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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谈到美国了。以色列的行径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而言是场灾难。在美国的支持下，一直以来以色列政府都公然藐视联合国令其撤出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所占领的土地的要求。以色列是唯一一个已知的拥有真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中东国家。美国目前正极力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一些小的潜在敌对国，可它却对拥有这些武器的以色列视而不见，这只会让它日益狂乱的努力付诸东流。尽管有顾虑，美国政府也不公开表达，而是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正因为如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再相信我们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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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知情人士如今默认，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理由不一定是当时所宣传的那样。［2］这届美国政府的许多人士首先考虑的是要先破坏中东的稳定，然后再重新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格局。事情还没完。现在我们又再对叙利亚发出挑衅，因为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向我们保证，伊拉克的武器转移到了叙利亚——这一说法并未获得来自其他途径证据的支持。没错，叙利亚的确支持以色列的死敌真主党和伊斯兰圣战组织，但是它并非一个巨大的国际威胁。更不用说叙利亚政府至今仍然向美国提供有关基地组织的重要情报。对于美国来说，叙利亚作为朋友总比作为敌人要有用。这点伊朗其实也一样，可是因为以色列一直以来对伊朗抱有敌意，我们也主动疏远了伊朗。我们到底在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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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16日，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该决议要求以色列停止威胁驱逐阿拉法特。尽管美国有关官员私下里也承认该决议合理、稳健，并且认为以色列目前领导层所发出的日益猛烈的声明——解禁会使阿拉法特恢复此前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是对和平的主要阻碍，但是美国依然阻止了该决议的通过。此举进一步破坏了我们在中东地区作为一个正直的协商者的信誉。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朋友和同盟虽不再为此感到惊讶，但依然会感到悲伤和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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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政界人士许多年以来一直为自己制造困局，为何我们还要继续帮助、怂恿他们犯错？此前，美国政府曾尝试向以色列施压，威胁要把资助约旦河西岸定居者的钱从美国每年的对以援助中扣下。但是上次美国政府（克林顿政府）采取这一行动后，以色列政府绕了个弯以“安全开支”的名义把这笔钱拿到手，美国政府也就将错就错了。从1993年到1997年的4年时间中，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金额共计100亿美元，其中只有不到7亿750万美元被扣下未发。以色列继续不受阻挡地在占领区建立定居点，现在我们更是连尝试阻止以色列的行动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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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说或不愿做对谁都没有好处。它也让美国国内针对相关问题的辩论无法进行下去。美国的政界人士和评论家们非但不能头脑清醒地考虑中东问题，而且还在我们的欧洲盟友表达不同意见时对他们大加污蔑，只要他们批评以色列，我们的这些政界人士、评论家就会很不负责任地油嘴滑舌一番，说什么反犹主义又抬头了之类的话；美国国内如果有人试图打破共识也会受到一通义正词严的责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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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如此，中东危机并不会自己消失。考虑到布什总统6月才对布莱尔说了一通关于“中东和平路线图”的话来安抚他，明年在围绕中东问题的争辩中，他一旦缺席将可能很惹人注意。[1]但是（无论谁当总统）美国政治家迟早需要对以色列总理说出真相，然后想办法让他听进去。20年来，以色列的自由派人士和温和的巴勒斯坦人坚持认为，解决中东问题的唯一希望是以色列拆除占领区绝大部分定居点并恢复1967年的国境线，以此换取阿拉伯人对这些边界真正的承认，但是他们一直不被领情；另外，在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提供经济支持也受其约束下建立一个稳定的、没有恐怖分子的巴勒斯坦。现在这仍然是传统共识，它曾经的确是一个可行且公正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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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怀疑，这个方案在当前情况下去实施为时已晚。现在有太多定居点，太多犹太定居者和巴勒斯坦人生活在一起，虽然这两个族群被铁丝网和“通行证法”隔开。不管“中东和平路线图”是怎样的，真正的地图在地面上，正如以色列人所言，这个真正的地图才反映实际情况。超过25万全副武装并获得资助的犹太定居者也许会自愿离开属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土地，但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没人相信这件事会发生。许多定居者宁愿死，宁愿杀人也不愿意离开。上一个为执行国家政策向犹太人开枪的以色列政治家是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他于1948年强行解除贝京的非法民兵组织伊尔贡（Irgun）的武装，并将其并入新成立的以色列国防军。沙龙可不是本-古里安这样的人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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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需要去考虑一个“不可思议”的选择。“两国解决方案”是此前奥斯陆和平进程和目前的“中东和平路线图”的核心，但是如今这个方案可能已经无从实现。一年年就这么过去，我们一直在拖着不去面对这个不可避免的艰难抉择，目前为止只有极右和极“左”分子承认这样的抉择的存在，但他们都有各自的理由。中东在未来真正将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驱逐以色列占领区的阿拉伯人，让“大以色列”成为现实，或者建立一个融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两族共存的国家。沙龙内阁中的强硬派便是这样看待这个选择，这也是为何他们会认为“犹太国”继续存在下去的条件就是要驱逐阿拉伯人，他们认识到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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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当今世界无法容许一个“犹太国”存在呢？如果这样一个“两族一国解决方案”实现的可能性不但越来越大，而且同时也是最理想的结果又该如何？其实这个方案并不是什么奇怪的想法。正在读此文的读者大多生活于民族和文化早就变得多元的国家。很遗憾，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M.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所说的“基督教欧洲”已经不复存在了；今天的西方文明由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不同语言的人（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阿拉伯人、印度人以及其他群体）组成，任何一个去过伦敦或者巴黎或者日内瓦的人都会知道这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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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以色列实质上也是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只不过名义上不是罢了；然而它依旧用民族与宗教的标准来给予以色列公民不同的称呼和等级，这就让它在民主国家中显得十分“与众不同”。在现代国家中以色列显得怪异，这并不是那些偏执的以色列支持者所声称的：因为它是所谓“犹太国”，因为世界上的人们不希望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国家；人们之所以会这样觉得是因为在这个“犹太国”里，犹太人这一个族群位居所有其他族群之上。这样的国家在现在这个时代的确无处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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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来，以色列对于犹太人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1948年以后，以色列接收了几十万犹太幸存者，他们很无助也无处可去；如果不是因为以色列的存在，他们将会陷入绝境。以色列需要犹太人，犹太人也需要以色列。由此，以色列的诞生条件让以色列的身份与“纳粹大屠杀”的联系变得无法分割。因此，所有针对以色列的批评都不可避免地牵扯到“纳粹大屠杀”的相关回忆，美国国内为以色列辩护的人十分可耻地对这点迅速加以利用。批评以色列便是对犹太人有恶感，哪怕是仅仅设想一下中东格局的其他出路，也会被认为是对所谓“在道义上与种族灭绝无异”方案的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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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的一些年中，几百万没有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因为以色列的存在而常常感到心安。他们想的可能是，如果反犹主义复活，以色列可以是他们的退路，或者仅仅把以色列看作一个犹太人对世界的提醒：犹太人可以并且会做出反击。以色列建国之前，生活在基督教社会的犹太人总要小心谨慎，保持低调；但是1948年以后，他们终于可以挺直腰杆生活。然而最近几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可悲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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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非以色列籍的犹太人再次为他们没有做的事情而受批评和攻击。但这次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是一个犹太人建立的国家的所作所为把他们绑架了。生活在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不能影响以色列的政策，但是他们还是会在心里认同这些政策，尤其是以色列坚持要求他们对自己效忠，他们也就更会去认同这些政策。以色列自称“犹太国”，因而它的行为自然会影响到所有人看待犹太人的方式。年轻的穆斯林对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犹太人的袭击事件越来越多，他们发动这些目标失当的袭击主要是为了报复以色列。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以色列目前的行为不但对美国不利（尽管的确很不利），甚至不仅对以色列自身有害（许多以色列人也已默认了这点），今日的以色列还害了整个犹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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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日益交融，不同种族间随意通婚；由文化与民族造成的交流上的障碍几乎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人有不止一种政治身份（elective identities），如果我们只能听从其中一个，那么我们会觉得自己被限制了，而且这种限制是虚假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现在的以色列的确是个不合时宜的存在，它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它目前的运转也出现了障碍。在当今的“文化的冲突”之中，在开放、多元的民主国家与好战、不宽容且由宗教驱动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中，以色列其实面临着掉入错误阵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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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色列从一个“犹太国”变成一个两族共存的国家并非易事，虽然也并非像听上去那般不可行，因为这个过程在事实上已经开启。但是，这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所带来的影响将远远小于以色列在宗教和民族上的敌人所宣称的那样。无论如何，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谁有更好的想法：任何真诚地认为现在以色列所建的极具争议的“电子隔离墙”可以解决问题的人一定对过去50年的历史一无所知。这个所谓的“隔离墙”其实是由壕沟、围栏、传感器、沙土路（人走过可以留下足迹）以及高28英尺（约8.5米）的墙组成的武装区域，它侵占、隔断、窃用了阿拉伯人的农田；它会毁掉村庄和人们的生计，毁掉阿、犹共同体尚且存在的部分。这种电子隔离墙每建1英里（约1.6千米）需要花费大约100万美元，它给两边生活的人带来的没有别的，只有羞辱和不适。就如柏林墙一样，这个电子隔离墙恰恰印证了它要保护的政权在道德和制度上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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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建起这样一个两族共存的国家离不开美国的主导，它需要美国勇敢、持久的参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安全要由国际部队来保证——尽管一个合法成立的、两族共存的国家管控境内各类武装分子会更容易，然而没有这样的国家，武装分子可以自由地从外部渗透进来。这点对目前巴以两边愤怒、没有政治权利的民众而言无疑很有吸引力。［5］要在中东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中间需要形成一个新的政治阶层。这个想法混杂着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中东当然算不上是能实现它的最合适的地方。然而如果不走这条路而是其他路，那么后果会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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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2003年10月的《纽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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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撰写于2003年，这里作者说布什缺席是指布什可能会在2004年的选举中落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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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8章 游说团体非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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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受推崇的英国刊物《伦敦书评》在2006年3月23号这一期刊发一篇题为“以色列游说团体”（“The Israel Lobby”）的文章。它的作者是两位杰出的美国学者：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和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们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网站上刊登了这篇文章的加长版，全文共计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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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们所预见的，他们在《伦敦书评》上刊发的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纷纷责骂和驳斥该文。批评者称两位作者的学术水平低劣，文中所宣称的观点则被视为站在“隐晦却明白无误的立场”之上［引号中的文字来自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这里说的立场当然是指反犹主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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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应很让人遗憾。虽然该文起了一个很具争议性的名字，但是作者在写作此文时参考的资料多样且来源广泛，文中的内容基本上不存在争议。但作者在文中提出两个确切且重要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美国在数十年中不加批评地支持以色列并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关于这个论断我们可以就事论事地进行讨论；第二个观点则更具争议，作者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近年来受到来自美国国内的压力团体，即所谓“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影响而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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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在解释美国的海外行动时喜欢把矛头指向美国国内的“能源集团的游说团体”。另一些人则认为应当归咎于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1]或者“冷战”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行事方式。但是，只要是了解美国政府的运作方式就不会否认一个强有力的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存在。该游说团体的核心组织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the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其边缘组织包括各种全国性的犹太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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