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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研究国家、民族和阶级。但一段时间以来，人类学，尤其是历史学学科内的风气发生了转变，我们不再去研究事情本身，而是去研究事情是怎样被表现的——怎样被事情的主要参与者表现，以及被研究这些主要参与者的人们所表现。我们不再去研究民族主义，而是去研究“想象的共同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影响。1983年由霍布斯鲍姆和兰格（Terence Ranger）编辑的文集《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出版。这本文集的影响很大，从此以后，研究流行文化和政治奇观的历史学家不再去思考传统，而是开始思考“传统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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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或者说“中欧”）便是这种观念现成的、天赐的操练场。毕竟，东欧的许多国家要么直到最近都还不存在，要么就是在早些时候被一些大国灭国之后又在现代重新建立起来。从西方的角度看来（虽然当地人并不一定这么看），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都是被“发明”的民族，这还只举了最有名的几个。波兰、塞尔维亚、乌克兰、波罗的海诸国，甚至包括希腊这样的国家都是由一些曾经淹没在其他民族往事中的土地和人民所构造、再造的国家，无论它们在遥远过去的那些或真实或想象的辉煌是怎样的。总之，东欧既在场也不在场，既真实也虚幻。它在场还是不在场、真实还是虚幻取决于你的观点和你所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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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安德森、霍布斯鲍姆还是兰格都没有太重视东欧，但他们的方法（或者至少是他们的书名）却激发研究者们写出越来越多的作品，他们在这些作品中讲述西方怎样“想象”“发明”或“再现/误现”（从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文学批评中借来的词汇）其“东欧的他者”。这些作品中的最优秀者有比如拉里·沃尔夫（Larry Wolff）于1994年出版的《发明东欧》（Inventing Eastern Europe），它们给西方思想史带来了富有启发性的贡献，对人们之前不熟悉的领域进行了探索，我们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一些西欧作家是怎样在自己的写作中造成了对东欧文明形态的固化，从而让东欧处于道义以及空间的边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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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建构论的方法有它的危害。论者想要去叙述“西方世界过去、现在都没有正视东欧”这样一件事，但是他们又使用了“发明”“想象”“表现”以及“他者”这样的词汇，这种学术上过度理论化的猜疑反而会让他们想要叙述的事情被遮蔽。论者们又在其中加入了“东方主义”：指责西方作家运用屈尊的、疏离的写作方法来浪漫化东欧或东南欧，如此便可以更好地对这些地方施加控制。我们将会因此再次丢失东欧，而这次则是丢失在人们出于善意、补偿目的而制造出来的过度细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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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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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斯娜·戈兹沃西（Vesna Goldsworthy）的书《发明卢里塔尼亚[2]：想象帝国主义》（Inventing Ruritania: The Imperialism of the Imagination）便对这个令人遗憾的结果做了很有启发性的说明。她无疑选择了一个很值得称道的话题。从拜伦到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的英国作家里，他们在去往东欧的游历中创作了组诗、道德故事、游记、冒险故事、哥特风格的疑案小说、浪漫喜剧和喜歌剧。正如赫克托·休·芒罗（H. H. Munro）（“萨基”）所说，这个地区“既亲切又古怪”：它的地理位置足够遥远且未受西方文明污染，可以作为浪漫的幻想故事和史诗般梦想的背景，另外，这里也让西方人感觉熟悉，他们可以把这里和自己的文明世界放在一起（挨在这个文明世界旁边令东欧感到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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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拜伦和雪莱的希腊；然后是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的《德古拉》（Dracula, 1897）中鲜为人知的半日耳曼、半东方的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再到安东尼·霍普的《曾达的囚徒》和《卡拉福尼亚的索菲》，虽然这两本书中的地理位置不太精确，但人们仍然可以在书中辨认出那些中欧的小国。约翰·巴肯（John Buchan）的《三十九级台阶》（The Thirty-Nine Steps, 1915）和萨基写的巴尔干故事之后，是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斯坦布尔列车》（Stamboul Train,1932），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1934）以及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的《黑羊与灰鹰》（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1941），一代人之后，奥利维亚·曼宁（Olivia Manning）写出了《巴尔干三部曲》（Balkan Trilogy, 1960—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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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同一时期还有以下作品：约瑟夫·谢里登·乐·伐驽（Joseph Sheridan Le Fanu）的《卡密拉》（Carmilla, 1871），该书以叙利亚为背景；萧伯纳的《武器和人类》（Arms and the Man, 1894），该书的背景设在保加利亚；伊迪丝·达勒姆（Edith Durham）的《巴尔干的重负》（The Burden of the Balkans, 1905）和《阿尔巴尼亚高地》（High Albania, 1909）；多萝西娅·杰拉德（Dorothea Gerard）的《炙热的皇冠》（The Red-Hot Crown, 1909），故事背景设在塞尔维亚；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的《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 1957），故事背景设在南斯拉夫。另外还有许多不知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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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很丰富的文学矿藏有待开采，戈兹沃西在直接处理文本时有十分不俗的批评视角。因此，她注意到火车的重要性，在众多此类小说和游记中，小说里的主人公或者游记的写作者都是在一些边境城市或车站与西方世界告别，或者通过描写旅客（通常是英国旅客）在密闭的火车中被卷入一场阴谋来展开故事情节，她称之为：“封闭在火车中的西方世界”在巴尔干半岛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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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抓住了这些故事里奇特的矛盾之处。故事里的人可能会觉得东欧（通常是巴尔干）怪诞、不守规矩，但他们到最后又几乎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这些曾经居于中心的“卢里塔尼亚人”和古怪的英国人不知怎么的找到了共同点。英国的男人或女人最终爱上了一位公主或者王子，然后意外地登上了“卢里塔尼亚”的王位，或者甚至是和某个与他们纠缠在一起的普通人相爱。的确，在许多如《曾达的囚徒》、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无条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这样的故事里，书中的主人公都对回不回英格兰这个问题感到很矛盾。在戈兹沃西看来，这是因为他们可以在当地人中表现自己在性格、道德上的天然优势，可等他们回了家便会消失在郊区的人群里，没人知道他们是谁。她说的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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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戈兹沃西的书里主要论述的作品讲述的多是拜伦式的故事，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在希腊，在特兰西瓦尼亚，在卢里塔尼亚，英国冒险家们能够让那里的世界恢复正常，并且可以行使他们（当然还有她们）在自己的国家被剥夺的在道德和政治上的主动权。从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到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再到乔治·奥威尔的英文信函中，有一个方面经常被人忘记，那就是在他们的信件里一直有着一种对一个已经失落的世界——那个更简单的、无忧无虑时代的英格兰农村——的浪漫怀旧之情。这种对“卢里塔尼亚”的向往（另外戈兹沃西指出，一些小说中甚至还有对卢里塔尼亚中的卢里塔尼亚的描写：深山中生活着一些善良、忠实的农民，他们既不愤世嫉俗，也没有受到宫廷和都市中人那种两面三刀做派的影响）表明她所描述的许多冒险文学作品其实更多的是在写英格兰，只不过她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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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本书的问题在哪儿呢？首先，戈兹沃西在研究方法上有倾向性。在这本书里，一切都是被想象、被代表、被建造以及被东方化的。如果她只是把文学创作或旅客的观察与本地经验一起列举出来，以此来对比两边的差异，然后指出英语作家怎样给这里伪造了一个持久且歪曲的形象的，那么这仅仅是有些烦人而已。但在戈兹沃西“社会建构”的世界里，对现实情况进行检验这一步是没有的。现实融入了文化。诸如“真实”“纪录片”或者“客观”这些词汇在戈兹沃西的书中出现的地方几乎总是打着引号，这些词汇因此受到了本体论上的挑战。因而，我们在书中读到的是：“真正”的巴尔干、“客观”的描述和“纪录片”式的写作。甚至巴尔干这个词也加上了引号，变成了“巴尔干”，作者希望警告读者不要尝试将任何讲述或者文学形象与一些具体的环境或地方做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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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加讽刺让其他人不能指责戈兹沃西自己误读了巴尔干或东欧的现实。有时巴尔干地区（the Balkans）存在，比如当她指出德古拉或曾达是有关中欧的神话，不要把这些地方与更靠南方的一些地方混淆；但巴尔干地区大多数时候只是被发明出来的。Balkans这个词的动词和形容词形式[3]具有贬义，戈兹沃西因此拒绝承认巴尔干地区与几乎整个巴尔干半岛之间存在任何联系。简单地说，巴尔干地区不等于“巴尔干半岛”（Balkan）。我们只和有关它的图像、战略、偏见、表现和幻想打交道。除此以外，它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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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兹沃西试图讲述的是外国文学盗用了属于这片土地的资源，但是在她的叙述中不但没有实际地方的“阿基米德点”（the Archimedeanpoint），戈兹沃西自己也是不在场的。英语文学为了自身利益利用了这块土地，她对此表达了自己的沮丧，甚至暗示了她的愤怒之情。但是，她一直没有告诉我们英国作家是盗取并且滥用了现有的资源呢，还是无中生有地去发明。布拉姆·斯托克对特兰西瓦尼亚的描写准确吗？安东尼·霍普笔下的曾达忠实于事实吗？当然不——戈兹沃西言下之意似乎这样认为。她会认为这个问题不但愚蠢，而且也不合适。福斯特于1930年作为英国公使馆的嘉宾来到布加勒斯特，戈兹沃西称他“与‘真正的巴尔干’有过领教……”，然而，福斯特的经历虽然比德古拉的城堡要逼真，但（就戈兹沃西看来）并不会就因此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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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里，一个非常后现代主义的结论便很适用了：没有“中欧”，没有“巴尔干”；有的只是虚构（虽然这种虚构所产生出的画面会被人们当成事实，但是它至少没有假装是真实的）或者“现实”，但这种“现实”其实乃是一系列幻想，最好把它们当作虚构。然而，这样一来，戈兹沃西的主题会受到损害。这本书当然是关于英国作家如何“接收”并改造东欧这个已知世界里独特且重要的一部分的，可是又必须要将现实引入进来。因此她做了一个让步：“有多少讲述者，就有多少种有关巴尔干的‘真相’，我们与其谈论真相，不如谈论人们对真相不断变化的认识，那样会更有效。”但是，这种让步并不能给她带来多大帮助。因为这种说法只能解释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把丽贝卡·韦斯特跟劳伦斯·达雷尔对比，或将他们二人中的任何一位的作品与某种“中性”的描述对比；然而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将丽贝卡·韦斯特的作品与她所写的地方对比。另外它当然也没有告诉我们戈兹沃西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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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我们可以从她这本书的副标题“想象帝国主义”获得一点线索。她这样写道：“本书旨在探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是如何利用巴尔干地区的资源为其文学和娱乐等行业提供材料的。”在戈兹沃西看来，当今世界透过英国人的眼睛来看巴尔干地区，这是因为“面对西方‘想象力产业’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巴尔干本地的‘想象力’产品无力与之竞争，就如当印度的市场完全被英国的产品充斥时，印度本国的棉纺织业无力与英国竞争一样”。情况没有变化：“英国人创作的有关巴尔干的‘著名作品’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它们不断地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对巴尔干的认识造成负面的影响，这就如同英国的灌溉方法给旁遮普邦的肥沃土地造成了盐渍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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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兹沃西按照这样的思路写出来的内容还有很多，她在这里为了表达的便利很不恰当地将文化研究与晚期马克思主义混合在了一起。可怜的劳伦斯·达雷尔因为“故意用一种‘仿古的’形式”写巴尔干而被责难，“他对可能有的经济利益心里十分清楚”，从而揭示了“这一类想象力殖民具有盈利能力，文学的‘巴尔干’被这种殖民继续残酷地剥削”。戈兹沃西甚至敢于给出一种新列宁主义的解释，虽然她胆怯地与自己这种表述所透露出来的愚蠢保持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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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息大众想象的要求方面，娱乐行业的帝国主义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人们更熟悉的经济帝国主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可以说，这种娱乐行业的帝国主义提供了一种“人民的鸦片”，在这种精神“鸦片”里，人们看到的是其他民族处于从属地位，阶级斗争的发生从而延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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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个愚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是谁，他或她至少会注意到，萧伯纳在《武器和人类》里针对保加利亚人开的是关于阶级的玩笑，并不是关于种族的玩笑；同样的，大卫·福特曼（David Footman）在他的《彭伯顿》（Pemberton）中所写的针对一个巴尔干地区的舞厅中的本地人讥诮的旁白也是如此。将故事背景设在巴尔干可以把非常有英国味的偏见或者俏皮话隐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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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化研究稀释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各方都是输家，问题不止于此，问题还在于戈兹沃西完全没有任何幽默感，她对荒诞之事也完全没有任何感觉。她很肯定她在书中提到的这些英国作家在他们笔下的巴尔干的人物和环境面前都摆出高人一等的派头，她很肯定他们在嘲笑“东方人”的怪癖，就是因为她的肯定态度让她错过了最佳材料。如果好莱坞制作的《曾达的囚徒》（1937）代表了无情的资本主义剥削所达到的极致，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去理解《鸭羹》（Duck Soup, 19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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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兹沃西在她的书里没有提到马克斯兄弟，但在西方流行文化中，说起对有关巴尔干刻板印象的“利用”，他们的电影乃是迄今为止最有名的，尤其是现在德古拉这个电影形象与他在多瑙河的故乡之间的联系也被切断了。可以肯定的是，《鸭羹》将文学和电影上的刻板印象发挥到了近乎无情的效果，但其最后的结果是一个大反转。当我们嘲笑弗里尼亚国时，我们不是在嘲讽塞尔维亚或罗马尼亚；我们是在把电影行业的陈词滥调拿来进行嘲笑。在达雷尔针对巴尔干早期的各种尔虞我诈所写的滑稽模仿作品里面也有与《鸭羹》相同性质的借外面的事情讽刺本国的事情，但戈兹沃西不会告诉你这些。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的《兑换率》（Rates of Exchange, 1983）依赖的是比如《第三人》（The Third Man）这样的早期作品中的“借外讽内”。《兑换率》讲的是一个不幸的英语讲师的故事，故事发生在齐塞奥斯库政权晚期的布加勒斯特。它读来不仅仅是好笑而已，作者在其中描述了当时的事件，其准确的程度令人感到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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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戈兹沃西不能欣赏许多英国作家所写的关于“巴尔干”的作品中的戏仿、拼贴、自嘲，那么这不只是因为她缺乏欣赏能力，也是因为准确和模仿似乎都让她相当不舒服。她不喜欢英国人（或西欧人）对希腊在巴尔干危机中的失信行为所做的批评（“摆着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这是将希腊人‘巴尔干化’的典型做法），她将这归因为偏见和殖民心态。戈兹沃西的确也承认，在她所讨论的一些小说中，20世纪早年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政治动荡的历史得到了相当公正以及善意的体现（现实与小说的主要区别是，在卢里塔尼亚的结局更快乐，残酷也要少一些），但对于这些小说里对现实近乎真实的反映她只是一笔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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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戈兹沃西对她讨论的材料有一种愤恨之情。很简单，外国人在这里不受欢迎，他们不应该到这里来打扰。她在书中用斜体引用了伊迪丝·达勒姆的《阿尔巴尼亚高地》中的一句话：“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厌倦了‘外人’对巴尔干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外人忽视巴尔干地区时，他们在嘲笑和贬低这里。他们若出于文学目的利用这里的资源则是为了自利，而且会给巴尔干地区带来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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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外国人不辞辛苦地去了解这块土地，甚至出于同情而进行干预，那也是不行的。戈兹沃西写道，近年来，“这片地区就像是一块空白的画布，欧洲政治的无意识禁忌和隐藏的焦虑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在了这块画布上。”她在书的最后部分批判了“基于媒体之上的良心产业”，她认为这种良心产业“在国内外制造了无数新的‘他者’以满足人们对参与的无尽欲望”。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她说的“他者”是塞尔维亚人。然而因为丽贝卡·韦斯特亲塞尔维亚，戈兹沃西很明显对她表现出同情，丽贝卡·韦斯特是书中唯一一位受到优待的英国作家，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戈兹沃西的视角是多么褊狭，而且她也完全无力抵抗这种褊狭的视角对自己写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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