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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学派坚持认为苏联的决策者们继承了沙皇的传统：他们首先关心的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应当视他们所使用的意识形态语言具有偶然性，不用太重视，在处理它们时不需要过多考虑。第三个学派认为，苏联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它的领导人在描述这个世界时所使用的语言也就是他们所理解的语言；因此，要了解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了解他们受意识形态影响下所做的各种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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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学派支配了美国的“苏联学研究”很多年，一直以来它都可悲地没有能够理解苏联这个政治体制，如今它和苏联一起不复存在了。第二个学派显然可以成立，乔治·凯南是该学派最老练的代言人。即使我们知道一点共产主义，但只要我们对俄罗斯的历史有充分的了解，我们仍然可以参照“传统的”外交标准大致理解1939—1990年之间苏联的外交政策。此外，只要曾经与上一代的东欧共产党“干部”打过交道，就绝对不会认为这些人是受更高理想驱动或是为了保持共产主义理论的一致性而去做事。然而，现在看来已经很清楚了，在“冷战”时期，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领导人在考虑问题时，意识形态的确有一定作用。这点对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来说也是一样，他们对世界的预设塑造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苏联领导人的预设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到了斯大林去世的时候，这些预设的内容也就不过是粗糙的经济决定论再加上对国际范围阶级斗争最终胜利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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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我们来看一个事例，安德烈·日丹诺夫在听说了杜鲁门主义之后，他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第一次会议所做的报告中表示这是英美之间存在裂痕的证据，而且这样的证据越来越多，因为美国“将英国从其在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的势力范围排挤了出去”。1946年克里姆林宫的内部备忘录完全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描述杜鲁门，称他代表“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驻柏林的情报官员将西方国家领导人的举动和讨论（他们对此倒很是灵通）分析为他们之间“经济关系紧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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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苏联一次又一次将西方国家的行为简单地假设为纯粹为了经济动机和利益而行事。从莫洛托夫到最低级的情报人员或共产党干部是否真的相信他们所说的并不重要；问题在于他们彼此之间说的和对外部世界说的任何事情都是用这种死板、含混不清的语言来表述。即使戈尔巴乔夫（或者说，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因为他是三代“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的产物）也经常用这样的语言思考和说话，这就是为什么当他看到自己所做的事情产生的结果时真的吃了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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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加迪斯正确地批评了西方的“现实主义”研究者的一个缺陷，他认为这些研究者没有理解到：并非只有客观的或可测量的利益才会让人去做出某种行为，人所想的、所相信的东西也会有这样的效果。但是，他又进了一步写道：是“老人用力过度的行为模式”（他指的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让“冷战”从其发源地欧洲蔓延到亚洲以及一些最不可能的地方（比如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安哥拉，特别是古巴）。这些人到了晚年时在异国他乡重新找到了自己青年时期的革命浪漫情怀，这时他们似乎不再是衰老的共产党干部，而是又一次变成了革命的布尔什维克。这样写似乎想象力过于丰富了，不过确实也是多余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意下面这样的说法：除非我们认真对待苏联领导人的意识形态观点，同时承认莫洛托夫所说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机会出现，他们会去做能够促进自己政治利益的事情，否则我们完全没法理解苏联的历史（因而也就不能理解“冷战”的历史）？当然，他们也会用革命的理由来为苏联干预外国事务正名；另外，我们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知道，古巴人的热情真的打动了赫鲁晓夫。但是，作为人类行为的动机而言，人的兴趣、信念、情感之间本来就不是互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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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迪斯强调苏联领导人身上存在着“老年人”的谬见，这将我们带回了我的出发点。从美国的角度来看，1947年战时同盟国联盟的崩溃宣告了“冷战”的开始（直到最近，大多数有关“冷战”的历史著作必定是从美国——尤其是美国的角度来写的）。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曾经指出，在1946—1947年大约18个月的时间里，华府的政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变，美国的国家政策和舆论从那以后变得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了。［14］但是，加迪斯希望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冷战”，他让我们不要将“冷战”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一起不幸的国际事故，而是将其看作这场战争本身自然发展的结果（尤其是斯大林渴望吞并苏联军队所占领的新领地所致的结果）。但是，为什么不更进一步去看呢？毕竟，在当时的人看来，1945年的欧洲不只开启了一个未知的未来，它也延续了那个令人记忆犹新的真实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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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政治家的角度看（大多数高层领导人可以凭借个人的回忆和亲身参与的经验来看这些年），1900—1945年的欧洲面临着四个难题，而且这四个难题相互之间又存在关联（它们是欧洲所面临的难题，因而也就是全球所面临的难题）。这四个难题分别是：如何恢复1871年之后由普鲁士主导的德国崛起所打乱的国际均势；俄国革命在国际范围内造成了影响，如何平稳地让俄罗斯重新回归国际社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了灾难性的经济崩溃，如何拯救国际经济并让经济重新恢复到1914年之前的稳定和增长水平；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经济和政治方面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然而随着英国国力渐渐衰落，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随之减小，如何去填补这个变化带来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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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4—1947年间，人们对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辩论，而不论哪种方案，人们都在一定程度上理所当然地将它们与过去联系在一起。如果法国能仿效1894年的俄法同盟关系与苏联结盟，那么这将会是法国很大的成功，然而法国没有什么可以给苏联人的东西。［15］许多联邦德国人，特别是阿登纳，完全不反对放弃东部的普鲁士（这些信仰天主教的莱茵兰人反正非常不喜欢普鲁士，而且普鲁士让他们感到非常恐惧）以此来换取与他们在历史上熟悉的土地更紧密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削弱了西欧地区单个的民族国家，法国社会党领袖莱昂·布鲁姆和丘吉尔很有前瞻性，他们都对西欧国家组成一个共同体抱有热情，他们希望这个共同体可以弥补西欧各国在战争中间所遭受的损失。斯大林的举动让人想到俄罗斯帝国——扩充领土是其悠久历史中极其重要的事情，另外他也吸取了近期的经验教训，他对德国的弱点加以利用，以此来确保苏联帝国能够拥有西部腹地（如同之前的俄国统治者利用18世纪的波兰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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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环境给推行这些熟悉的策略造成了以下几个困难：第一，德国与俄罗斯之间出现了许多独立的国家；第二，苏联政权本身具有的显著特征；第三，德国西部没有了可以与之形成对抗之势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问题都不存在。波罗的海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以及罗马尼亚的大部分国土在1914年还在德国、奥地利、土耳其以及俄罗斯帝国境内。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这些国家的独立地位得到了确立，可如果缺少西欧国家的意志和力量，它们的独立地位无法维持；1938年时的西欧国家没能表现出它们的意志和力量（希特勒证实了这点），而到了1945年，刚刚经历过战争的西欧国家压根儿就没有了意志和力量（这次由斯大林证实）。但是因为这些中东欧国家曾经获得过独立，这才让苏联对它们的占领尤其令人厌恶。与此同时，对于被战争削弱的西欧国家而言，比较起过去俄国沙皇在中欧或东南欧的意图，共产党政权的性质让苏联的野心的威胁更大。英国的经济当时处于衰竭状态，法国在国际政治上不再有影响力，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只能说服美国来取代自己的位置，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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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冷战”其实不是问题，而是解决方案，这也是为什么它持续的时间那么长。让美国介入欧洲事务是为了防止发生进一步的变化，西欧因此获得了进行重建所需要的稳定和保护。讽刺的是，美国的表现就如同沙皇俄国在1815年拿破仑战败之后的20年中在欧洲所扮演的角色：成为欧洲大陆的警察，保证不受控制的革命力量不会进一步破坏现状。苏联可以在它的势力范围内进行独裁管治，西方国家承诺不对中东欧进行干涉，苏联则承诺不会再向西扩大势力范围——斯大林和他的继任者实际上对这个安排感到相当满意。［16］这个结果自然让几百万波兰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高兴不起来；但因为同盟国的大多数决策者从来就没有把他们当作问题的一部分，因而他们在解决方案中没有占据重要地位也就根本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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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因此在欧洲和全球的历史中占据了很长的时间。以下两个原因让事情变得复杂。首先，在欧洲发生的结盟以及分裂与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去殖民化的政治交织在一起，这给有关各方带来了有严重误导作用的后果。一种奇特的“贸易”在1956—1974年间发展了起来：西欧和美国将19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制度出口到发展中国家，把资本主义的西方作为这些国家模仿的榜样并敦促它们接受自己的习俗和惯例；西欧和美国换来的是一些革命神话及原型，这些革命神话和原型的目的是挑战西方国家的平淡以及相对的繁荣。苏联进行了类似的交易。它也出口了19世纪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社会主义，它得到的是新的渴望成为革命者的人虚假的忠诚，他们的活动在短时间里让已经黯淡无光的布尔什维克遗产过往的信誉恢复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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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是核武器的存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核武器的存在给决策过程带来了混乱并因而带来风险。苏联在军备竞赛中几乎总是远远落后（虽然波将金公爵的后继者们运用纯熟的技术将这一事实在美国面前隐藏了许多年）；但苏联在这方面的缺陷只会让其领导人出于补偿的目的而表现得更为咄咄逼人。同时，美国的决策者花了很多年（也花了大笔的钱）才理解核武器作为治国的手段并无用处，而杜鲁门似乎一开始就本能地理解了这点。核武器毕竟不是长枪短矛，你只能备而不用。然而，作为一种威慑力量的核武器有它的用途，但这也只有在当你和你的对手都确信你最终可能会使用核武器时才有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总会觉得这场“冷战”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制造巨大的恐怖，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或这场“冷战”大多数参与者的意图，人们的这种预想就显得太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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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两种新的因素存在，“冷战”的性质似乎发生了改变，它变得与此前发生的事件都极为不同。“冷战”结束的时候，苏联解体，有些人因而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历史新纪元。自1990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实际情况不完全如此。世界自1950年以来肯定已经完全改变：马和煤都已退出历史舞台，它们所象征的社会性格和工作形式也没有了。伟大的改革工程没有了，至少暂时如此。但是，现在我们赢得了“冷战”，我们能够比以前更好地看到这场“冷战”要去处理（或遮蔽）的一些困境现在仍然伴随着我们。我们从最近的历史可以知道，我们需要的解决方案依然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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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为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所著《我们现在所知的：重新思考“冷战”史》（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和由朱利亚诺·普洛卡奇所编辑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1948、1949三次会议纪要》两本书所写的书评，本文最早发表在1997年10月的《纽约书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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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1899年3月29日—1953年12月23日），格鲁吉亚人，苏共高级领导人，长期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警察）首脑，是斯大林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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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Giuliano Procacci, ed., The Cominform: Minutes of the Three Conferences,1947/1948/1949（Milan: Fondazione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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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年2月25日—1959年5月24日），美国共和党籍政治人物，于1953年至1959年出任美国国务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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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5章 自由与弗里多尼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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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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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是一个复杂的地方。从莎士比亚（“我在伊利里亚应该做什么？”[1]）到内维尔·张伯伦，不同时代的西方评论者认为东欧地处遥远，难以理解，令人困扰。直到最近，很少有人去过东欧，很少有人学过那里的语言，或去理解那里的土地、过去或者文化。一直到1918年，外面的人看不到东欧内部各地的情况（不同地方的情况大相径庭），在国际事务中也听不到东欧的声音——除非是在以“东方问题”命名的外交对话中。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个不稳定的世界中，德国和苏联中间那些脆弱的小国仅仅是又一个不稳定因素。希特勒战败后，整个东欧地区成为苏联势力范围的一部分：迟至20世纪80年代，牛津大学的学生在政治学课程中只能在“苏联和东欧政治”这样的标题下面研究东欧，即便如此，这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也还是关于苏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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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不仅是东欧复杂，且东欧人也对此有一种情结，他们责备西方人：你们不理解我们，你们的学者忽略了我们，你们的领导人好不容易屈尊把我们当一回事了，可之后又把我们抛弃了（在雅尔塔、慕尼黑、萨拉热窝……）。除了历史上的这些伤害，你们还在地理上侮辱我们，你们竟好意思称我们为“东欧”，分明是你们地处边缘地带，我们才是欧洲的中心（或者说，一直到你把我们丢给苏联人以前我们都是欧洲的中心）。我们可以用你们的语言说话、阅读，我们读你们的诗、剧本和小说。可你们知道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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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人认为华沙是“欧洲的心脏”。捷克人认为在维也纳和斯德哥尔摩西边的布拉格能够更好地展现欧洲高雅的巴洛克文化，它比意大利或法国的任何城市都要合适。匈牙利人确信布达佩斯至少和维也纳一样有资格作为复兴的中欧的首都（实际上布达佩斯更有资格）。近年来许多人都提出这样的看法：布加勒斯特、萨格勒布、萨拉热窝和贝尔格莱德在本质和精髓上都是非常“欧洲”的城市，这样说的原因是它们守卫在边境上，欧洲文明正是在这里和从东方或南方来的蛮族相遇，也是在这里将他们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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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知道欧洲意味着什么，因为长久以来他们的“欧洲性”一直受到威胁。因为他们的牺牲，因为他们承受了许多痛苦，所以欧洲，你们的欧洲才可能生存和繁荣发展。你们为什么不听？为什么不看？东欧人发出了挑战，最近几年新一代的西方学者和记者接过了挑战。西方对东欧的兴趣增长的原因之一当然是它令人瞩目的发展和变化，从布拉格之春到团结工会，再到《七七宪章》、1989年革命，再到第三次巴尔干战争。这里的当代史简直太具有戏剧性，不容人忽视。但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学术界的口味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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