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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继续追求旧的“和平进程”和“路线图”毫无意义。对和平的实现真正关键的人不相信这些。我们若是将困难问题留到最后，我们也就摧毁了各方对于成功的可能性的信心。目前重要的事情是去说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去另辟蹊径，除此以外别无选择；选择这条路带来的益处不仅仅是当下的，也会是长久的，如果拒绝选择这条路将会导致令人无法接受的损失。只有外部力量参与进来，尤其是美国和欧盟的参与才能说服巴以双方，但是如果他们继续说一些陈词滥调，或者默然接受别人的陈词滥调，或者继续听从海外侨民组织表达各种偏见，那么他们就没法说服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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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立即让“极端分子”加入到对话中来，另外要把那些妥协的温和派缓慢地推到边缘，以免他们的存在破坏人们对和平进程的信心。耶路撒冷问题，对以色列的承认，对巴勒斯坦回归权利以及过往损失的承认等看起来“不可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得到我们的优先考虑。围绕领土问题的处理有可能没完没了进行下去，这些问题可以推迟处理或者交由二级官员进行讨论。在谈判一开始就应该商定好，要在领土问题上达成一些细节非常多的商定，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困难，但是无论怎样的困难都不应该推迟双边协议的建立。美国和欧洲都需要对巴以双方施加影响力、压力乃至强力。以色列人长期以来一直称阿拉伯人只有在强力面前才会做出回应，这点对以色列来说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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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政治是可能的艺术。我不知道针对中东问题采取某种解决方案是否可能解决问题，但是如果它不能，那么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不会有未来，尽管目前只有巴勒斯坦人明白这点。但是哪怕是最迂腐的政治家也应该有足够的智商看到这一想象中的妥协可以带来的益处，特别是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妥协怪罪到不可抗拒的外来压力上面。今天阿拉伯国家所能够妥协的程度是一代人之前所不能想象的。现在的以色列被一些智力平平的人所领导，它目前面临此前从未有过的很有意思的可能性，如果它知道怎么去抓住这些可能性就好了。以色列可以与对其友好的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盟关系，最重要的是和土耳其甚至俄罗斯建立紧密联系，如此一来它可以很容易地令它的区域关系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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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前景下，对于以色列而言，和一个动荡的巴勒斯坦国共存的风险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是，一个通过适当方式建立起来的巴勒斯坦国不应该比其他国家（比如以色列）更不稳定。另外巴勒斯坦没有核武器，而以色列有；巴勒斯坦也没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所以它也就不会像以色列那样常受到诱惑去莽撞行事：我们常在以色列的某些群体听到他们会用“参孙情结”[1]来表达自己宁愿与敌人同归于尽也不愿意妥协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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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的时机不会一直存在下去，一旦有足够多的巴勒斯坦人从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及其对该政策的顽固态度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放弃建国的目标，以色列也就失败了。以色列将被迫面对我在本文开头列举到的几个选择，除非它选择建立一个两族共存的国家（对以色列来说最不可能的选项），那么它将注定永久成为被世界孤立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时间对谁都不利。我们应当想想，这个世界没有哪条自然规律说一个解决方法早晚会自己产生。让事态继续恶化下去（我们已经这么做很久了），或者把事情交给巴以两边无能的平庸之辈来解决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由于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对巴勒斯坦人做出的恶劣行径，巴以乱局目前是全世界反犹主义复苏主要的直接原因，它十分有效地为伊斯兰极端运动“征召”了新成员，它让美国和欧洲在这个世界上最敏感、动荡地区的外交政策成了无稽之谈。是时候做一些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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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写于2009年的夏天，文章一直没有完成或发表。现在此文以草稿形式在本书首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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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孙是《圣经》中的人物，他是一个命定去攻击辖制以色列的外族非利士人的英雄，一生杀敌无数，他在被非利士人抓住后拆毁了他们的神殿，与敌人共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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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三部分 “9·11”事件和世界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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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论《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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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出版社刚刚出版了由罗宾·巴斯（Robin Buss）翻译的加缪的《鼠疫》（La Peste），本文是我几个月前为该译本写的序言。许多读者都熟悉加缪在这本书里写的寓言：在20世纪40年代中的某一年，北非的奥兰市遭遇了一场鼠疫，在这场给奥兰市民们的生活带来毁灭性破坏的灾难面前，人们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予以应对。如今，《鼠疫》又获得了新的意义和一种动人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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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强调，在所有公共选择中个体的道德责任都居于最首要位置，这一点与我们这个时代舒适的生活习惯大异其趣。他所定义的英雄主义是：平凡人因为朴素的善良而做出非凡的事情，这种定义现在看来要真实许多，尽管我们以前可能不那么认为。加缪借书中人物之口这样宣告：“我的弟兄们，你们罪有应得。”这句冷酷的话我们听来会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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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清楚地知道善与恶之间的区别，而且他的立场很坚定（尽管他同情怀疑者和放弃原则者，同情不完美的人性的动机和错误），在他面前，如今我们这个时代的相对主义者和没有原则之人无不相形见绌。他用鼠疫来阐明道德危机的蔓延给人带来的困境虽然很受争议，但这部小说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加缪没有想象到的。对于这部小说的很有先见之明的最后一句话，身处2001年11月纽约[1]的我们可以更好地感受到所具有的力量（我们目前的处境是以前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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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是加缪最成功的小说。《鼠疫》发表于1947年，发表之后迅速取得成功，那年加缪33岁。一年之内，《鼠疫》被翻译成九种语言，之后它被翻译成更多的语言。《鼠疫》从来没有绝版过，甚至在加缪于1960年1月在一次车祸中早逝之前它就已经被确立为世界文学的经典。《鼠疫》比加缪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局外人》更雄心勃勃，比起他后来的著作更容易理解；《鼠疫》让加缪为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所熟知。他可能会觉得这件事很怪异，在他的作品中，他个人最喜欢的是在《鼠疫》发表4年后出版的《反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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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缪很多最好的作品一样，《鼠疫》的写作时间很漫长。他于1941年1月到达阿尔及利亚的海滨城市奥兰——也就是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点——开始收集材料。1942年夏天，加缪因为肺结核周期性发作去了法国中部的一个叫利尼翁河畔勒尚邦镇的山村休养，他在那里继续写作。但加缪很快就被卷进抵抗运动之中，直到法国解放后他才能把注意力再放到《鼠疫》的写作上。然而，到法国解放时，这位之前无人知晓的阿尔及利亚小说家已经成为全法国的知名人物：他是知识分子抵抗运动中的英雄，他是《战斗》日报（它最初是法国抵抗运动的秘密报纸，战后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编辑，渴望理念和偶像的新一代法国男男女女都很崇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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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似乎可以完美担任这个角色。他英俊迷人，他倡导社会和政治上激进的变革，他对数百万法国人的影响力是别人无法比拟的。用雷蒙·阿隆的话来说，对读加缪论述的人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从他那里获取每一天的想法”。战后巴黎的其他知识分子也注定要发挥重要作用，这里面就有阿隆本人以及波伏瓦和萨特。但加缪与他们都不同。他出生于1913年的阿尔及利亚，因而他比他的那些左岸的朋友都要年轻，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在战争结束时都已经40岁以上了；他来自遥远的阿尔及尔，因此也更有“异国情调”，而他的那些左岸的朋友都成长在由巴黎的众多学校和学院所营造的温室环境之中。加缪身上有一些特别的东西。一位当代的观察者说得很准确：“他的脸是那么有人情味，那么敏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身上的那种正直非常突出，让人立即尊敬起他来；很简单地说，他和别人不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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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在公众中间的地位确保了他的书能够获得成功，但是，这本书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和它的出版时间也有一定关系。《鼠疫》出版的时候，法国人已经开始忘记在法国被德国占领的4年中他们所遭受的不适以及做出的妥协。谋求与纳粹合作的前法国元首菲利普·贝当元帅彼时已被审判和监禁（他提出执行与纳粹合作的政策，并且被人视为该政策的象征）。其他通敌的政客当时也已或被处决或不得参与公共事务。从戴高乐到共产党人，各个派别的政治人物无不小心翼翼地编织着法兰西民族抵抗纳粹的光荣神话；经过粉饰之后的官方历史是这样的：在法国国内抵抗者和戴高乐在伦敦领导的自由法国军队的共同努力下，法国从压迫者的铁蹄下获得解放，而令人不快的个人记忆则被哄着压抑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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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加缪这本关于法国被占领时期的寓言重新触碰了法国不久之前所经历的痛苦，但他用的是一种间接的、在表面上非政治化的语调。因此，除了极左、极右势力，这本书没有引起不同党派的不满；书中讨论的话题虽然敏感，但是也没有把人们激怒到拒绝倾听的地步。如果它在1945年出版的话，书中对正义和责任温和的思考则会被彼时充满党派之争的复仇情绪所淹没。如果它要是推迟到20世纪50年代出版，那么随着“冷战”的到来而产生的新的联盟就会让这本书中的主题显得不再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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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面会讨论是否应该把《鼠疫》当成一个有关法国的战时创伤的寓言来读（人们也确实这样来读这本书）。毋庸置疑的是，这本书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加缪在他所有发表的作品里都加入了自己的一部分：他的情绪，他的记忆，他对一个地方的感受；这点是让他与他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区别开来的地方之一，也是让他能够长久地吸引全世界读者的原因。但是，即使按照加缪的标准，《鼠疫》这本书也是尤其内省的，加缪的很多思考都在这本书里透露了出来。加缪很熟悉故事的发生地奥兰，这是一座他非常不喜欢的城市，他所深爱的地方是他的家乡阿尔及尔。他觉得奥兰不但无聊而且物质主义，在奥兰停留期间他的肺结核恶化，这更是让这座城市在他的记忆里的形象固化下来。他因为肺结核的原因被禁止游泳，而游泳是他最大的乐趣之一。连续几个星期，他只得在这个令人窒息的、闷热的地方枯坐。这样的环境便是《鼠疫》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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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大海、体育锻炼以及那种地中海的轻松和自由（加缪经常将这种轻松和自由与北方的阴翳和灰暗做对比）是加缪热爱他的出生地阿尔及利亚的原因之一，然而加缪却很不情愿地失掉了这一切。之后情况变得更糟：他不得不去法国乡村静养。法国中央高原宁静且凉爽宜人。人们可能会认为加缪1942年8月所到的这个偏远村庄是一个作家的理想场所。但是12周后，也就是1942年11月，盟军在北非登陆。德军随后以占领法国南部作为回应（此前这块区域由贝当设在维希这个温泉小镇的傀儡政府统治），阿尔及利亚随之与欧洲大陆切断了联系。此后，加缪不仅远离家乡，也与他的母亲和妻子分离，直到德国人被打败他们都没有再见过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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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疾病、流亡和分离真实地存在于加缪的生活中，也被他写进了小说里，他对疾病、流亡和分离的反思构成了书中的重要部分，与寓言本身形成了一种比对。因为他有过这种切肤的亲身经历，加缪对鼠疫和孤独的痛苦的描写才格外生动和诚挚。书中的讲述者很早便这样说道：“这场鼠疫给人们带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流亡”，“长期流亡的最大痛苦便是与自己心爱的人分开”，从这样的语句里我们能够看到加缪自己的感受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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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加缪和读者与他早期的小说联系了起来：疾病、分离、流亡总在我们完全没有预料时不期而至。它们对加缪所说的人类境况的“荒谬”和人类所做事情看似偶然的本质做出了重要说明。他的主要角色格朗在没有明显原因的情况下谈及自己在烟草店听到别人在谈论“一个年轻的公司员工在某个海滩上杀了一个阿拉伯人”。加缪这样写不是偶然的，格朗所听到的话当然是在暗指《局外人》中的主人公默尔索偶然做出的、后来带来重大影响的暴力行为。在加缪看来，把默尔索的行为与《鼠疫》中的肆虐的鼠疫联系起来的不仅仅是它们共同的发生地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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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加缪并不只是在书中插入他其他作品中的片段以及他在自己的个人境况里所感受到的情感，他还直接把自己带进小说中的人物身上，他特别用了三个人物来代表和阐明他独特的道德视角。兰伯特是一名年轻的记者，他与身处巴黎的妻子两地分离。他最初拼命想逃离这个被隔离的城市。他只关注自己个人的痛苦，漠视眼前更大的悲剧，他感觉自己跟这个悲剧关系非常远——他毕竟不是奥兰的居民，但却因为偶然的际遇被困在这里。就在他逃走的前夕，他意识到，虽然他并非情愿，然而他已然是这里的一部分了，他与这里的人们面临着相同的命运；于是他不顾风险和早先自私的需求，他留了下来并加入了“卫生队”。面对不幸，起初他的抗争纯粹只是个人性的，现在他加入到了其他人中间一齐抵抗所有人共同面临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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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所认同的是里厄医生，从这一点上我们能够看到他在那些年中不断变化的情绪。在苦难和公共危机面前，里厄会去做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他成为领导者和榜样，不是因为他很英勇或者他做了细致的推理，而是因为他的一种必要的乐观情绪。20世纪40年代末，面对人们对他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期望，加缪感到疲惫和抑郁，他在笔记本里写道：“每个人都要那个仍在寻找答案的人立刻达成结论。”人们在等待加缪这个“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一直不喜欢这个标签）给他们一个精美的世界观，但加缪给不了他们。［3］他借里厄的口表达自己“厌倦了所生活的世界”，他唯一所能够确定的是“他对同类的感情，他所能做的就是决心拒绝接受任何不公正，拒绝做任何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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