迎，以及为什么两国共产党领导层在之后的数年中会表现出那样尖锐的反铁托主义情绪。［9］但情况并非像后来的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苏联制订了一个阴险狡诈的计谋，南斯拉夫共产党则在执行苏联的命令。日丹诺夫在其草稿中对西方国家共产党批判的猛烈程度和他对巴尔干国家共产党的批判程度不相上下，南斯拉夫共产党显然相信了草稿中批判西方国家共产党的所有内容。这些评论家认为这当然都是斯大林计策的一部分，即先让两边的离经叛道者互相攻击，之后再来对付首先发起攻击的那些人。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的党内斗争将该计策玩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尽管到了1948年，铁托主义的“左派”异端遭到批判，但似乎并没有证据能够表明这在1947年就已经计划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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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有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历史的新材料不会改变总体情况，但是，它们可以修改我们对一些小问题的理解，等这些修改慢慢累积起来以后，我们就能建立一个更准确的历史图景，其中的事实可以吻合得更好。现在这段历史的整体情况是怎样的呢？首先，“冷战”一直存在于斯大林的头脑中，它也存在于苏联构想的某一种世界图景之中。西方政治家所做的或没做的事情都不能改变这点。但是，他的决心只限于要控制欧洲的一大块区域，除此以外，斯大林其实并没有宏大的总体规划——事实上，他很反对冒险。用莫洛托夫（Molotov）的话来说，“我们的意识形态主张在可能的时候采取进攻行动，如果时机不到，那我们就等”［10］。这样来看，1947年通过的“围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如果早一些启动的话很可能早一些发挥作用。然而，无论“围堵政策”何时启动，它并非“冷战”“开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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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是，东欧和民主德国的“苏维埃化”虽然不是完全制订好的方案中的一部分，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很可能无法避免。诺曼·奈马克所说的话很有道理，他说：“苏联军官对民主德国进行共产主义化不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计划，而是因为这是他们所知的唯一的组织社会的方式。”［11］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被共产主义化的东欧其他国家。要想阻止这一结果只有将苏联红军部队驱逐出这些地区，但是没有哪个西方领导人认真考虑过将他们驱逐出去。一旦苏联建立起严密的控制，西方国家的决策者只能设想如果机会允许，苏联会进一步向西边扩大控制，从而开始制订应对计划。从现在看来，斯大林不太可能认真考虑进一步向西方扩大势力范围。但用加迪斯的话来说，“如果历史学家因为历史的创造者们没有对还没发生的历史加以利用便去责难他们，那么这些历史学家就太过于傲慢了。噩梦当时看起来似乎总是真实的，虽然等到黎明的曙光降临时看起来有点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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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战线被确立，再想将其撤销，机会就似乎很小了，至少在欧洲是如此。其中最有名的战线确立于1952年3月，斯大林建议各国之间达成从德国撤军的协议；我们现在来看，斯大林的这一举动和当时的批评者对其看法差不多：当然，苏联表示自己愿意牺牲民主德国，但其目的是换来一个统一但“中立”（实际上还是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的德国。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了，一个处于分裂的德国的未来乃至欧洲的未来在“冷战”的形成过程中处于中心位置。在韩国、马来西亚、古巴、越南、安哥拉发生的一系列冲突虽然血腥，但相比于在欧洲发生的最重要的较量，它们还是次要的，这样的状况至少要维持到1961年8月：围绕柏林问题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和对抗（1948—1949年，1953年，1958—1961年）随着柏林墙的修建而宣告结束。“冷战”双方的大国私下里都感到如释重负，无论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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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也许觉得奇怪，“二战”中的几个盟国在它们之前的敌国的土地上为了保护各自附属国的利益竟会费那么大的力气，相互之间几乎大打出手。但这便是“冷战”的特点（这一场“冷战”不是第一次）：那便是“交战”双方会将精力集中在对具有象征性事物的争夺上，德国悬而未决的状况象征着战后和解还没有完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统治者能够在许多年中对大国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与它们的实力或重要性完全不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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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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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欧洲没有回旋余地；苏联所依赖的常规地面部队远远优于北约，北约所依赖的机载核武器远优于苏联。由于这种僵局的存在，一些动向和误解有可能会在其他地方产生。最新的证据表明，杜鲁门和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假设斯大林想要借朝鲜进攻韩国来转移西方列强的注意力和军事力量，或者以此作为在欧洲发动军事行动的前奏。他们想错了，但他们确实相信这一点；他们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加强北约的力量，另外计划重新武装联邦德国，这些举动在当时的情况下是理性和谨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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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美国在未来几十年的政策的特点是不把在欧洲以外发生的事件看作当地局势进展中的事件，而是当作欧洲局势的某种信号，或者干脆当成欧洲局势在这些地方的翻版；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3]在中东“屡屡失误”（加迪斯语）到在越南发生的灾难都是此类政策的结果。但美国的这种倾向来自这样一种认识，即无论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情，“冷战”的中心在欧洲；必须防止“冷战”在欧洲变成热战，并且只有在欧洲才可能结束“冷战”。我们现在知道，苏联当时也差不多有同样的看法。斯大林勉强地支持了朝鲜进攻韩国的计划，他和他的继任者都对中国的行动表示严重怀疑。但最终，他们纵容了在朝鲜、越南和其他地方的冒险举动，可他们绝不会在德国或巴尔干地区批准类似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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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苏联垮台以后，一些对历史所做的解释依然顽强存活，但是随着档案的开放，这些解释不再具有说服力。一厢情愿地寻找美国负有发动“冷战”的主要责任的“修正主义”现在注定是要失败的。当然，欧洲的分裂以及世界被划分为不同势力范围让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大受裨益，但这在1947年时还很不明朗。无论如何，是英国人［尤其是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而非美国人第一个在战后做出无妨暂时不去解决德国问题的结论。受罗斯福的传统影响的美国谈判者一直试图与俄罗斯达成协议，直到耗费了很多时间以后才停止了这样的努力。还有另一种修正主义所运用的策略，即提出“冷战”和相关的军事冲突是很久以前就开始的社会和政治进程的结果。看起来好像有人需要对某件事情的发生负责，但是实际上不能将责任归到任何一方。用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的话说，“谁发动了朝鲜战争？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应该问”［12］。但这种立场并不成立。我们只从很普遍的意义上才会去说所有直接原因都有长期的决定因素。现在因为有了更好的信息，关于1947年在德国举行谈判的破裂、朝鲜战争爆发、在柏林发生的数次冲突以及其他事件，我们也许可以在苏联头上找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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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圈中有这样一个观点受人厌恶：情报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间谍会严重影响事件的进程。有时人们会把那些寻找西方负有责任的证据、持修正主义观点的人跟这种观点联系在一起。鉴于西方国家和苏联情报界在对结果预测上的糟糕记录，这种偏见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证明这种偏见并不正确。间谍在“冷战”时期（尤其在初期）非常重要，而且他们不仅在著名的窃取原子弹机密案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苏联安插在法国外交部和英国统治阶层中的情报人员多年间大量泄露情报，在巴黎的苏联使馆以及在柏林的苏联间谍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内幕信息。苏联的情报网络明显优于西方国家，因为它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在一些国家部署好了情报网络。苏联的弱点在于它的领导人不听或者不能理解情报人员试图告诉他们的信息（这是一个苏联长期存在的问题）；最恶劣的一次发生在1941年春，斯大林拒绝相信情报人员对他发出的希特勒即将进攻苏联的所有警告。正如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某个地方所说的，“我们有这样的对手真是幸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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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许多西方的“冷战”分析人士虽然明白情报以及现实政治在那个时代的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可他们始终没有领会到的是：如果说苏联表现得像一个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大国，然而它毕竟不只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帝国，它是一个共产主义帝国。新史料披露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其中一个便是：在苏联领导人考虑问题时意识形态所占据的位置，对此加迪斯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对于这个问题存在着三个相互竞争的学说。第一个学派认为，应当把苏联的决策者的行为和思维想得与美国人大致一样：他们也需要给国内的利益集团好处，他们要计算本国在经济或军事上的优势；他们追求的目标与其在西方国家的对手所追求的很相似，虽然相互间存在竞争关系。他们在追求这些目标时所使用的语言都是无足轻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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