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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1967年以来，错过了大多数机会的是以色列：不顾以色列老辈政治家意见，占领巴勒斯坦土地40年；对黎巴嫩的三次入侵导致了灾难性后果；现在又在国际水域攻击平民。以色列犯一个又一个这样愚蠢的错误，在这方面巴勒斯坦人难以与之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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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是懦夫选择的武器，可轰炸平民目标这种做法不是阿拉伯人发明的（也不是1948年之前的犹太人发明的，虽然后来犹太人进行了恐怖主义活动）。至少一个世纪以来，尽管恐怖主义活动在道德上不能被原谅，各种抵抗运动都曾用过该手段。以色列坚持要求，哈马斯先放弃恐怖袭击活动是开启任何谈判或者达成任何协议的前提，这是合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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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巴勒斯坦人面临所有被压迫民族都会面临的难题：要反对一个已经建立起来并独占权力的国家，他们的手段只有拒绝和抗议。如果他们预先答应了以色列的全部要求——放弃武力，承认以色列的地位，接受他们所有的损失，那么他们还有什么可以用来作为谈判的砝码呢？以色列拥有主动权，它应当行使这个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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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词滥调之五：应该或者不应该谴责在美的以色列游说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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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有一个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它的影响力挺大——这本来就是游说团体应该发挥的作用。以色列游说团体被认为“影响力太大”（潜台词就是说这背后有犹太人很强大的影响力）。有些人认为这样的评价很不公平。他们说的有道理，因为枪支、石油、银行业的游说团体对美国带来的损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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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影响力的确大得不成比例。为何绝大多数国会议员会赞同支持以色列的议案？这其中仅有很少一些议员会对有关以色列的议题有长久的兴趣。认为以色列游说团体影响力过大是一回事，指控犹太人“操控美国”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不希望人们将这两者混为一谈而进行自我审查。用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话说：“害怕与糟糕的人同处并非政治上纯洁的表现，这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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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词滥调之六：批评以色列是或者不是反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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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犹主义是对犹太人的仇视，而以色列是个犹太国家，所以对以色列的批评中当然有一些批评是出于恶意。在不久前的过去，特别是在苏联及其卫星国，“反犹太复国主义”成了官方用来替代“反犹主义”的词汇。许多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没有忘记这段过往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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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对于以色列的批评主要并非出于反犹主义情绪，越来越多的批评来自非以色列国籍的犹太人。批评以色列的人也不是因为他们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当初以色列“开国者”的意识形态相比，今天的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变了太多：它对外有领土要求，在宗教上排外，在政治上走极端路线。现在，一个人可以既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同时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或者说反对“后犹太复国主义”（post-Zionist）。事实上，如果从犹太复国主义原本强调犹太人要为自己建立一个“正常的国家”而现在却因为自己是一个犹太国家而坚持其做“不正常”事情的权利这个意义上来看，犹太复国主义其实已经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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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谨防过度使用“反犹主义”一词。美国的年青一代已经对此越来越持怀疑态度，更不要说世界范围内的年轻人了。他们问：“如果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封锁就可能是‘反犹’，那又为何要把反犹偏见的其他事例当真呢？”“如果‘纳粹大屠杀’变成了以色列人实施恶行的又一个口实了呢？”犹太人不应当轻视人们将“纳粹大屠杀”看作以色列人实施恶行的口实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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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和酋长国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和中亚一带战略上最大的包袱。因为以色列的原因，我们面临着“失去”土耳其的严重危险。土耳其这个民主的伊斯兰国家在近东和中亚地区的事务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欧盟针对土耳其的做法得罪了它。如果没有土耳其，无论在伊朗、阿富汗还是阿拉伯世界，美国将无法实现自己在该地区的目标。美国应当去除这些围绕在以色列周围的陈词滥调，把以色列当作一个“正常”国家看待，不再给以色列特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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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2010年6月的《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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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13章 还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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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我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另求他途”（“Israel: The Alternative”）的文章。我在文中论述“奥斯陆和平进程”及其希望达成的“两国解决办法”并不可行。如果以色列继续按照它现在的方向发展，那么它将面临下面几个不甚理想的选择：一个选择是，以色列继续保持其“犹太国”的身份，然而它将不再是民主国家；另一个选择是，以色列成为一个真正的多民族民主国家，但同时自然不会再是“犹太国”；第三个选择是，以色列强行驱逐阿拉伯人（或者让他们不得不选择流落他乡），如此确实可以令“犹太民主国”得以保全，但是以色列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最终自我毁灭。在这样的情况下，“两族共存”或者联邦制看起来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无论此方案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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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我的这篇文章有很多人反对。在提出合理的反对意见者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士首先承认我在文中对局势的判断准确可靠，尽管很令人沮丧，不过他们无论如何无法忍受最后的结论。他们坚持认为必须采取“两国解决方案”。无论有什么阻碍，比如以色列定居者、巴勒斯坦炸弹袭击者等，巴以两边理性的人必须继续谋求实现这个唯一能被双方接受的解决方案。正如丘吉尔对民主制下的定义：“民主制是除了其他已经试过的政治制度以外最差的制度。”“两国解决方案”是除了所有其他解决方案以外最差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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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10月以来，巴以局势持续恶化。以色列分别和真主党以及哈马斯打了两场“成功”的战争；以色列继续在占领区扩建定居点，侵占巴勒斯坦领土；尽管以色列放弃了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该地区离和平和安全却越来越远。2006年，巴勒斯坦人举行了一次自由的选举，该选举是中东地区有记录的选举中最自由的一次。哈马斯赢得了选举，美国和欧洲视哈马斯为“恐怖组织”并对其进行抵制。西方国家一直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打交道，随着它在选举中失势，其权威和合法性也逐步倒塌。以色列这样一个犹太国家却统治着数量日益增多的阿拉伯人口，这些阿拉伯人受到以色列当局压制，心中积怨已深，这样一个糟糕、矛盾的现实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人在说“两国解决方案”，可越来越少的人真的相信该方案能够成功解决问题。下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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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认清两个不可改变的现实。以色列的存在是一个现实，以色列的批评者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么他们也不会被认真对待。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希望建立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国家，这是对现实简单的表述，这个现实也需要得到人们的认真对待。目前双方都不愿意与对方在一个国家中共存，也没有人可以迫使他们生活在一国之中。无论是采取联邦制或者两族共存或者别的形式，“一国解决方案”只有在两边互相友好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条件，也就没必要采用“一国解决方案”了，因为如果有相互的信任，巴以双方应该早就在“两国解决方案”上达成共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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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问题的核心是信任的问题或者说信任的缺失。和平进程非但没有按其设想去“建立信任”，摧毁起信任来倒是非常有效。和平进程在以色列造成了灾难性的局面。以色列目前由联合政府统治，之前属于极右翼的政党组成了该联合政府的所谓“温和”核心。反对党领袖齐皮·利夫尼（Tzipi Livni）之前是利库德集团的一员，利库德集团主要由已逝的纳赫姆·贝京的赫鲁特党组成。赫鲁特党的前身是亚博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领导的犹太复国修正主义运动（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强硬民族主义右翼）。以色列的左翼以及中间党派消失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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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肯定比老工党政府少些虚伪，内塔尼亚胡政府与1967年以来的各届政府不同，它甚至连假装寻求与阿拉伯人和解的姿态也不做，尽管这样的和解是它统治的基础。就在上个月，以色列议会就以色列家园党奥莱夫（Zevulun Orlev）提交的一项私人议员法案进行投票，该法案呼吁，对质疑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存在的人判处最高达一年时间的监禁。最终该议案以47票赞成、34票反对在初步议案宣读中获得通过。与此同时，住房和建设部长艾契斯（Ariel Atias）（他是极端正统派沙斯党成员）于2009年6月2日对加利利的阿拉伯和犹太居民“混居”的现象提出警告，他声称，将两个民族隔离开来是以色列的“国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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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无论巴勒斯坦人多么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他们对其实现的可能性也日益产生怀疑。耶路撒冷圣城大学（Al-Quds University）校长萨里·努赛伊贝博士（Dr. Sari Nusseibeh）一直以来都是“两国解决方案”的支持者，他现在也撰文表示支持“两族共存于一国”，这应该不是个好兆头。在马德里和奥斯陆开启的和平进程失败了，已去世的阿拉法特的名誉因之被败坏，他的继任者也不再被信任。以色列的占领必然会失败，因为它会激化在被占领地区生活的人们。许多年轻的巴勒斯坦人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其代表为通敌者，认为他们与占领者进行了耻辱的交易并从中渔利，与此同时人民却生活在苦难之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与以色列总理或者美国总统的会见常常是一无所获，这样的事情每发生一次，人们对阿巴斯的信任就减少一点，而“反抗军”哈马斯则获得更多的追随者和选票。正如法国维希政府一样（我经常听到人们用维希政府来做类比），与占领方合作的政府很难与占领方就解放问题进行谈判，也难以领导自由的人民。但是如果阿巴斯正在慢慢变成巴勒斯坦人的贝当，那么戴高乐这个角色又应该由谁来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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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双方的不信任与非法定居点或者民族愿望一样，它们都是既成的事实，如果忽视这样的现实，任何和平进程都注定失败。我们这些外国人越是去提倡什么“奥斯陆和平进程”或者“和平路线图”，在实现和平中真正重要的人越不会认真对待我们。正是因为美国政府现在大谈特谈巴勒斯坦国，甚至内塔尼亚胡先生也表示认可巴勒斯坦建国（当然，能够让他认可巴勒斯坦建国的条件极为严苛），这个建国计划才会失去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与以色列人一样，巴勒斯坦人对“阶段性”谈判或者撤军很怀疑。许多表示同情的西方支持者迅速落后于形势的变化。正如内塔尼亚胡先生于2009年6月23日所指出的：“就解决方案进行辩论是在浪费时间。”［1］他说的没错。最近的八国集团外长声明呼吁各方“履行自己在和平路线图中的义务”，“重新开启符合和平路线图、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精神及马德里原则的直接谈判，就所有未决问题进行商讨”，这就是典型的国际噪声，它起不到任何作用。如果美国特使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真的希望“有意义并富有成效”的和平谈判尽早开始，那么他最好能说一些跟上面这种语言非常不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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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让我们来谈真正重要的事情。在巴以之间所进行的悲剧性对抗中，土地一直是中心问题，可土地可能不是考虑解决方案的最佳着眼点。有人提议巴勒斯坦人应该用西内盖夫沙漠的一大块土地来换目前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9%的肥沃土地，这个建议简直是愚蠢，可是它居然被认真提出来了。至于说到在“隔离墙”两边进行更重大的土地交换，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由沙龙领导的以色列在退出加沙地带时都不能做到将区区几百间房屋以及少数泳池完整地留给阿拉伯人，那么为何有人会认为在内塔尼亚胡先生领导下的以色列会在远比加沙地带更具争议的“犹地亚和撒玛利亚”留给巴勒斯坦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呢？它如何会有这样的政治意愿或者谨慎的宽宏大量呢？只有先通过其他途径达成信任和双边的友好，有关领土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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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安全问题”是一个好的着眼点吗？以色列民众真正担忧的是，未来在离他们的主要城市几十千米开外的地方存在一个巴勒斯坦的武装实体。以色列军方利用了这种恐惧，尽管他们自己对此并不感到忧虑，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真正威胁的东西就算有，也不会是一些卡桑火箭，即使发射者能瞄准攻击对象。以色列的问题不是去除掉发射火箭的人，而是在政治上寻求解决，创造一些条件以确保这些人不再出现。通过恰当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巴勒斯坦国可以更好地防止以色列受到恐怖分子的火箭袭击，因为巴勒斯坦国拥有一个国家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也要承担一个国家所要承担的责任。如此，以色列在安全上合理的担忧便可以通过巴勒斯坦的建国（更早而非更晚）而得到最好的解决，拥有国家权力所有外部象征的巴勒斯坦国会为了与自己强大的邻国保持友好关系而抑制国内不安定的极端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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